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佩婆窜台，男性气概与上党之围 -- 达闻奇
完全是胡思乱想哈，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如果 贵州的FAST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改造成电子脉冲武器基本就把美国的卫星，星链完全给消灭了吧
九、“不许躺平！”
按：因为目前的局势瞬息万变，虽然本文分析的现象也才发生于短短两月之前，但情况依然随时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文中对于一些事件的总结和剖析难免挂一漏万。这里尽量按照目前发生的逻辑一步步写下去。
1.认命可以，躺平不行？
上一章节提到的“躺平吧”，事实上，如果你现在去看，会发现这个吧已经被关闭了。
至于为什么会关闭，知乎上有个帖子一针见血：因为统治阶级发现，躺平真的有用。
甚至连俞敏洪这样靠个人奋斗成功的平民精英，也出来教诲莘莘学子，不能躺平：
在网络民族主义的大本营观网上，更是有这样的“灵魂之问”：当今的年轻人为何对国家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而对自身的前途命运悲观失望？
在躺平成为网络热词和众所周知的梗后，官方也曾经发表过言论，湖北某电视台直播节目甚至公开说出：“认命可以，躺平不行”的口号。
2.当代民族主义的前世今生
要说清楚当代民族主义的来历和发展变化，是个很艰巨的任务，一篇文章肯定不够。大家知道，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文化伴随着大门的敞开也进入了中国社会。同时，因为自身的落后，从一百年前开始的自我反思与叩问也重新回到了国人的视野。
要找出八十年代所谓“崇洋媚外”的证据，似乎并不费力，从《河殇》的热播和成为文化现象，到各种外国影视剧的风行，甚至费翔的走红也成了佐证之一。李陀回忆八十年代在一次会议上，别人打断他的发言问“你到底支不支持“全盘西化”？”李陀愣了一下，表示说“支持”，别人才笑脸相迎允许他继续说下去。
更不用说忙总说的，八十年代如果美国要求中国合并入美国成为一个州，大多数的国人都会欢欣鼓舞欣然从之。
从我有限的认知看，我觉得这样的描述还是有些夸张了。但八九十年代中国整体的社会风向大幅度倾向西方应无疑问。
但同时，也并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从八十年代的“气功热”，“国学热”，到九十年代《中国可以说不》的流行，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民族主义并没有“过时”，反而与对外国文化的尊崇一样，一时瑜亮。
其中，来自官方的三名知识分子的发言尤为举足轻重，那就是何新、汪晖和甘阳分别在1990年、1997年、1999年发表的三篇文章/演讲。
1990年6月，应北京大学党委及学生工作部邀请， 何新对北大应届毕业生发表了演讲《我向你们的良知呼唤》，可谓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扛鼎之作。虽然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但仔细阅读演讲全文，其声情并茂、循循善诱、力透纸背的感染力仍然穿过时间隧道，栩栩如生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尤其是这篇演讲的时间正在八平方一年之后，当时的北大学生与官方和何新这类喉舌仍有严重的对立情绪，何新的表现可谓深入虎穴，临危不惧，虽千万人吾往矣！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篇演讲无论从表述的方式还是内容，作为古早时期学生政治思想宣传的作品，竟然在如今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也毫不过时，尤其是学生的临场反应也被忠实记录了下来，从头到尾看下来，你会有强烈的身临其境之感，紧张之处能让人攥紧五指、大汗淋漓，精彩之处则让人醍醐灌顶，拍案叫绝！
其中最重要的一处段落，我认为是他提出的“拆房”论，不妨引用如下：
如果我和大家共同住在一个房子里，这个房子破旧了。旁边有阔佬们的高楼大厦。我们存在于这个地方，碍了阔佬们的事，人家就总想拆我们的房子。而这房子里和我合住的伙伴也告诉我，说咱们这个房子太破了，咱把它拆了吧，拆了也盖阔佬那种高楼大厦。我反对，我说：“我们目前还没有钱。我们这个家底还不厚实，我们不应该和那些阔佬攀比。”可是你们已经拆起来了。这时，我能不能站起来喊一声：对不起，我反对你们！而那些阔邻居们却兴高采烈，他们在旁边鼓励和助威，说：“干的好，小伙子们！这破房子是早该拆了。看看我们的高楼大厦，不拆你们就永远不会有！“他们帮你们骂我，说我是混蛋，反对你们住新房子。我想你们知道我讲这故事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是现在这个立场？因为我必须维护我们住的这个房子。我无意于政治，我不想当官，我不想给任何人拍什么马屁、当什么走狗。但是有人要拆我们合住的房子，我能不出来讲话吗？！
接下来的一段更是对今后几十年中国所发生的一部分现象的提前预警：
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插手中国的事情？为什么在中国拉一帮，打一帮，拼命制造政治分裂和民族分裂？其最终目的，就是推翻中国政府，培植一个亲美并仰食于美国的政权。如果中国政府采取亲美的路线呢？让步啊？让步，美国对中国人就好了吧？我想告诉大家，如果退让的话，美国将以经济利益为诱饵，以渗透攻心，又拉又打的方式，在中国寻找能够实行亲美路线的代理人，最终搞散中国。大家注意，这个工作现在已经开始在做了！现在中国呢？是个大核桃，这个核桃如果一敲碎它，就可以有选择地被国际资本一口口吃下去。你这个核桃碍西方老板的事情，而且个头太大了。都说中国落后贫穷，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有份量的一个大核桃。你们以为敲碎中国这个核桃以后，我们中国人就会得到幸福啊？就会得到源源不断的美元援助吧？满足有些人的黄金梦吧？不！中国制度的变色，统一政权的颠覆，只能导致经济破产、民族工业倒闭，公职员工集体失业，国家财富和资源有选择地被廉价拍卖给外来的阔佬。
这些论述，振聋发聩，一针见血，可以说至今为止，网络键政界和民族主义思想者所论述的内容，大多都并不超过何新的这篇演讲。
第二篇重要文献，就是汪晖于1994年率先在韩国发表，后于1997年在《天涯》杂志上发表中文版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据汪晖自己说，这篇文章的发表在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并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新左派VS自由主义”的大辩论。这篇文章从八十年代末讲起，重新审视了当代中国学界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种种争论，并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做了提纲挈领的总结与反思。
其中的一些思考至今仍未得到真正的解答，还有一些观点则让人惊叹他是否有了穿越视角，我摘录一部分如下：
1)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的经济进程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其政治保障的，因此，尽管民族国家的功能的发生了变化，但它作为一个全球经济进程中的利益单位的含义反而更加凸现出来。在一定意义上，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利益关系的清晰化反而有助于民族国家内部的整合。对于中国而言， 1989 年事件所产生的那种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获得了缓解。
2) 在反思中国社会的问题时，那些通常被作为批判对象的方面已经难以解释当代社会的困境：在亚洲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语境中，传统不可能再是自明的贬义词；在生产过程和贸易过程跨国化或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民族国家也已经不是自明的分析单位（这决不意味着当代世界已经成功地建立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相反，生产和贸易的跨国化是由旧有的民族国家体系作为它的政治保障的。问题是民族国家体系越来越不能适应全球化的生产和文化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体系和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功能面临深刻的变化。
3) 当代中国思想界放弃对资本活动过程（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复杂关系）的分析，放弃对市场、社会和国家的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的关系的研究，而仅仅将自己的视野束缚在道德的层面或者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
4) 当代中国流行的现代化概念主要指称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的从落后状态向先进状态的过渡和发展，但这一概念并不仅仅是技术性的指标，不仅仅是中国民族国家及现代官僚体制的形成，而且还意味着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一种把自己的社会实践理解为通达这一终极目标的途径的思维方式，一种将自己存在的意义与自己所属的特定时代相关联的态度。正因为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不仅指明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形式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差别，而且也提供了一整套的价值观。
5)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对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但是，这个批判不是对现代化本身的批判，恰恰相反，它是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产生的对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形式或阶段的批判。因此，从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层面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
6) 因此，在对历史进行清算和总结的同时，以寻求效率为轴心，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从农村公社制的解体和土地承包制的实行开始，逐步地发展为城市工业的承包制和股份制的实行，并在开放的改革实践中把中国逐渐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之中。
7) 与农村改革相比，在城市进行的市场改革和私有化的过程中，社会财富（特别是国有资产）的再分配甚至没有遵循在起点平等状态下找到“最初所有者”，在规则平等的状态下找到“最终所有者”的市场规则。 人们常常忽略的是，这种将效率置于一切之首的实用主义，为新的社会不平等创造了条件，也为政治民主化制造了障碍。
8) 中国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要重新焕发它的批判活力，就必须从它的人本主义取向中走出来，把它对人的关注重新置于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
9) 当代启蒙思想从西方的（主要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其它知识领域获得思想的灵感，并以之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对抗，是因为由国家推动的社会变革正在经由市场化过程向全球化的历史迈进。在这个意义上，“新启蒙知识分子”与正统派的对抗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民间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对抗，恰恰相反，从总的方面看，他们的思想努力与国家目标大体一致。
10) 问题的复杂性更在于，变革的过程不仅改造了社会，也改造了国家，并在国家内部形成了结构性的裂痕，进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集团。某些知识分子集团与国家的对抗实际上反应了国家意志内部的冲突。
11) “新启蒙主义”的政治批判（国家批判）采用了一种隐喻的方式，即把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践比喻为封建主义传统，从而回避了这个历史实践的现代内容。这种隐喻方式的结果就是：把对中国现代性（其特征是社会主义方式）的反思置于传统——现代的二分法中，再一次完成了对现代性的价值重申。在 1980 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是在“反封建”的口号下进行的，从而回避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困境也是整个“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
12) 在这种自我理解中被遮盖了的，是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新启蒙主义”与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价值目标和历史理解方式：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化的承诺，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远景，特别是将自身的奋斗和存在的意义与向未来远景过渡的这一当代时刻相联系的现代性的态度，等等。指出这种联系并不是为了抹杀二者逐渐呈现的历史矛盾，也不是否认新启蒙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与“国家”的区别，更不是否定作为一种价值的知识分子独立精神。我在此所谈论的是实际的历史关系。如果知识分子把自己的认同建立在一种虚幻的关系之上，那么，无论他（她）如何强调自己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都将是可疑的。因为我们不能相信：一个不能确切地认识自己的人，能够确切地把握现实。
13) 价值规律在意识形态的层面日渐地等同于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从而丧失了这一概念可能具有的对于一切垄断形式的深刻揭露。
14) 由于对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的恐惧，许多人对于政治民主的理解主要集中于“形式民主”、特别是法制建设方面，从而把“民主”这一广泛的社会问题局限于上层社会改革方案的设置和专家对于法律的修订和建议方面，不仅忽略了广泛的政治参与乃是民主的必要内容，而且完全无视这种政治参与与立法过程的积极的互动关系正是现代民主变革的基本特征。令人惊异的是，有些学者无视现代宪政民主中包含的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内含（无论它采取什么形式），完全排斥直接民主在民主实践中的意义，甚至把民众的普遍参与看成是专制主义的温床。这种“民主观”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和民主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15) 由于中国“新启蒙运动”与社会主义改革存在着目标上的部分一致性，这个运动的保守的方面成为体制内的改革派、技术官僚或者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新保守主义的官方理论家；这个运动的激进方面逐步的形成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其主要的特点是按照自由主义的价值推进中国的人权运动，促使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在政治领域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化改革。
16) 这一问题的提出也明显地配合着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其中最为简明的逻辑是：如果资本主义的发生与新教伦理相关，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就必须在文化上作出更彻底的变革。
17) 如果把儒教资本主义上升到某种规范的高度，就掩盖了现代历史形成的基本动力：全球市场及其规则对民族国家内部的经济关系的制约和规范较之任何其它力量都更为基本。“儒教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通过对西方价值的拒斥，“儒教资本主义”所达到的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这一导源于西方的历史形态的彻底肯定，只是多了一层文化民族主义的标记。
18) 根据深入的调查，研究者详细分析描述了公社解体以后，集体与个体关系的演变，个体农民与社会化农业生产的关系，乡村组织与乡村组织网络的变革，勾勒了乡村社会发展的社区化趋势，提出了“新集体主义”的概念。根据作者的看法，新集体主义组织方式，既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又符合现行的社会制度，以及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而且承继了传统家族文化的精髓，体现了中国“群社会”的本质，是真正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之路。
19) 乡镇企业的形式的确构成了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道路与西方及其它国家的重要的区别，以此为根据而提出的“乡镇企业的现代化理论”在批判的意义上主要针对的是将西方资本主义当作唯一模式的看法，这一看法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这一理论仍然是以效率为标准的，它没有涉及的是这种乡镇企业的生产与分配制度是否能够扩大经济民主，乡镇企业的文化能否有利于建立保障经济民主的政治民主及其制度形式，乡镇企业的生产方式对自然生态是否具有保护作用，乡镇企业的组织方式是否有利于社会的政治参与能力，乡镇企业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情境中能否为经济平等（国内的和国际的）创造制度的和伦理的基础。
20) 启蒙知识分子一方面愤慨于商业化社会的金钱至上、道德腐败和社会无序，另一方面却不能不承认自己已经处于曾经作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中国的现代化或资本主义的市场化是以启蒙主义作为它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文化先锋的。正由于此，启蒙主义的抽象的主体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题在批判毛的社会主义尝试时曾经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能动性，但是面对资本主义市场和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社会危机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一些坚持启蒙主义姿态的人文学者把现实的资本主义化过程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归结为抽象的“人文精神的失落”.
21) 如果所谓“人文精神”是和 1980 年代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运动直接相关的话，那么， 1989 年以后的急剧社会变迁如何瓦解了作为一个独特群体的“知识分子”？这些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身份的社会变迁包括：现代社会日趋分工严密的职业化过程，现代企业和公司内部的科层制的发展，国家体制内部的技术官僚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价值取向的转移。
22) 在“中国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中，后殖民主义理论却经常被等同于一种民族主义的话语，并加强了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那种特有的“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例如没有一位中国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采取边缘立场对中国的汉族中心主义进行分析，而按照后殖民主义的理论逻辑这倒是题中应有之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中国后现代主义者利用后现代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批判，论证的却是中国重返中心的可能性和他们所谓“中华性”的建立。在这种典型的现代性宏伟叙事中（虽然打着后现代的旗号），中国的所谓后现代主义者对中华性的未来性预见不仅没有触及作为资本主义中心的新中国与自己的文化、与西方现代历史的关系，而且与传统主义者有关 21 世纪的预言和期待完全一致。
23) 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另一特点是以大众文化的名义将欲望的生产和再生产虚构为人民的需要，将市场化过程中受资本制约的社会形态解释为中性的、不受意识形态支配的“新状态”。在这种理论分析中，既缺少对大众文化内部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调查和分析，又没有对商业化的或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作出相应的阐释和批判。当他们以中性化的欲望、状态、人民、大众文化的名义对他们所属的知识分子群体进行攻击的时候，以消费主义为其主要内容的市场意识形态却经由他们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而合法化了。
24) 事实上，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正是把希望寄托于“市场化”：“‘市场化’意味着‘他者化’焦虑的弱化和民族文化自我定位的新可能”，“市场化的结果，必然使旧的‘伟大叙事’产生的失衡状态被超越，而这种失衡所造成的社会震撼和文化失落也有了被整合的可能”，“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的选择、一条民族的自我认证和自我发现的新道路。”
25) 全球化过程并不能自明地解决我们所面对的各种社会问题。从现代世界的发展来看，生产和贸易过程的全球化并没有自发产生与之适应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组织的新形式，也没有发展出能够适应亚洲和拉美等边缘地区兴起的政治、经济关系，更没有解决所谓的南北差异和不平等。
26) 尽管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解释我们面对的这些如此复杂而又相互矛盾的问题，但是，超越中国知识分子早已习惯的那种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分法，更多地关注现代社会实践中的那些制度创新的因素，关注民间社会的再生能力，进而重新检讨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历史条件和方式，将中国问题置于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中考虑，却是迫切的理论课题。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已经成为过去，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图景也并未消除韦伯所说的那种现代性危机。作为一个历史段落的现代时期仍在延续。这就是社会批判思想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动力，也是中国知识界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历史机遇。
应该说，这并不是一篇通常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文献，其中一些段落还隐隐有批判民族主义的意味。这主要因为：第一，汪晖写作这篇文章主要是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纷繁复杂的现状做一个“札记”，并对一些问题作出整理和归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外来思想的大量生搬硬套、囫囵吞枣、缺乏独立思考和批判意识的不满。由此诞生了我下文将要总结的“思维民族主义”。
第二，所谓现代民族主义思想，本身就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逐渐壮大的一种思潮，这在学术界本来是常识。而在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原先的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更多被渲染为一种反抗压迫、反抗旧秩序的带有左翼意识形态的思想。而民族主义从其发源和发展来说，都是一种更靠近右翼的思想。这与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阶有关，越靠近上方就越右，而越靠近下方就越左。
第三，当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逐渐增大，尤其是入世后实现了跨越式的经济增长，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传统语境中的“民族主义”无论是形式和内涵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而汪晖写作这篇文章时中国尚未入市，汪晖主要针对的是当时中国知识界学术界普遍的自由主义倾向和“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方式，而这必然带有一定的“文化民族主义”或“思维民族主义”色彩。汪晖强调的其实是，知识分子无论什么时代都不能成为政治或其他势力的附庸，必须永远保持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精神。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第三篇文献，甘阳的“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则更像一篇战斗檄文，跟甘阳的性格相符，一贯地诙谐、老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部分精彩语句摘录如下：
1) 今日许多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的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
2) 我把这种集体信仰称为 “中国知识界的集体道德败坏症”，因为这种信仰只能表明中国知识界几乎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道义感和正义感。这种集体信仰同时还可以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知性低能症”，因为它表明中国知识界没有能力把握当代学术探讨的基本问题意识和隐含共识前提，这就是，今天一切人文社会知识领域的探讨几乎无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切入“每一个人和所有人都是平等自由的道德个体”这一“平等的自由”的理念－－或探讨什么因素阻碍之，或探讨什么制度安排较能接近之，或探讨这一理念本身的困难所在。但这样的自由理念，在中国知识界几乎渺无踪迹。
3) 我想今日中国知识界不要再虚张声势地扎起一个叫做“官方”的稻草人从而来标榜自己是“民间”了，装什么腔，作什么势呢？难道中国知识界的这种市场经济主义不早就是最流通的官方硬币了吗？难道现在还有比市场经济主义更主流的意识形态吗？为什么不诚实一点，承认自己早已是一半为官方一半为大款驱走的得力马弁？为什么不拿出点勇气来深刻反省一下，现在的中国知识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权力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在伸张所有人的“权利”？
4) 托克维尔因此高度评价并表示完全认同当时“英国激进派”（ English Radicals ）的改革理念即：“使公民大众处于应有的统治地位并且使他们能够统治”。就此而言，我以为对今日中国更有借鉴价值的英国自由主义经验不是其 1688 年革命，而是其 1870 年代的格莱斯顿改革（ Gladstonian Reform,1867-1895），因为只是在此以后英国才逐渐开始进入民主政治，英国政治体制也相应发生根本大变。
5) 我个人以为，中国知识界近年来对革命和激进主义的反省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且开始在走向自己的反面。因为这种反省并没有使中国知识界真正加深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尤其是，它并没有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自由主义在现代条件下只能是民主的自由主义，反而得出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结论。
6) 我认为，今天已特别有必要提出：拒绝以自由主义为名否定民主，拒绝以英国革命否定法国革命，拒绝以柏克否定卢梭，拒绝以所有这些为名否定辛亥革命以来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相反，所有这些都应该从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主时代来临”这一广阔历史视野上来重新审视。我们需要的，不是从批判激进主义而走向拥抱保守主义，而是要同时“超越激进与保守”！
7) 只有首先“站在民主一边”才能真正批判检讨民主，因为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的本质是“民主革命”，法国大革命的问题因此说到底是民主的问题。
8) 托克维尔决不是“民主万能论者”，相反，他着重的是民主时代来临的不可避免性及其结果的多重复杂性。他预见到他对民主的分析既可以被用来辩护民主又可以被用来反对民主，因此说他自己毋宁怀有一种双重目的，即希望那些拥护民主的人不要把民主想得那么美好，而那些反对民主的人不要把民主想得那么可怕，如果“前者少一些狂热，后者少一些抵制，那么社会或许可以更和平地走向它必然要抵达的命运终点。”
9) 贡斯当已经指出，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失误之一在于革命者仍从亚理斯多德观点出发把人看成“政治的动物”，从而把“自由”主要理解为“政治自由”即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由此忽视了“现代人”所向往的“自由”首先是私人生活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保障。贡斯当因此强调，“古代自由”的危险就在于它以公共政治生活吞没了个人生活的空间，但他同时强调，“现代自由的危险则在于，由于人们一味沉浸于享受自己的私人生活和追求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他们太轻易地放弃了分享政治权力这一本属于他们的政治权利。”换言之，现代社会有两种危险，即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 over politicization ）和“过度私人化”（ over privatization ），而且常常是从前者转向后者，例如法国大革命期间是“过度政治化”，导致人人厌恶政治而走向“过度私人化”从而有拿坡伦的上台。
10) 诚然，民主化可以被一时阻挡，因为有权者的利益、各种偏见、以及恐惧症在这里全都联合起来反对民主化。但为此很快就会付出代价：大众的全部精力都会用来与国家作对，因为这国家乃外在于他们，大众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这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后果或许会使某些社会集团得益，但却断然违背整个民族的利益。
甘阳谆谆教导我们，在大张旗鼓推行经济自由化时，在自由主义思想大行其道畅通无阻时，不能忘记了民主和平等的作用。与汪晖相似的是，他们都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和行为方式给予了较为严厉的批评，因此不出意外的，这两篇文章都激起了极大的争议，并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论战。
同时，汪晖和甘阳又都强调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公共事务和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的关注和参与，因此依然有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与启蒙主义意味。这三篇文章加在一起，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思想的“老三篇”。
3.新三篇
既然有“老三篇”，那么自然有“新三篇”。新三篇都是在入世之后产生的，首先是围绕中国入世后的经济发展所引发的陈经与愚蠢小猪的论战“刷盘子还是读书”，从而产生了“官办经济”理论；然后是以《大目标》为发轫之作的“工业党”理论；其后则是以网络键政为主体的“入关学”思潮。
不同于“老三篇”都出自传统的社科、人文知识分子，“新三篇”的作者大多都不是来自思想界，而是有各自从事的工作，比如陈经原本是科技工作者，《大目标》的创作者马前卒等也不是学社科的，“入关学”更是一群来历各异的网络键政学家所开创的。
尽管官方在近二十年中一直有意识地进行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和宣传，比如2006年的《大国崛起》，2012年以来的《厉害了，我的国》等，但正如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阐述的，当官方无法有效管控来自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思潮时，往往“顺应时势”，“顺势收编”将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当然，要说官方和民间完全没有自主意识去构建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这也是不切实际的。我只是想指出，民族主义思潮最初往往是由一些思想敏锐、立场独特的精英们率先提出，然后再普及传播的，如我们所看到的“老三篇”的出线和传播，恰恰是在那个民族意识空前淡漠和衰落的时代，由少部分知识分子提出和推动的。
但当一个国家和社会普遍人群逐渐摆脱了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发展问题的困扰，开始寻找自己的自主意识形态时，民族主义往往就恰逢其时地“粉墨登场”了，这正与大多数人的观念相反：他们以为是他们找到了民族主义，其实是民族主义找到了他们。
为这种民族情绪推波助澜的，当然还有一系列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影视剧，从2017年的《战狼》到后来一系列的主旋律作品，背后都带有或多或少的民族主义色彩。
但在我们对比“老三篇”和“新三篇”时，会发现这其中的差异是巨大而明显的：“老三篇”更致力于唤醒民众对既有秩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反思意识，而“新三篇”更侧重于对现行体制和自我意识的肯定与张扬。
这也充分说明在入世前后，尤其是08金融危机以后，新时代的当代民族主义（以下简称“新民族主义”）意涵已经与之前泾渭分明。尽管依然有官方或喉舌的知识分子出来做意识形态构建和宣贯，如张维为，陈平，沈逸等，但新民族主义的主力军无疑是以民间思想者、网络键政为主体的一批自发的“自干五”、大棋党和“小粉红”。
更重要的是，“老三篇”对于经济自由主义、缺乏反思的现代性构建的批判，恰恰是今天的新民族主义所大肆宣扬的，以至于“官办经济”之类理论几乎为一切的施行政策背书，枉顾这些政策之间往往本身存在前后抵触、自相矛盾和不能自圆其说之处。
我们不能片面地说“老三篇”都是对的，“新三篇”都是错的，但我们有必要意识到，支持“新三篇”背后的新民族主义思潮的那种强烈的自我肯定意识、昂扬情绪以及进攻性、扩张性意识形态的，归根到底是几十年经济建设的成就。也就是说，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有钱了”，所以“我们的话有人听了”，而不是反之。
而我们根据老三篇所提出的问题按图索骥时，会发现其大部分都未得到真正的纠正和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只是被经济增长的繁荣景象所遮蔽了。
4.当下
所以，当阶层分化和阶级固化成为现实，就自然有“当今的年轻人为何对国家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而对自身的前途命运悲观失望”的灵魂之问了。
但要说这个阶层分化是如何形成的，那又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之前一帖已经总结了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是如何处理统治阶级与普通民众的关系，以及如何在保持社会活力的情况下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即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
大致说来，中国掌握政治权力的阶层可分为三波，即建国前的革命时期集团，建国后的和平建设时期集团，以及改开集团。
建国前三十年，主要是毛泽东一直在打压前两个集团，以防止他们联手垄断国家资源，其中上山下乡，大三线，都是打断这种代际传承的工具。
文革之后，邓顺应了毛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并且与保守势力联合将激进派打压，并与西方世界合作，之后是苏联倒台，美国独霸，中国在一超之下韬光养晦，猥琐发育。
其中大的经济框架在1987年王建提出国际大循环后就已确立下来，最终通过2001年入世坐实全球最佳打工仔的身份，并迅速将GDP和外汇储备提升到了世界数一数二的水平。
但同时，几任领导人并没有完全让资本把持所有版块，通过很复杂精巧的方式，将影响到重大国计民生的领域仍控制在手里。
而改开新富集团通过同时为国家资本和西方资本打工的方式，成为了“中台资本主义”，并借助互联网等新经济模式，成功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应的，这个集团一旦拥有了足够的财富和资本，自然要求在政治上寻求更高的地位和权力，而这就与官方既得利益产生了冲突。
同时，一个身子（中台），两个头脑（官方+西方）的双头资本主义模式，必然需要极大压榨劳动阶层的剩余价值与发展潜力，所以樊纲的“六个钱包”论实际是泄露国家重大机密。
而新富集团因为不掌握武力，只能通过与西方联合的方式，来获得国内的市场地位和政治背书，一旦来自西方的支持减弱，就会陷入无以为继的局面。
2016特朗普上台后，开启与中国的贸易战，打击中国的官商资本，吸引制造业回流。这种情况下，新富集团逐渐产生了新的自我意识，即将自己与“民族”捆绑起来，以往一直带有买办成分的新富集团于是摇身一变，反而成为了民族主义的代言人。
而官方自然乐见其成，于是大棋派、键政、小粉红、喉舌、新富资本度过了好几年的黄金岁月。
但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固有缺陷，无论怎么努力，最终只能推迟危机的到来，却无法避免危机的发生。
我以前说过，中国之前若干年的发展是通过“阶段性放弃”某个阶级的利益来度过危机的，直到2008金融危机前后，是农民、工人、城市中产阶级承受了相应的代价。
在之后的供给侧改革中，又是中小私营资本承受了改革代价，之后的危机，过去的阶级已经卷无可卷，能够被“割”的只有大资本和既得利益本身。
自八平方后，中国官方对于经济过热、债务危机、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等现象都有着某种ptsd。因此即便是向体制内动刀，也不得不为。
于是去年下半年终于开始推动长久以来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的房产税改革。但这触动的是大多数利益集团的利益，反弹自不待说。
更重要的是，年轻人这么多年被“双头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却又被股灾和房市教育了残酷的现实和未来图景，终于开始意识到“卷”没有出路。
但国际金融资本的这种发展模式必须依靠全球的廉价劳动力的支持，因此无论是拜登代表的美国，中台，以及官方，都不允许青年人进行这种所谓的“摆烂”，而他们相同的理由都是不允许对方一家独大，而给出的说辞却都是民族主义式的。所以我们听到了那个异口同声的声音：
“不许躺平！”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开证房产税不太靠谱，不知道国外怎么样，在中国我看是80%以上的人不知道国税局在哪里，90%以上的人从来没有进去过。
房产税怎么交？公司财务发工资的时候代扣代缴，还是自己去税务局排队还是手机下载一个APP网上缴税？
如果我不交水电费，下个月就停水停电了，如果没交房产税呢怎么惩罚是不是三个月后有警察把我从单位拷走？如果这样那全国得增加100万税务执法人员，也好，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正好解决就业问题。
我看最后还是不纳税就限制房产过户，房产税就沦落跟物业管理费似的，丧失了法律的尊严，届时很多人十年八年不交，房子交易的时候一把交清。
第二个问题，人总是要有点子情怀的，刚刚看奔波儿灞的贴就想到了黄大年，按照你的思维，黄大年就是被割了韭菜而不自知的可怜虫咯？
早几天@你可是操作失误了也从来没有操作对过，贴内链接我也不会，看来要我下载APP缴纳房产税我也是不会的了，届时税务局得派人过来教我。
最后，我宣布我发现了一条定律，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定律。
如果该定律为假，随时放得下，随时拿得起。那么美国随时可以去工业化、再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大家就别津津乐道洋洋得意于什么世界工厂的全产业链的优势了。
如果该定律为真，那就相当于躺平了就爬不起来。拳和曲得经常练习，生疏了就拿不起来了。你觉得这个定律怎样？
很奇怪。
为什么我一说起996或者生育问题，就有人不淡定？
仅就你的逻辑先说几句：
工业化和生育率的问题，之前已经写过了。就拿中美来说，为什么都是工业化，美国却比中国的生育率高？（1.6VS1），是中国的工业化水平比美国高1.6倍，还是中国的妇女地位比美国高1.6倍？
然后，很多人混淆了一点，中国现在很多女性结婚意愿低，或者找不到合适对象，但其实是有生育意愿的，如果政府开放冻卵或者代孕，会有很多女性愿意有自己的孩子，所以单纯的妇女地位与生育意愿并不是简单反比的关系。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一个观点：生育意愿一旦消失，短时期内就难以恢复。
历史证明，凡是试图通过控制将人口稳定在某一水平线的，无一例外遭到失败。
至于房产税的问题，房产税难收从来不是技术问题，关键在哪里，大家心里都明白。
关于996，你一直混淆996，和艰苦奋斗，加班加点的关系。
加班加点是中性的，如果严格按照劳动法，加班加点就是个人意愿与公司需要的结合，没有人会嘴什么。
毛泽东时代也加班加点，艰苦奋斗，为什么没有人觉得卷呢？因为劳动者相信国家是自己的，企业是自己的，加班加点就是在为自己为国家干活。
至于你现在的卷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他拿去做什么你是不知道的，是产业升级还是润出国去生二胎，你管得着？
像中芯国际梁孟松这样的人，你给他更多的钱甚至都对他没意义，在他来说突破芯片制程已经成了人生价值所在，他在意的不是多一点薪水，而是拿他的老对手来做政治博弈玩平衡术。
这里面根本上是个价值意义问题，996的根本内涵是维持低人力成本优势搞规模效应，换句话说就是拒绝任何的其他迭代方式，只搞人力资源迭代，而且是没有尽头的迭代，你今天1个人能顶3个人的活，你以为就完了？那能不能顶9个人的活？再接下来能不能顶100个人的活？所以996的尽头只有一个，就是累死。
这算是温和割多房家庭的韭菜了，现在是贫富差距的太不像话了。
你的意思是把996区分为主动与被动吧。被动加压也不是毫无意义，我看很多中年人会感激当年被动加压的经历，让自己能够迅速独当一面。
当然。。。你又会以搬砖挖煤为例子反驳我。。。
感觉你对年轻人的状态一无所知。
给你转载两篇文章：
项飙: 这代年轻人如此抗拒“重复性”, 实在是另有隐情 | 文化纵横
本文中，著名社会学者项飙分析了这一现象。他指出：当前社会大多数工作会带给人“工具化”的感觉，这是异化感最大的来源，同时，工作被分割成一个个小的部分，每个人不跟其他部分沟通，对社会完整链条没有概念，也就无法理解自己在链条中的位置和意义，就无法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当然，工具化不一定等于无意义，但是不断内卷使得人难以停下来思考，更难以很好地理解、思考自身的处境。另一方面，青年人对“即时意义”有更强的追求，在大系统中被困的同时，又有着非常强的自我认知，这容易形成一个孤立的“小系统”，进一步丧失与社会的联系，丧失意义感，也更会特别讨厌重复性。然而事实上，很多大事、好事，都是需要重复的，自己愿意重复、对他人和社会有用、能跟人合作的工作，就是好的工作。
我有一个假设和猜想：大厂这么做的原因，很重要的考虑是控制。这个体制的设计，包括把工作时间拉长、工作人数减少，单纯地靠工资高来吸引人，造成了一种非常紧张的竞争状态。大家到了工作岗位后，肯定是不加反思地、一根筋地去干活。同时，人少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少了，也变得更加容易控制。
看起来打工人是和其他打工人在竞争高薪的大厂的工作，但他们真的是在和别人在竞争吗？A和B竞争者根本不是关键，关键是谁设置了这么一个游戏规则，即这个激烈的竞争局面和让少数人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这种工作状态是为什么大家会有那么强烈的“工具人”感受的原因。当时间压迫性、强度压迫性太高，就会出现“异化”“被工具化”的强烈感受。如果每天工作8小时，有缓冲，人的感知是不一样的，不用觉得工作是人生的意义基础。现在整个就把人压扁了，压扁成工具。
在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下，人是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的。这是感到“被工具化”的重要原因。
996是一套完整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产体系，不是一个简单的加班加点。
最近华为丁耘跑马拉松后猝死，成为网络热议事件。虽然他不是直接死在工作岗位上的，但这跟华为的企业文化和精神也脱不了关系：
我曾经半夜一点被拉上会，说了两句话，然后听他们一直激烈争吵到一点半，扛不住，下了。
这种状态对很多华为人来讲，稀松平常。
你说是一种“不服输”的态度也好，“人定胜天”也好，但是核心还是一种忍耐痛苦、不断突破极限的精神。
我称这种精神为——逆天行事。
说白了，游走在极限的边缘，靠持续突破极限来获取高额收益。
所谓心平气和工作，踏踏实实赚钱，不存在的。
always push yourself to the limit, beyond the limit.
很正能量是不是？然而：
勇攀技术的高峰，打破国外的垄断，杀进新兴市场，这当然好。开疆拓土，建功立业，博得个家财万贯，封妻荫子，这其实是中国人骨子里最认可的价值观。
但是经济下行，增量已经没了，存量开始内卷，互相倾轧，使绊子，捅刀子，最终把行业卷死了，卷没了。这就很有问题了。
具体到丁总这个事上来说，不过是这种逆天思想的一种反噬罢了。
每一个能在华为爬上高位的人，都有一种深入骨髓的“逆天行事”的风格。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迎难而上。
同时也享受最终登上顶峰的荣耀和成就感。
他把这套思想用在push自己的身体上了。
逆天改命和坠入深渊，有时候真的只是一线之隔。
华为的项目也有很多逆天行事，最终土崩瓦解，只能人员内部分流，一地鸡毛的。
只能说万事万物，皆同一理。
年纪越来越大，我是越来越觉得心存敬畏的重要。
尤其是很多虚幻的东西，真的不要也罢。比如这种刷满几个马拉松，满满的成就感之类。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现在经常是这种心态。
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
人啊，真就是这么回事。
另外，关于你上次举的新能源车的例子，也给你一篇文章
眼下，智能汽车赛道杀红了眼，3、4款新车同日上市已不鲜见。面对激烈的竞争，堆料已是车企们打造差异化产品的必由之路。只是，如果车企为堆而堆，处于信息劣势中的用户就很可能不明不白地缴纳“智商税”。
在这样的市场中，明智的车企已然放弃“唯硬件论”、“唯参数论”，转而将用户最终体验作为开发的金标准。
这既是大势所趋，也是民心所向——肉眼可见的未来，智能汽车的硬件会逐渐趋于同质化，谁能做好智能驾驶的鞍（算法）马（硬件）匹配，为用户提供真实的优质体验，谁才能掌握智能电动汽车竞争的主动权与护城河。
刚解放前中国才四亿人口，毛主席的一句“人多力量大”鼓励生育，人口1970年就过8亿了，二十年翻一倍，所以说关键看政策。
现如今想解决人口问题，同样还是只能靠政策，比如如果现在出台政策，年轻人结婚就提供长期低价廉租房，生一个孩子就提供低价免息经济适用房，生两个三个就提供更大的房子，生更多优惠福利更多，在长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片区，多建托儿所幼儿园小学等配套设施，同时给予年轻夫妇相应育儿补贴福利，你再看看年轻人会不会结婚生子。
房源的问题很好解决，前几天不就有新闻地方政府回收房产商房子么，政府在全国范围内以成本价收购房地产商的闲置楼和烂尾楼，交给国有房地产商改造成长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国有企业就是用来接烂摊子兜底的，这样不仅解决房地产商和银行的债务问题，排了房地产这个大雷，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来源问题也解决了，从而也解决了年轻人的结婚和人口问题，消费也盘活了，一箭多雕。
关键是看高层愿不愿意牺牲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让利于民，不愿意的话那就无解，就只能坐等全方位爆雷了。
自然有点飘。之所以跟你扛，是因为你的文章打破了他的志得意满，隐隐生起兔死狐悲的警惕来了。你把他的梦吵醒了，自然要找你讨说法。
十、 契约
1.思维民族主义
前面提到了“思维民族主义”，这是我总结的一个概念。
一般来说，民族主义有很多的意涵，比如公民民族主义，族群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军事民族主义等等。
而“文化民族主义”一般被认为是最高级的民族主义，它是一个国家/族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可能出现的一种意识形态，因为文化是一个国家/族群所能产出的最高级的文明成果。
但经我仔细思考总结后，我认为“思维民族主义”才是最高级的民族主义。
当年中国在世界杯上“抽出亚洲”后，大功臣张吉龙竞选亚足联主席，却最终落马。张吉龙曾经颇为无奈地说：我不是不努力，但是我身后的人不支持。
所谓“身后的人”，自然是指中国足球的那波人。大家知道，若干年来亚足联一直被西亚人把持，而中国在难得的进入了世界杯后，竟然没有“趁势追击”，却被自己人拖住了后腿，以至于之后若干年中国足球在亚洲的地位一落千丈，被西亚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连亚洲都出不去了。以至于有球迷愤怒地说：“踢不过别人也就罢了，连玩政治都玩不过别人，真丢人！”
我们中国历来被认为是谋略大国，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韬略水平就已经非常成熟了。在《三体》中，三体人的科技水平碾压地球人，而偏偏在谋略上始终输给了地球人，造成功亏一篑。
把《三体》的状况平移到地球上的国与国之间，会发现情况完全类似，事实上三体的最初构思必然是从20世纪尤其是冷战后大国博弈的进程中获取灵感的。当其中一些国家具备碾压其他国家的科技水平、经济实力、资源优势时，劣势国家能够仰仗的除了勇气之外，几乎就只有“谋略”了。
即便是处于最优势地位的国家，一样不能放松对谋略的钻研和应用，因为技术和经济实力很难实现绝对的碾压，并且再厉害的系统也总有漏洞和短板。
所以，当一个民族在科技、经济等等“硬实力”上不能处于顶端，并不意味它不能在谋略、智识上使自己处于一流的状态。这也是一种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体现。
在这点上，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何新、汪晖、甘阳等，他们都有一种对于西方知识分子的不服气、不服输的精神和信念，相信自己在智识上能够拥有不亚于任何人类一流精英的智慧。这就是“思维/智识民族主义”。
2.不服气
上文提到了“不服气”，确实，思维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思维民族主义高度依赖于思想者个人的禀赋、知识储备、独立思考的能力等，而这并不是大多数人具备的。
也因为如此，思维民族主义通常会带有较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
但在世俗层面，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对社会的分层和分化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
有人曾经总结过，改开以来中国的文化转型是从“启蒙辩证法”转向了“欲望辩证法”，所谓“欲望辩证法”即：人有理由为自己的一切欲望寻找合理合法的实现路径，社会应该为这种欲望的实现提供资源和机会。
这与社会主义文化的那种集体主义、节欲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正如我们在“卷”的环节分析的，一切东西都有边界，所有人阶层跃升也就等于没有人阶层跃升。
改开四十年，除了“看不见的顶层”依靠资源和信息优势实现了跨越外，其他的出身平凡的人，也能依靠自身努力和赶上“风口”实现阶层跃升。
但人的欲望实现是没有止境的，更关键的是，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物质欲望的无止境，而是一种“我要比你强”的建立在精神意义上的愉悦感。
也正因为如此，很多社会分析家在分析历史时会产生偏差，比如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明明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国民各方面的生活水平和指标都比之前要好上很多，怎么还是爆发了革命呢？
这也是王御史若干年前就在党内到处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原因，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而越与过去相比有提升的，越对现状不满意。
就拿一个中产阶级最看重的“鸡娃”来说，谁都知道教育是提升阶级的最重要途径。但当看到谷爱凌时，大多数中国父母可能都觉得自己鸡娃鸡了个寂寞。在谷妈这种润学与鸡娃学大师面前，不知多少父母会自惭形秽。
中产尚且如此，新富就更不必说了。总之，在每个阶层的背后，我们都能听到那个内心发出的声音：我为什么不行？
3.安全感
改开若干年来，最风生水起的要数“商人”这个群体，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极为少有的变化，因为传统文化中，“商”的地位一直不高。
但如果深入分析，可能就会发现，“看不见的顶层”才是真正的做局高手，光“国际大循环”和“精准抑富”这两项举措，就是足够拿一百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成就。
也难怪“顶层”时常流露出对台面上的人物的某些轻慢色彩，觉得这些人之所以风光，都是“顶层”给机会的结果。
对我而言，我仍然对改开至今那些勇于搏击、开拓市场的弄潮儿致以一定的敬意，因为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有深入且清晰的认知，就像用一块印泥覆盖在大地上一样，山川湖泊林莽沟壑都尽入其中，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接地气”的过程。
也正因为如此，通过奋勇搏击走上人生巅峰的新富巨子们，大多有一肚子的故事要讲，只是不经意间，似乎他们都更多强调自身的奋斗和不易，而对时代赋予的条件和环境因素涉及较少。
相应的，新富集团也自然要在社会位阶上谋求更高的地位和保障。这时候，他们自身的尴尬往往就凸显了出来，因为不但他们若干年来的成就大多脱离不了“政策红利”和“体制背书”，并且连私有财产这样的东西都未必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和资源来保障。
于是，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新富阶层开始选择“润”了，也许是想明白了。但这种“润”背后留下的却是深深的忧惧与怨愤。
4.一场空
而对于普通中产和广大劳动者来说，情况则更为严峻。新富虽然财富缩水自身缺乏安全感，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而在债务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大潮下的中产和劳动者们，勉力维持自己原来的生活水平都是一件难事，更不要说担心阶级滑落了。
之前我说的“阶段性放弃”，成立的前提是在经过某个阶段后，能给这个阶段受损的阶层以“反哺”，这才是循环能继续的根本。
从某种程度上，这很像一种“契约”。问题在于，“顶层”实际上并没有与民众签订这样的“契约”。甚至从建国以来，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文革，改革，每一个时间节点上，民众并没有参与选择，只有接受的权利。
因此，这既不是契约，甚至也不能叫“承诺”，它能成立的前提完全取决于“顶层”的自觉性。
中国的人民恐怕是世界上最好管理的人民，勤劳，聪明，勇敢，服从，忍耐，几乎有一口饭吃就不会闹事。
但当我们创造了别人几辈子才能创造的财富时，某种程度上也把自己“架”了起来。尤其给部分“顶层”包括很多大棋思维者一种错觉，就是人民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并不需要去主动变革。
而这就造成危机的严重性和路径依赖问题愈演愈烈。当社会面已经面临经济危机的各种征兆，我们甚至不得不考虑一种最坏的情况：改开四十年，那些通过各种方式实现阶级跃升的阶层，可能面临一种最难以接受的可怕局面：回到原位。
十一、追根溯源
行文至此，那个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其实已经昭然若揭：
为什么佩婆要窜台，为什么窜台前后会有那么诡异的舆论声浪，为什么不打飞机，为什么不顺势收台？
这一切都是源于即将到来（或已然到来）的经济危机。拜登拱火，普京猪突，佩婆窜台，根本原因都是试图延后经济危机对自身的冲击。
而中国未能强硬应对的原因：对内，就是避免经济危机的提前触发，因为改开四十年太平盛世，高速发展，不仅在中国，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极为罕有的时期，因此大多数人对于战争和与战争相伴的各种祸患毫无概念。
如果战争开启，可以想见的就是北上广深的房市会率先陨落，股市暴跌，资产涌向内地以及海外避险，债务暴雷，经济危机将立刻到来。
所有认为战争能够在几天内结束，认为其他国家不会参与，认为不会面临经济制裁和封锁的，俄乌战争已经深刻教育了我们。
我们再来说一些稍远的话题，台湾并不只是一个3.6万平方公里的岛，打下来是要治理的。过去宁南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预测收台时间，他认为台湾与大陆的人均GDP和经济水平的差距与统治后的治理难度成正比，因此缩小两岸的经济和人均生活水平差距是治理台湾的核心要义。
同样，在对岸的政论节目中也多次提及，大陆收台的底气第一当然是悬殊的军事实力差距，第二则是若干年的经济成就。
那么，如果统一台湾之前在大陆爆发了经济危机，即便能够最终平稳度过，也会给统一台湾后的治理工作带来极大的难度。
对外，即便中国今天在第一岛链内已经有了与美帝势均力敌的资本，也不代表武力收台是一件高枕无忧的事情，因为西方在俄乌事件中已经站在了一起，如果台海战争真的爆发，极大概率我们面临的是一样甚至更坏的情况。
在这里，对中国目前的军力水平我们不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点上，观察者网以及一些若干年来的“入关学”鼓吹者等难辞其咎。
关键在于，这些所谓军迷对于战争对于军事的理解还处于非常片面的状态，大部分对于后勤都一窍不通，在他们脑海中，战争=军事=武器=先进武器=先进武器制造技术。
而甚至连我们看的那些古装历史剧中都知道：“打仗首先看钱粮。”钱先不说，我们说说粮食。
中国的主粮安全一直是重中之重，我们先承认中国的主粮是安全的。
但老百姓还需要吃油和吃肉。而大豆和玉米是食用油和牲畜饲料的主要来源。2021年我国大豆消费量10872万吨,国产大豆产量1640万吨,进口量9652万吨，进口大豆达一年消费量的80%以上。光凭这一点，我们就能体会到粮食层面面临的实际压力。
再来说“打飞机”的问题，既然我们通过对客观形势的分析，得出了不可能“顺势收台”的结论，那么打飞机自然也就不会成为真正的选项。
而部分喉舌所鼓噪的“打飞机”更像是一场内外配合的大戏，正如某些集团在经过若干年后，无法在当下寻求到足够的安全感；那么，乱中求胜，或火中取栗，就成了唯一可以尝试的事情。
而这种呼声呼应了民间若干年来累积的民族主义情绪，则是另一重精心策划的结果。要分析这一点，则需要进入本文的第二篇章：俄乌风云。
（待续）
1、思维民族主义，这个属于精神上事。以前我们是硬实力太差，钢少气多，这些攒了一点点本钱，本来没有那么多，但是感觉上已经很牛气了，以为自己可以基于幻想的实力去思维了，结果被现实打一头包。我以为这是高估自己实力和使用实力能力造成的，尤其是使用实力的能力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大缺陷。这需要时间和一次次地使用实力后才能形成相应的自信。
2、不服气，王候将相宁有种乎的思维充斥我们这个民族的基因里，为什么你不行，是因为你本来就不行。如果你强行说你行，别人直接把你干了，你就知道你不行了，这个也是国人缺乏的。因为陈胜、吴广的下场就是被干掉了，凭什么你这样说说，又不像陈胜、吴广那样去实干就应该得到，看着别人得到自己不服气，那可以实实在在真刀真枪真把式地效仿陈胜吴广才对，而不是喊着王候将相宁有种乎，却幻想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等着无偿占有别人的果实。
3、安全感，如果真正懂什么是安全的人，就不会有你说的这样，如果你行事的过程中是心安理得的，那你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得到一个全的结局。通过奋勇搏击走上人生巅峰的新富巨子们，他们是时代潮流中的弄潮儿，你在那么大的浪弄潮，那么地风光惬意，凭什么还要安全感？应该是想到自己随时都可能被浪打翻到水里呛水才是正常思维吧？我反对让这些巨子感谢社会，感谢政策，因为这纯粹是不讲道理，是一种很坏的思维习惯。因为这些巨子们当年弄潮的时间是冒了险的，至少他们是会水的，而一般人一大部分本身就不会水，也不愿意学会游泳，更不用说达到弄潮的水平了，那你凭什么看见人家弄潮儿风光潇洒得感谢老天爷创造了大海大潮呢？至于润出去，这是正常，不想润出去才是不正常，没有哪个弄潮儿一直在浪头上浪，总得上岸。
4、一场空，人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走，本身就是一场空，有的是个体体验和传承。改革开放40年，你说的那些巨子，从一开始到现在还是巨子的应该是凤毛麟角，联想算是一个，政府不是已经让其缴了一部分钱？那些不到十年就一场空消失了的各种巨子很多，这才是正常的状态。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给予的参与权是越来越多，但还远远不够。就是这样他们还喊着顶层设计，权威人士。这个是江总那个智囊刘吉开始的坏习惯：陈胜吴广拿着竹竿就把秦朝推翻了，现在老百姓没有把我们推翻，就说明老百姓是拥护我们的。从那以后，我每每看见这样思维，就得内心千万个CTMD，WBD。可是既然有王候将相宁有种乎，就一定有即使明天就要死了，那个阶层依然认为他是最受拥护的，因为他没有看到陈胜吴广会杀死他们，原因是一个人在死之前是从来没有死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