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情绪价值 -- 达闻奇

这篇文章本来是我的《佩婆窜台、男性气概与上党之围》系列之“俄乌风云”篇中的一章，但因为牵涉的问题实在太过重要，因此还是单独发出来。

虽然很重要，但因为去年年底到今年初的一系列事情，这篇文章的某些内容似乎又有些“过时”了。我曾经说过，我在河里因为与大多数的主流意见相左，因此经常受到质疑。我能够“自证”的为数不多的点，便是对未来形势的预判能力。

我在河里讨论键政问题时，经常遇到民族主义者气呼呼、甚至有点眼圈红红地质问我：你为什么反对民族主义？你凭什么反对民族主义？你到底是不是中国人？？！义正辞严，大义凛然，在庄重严肃的氛围上，又常常带有一种幽默感。

其实我并不真正反对民族主义，我在上面的系列文章中说过，我比较赞同以何新、汪晖、甘阳等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老民族主义，而对2012年以来以网络键政为代表的新民族主义则不置可否。我认为从去年俄乌、八二、新冠疫情放开为止的这一波三连杀，主要反映的倒不是民族主义的失败，而是新民族主义者的失败。甚至新民族主义中的若干理念，至今仍有可取之处。

而新民族主义者的失败，一是他们对当下缺少客观正确的认知，二是对未来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这一切，都归结到一个问题上，就是新民族主义者身上大多带着汹涌澎湃的情绪。

而这又分为两个问题，一是新民族主义者身上的这股情绪从何而来，二是，为何对情绪不加以控制。众所周知，学会控制情绪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而麻烦的是，在一个论坛上，其他人的情绪是会受到论坛中情绪热烈人的传染和裹挟的。新民族主义者的激情澎湃，客观上，把一贯被认为是中文键政中水平最高的西西河变成了一个情绪的集散地和传播场。

甚至这也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为何情绪问题在当下的环境中如此重要。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在基本的生存、安全需求之上，所谓的归属需求、尊重需求都与情绪有关。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去追求“自我实现”。这样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当一个人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和安全需求后，情绪价值就成了唯一重要的东西。

但情绪的传染性和矛盾性（一个人过度释放情绪会激发他人的负面情绪），使得情绪控制是普通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虽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情绪控制的要求各不一样。但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的要求尤为不同。

整体上，中国人对于情绪控制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执着。这种特别性使得中国人在世界眼中是以隐忍、克制而出名。

拿西方来对比，比如奥斯卡影片《健听女孩》中的鲁比父母。鲁比一家都是渔民，经常出海打渔。鲁比的母亲是前选美小姐，相貌身材仍风韵犹存。由于经常接触水，父母身上长了股藓，医生告诉他们，最好两周不要有亲密行为，避免皮肤接触。鲁比翻译之后（父母都是聋哑人），父母忙不迭地表示：绝不可能！

虽然性跟情绪不是一回事，但本质是相似的。西方人尤其欧美人对于情绪控制，没有中国人那么热衷和普遍。在我看来，这是由于中国人把“情绪自由”这件事放在非常靠后的位置。

而为何如此呢？我思考的结果，是因为中国人生活的重心是“阶层跃升”。

中国人既尊老爱幼，又把“阶层跃升”作为生活的核心，所以情绪问题就变成了换取“阶层跃升”的代价。

在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关系里，下位一方为上位者克制自己的情绪，并观察上位者的情绪，为其解决从情绪到利益的一系列问题，是下位者的责任。作为交换，上位者提供下位修炼和阶层跃升的可能性。

这么做确实有一些风险，就是并非人人有机会阶层跃升。所以对一般人来说，控制情绪的必要性需要一点信仰。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对于普通人来说，七十实在太老了。

而一个人真正有了情绪自由的权力，有两种情况，一是已经在阶级关系里到了顶，自然可以自由；二是，对于人生目标，不管是阶级跃升还是其他的，已经实现无望。用之前某个综艺里一句话：“绝望了就自由了。”

以前看《汉武大帝》时，有一个情节印象令我很深刻。汉景帝去世后，一直由窦太皇太后把持朝政，年轻的刘彻没有机会充分施展自己的手脚。

建元六年，窦太皇太后去世，汉朝的政治格局终于发生根本变动。后宫中，长公主和皇后阿娇第一时间去拜会已经成为后宫之主的王太后，却吃了个闭门羹。曾经备受荣宠的长公主遇到前来的国舅田蚡说：“人去人情去，太皇太后尸骨未寒，人家就要把我们撵出去了！”

田蚡去见王太后，劝说：“姐姐，此时尘埃尚未落定，万不可图一时痛快。”王太后说：“我图的就是这一时痛快！”

至于“绝望了就自由了”，那更不难想象。比如，如果现在确定世界末日了，我想绝大部分的人都会放飞自我，就如《流浪地球》中木星危机和月球危机时那样，打砸抢到处爆发。

那，蔓延于西西河键政的这股持续数年的情绪解放浪潮，到底是到顶了，还是绝望了呢？

初看起来，似乎是到顶了。因为数年来，不仅新民族主义者，很多普通河友都非常笃信了“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不仅是由于“厉害了，我的国”以来的新民族主义宣贯，客观上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还在于在中国实力还没有那么崛起的年代，西西河就已经是以弘扬中华文化、传播中国价值而闻名了。

但客观上，我却觉得河里“情绪自由”的根本原因，更多是出于第二种可能：绝望了。

为何这么说呢？我们需要辨析的是，中国人根本情结在于“阶层跃升”，而阶层跃升也是贯穿改开四十年的主线。

以中国的整个国家民族为单位，相对西方实现“整体的阶层跃升”，即“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种变化从新中国，到改开，到入世，尤其是2008金融危机后西方普遍过巅峰期后，愈来愈成为主旋律。

但我们也需要承认，真正的大多数人所追求的阶层跃升，主要是指要比身边的人过得好。而改开几十年来，各种财富神话、市场神话都不断鼓舞着人们，似乎阶层跃升的窗户是向所有人打开的，所谓只要你想，你就可以，如果不行，那是你自己不行。

而这种乐观的预期，在近几年，尤其是2015股灾和之后的房地产飙升中，已经消弭了。在此我想要更进一步指出，这种心态的逆转有其更深刻的根源。

阶层跃升有两种，一种是绝对的，一种是相对的。比如解放前我们普通人家可能一年也吃不上几次肉，现在可以顿顿吃肉了，这是绝对的阶层跃升。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身边的人、比我熟悉的人过得更好。这更接近于一种“零和游戏”，即我比你好，那么你必然比我差，我们之中只能有一个享受到这种快乐。当然，他也可以从相对比他差的阶层中获取快乐或者说优越感，但这未必能真的填补原有的缺失。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所追求的是，或者新中国建立时承诺的是那个平等的、充满希望的没有阶层差距的共产主义社会，那么所有关于阶层问题的想法甚至幻想，就都失去了合理性的。如果说共产主义乌托邦在众人眼中本来就是云上天国，空中楼阁（“共产主义太渺茫”），那么至少改开发端时领导人做出过“共同富裕”的憧憬，抑或承诺。

也就是说，从“共产主义”、“世界大同”的那个美好乌托邦愿景，到“阶层跃升”，我们已经绝望了一次，背叛了一次自己。

而时至今日，“共同富裕”的愿景已经事实破产，连其弱化版“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即帕累托改进（另一部分人不能更贫穷）也已不存在。

所以，哪怕在再长的时间轴上，让后来者有理论上的阶层跃升的可能性，也已经失去意义了。

说到此处，似乎自然而然导向一个结论：想要更多的上升可能性，只能向外征服，于是新民族主义的道路似乎有了合理性。

所以我们终于为河里——也不只是河里，包括观网、B站、知乎的部分——的这股蓬勃的情绪找到了来由。

可是就像那首歌唱的一样：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征服也不是你想征服就能征服。征服的基础在于实力。

而这就又回到了一个认知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在这件事上，我不得不说，当今的大多数新民族主义者是非常缺失的。

在实力上，新民族主义将实力片面等同于军事实力，又将军事实力等同于先进武器，而后又将其等同于先进技术。当指出在先进技术上我们与最强者比如美国并没有绝对优势甚至有很多不足时，又有人转而用数量或其他的优势（比如996）来弥补这些方面的缺失。

所以新民族主义与帝国思维有相当的勾连性，而不断的“情绪自激”也给了民族情绪越来越多徜徉的舞台。

我们都见过那种成功学培训的场景：全场的人跟着老师不断重复“我很好，我很爱我自己！”这种不断的重复确实可以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集体性的重复更可以变成一种巨大的潜意识能量。

但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期望都不能无限制的加码，最终是要变现的。而去年一整年的实践，就是这种认知逐步走向破产的过程。

在这点上，即便我们对领导层有再多的抱怨，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一次事情不能验证，那么三次已经明白无误地证明了，领导人已经替我们做出了判断。无论我们多么强调自己受到“心理伤害”、“精神内耗”，或者认为决策层比普通百姓更为“自卑、懦弱甚至背叛”，它在强大的唯物论面前，都不值一提。

但请注意，我在这里并不是宣扬悲观主义情绪。因为所谓悲观，乐观，都是建立在你对当下的认知和对未来的预期上的。如果当下是100，预期是120，而舆论对当下的认知是150，预期是1000，那么无论对当下还是现实都会导向悲观的结论。

所以，这就是这些年来新民族主义不断创造“认知溢价”的结果。尤其是在疫情放开这件事上。毕竟，在俄乌和八二问题上的误判还可以归咎到个别专业人士和喉舌对大家的“误导”。

而对疫情三年中国和世界的实际情况的确切认知，在放开之前，可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其中根本性的原因，还是要回到“阶层跃升”上来。举个例子，刘强东成功之后，以一己之力支援了家乡宿迁很多方面，比如替家乡增加就业等等（京东客服很多设立在宿迁）。2017年，刘强东回宿迁老家时给村里的老人每人发了10000元红包，每个人10000元，100个人就是100万。

而这里面的道理，他的老乡项羽在几千年前就替其总结了：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

在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老年人的认可”是对一个人功成名就的最高奖励。所以即便是获得了阶层跃升，没有老年人的最终“盖章认定”，也是不完善的。

而在四十年改开中，阶层跃升的一个重要作用也是给老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项羽的那句话改造一下：富贵不行孝，如瞎子点灯。

在疫情之前，虽然过去若干年泡沫经济的弊端已经涌现，2019年已经出现了“2019是过去十年中最差的一年，却是未来十年中最好的一年”的说法，但很多人，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未完全从“阶层跃升”的梦中醒来，还期望着将来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而疫情三年，实际上给了这种理想愿景一个慢慢“落地”的过程，就如同气球慢慢地放气。因此，一部分人的憧憬还不至于这么快破灭，甚至将“阶层跃升”在不知不觉中切换成了“岁月静好”。

但老年人的成批死亡，则真正戳破了这个期望，让“阶层跃升”真正变成了无源之水。

而这，从根本上封死了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也因此，情绪价值就成了世俗生活中唯一能追求的东西。

总结一下：

1. 情绪很重要，日常生活中除了衣食住行，剩下的主要都是情绪问题。

2. 中国人尤其重视“情绪控制”，把情绪自由放在很靠后的位置，这是因为中国人普遍追求阶层跃升。

3. 从共产主义理想到阶层跃升追求，我们已经绝望过，背叛了一次自己。

4. 改开后不断宣传扩大的财富神话，给阶层跃升提供了现实路径。

5. 因改开红利渐尽、国际大环境的恶劣等原因，阶层跃升空间变窄，加剧了大家的情绪焦虑，而中国人长期压抑情绪的习惯，在遇到预期落空后，会加倍爆发出情绪需求。

6. 这造成了情绪释放要求的极度膨胀，而新民族主义为这种情绪释放提供了出口。

7. 而这种释放在碰到了现实的“墙”后，最终反噬自身。

8. 在现实碰壁后，新民族主义不得不给自己创造新的对立面，而情绪释放从狂热民族主义转向恐怖民族主义，比如宣扬国外开发了“纳米机器人病毒”等；并在内部不断寻找“敌人”。因此，二元对立，党同伐异，将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主旋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对中国有着下沉到每个村庄，每个社区的绝对控制力。所以，外国资本能在中国立足，或者能够和中国贸易，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没有一丝回避的可能。而现实是外国资本成功地深度剥削了中国人民，唯一解释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买办。

仅仅只是神话。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实现相对“阶层跃升”，心中充满了怨气。绝对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两个原因，一是整个世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效率更高了；二是中国从被孤立到参与到社会循环，被剥削得更重了。打个比方，一头拉磨的驴子，比一头野驴要吃得更饱。驴子拉磨被剥削了，一方面是驴子相对主人吃了亏，另一方面是驴子确实比野生的时候吃得饱。要说情绪价值，被当奴隶的拉磨的驴子肯定不会比自由自在的野驴高。

但是为什么会有新旧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从来都是转移矛盾的利器。主人告诉驴子你拉磨辛苦，吃得差，隔壁村的驴子干得少，吃得多，是因为隔壁村欺负我们村。让驴子把对主人的愤怒转嫁到隔壁村，好更顺畅地拉磨。但事实上主人让驴子拉磨产的豆腐从来不舍得给自己驴子吃一口，都卖给隔壁村了。这时候只有蠢驴才信这个主人的说辞。而只要主人有一线生机，就不会惹恼隔壁村，因为卖豆腐少赚点也是赚了。万一让驴子自己去卖豆腐，主人岂不是要喝风？所以这种“民族主义”只是一个噱头，只是用来播给驴子听的音乐而已。那么驴子信吗？呵呵，用你的话说，足够绝望了就信了，因为根本不是一个选择。

离开比喻，我在现实中没有遇到一个人

他们只是在网上发泄时候这样说而已。基本上跟三四十岁老光棍在玩黄色游戏的时候三宫六院类似，是一种幻觉对现实的补偿，反正成本很低。对比一下国内和国外的网友，基本在美国的，都是“美国烂透了，我过的也就是凑合，虽然非常想回国，但是迫于老婆孩子 ...” 如果想像一下他们的老婆孩子也是具备基本智力的人，也喜欢呆在舒服的地方，你就知道到底他们内心真实感受了。而国内的大部分都是“我们国家NB坏了，只是我自己 ...”因为多数人还是残留一点诚实，吹自己看不到的东西毫无障碍。明明吃的窝头咸菜，非吹自己吃了海参龙虾还是有点情绪阻力。用评书的语言，描述所谓的民族主义宣传，基本上下两头都是“铁拐李把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用脚投票，中国的有钱人纷纷在美国买房子置地，把老婆孩子送过去。但是反过来美国有钱人有几个在中国买房子置地，把老婆孩子送过来的？爱国主义电影电视的演员导演们，心里早明白了，但是吃的就是这口饭，所以只能“下周就回国”。

只要国内没有到民众武装造反的边缘，民族主义就会继续只存在于纸面上，或者跟以前一样，砸一砸中国人花钱买的日本（美国）车。但是遇上真番，绝对是要恭敬三分的。你看普京国内马上要崩了，他也只敢去打二鬼子乌克兰。因为后者“有加入北约的意图”，但是和真北约开干，那是绝对不敢的。输气管炸了就炸了，“勿谓言之不预”都懒得说。所谓战斗民族，哪怕遇上北约的边缘人土耳其，也是几次三番打掉牙和血吞下去。

如果有一天，中国有钱人不出去了，美国有钱人纷纷来中国置业，那才是真的完蛋了，比你们想的更进一步进入倒计时了。你们其实不自觉的也在使用民族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来思考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而且国内山头多着呢，走着瞧

那是民族主义成立的情况，我只是用来反证这东西不成立。

我的政治理想就是毛主席的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高度计划统筹生产，相当程度平均下的按劳分配。比如人七劳三。人们考清华，放卫星图的是尊重而不是物质生活。以中国人的现实努力，这种制度很容易超过美国。

但是这种制度对于执政团体要求太高，目前人力资源不够，但是IT技术大发展，相当程度弥补了人力缺陷。会在某个时间点，发生一个大的改变。也算是符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你要说你反对“民粹”、观网之流鼓吹的是“民粹”，不就没那么多事了。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时期，“民族主义”是维系现代国家的底层纽带，所以我们现在也一定要强调“中华民族”，要用民族叙事把全国人民捏和到一起。

如果是其他历史时期，比如人们对民族国家没有那么看重、国家之间还能换几个城玩玩，那民族主义的叙事可能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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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你把你说的民族主义归咎于社会变迁之中的老百姓，我个人是有不同意见的。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民粹问题，核心是源于一尊本人和一堆民粹媒体的乱搞。中国人随着国力增长而有一定程度的自信提升是完全合理的，只是被一尊和民粹媒体搞过了火，于是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举个相关的例子：

央视网前几天炮制了一篇奇文：《年轻人越来越反感“专家”，问题出在哪儿？》把“专家”批判了一番，把“年轻人”和“专家”对立了起来。

可问题是，由一家媒体、还是中央媒体来说这话，就显得非常虚伪，甚至可笑。因为明眼人都知道，社会反感的不是“专家”，而是“媒体推出来的‘专家’”。如果大家私下里要看个病、咨个询什么的，肯定还是希望找专家，甚至是最好的专家。从某种角度，甚至可以说我们社会有些迷信专家。大家唯一一个骂专家的场合，就是媒体把某些“专家”的“惊人之语”当成新闻写出来，搞一个爆炸性头条。所以央视网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因为媒体，无良媒体，狗日的媒体，包括你丫的中央媒体。

在民粹问题上是同样的道理。我在现实中碰到的，基本上都是可以交流的人，只有来到网上，我用同样平和的语调、同样循序渐进的逻辑，能引来一批莫名其妙的人，给我扣帽子、泼脏水，把我说成是“恨国”人士。这些人还自我感觉特别良好。

所以问题出在哪？

还不就是各大媒体，以及网上的论坛，给了这群人一个报团取暖的地方么。

一个气球的问题，明明背后有很多麻烦，偏偏要在那沾沾自喜，还不是一尊手下的宣传机构、和各大媒体自媒体炒作出来的吗？

所以我个人不会把这个问题归咎于大多数老百姓，毕竟民粹只是声音大，也未必就人多。我现实中没见过一个在经历了放开乱象之后还用力吹捧一尊的人，网上倒是还剩不少。

我给你换个说法哈，你看看：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资本主导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是维系现代国家的底层纽带，所以我们现在也一定要强调“资社一体统一战线”，要用资本叙事把全国人民捏和到一起。

或者再换一下：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政党政治的历史时期，“党国体制”是维系现代国家的底层纽带，所以我们现在也一定要强调“定于一尊”，要用一尊叙事把全国人民捏和到一起。

是不是毫无违和感？

其实民族、国家、政党，都是“想象的共同体”，重要的是“共识”而不是措辞，措辞只是一个符号而已。

稍有历史知识就知道，民族国家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叙事的一部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可是资产阶级学者梁启超和孙文提出并发扬光大的，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区别体现在哪？

领导现在已经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是明显要超越西方政治范式了，在目前这个时代节点上，固然不应过于“左”地颠覆民族国家叙事，却也不必故步自封地继续坚持旧叙事。

况且我说得非常清楚，我支持新民族主义生发之前的老民族主义（之所以用“老”不用“旧”，一是旧容易想起旧社会，旧时代，不太恰当；二是我认为过去的民族主义者如何新等还是比较成熟稳重，老成谋国的。但新民族主义者大多太让人失望了）。我也没有“归咎”于老百姓。我有意见的主要在于新民族主义者，甚至对新民族主义都有所保留。你哐哐输出的，大多文不对题。

至于一尊问题，这个不必纠结，现实会给出答案。你既然注册那么晚，我默认你是没看过我之前的文章的，因此你的回答里大部分内容，其实都是无的放矢。你可以把我这个帖子看完佩婆窜台，男性气概与上党之围，再来辨析。

有左派和民族主义者来跟你辩论。而且我非常期待他们之间会有什么区别。

你讲道理的思路跟我类似，区别在于你更有激情。这种激情现在不多见。民族主义者常见的激情，常常充满了戾气。

你对我所说内容的质疑，我认为是没有推演彻底的结果。

之所以说“民族国家”是纽带，而不是你说的那些东西，是因为这是现代国家划分国境线的最常见规律，最明显的案例就是欧洲。

资本主义是经济的组织形式，政党政治是政治的组织形式。美国有民主党、日本有民主党，但美国的民主党和日本的民主党没有组成一个国家，对不对？没有组成国家，又如何能称为是“维系现代国家的底层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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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想否定你，我也反对现在的民粹，我只是印象里看到过你和别人就电影之类的问题争论过，当时就觉得你炮轰了一船人，这次你发帖特地探讨情绪的问题，我就借机出来说两句。

我和你区别在于——鉴于你论述了很长一段关于情绪和中国人的情绪——当我把发生的事情定义为“民粹”时，我不认为这是什么中国人特有的东西。

在我看来，你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试图论证的就是：

【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民粹”有什么什么特殊的原因。】

可一旦我们把这件事定义为“民粹”，再把分析的对象变成“别国的民粹”，我们只会非常轻松地把问题归咎于某国某人搞的宣传，顶多再配上一点当时的时代背景——一般来说就是好日子到头了的时候。

简单来说，这是在历史和各国都出现过的、非常普遍的规律。

如果你想在中国人的角度论述出什么新花样来，我觉得只要想一想：

1、谁在推动这种宣传

2、好日子为啥到头了

就完事了。而不是从一个极为抽象的角度、从精神世界里抽丝剥茧，试图找到什么非常独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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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回复里比较委婉地表达可能没有把意思传播过去。

关于第一个民族国家范式的问题，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你的观点是错的，过时的。

且不说中国在两千年前就用大一统的王朝帝国范式跨越了民族国家范式（虽然有很多后遗症，关于这点可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起源》），你用的“现代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可疑的概念。简单地说，

是的，但是日本要做影响国际政治格局的事情，比如提升军队实力，这些事情日本的民主党派说了算吗？是不是还要美国说了算？所以所谓现代国家真的是以所谓民族国家为范式的吗？

不，是建立在民族压迫基础上的阶级范式，简单地说，超民族国家范式。

而这种超民族国家范式，用单一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凝聚不起来的，美国是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统治世界，而不是民族主义。

而日本欧洲之所以统治不了世界，是因为他们是你口中的民族国家范式。

至于欧洲的例子，更是反例，欧洲整合了两千年了还达不到中国入门的水平，所以才被一个俄乌搞的首鼠两端，难以自处。

第二，所谓“民粹”，当然是新民族主义发生以来的一个现象的端面，尽管不是全部。我在引用马斯洛需求原理时其实就已经说明了，情绪价值问题并不是中国的特例，因此你强调的不过是我早已表达过的观点。

至于

1、谁在推动这种宣传

2、好日子为啥到头了

这在我之前的帖子里，包括我在放开、电影问题上一系列的回复中都有详细的分析和回答。我一开始就说了这篇文章是我的大系列中的一篇。而你作为在我那篇文章发表之后注册的ID，不知道不怪你，但在我提醒后还哐哐输出同样的意见，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你这个指责很精巧，还含有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意味。但如果你认真看了我的帖子，就知道我根本不是从精神世界出发，演绎出来的，而是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总结出来的。

反而你很喜欢从一个抽象的点出发，去解构别人的观点，比如措辞，比如民族国家范式。这很像键政太多的人的特点，就是脑子里范式太多，成天打架。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总结一下我这个系列到目前为止的观点：

1. 从共产主义理想倒退到阶层跃升，再从阶层跃升倒退到民族主义，这是一个思维和实践能力退化的过程。

2. 这种过程客观上使中国失去了介入全球问题的话语权，同时也就失去了全球治理的参与权与全球想象，而这种弊端在世界政治格局进入新的纷争时代后愈发凸显，产生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等一系列弊端。

3. 在键政领域，造成的后果就是情绪主导一切，而狂热的对外征服欲和恐怖的异族想象，是支撑这种情绪叙事的主要动力。

4. 而这都是资本主义内在危机和矛盾的必然结果，如何解决，无论左派，民族主义者，大棋等等键政都是失语的。

5. 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先排除情绪的干扰，客观认识现实，并建构解决方案，而这个方案一定是包含了全球治理的（单靠民族主义不够，民族主义只能提供情绪助力）。

6. 而新民族主义的解决方案是饮鸩止渴，用加强资本主义剥削的方式压迫人民提供对外征战的剩余价值，而这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更快击穿当前政经体系的压力极限使中国经济更快崩溃。

然后，为了回应你的提问，请回答以下问题：

1. 既然都是民族国家范式，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区别在哪？

2. 你既然主张民族主义，那么一尊正是当下中国这一轮新民族主义风潮的发起者，为什么你要反对一尊？

中国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特殊的存在，包括现在主流历史的“封建时期”是不是适用于中国都很难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也认同你所说的，欧洲折腾了这么久都没达到中国的水平，或者换种说法：中国历史上踩过的坑，其他国家都得再踩一遍。

但另一方面，我是一个务实主义者。

务实主义者有很多特征，对我来说，我尽量从最大众化的角度去切入、解释、解决问题。比如我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时期，并不是夹杂了我主观上的好恶，而是对客观现实的观察。

比如中国人为什么对华人反华、华裔参军打志愿军的事情很反感？因为归根结底，我们是处在“民族国家叙事”下的，我们认为你留着中华民族的血，却反对自己的母国，是一件很大逆不道的事情。

我客观上没有看到我国处在一个“共产主义叙事”下的依据，我认识的人，包括很多老人，在近年来生活条件提升，和共产主义叙事之间，一般也倾向于更好的生活质量。

历史的进步是犬牙交错的，我在认为西方在治国经验教训上落后我们上千年的同时，也同时认为我们现在还是在跟随当前时代的大流——因为人生就这么长，我们一代人看到的东西就是这些，在政体、国家问题上，甚至可以说和外国接触的东西是一样的。

所以你会发现，我脑子里想的东西远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复杂，我就是尽可能找到大家都能认同的、现实社会里可以观察到的点，并从此出发，展开我的观点。

与此同时，我尽可能把所有的问题归类到“已经发生过的问题”之下，如无必要，不发明新概念。

也因为如此，我认为现在发生的事情就是民粹，最大的特征就是一群人拒绝思考、盲目自大、一会卑一会狂，并且传播各种反智观点。

我比不认为存在什么所谓的“新民族主义”，或者说“新民族主义”是一个箩筐，乱七八糟东西都往里装。

我认为民族国家叙事决定了现在的国境线，资本主义叙事决定了现在的生产力关系，政党体系决定了当前的政治环境，都是各自不同领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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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你对我的灵魂拷问：

1、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就是朝代的更迭，只不过是一个新的时代里的朝代更迭。

如果要说区别，那我个人认为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来的精神遗产。毛主席对于人类社会是有哲学上的思考的；邓小平对于生产力是有思考的——再怎么样，他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没像苏联那位一样把墙推倒了。他们，还有很多其他革命先烈，给中国共产党注入了一些特殊的基因，这些基因不止在国民党时期没有，在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里也没有。

但我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徒。一方面，我现在的生活，和我对经济学、对人性的理解，很难支持我认为在半个世纪前的中国能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说是按照共产主义的路线发展下去，我们能够在今天取得同样的生产力进步；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本质上是马克思对于19世纪欧洲生产关系观察后所得到的思维成果——我们不能既说欧洲在政治上远远落后于我们，一方面又说欧洲19世纪产生的思想先进到无以复加。

当然我也不是反对共产主义，现在马克思观察到的成产过剩就又一次出现了，或许在不久的未来我们依然会走向共产主义，不过那是未来的事了，现在客观说，八字没一撇。

2、我反对一尊主要是觉得他能力有问题，并且我反对反智、民粹，我反对故弄玄虚，我反对虚伪。

我衷心认为我们国家在他和他的小伙伴们的带领下，会遭遇不必要遭遇的危机，就像这次快速过峰的疫情处理一样。

当我开始通过疫情认识到他能力有问题后，我就开始意识到很多其他事，恐怕也是他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比如现在的民粹问题。

不过如果一定要说跟你提问最相关的回答，那就是：

我不认为一尊的脑瓜有能力形成什么新的哲学思想——尽管他很喜欢发明概念、炮制雄文。我不认为他能发起任何“主义”，更不认为他能贯彻任何“主义”，他只是“拳打南山养老院、脚踢北海幼儿园”一般瞎折腾。

他不代表什么主义，所以反对他、支持他，和任何主义都无关。

让底层去“精忠报国”，自己都忙着“西湖歌舞几时休”呢。

丢掉“阶级斗争”的“洋共”其实就是一个统治利益集团，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这个集团的富贵与长久，跟屁民们没多大关系。用这个观点看，各国统治者都一样。

一是留学生学伴，二是爱丁堡事件。

只有这两件事还挂在人民心头，朝廷是无论如何也没法扛起民族主义这面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