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信息流行病】新冠超额死亡数据的悖论 -- 夕曦

首先声明：

1， 在我从事的专业领域的一个常识是：没有一个研究可以完美地全面解决研究的目标问题。同样，一个帖子也不可能把与主题相关的所有方方面面解释清楚。没有说清楚的地方，欢迎提问或者补充。虽然比大家多了解一些专业知识，也只是个人很肤浅的认识、个人看法而已，有错误也是必然的。

2， 这里是用不同的视角看待热点事件：“新冠超额死亡数据的研究“。同时也是将我了解的专业知识介绍给大家，由于知识积累的基线不同，肯定会有与大家不一样的观点。可以探讨，但不希望简单粗暴地贴政治性标签，扣帽子、批判、骂人。

3， 与数据分析相关领域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表面很明显的眼见为实的东西，统计分析后有可能证明“眼见为实”的观点是错误的；更进一步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分析，还可以发现统计分析对“错误”的认知还可能是错误的，但又不支持原先“眼见为实”的观点。也就是说对同一个事实，在不同层次的认知可以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和观点。不同层次的观点，争论谁对谁错是没有意义的，更现实的作用是拓展自己的眼界。

2020年初爆发新冠世界大流行，当年6月底世卫组织就首次召开非公开的信息流行病学会议，目的是“在COVID-19大流行背景下（世卫组织首次信息流行病学会议）

这个帖子主要讨论的原始信息产生于一个不完美的专业研究，由哈佛、耶鲁、Baylor医学院等著名大学的学者开展，在顶级国际权威医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发表，题目是：新冠病毒Delta和 Omicron 流行期间马萨诸塞州的超额死亡研究，给大众介绍了“新冠超额死亡数据和超额死亡率”的新概念。（超额死亡研究）

该研究观察到的结果是：

这个研究的论文发表后，在社交媒体上产生了一些传播又远又快的、与之相关的错误信息，主要的信息流行病有两个，一是奥密克戎有更高的致死率，二是更高的致死率说明奥密克戎比德尔塔的毒性更强。

首先，我们需要看看超额死亡的研究到底可以提供什么信息。

超额死亡研究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一种不太可靠的间接研究方法，目的是研究疫情爆发对现有医疗资源冲击的程度，据此数据用来辅助评估并选择不同的疫情防控政策和措施。

我是在非典爆发后期的一次关于非典流行学术活动中最早接触超额死亡概念的。由一个当时兼任世卫组织顾问的教授提出讨论的。因为第一次接触超额死亡概念，特意着重问了几个相关问题，综合讨论的结果，对超额死亡有了以下大致了解。

对一个国家和地区，医疗资源和水平都是有限的，并且分布不平衡的；由多种因素决定，其中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生活卫生习惯、医疗体系和水平等等。由于医疗资源与水平的限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能够得到针对具体病情的理想治疗，必然会出现死亡。有些是在医院治疗过程中出现的死亡，这部分属于医院死亡的统计数据；也有在医院以外的因病死亡，不会记录在医院死亡数据中，而是会统计在社会总和死亡数据中。

在正常社会生活状态下，会形成两个死亡动态平衡。一是医疗资源供给量决定的死亡平衡，医疗资源不能满足收治所有社会上新出现病例，病人在医院以外因病死亡；另一是医疗水平决定的死亡平衡，就是医院内死亡。从长期看这两个死亡动态平衡中的死亡数据是相对稳定、变化区间不大的，可以用来做为超额死亡研究的对照数据：就是预期死亡数。

在特殊情况下，比如重大自然灾害、战争、疫情或严重污染事件等，可以导致短期内出现大量新病例或者政府政策措施干预医疗资源被占用，都会导致医疗资源和水平显著下降，正常情况下新出现的病人得不到医疗救治或只能得到低质量的医疗服务，结果是两个死亡平衡都被打破，在预期死亡数之上增加了死亡。虽然医院内和医院外死亡增加的程度可能不同，与预期死亡数相比，都属于超额死亡。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超额死亡都是特殊事件的附带死亡（collateral death），不是直接死亡。超额死亡研究既可以评估特殊事件连带的间接损失，也可以用来判定采取的对应政策与措施的效果，因此说是间接研究方法，并且使用的死亡数据相对其它公共卫生研究方法来说都是笼统不准确的。

当时对非典疫情的防控的讨论，有一派的观点是由于中国严格的隔离政策，在医疗资源和水平都相对西方不足情况下，会产生更多的超额死亡。虽然非典病毒的死亡率很高，但全球累积总死亡人数只有800左右，中国医疗资源因隔离被挤占导致的超额死亡很可能大于非典病死亡人数。

我当时听了很是气结。疫情初期这些专家同事批评中国不承认存在非典疫情导致疫情蔓延，对此问题我无话可说；但中国发现错误后迅速采取断然隔离措施控制了疫情，他们又用超额死亡来批评，虽然是学术讨论，还是让人感到很过分。不过当年中国疫情防控确实问题很多，很难有底气反击这些批评。

另一个让我气结的地方是，超额死亡研究需要长期的死亡统计数据，中国当时都没有或者是不公开的。在谁都没有中国死亡数据情况下，西方专家用超额死亡估计来批评中国，是无法用数据客观反击的，让人非常郁闷。在这之后我对相关的数据非常留心，发现中国的确有死亡数据，甚至比西方统计的还完整准确，令人遗憾的是一直都不公开。同时行业壁垒和本位主义严重，很难出现跨领域合作将数据的潜能发挥出来。几年之后，我得到一些其它数据，可以间接评估超额死亡，但已经完全没有兴趣做非典的超额死亡分析了，当时粗略估计超额死亡应该远远大于非典直接死亡数。在这个帖子的下半部分，我会用这些数据对上海疫情封控的超额死亡，做模拟分析。

非典疫情的经历，使我对超额死亡研究的认知一直局限在因隔离防控措施挤占医疗资源导致的超额死亡。这次新冠疫情，才发现另一个极端疫情对应措施：躺平，也可以引起超额死亡。新冠病毒全球大爆发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部分，规模之大远远超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执政能力，居然有公共卫生专家提出群体免疫的“躺平”对应策略。结果每一波新冠疫情，西方国家都会在短期内出现大量新感染病人，极大占用了医疗资源，导致了超额死亡。

《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发表的美国马萨诸塞州新冠超额死亡研究虽然没有在文章中讨论（这是该研究不完美的地方），其中的哈佛作者还是在新闻采访中承认（“较温和”的奥密克戎）：

西方国家超额死亡研究的结果，反应出来的是“躺平”策略附带的新冠疫情超额死亡。中国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是严格的隔离防控，与“躺平”策略是截然相对的。新冠超额死亡数据的悖论，在于“躺平”策略和动态清零都可以产生超额死亡，但引起的原因是不同的，从不同的平衡端打破了死亡动态平衡。“躺平”策略极大增加了需要医疗资源救治的新病人，而严格的隔离防控却限制新冠以外其他病人对医疗资源的需求。所以西方超额死亡研究的数据有用但是是不能用来直接使用的。只能使用中国自己的统计数据，确定隔离防控的超额死亡，再来从死亡动态平衡两端与西方超额死亡数据参照，在隔离与开放之间选择最佳的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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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我和我家族认识大量人，定居在中国非典/新冠爆发得最厉害的若干地区。

我们没有确证有任何一个人直接或间接（比如无法去医院就诊）死于非典。

我们确证至少4人直接死于新冠，但没有人间接死于新冠。

都算不上，应该属于“耳听”的风闻。

我们应该不在同一个认知层次上，你从感性的认知有不同的结论观点，是非常正常的。

普通人的接触范围太窄，数据少自然偏差会很大。

看得出楼主是这方面的专家，理性上我相信老兄的分析，但说实在的感性上不太接受你的分析。

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新冠问题很复杂，不是一个单纯的数学或物理问题，欧美现在的情况可以作为参考，但谁能说放大到中国现在这样的人口尺度，这样的社会环境，这样的国际环境上又会出现哪些幺蛾子。我的反感大多来自专家的铁口直断，对这个问题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敬畏，给人的感觉就是把你们普通人懂啥，根据我的研究。。。，问题是如果有啥没考虑造成结果错误会如何？专家拍拍屁股说句抱歉，背后的后果谁来承受。

抱歉说话可能比较冲，不过我想这也是很多外行人跟老兄在这辩论的原因之一。

网红玩弄数据和文字，通过概念把问题复杂化，这就是主席说的不想让老百姓看明白，好掌握话语权。

老百姓想知道那些信息，简介明了，直截了当。可惜，现在某些人暗搓搓有意把人绕晕，好推销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当时第一次接触非典超额死亡这个概念时，心里的反应正是你描述的状况。

统计模型，且不说本身适用不适用，输入数据质量不高/有意无意调个参，得出的结论能差很远。“著名”的3000万，不就是这么出来的吗？

有实战工程经验的人，多少知道，用统计模型研究社会问题得出的结论，要非常非常慎重地对待。

他就是个传声筒，大大方方的坐在科学的反面。

夕曦河友不一样，感觉还是以科学的态度挖掘数据，现在急需这样的研究。但要往前再走一步，进行预测以指导防疫政策，不可控因素太多，下结论还是慎重些，底线和余量留的足些。

有个概念很重要：有超额死亡，理论上就应该有减额死亡来对应。举个简化的例子来解释：

某个地区，没有疫情的时候，正常6月份会有1000人去世，但一波疫情过来，该年6月份死亡了1500人，出现了一个波峰，多出来这500人很可能不是直接死于新冠，而是新冠影响了他们的健康，让这些人提前死亡，例如这些人原本是12月份才会去世，现在提前了半年。

那么，到了12月份，没有疫情的时候，应该有1000人去世的，但由于500人提前走了，理论上，我们应该可以观察到一个波谷，会发现这个月只有500人去世，这个就是对应的减额死亡。

新冠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统计数字总是见到波峰，甚少见到波谷，要见到波谷，才能说应死尽死。。。。

“超额死亡”背后的真相

https://zhuanlan.zhihu.com/p/518054177

曹天元是自媒体时代之前的科普作家，《上帝掷骰子吗》的作者

另外，楼主非要去反驳两个低端流言“一是奥密克戎有更高的致死率，二是更高的致死率说明奥密克戎比德尔塔的毒性更强。”，其实也是属于找出对方阵营最low的言论就自我感觉良好的模式（这个算是诛心之论，如有苛责请谅解）

就我见到那些靠谱人群，对沪今年的公共卫生医疗界表现及言论持批判意见时，通常不会否认BA1/2的肺炎发病率明显降低的结论。

拍总会有部分微信文章，归谬对方推论过程（比如体外抗体中和能力推导毒性），引出不靠谱结论的行为，我是觉得过于追求传播学效果了。

从大数据上说，中国防控两年半，似乎没有超额死亡（？）

很幸运，我们2020年刚好做了人口普查：

补一个，2020年的是1000万。

从2011到现在，画根线，很平缓的上升，看不出有超额死亡。这是中国的整体情况。

但是，上海的防控与众不同，单独拿出来研究，很有试验意义和将来的指导意义。

否则影响你的个人信誉。

提出的减额死亡概念。实际上人群健康的变化和医疗资源之间有供求平衡，今年有疫情导致500人提前走了，但疫情也可以导致另外500人健康恶化，在明年死亡。。。好像怎么说都可以。

这是我对超额死亡研究不是特别关注的原因。

写作发帖对我来说都是自我学习的过程，没有考虑太多其它的东西。所以我只会适度争论，不会强求谁对谁错；也只是在河里发帖，不在其他地方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