主题：【原创】几无御敌之策，林则徐为什么仍不服输? -- 用心荐华

但是效果就是比美国的强，

说明大清政府有效地维护了国内毒品市场经济秩序。

另外，大清能一度成功禁烟，这本身就说明了管理毒品市场的能力。美国就没这种能力。

当然是大清更强

鸦片战争后，清朝面对“洋药”（印度鸦片）涌入，一方面课以重税，另一方面则鼓励本土种植鸦片对抗。由于要镇压太平天国筹措粮饷，于是 “议内言洋药一项，除系官员兵丁太监人等，照例治罪，又私售藏奸聚集者，照聚赌例治罪外，其余民人概准买用。凡外洋及内地客商，在各省关口贸易者，均应着定税则” 从1858年开始对鸦片驰禁（有限合法化）并征收鸦片税。

由于罂粟的经济价值超高（汁液作鸦片，籽可榨油或吃，叶子可以当蔬菜或饲料，杆茎可做燃料，粟壳可做药物和调味品），同时罂粟几乎可以在任何气候环境条件下进行种植，于是种植罂粟的风气迅速在民间蔓延开来。地方官员们也意识到，即使当别的农作物不景气的时候，种植罂粟也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益。于是经常有地方官员以鸦片税抵冲田赋的。由于种植一亩罂粟的收入是种植一亩谷物的几十倍到上百倍，各地官员把鼓励种植鸦片等同于传统的鼓励种植桑树养蚕或种植茶树。

到1874年，李鸿章奏请放开国产鸦片的管制，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到1881年，外国鸦片就卖不动了。第二年清朝就成了鸦片出口大国。这种情况下，各地官府直接组织生产鸦片。

地方政府更是积极踊跃地“怂恿”农民种植鸦片，种少了还不行。陕西咸阳当时就有法令，要求“家有一顷（100亩）地者，必以五十亩种罂粟;有三十亩者，必以二十亩种之;即有五六亩者，亦以三亩种之。”

云南全省耕地的1/3用来种植鸦片，年产值约六千万到一亿两。到清末，刘光第在日记《南旋记》里写重庆涪陵的罂粟，“此地与忠州、丰都皆以种罂粟为要务，葫碗、菜、麦，至市他邑，故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也。”

最有意思的是清朝彻底开放鸦片合法化前作了最后一次挣扎，1871年照会英国说，如果英国不停止向中国出口鸦片，中国只能以全面开放鸦片种植来对抗。英国觉得如果中国真这么干，肯定会导致鸦片价格崩盘，英国无利可图。但同时英国议会并不相信清政府做得出来。

结果清政府说干就干，全面种植鸦片，不到十年就把英国鸦片生意挤垮了。

所以论组织能力，不论是干正事还是贩毒，西方还真不是中国的对手。同样的，清朝在末年还能控制鼠疫。西方到现在还没学会强制戴口罩。

这种组织能力在得到了工业革命的成果后，就变成了世界工厂的奇观。

所以“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真的是传统艺能。😁

左宗棠在新疆打败的阿古柏，不仅仅是叛乱的少数民族，还是俄国的代理人。最后签的协议也是和俄国人签的。

农民种植鸦片主要是因为官府的推动还是本身有利可图？

二、从“船坚炮利”到“船炮水军”，对英军的技战术优势心服口服

虽然蒙受冤屈、报国无门，但也不能不忧心国事。林则徐接下来又写了一大段文字，主要分析说明开战后英军在水陆战场上所呈现出来的技术与战术优势，以及清军面对英军技战术优势的无能为力。这段文字各方多有引述，为方便一窥全貌，先完整地移录在下面：

【自念祸福死生，早已度外置之，惟逆焰已若燎原，身虽放逐，安能诿诸不闻不见?润州失后，未得续耗，不知近日又复何似?愈行愈远，徒觉忧心如焚耳。窃谓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沿海口岸防之已不胜防，况又入长江与内河乎?逆夷以舟为窟宅，本不能离水，所以狼奔豕突、频陷郡邑城垣者，以水中无剿御之人、战胜之具，故无所用其却顾耳。侧闻议军务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长，故不与水战，而专于陆守。此说在前一二年犹可，今则岸兵之溃更甚于水，又安所得其短而攻之?况岸上之城郭廛庐、弁兵营垒皆有定位者也，水中之船无定位者也。彼以无定攻有定，便无一炮虚发。我以有定攻无定，舟一躲闪，则炮子落水矣。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它深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军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

需要说明的是，这段文字是经过改写的，比照底稿，改动还不少。这些改动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观察角度。首先一条，“窃谓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这一句中，“水军”二字，底稿中原无，是后来加上的，有关“水军”的分析也成为这段文字的主要思路与侧重。这说明，在林则徐逐渐理清的概念中，英军的优势，体现于“船炮水军”，“水军”更是集大成的优势所在，而不是我们过去所误以为的“船坚炮利”。事实上，信中也全无“船坚”或“炮利”等等字样。

不过，为了说明林则徐的认识过程，还是有必要从“船坚炮利”说起。船坚炮利，今天已被视为成语，而林则徐（与邓廷桢）的《会奏穿鼻尖沙嘴叠次轰击夷船折》则被指为源头。此奏折作于1839年11月穿鼻海战之后，其中确实有说，义律“私邀夷埠兵船前来”，“无非恃其船坚炮利，以悍济贪。臣等并力坚持，绝不受其恫喝。”但在此之前，林则徐至少已经有2次言及“船坚炮利”了。一，1839年5月1日《致莲友先生》信中云：“即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施伎于内港。”二，1839年9月1日与邓廷桢会奏《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认为英国在技术方面的优势也占不到多少便宜（下面多抄录一些）：

【夫震于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其奢靡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仗，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惟不与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必以重赀倩人导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从前律劳卑冒昧一进虎门，旋即惊吓破胆，回澳身死，是其明证。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首先，船坚炮利的说法，来自于那些害怕英国的人（“夫震于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而林则徐则认为“英人非不可制”，显然不属此类，所以我们不应该草率地认为他是这个成语的发明人。另外，林则徐认为所谓的船坚炮利并不可怕，为什么呢？因为有前例可鉴，5年前的1834年，英国政府未得中方同意而单方面派遣的所谓首任驻华商务总监督律劳卑就曾率2艘巡洋舰强闯虎门进入广州黄埔，但中方还是能以严密封锁的方式迫使这2艘英舰及另外8艘武装商船退出珠江内河，律劳卑本人也因内外交困发病身亡。林则徐信中所言确为事实。

也就在9月1日林则徐等发出“英人非不可制”奏折的前一天，由印度前来增援的一艘载炮28门的英国军舰抵达（此前已有整整3个月在中国海域没有英国军舰），义律顿时为之胆壮。9月4日，广东水师的3只师船在九龙尖沙嘴附近巡查时遭受英国5艘武装船只攻击，后在岸上炮台的协助下将其击退（此即史家所称的九龙之战，或指为鸦片战争爆发之首战）。林、邓闻讯后即往虎门与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会合驻防。此战得胜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因此3人《会奏九龙洋面轰击夷船折》称：“臣等查英夷欺弱畏强，是其本性，向来师船未与接仗，只系不欲衅自我开，而彼转轻视舟师，以为力不能敌。此次乘人不觉，胆敢先行开炮，伤害官兵。一经奋力交攻，我兵以少胜多，足使奸夷胆落。”表现出完全不惧海战的态度，此折中也没有“船坚炮利”字样。实际上是过于乐观了，因为此战在近岸进行，英国军舰大船本身并未直接参与，优势不得发挥。

11月3日，更大规模的海战发生了，英国2艘军舰在虎门外穿鼻洋面攻击广东水师主力，关天培率队（西方著作称有29艘师船）迎战，其本船所载3000斤铜炮发威击中英舰，但英舰损失不大（此即史称之穿鼻之战或穿鼻洋海战）。林邓《会奏穿鼻尖沙嘴叠次轰击夷船折》称：“我军本欲追蹑，无如师船下旁灰路多被夷炮击开，内有三船渐见进水，势难远驶。而夷船受伤只在舱面，其船旁船底皆整株番木所为，且全用铜包，虽炮击亦不能遽透，是以不值追剿。”这里主要解释了英方的“船坚”（抗打击力强），实际上也间接解释了英方的“炮利”（火力猛），都是与中方船炮相比所具有的优势，“船坚炮利”的字样也在奏折中再现。此战广东水师损失较大，林邓只报告有3只船进水，但西人（美国传教士在澳门出版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报道有4只师船被击沉。林邓虽为关天培表功报捷，但也从中认识到确实不可轻与英国海战：“经提臣关天培统师攻击，虽已逃窜不遑，究以师船木料不坚，未便穷追远蹑，则仍须扼其要害，务使可守可攻。”

可以说，林则徐刚开始对船坚炮利之说将信将疑，九龙之战后甚至一度不再相信，但是2个月后的穿鼻洋海战就表明英国船坚炮利绝非虚言。此后林则徐虽然也还是免不了做些可守可攻的计划或夸口，但实际上已抱定方针，“仍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之百无一失也”，道光皇帝也认为“所见甚是”。很可能是由于不再优先考虑海战，“船坚”的因素退居于“炮利”之后，林则徐不再说英国“船坚炮利”，而是改称“炮利船坚”，也因此开始注意英国战舰的火力配置。

1840年春末夏初，英国远征的军舰陆续到达广东沿海集结，5月，林则徐报告有一艘来航战舰“有大炮四十余门，夷兵三百余名”，6月，又报告：“一系大船，有炮三层，约七八十门”，这正是当时来华英舰中的最高火力配置（72或74门炮）。此外，“又先后来有车轮船三只，以火焰激动机轴，此项夷船前曾到过粤洋，专为巡风送信。”这是刚刚问世不久的蒸汽轮船，实际上已经配置武装（林则徐尚不知晓）。如此前所未见的强大军力，应如何防范？林则徐当然早有备战，其主要应对方法是加强岸防大炮，“所有虎门各炮台，先已添建增修……犹恐各台旧安炮位未尽得力，复设法秘购西洋大铜炮，及他夷精制之生铁大炮，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不等，务使利于远攻。现在该处各炮台，计有大炮三百余位。”（《英人续来兵船及粤省布置情形片》）这里说的秘密购买西洋（葡萄牙）大铜炮及其它各国精制生铁大炮很值得注意，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亦说林则徐“购西洋各国炮二百余位，增排（虎门）两岸。”照此看来，虎门各炮台布置的300多尊大炮的大部分是西方各国制造。但两军对垒，胜负究竟有多少把握？林则徐则完全没说，可见并不乐观。

然而英国远征军按照既定的战争计划，并不在广东求战，而是沿海路北上，7月，先占领了舟山群岛上的定海县城。林则徐闻讯后告诉道光皇帝说：英军上岸后，其优势反而不能发挥，“第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夷匪既在岸上，要令人人得而诛之，不论军民人等，能杀夷人者，均按所献首级，给予极重赏格。似此风声一树，不瞬息间，可使靡有孑遗。”（《密陈以重赏鼓励定海民众诛灭敌军片》）英军上岸后，炮利船坚的优势不能充分发挥，这个分析方向是对的，但林则徐显然并不了解以至于低估了英军在陆地上的战力，所以还不可能真正找到制敌致胜的方法。

总而言之，在（1842年9月林则徐写我们所讨论的这封信之前2年的）1840年9月之前，林则徐承认英国在海上有武力优势（先沿用“船坚炮利”名之，继而改称“炮利船坚”），但是认为这种优势到近海、内河并不能充分发挥（更不要提上岸），所以并不可怕。有必要指出，这并非纸上谈兵而得来的盲目自信，而是基于中英之间已经发生的几次（小规模）武装冲突经验的总结，基本上还是实事求是的，所以不应该简单地视为笑料。之后，林则徐被革职处分，失去了掌兵（及上奏）的权职。

而英方见以武力威胁压迫清政府的计谋初步得逞，寄希望于通过谈判实现其侵略要求，也不急于大打出手。至1841年1月7日，英方在与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琦善的谈判中不得满足，英军才出动攻陷大角、沙角炮台。此战是鸦片战争中第一次大规模实战，虽然大角、沙角炮台只是虎门要塞的前哨阵地，战斗也只持续了1个多小时，但清军将士奋力抵抗，驻守指挥官副将（比总兵低一级的官衔）陈连升阵亡，并死伤700多人（参战总数约800人），竟然是整个战争期间一次战役清军伤亡的最高记录（惨烈惟有最后的镇江之战堪与之比）。而英军水陆二路1500人出战，仅有38人受伤。2月26日，英军又耗时一整个白天逐次拿下虎门要塞的核心阵地（共6个炮台），并致关天培阵亡。此虎门之战在文艺作品乃至研究著作中多被称为“大战”、“血战”，仅以战斗耗时与阵亡将领的级别（关天培为提督，比副将陈连升高2级）这二项指标来看似乎并不为过。但在英军的优势火力之下，虽然关天培坚持以身殉国，清军士兵更多的表现为四散逃跑，困在江心岛屿炮台无路可逃者则做了俘虏，总的伤亡数字只有大角、沙角之战的大约一半。而英军基本上没有损失（只有以个位数计的人员受伤），堪称零伤亡之战。以此衡量，虎门之战的激烈程度反不如大角、沙角之战。

虎门是清朝全域最重要且最坚固的海防要塞，战前几年又一直在针对英军来犯备战布防，所以大角、沙角并虎门之战无疑是衡量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军事技术和战术的最佳战例，同时也是林则徐最为深切了解的战例，当1842年9月他总结与分析英军的技战术优势时，多半基于大角、沙角并虎门之战。

林则徐认为，炮战中清军相对于英军最突出的劣势是“器不良”与“技不熟”：“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前者说的是火炮的射程，敌长我短。可以推测林则徐在战前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而购买各国八九千斤大铁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实战中并未见效。后者说的是火炮的射速，敌快我慢。林则徐还不能理解这也是技术指标，因此将此归结为炮手操作是否熟练。二者合起来就是英军炮火的打击力胜过清军炮火，虽然没有使用“炮利”字样，说的还是“炮利”的事。

但就完全没有涉及“船坚”，为什么呢？林则徐这里没有明确说出来的事实是，面对英军的进攻，清军毫无还手之力，“未伤一船，未中一炮。”敌船不受损伤不是因为其坚固，而是我方炮火根本打不中。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林则徐给出了解释，即英军以船载炮，具有机动性，而清军是岸上固定炮位，只有挨打的份。但这样的解释并不到位，因为仅凭船舰的（低速度）移动，并不足以躲避（高速度）炮火。底稿原来只写：“彼以无定攻有定，我以有定攻无定，试问孰为有准乎？”尚可称模棱两可，加上“舟一躲闪，则炮子落水”，反生画蛇添足之效。另外，林则徐反复强调的大炮射程问题也属于误导。英军轻松夺取大角、沙角炮台的要诀是侧翼登陆攻击，轻松拿下虎门要塞核心阵地距离的要诀也是从侧后方近距离攻击，都不是依仗火炮射程长的优势欺负清军。从大角、沙角一线（珠江入海口）到虎门核心阵地约5公里，符合林则徐所说的“十里内外”，以清军火炮的射程，完全不可能从虎门核心阵地对大角、沙角进行支援或打击。但反过来英军也不行，当时英国各型火炮射程也就二三公里。实际上，英军并不是从大角、沙角一线对虎门要塞发起进攻的，其舰船早已预先进入虎门一线水域，甚至已经突破江面排链封锁深入至炮台侧后。清军的大铁炮虽具备一定的射程，但不能灵活调整射击方向与角度，不能实施准确打击，这才是无法还手的真实原因。

所以说，虽然大角、沙角并虎门之战是林则徐最为深切了解的战例，但他的了解却并不真切。林则徐说来自内地的清军官兵完全不了解英军的技战术优势，这没错，但他自己也同样没有亲临前线，也不是真正了解。当然这是有客观原因的，亲临战阵、坚持战斗的清军将士，有可能真正理解英军技战术优势，但他们大多当场阵亡，这使得中方很难有及时总结分析战场经验教训的可能。

尽管林则徐对英军技战术优势还谈不上真正了解，但实际发生的战果已经足以让他为之折服，他甚至认为火炮的威力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所谓“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 此处“百万貔貅”一说，耐人寻味，要知道，当时清朝的全部军事力量也不足百万之数。实际上，林则徐起初的表达是“万军”而不是“百万”，其底稿是这样的：

【若不于此求所以制敌之方，即远调万军，亦只仅临阵之一哄。前事可悲，后患尤大，每一思之，心肝欲裂。天佑我国家，或当有伟人出而殄灭此虏，而不知其为谁？奈何，奈何！】（底稿至此结束）

清军在战场上可以摆出人数上万的部队，但抵挡不住英军大炮的一阵猛烈轰击，这与当时的战场形势符合。但是林则徐特意把“万军”改写为“百万”，这就说明他所论不再局限于具体的战场形势，而是整体的战争形势。

为什么百万大军也无济于事？因为英军是“以舟为窟宅”的“水军”，可以“朝南暮北”，具有极大的机动能力，可以选择战场，“狼奔豕突、频陷郡邑城垣”。而清军没有相应的水军应战，陆地调兵不易，只能被动地四处设防，“沿海口岸防之已不胜防，况又入长江与内河乎?”如此来算，百万大军确实不足敷用。

当时及后来朝野上下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以为，如果林则徐得到重用而不是被排斥，就可以打赢鸦片战争了。这也正是我所谓林则徐史观的初始问题。

王鼎尸谏之说出自《清史稿》，为什么不能被完全采信呢？一个内阁大学士（不是军机大臣级别，当大学士之前十几年就是军机大臣了）既然走到了要搞尸谏这一步，他不预先有所安排而让遗疏被人轻易压住、篡改，这也太不把自己的命当一回事了，很难让人相信。

如果说他是自然死亡，遗疏中有保举林则徐甚至弹劾穆彰阿，这还比较可信。

鸦片是超高利润的经济作物。农民当然愿意种。但和任何经济作物一样，要挤占粮食生产的空间。清朝全面开放鸦片种植的恶果之一就是大家都去种鸦片，没人种粮食，结果粮食不够吃，连年灾荒。

这种情况的形成完全是各地方官以鸦片种植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关系。中央驰禁，地方则是要完成赋税。由于鸦片暴利，成为主要赋税来源之一，地方官当然要鼓励。至于老百姓是不是能吃饱饭就不关他们的事了。

农村土地如何经营，是个头疼问题。要多方试点才行。

一鸦之前。

到了左宗棠，时代毕竟不同了。军事走向近代化，军队的人员，编组，训练，装备，技战术诸方面都与之前有很大不同，不好放在一起比较。

所以左宗棠可以称为近代中国军事领域的名将，另外名将一词放在刘锦棠，刘永褔等将领的身上更为合适，左宗棠称为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应该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