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再议王毅中东之行 -- onlookor
== 前言
这是21年王毅中东之行时,我以巴以和谈为观察点就此行的意义所作的评论。
王毅此行在当时因与伊朗的四千亿大单而博得广泛关注,却少有人注意到王毅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欢迎巴以双方谈判代表在华举行直接谈判”的意愿。
如果熟悉中国历来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和作为,就会明白这一声明的不寻常之处。
中国历来对巴勒斯坦问题采取联合国立场,力图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巴以问题,从未力图主导和谈进程。比如最接近此次主持沙伊和谈的作为,是2013年主持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支持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国际会议,但这实质上是一场联合国会议,只是会场设在北京而已,与沙伊和谈是“主持会议”和“主持和谈”的区别。
从另外一起事件可能管窥过去北京对于作为主人主持这样一场和谈的真实态度。具体事件背景我记不大清了,大体过程是,某个巴勒斯坦代表团在京活动,碰巧一个以色列代表团因另外的事情要来北京。由于双方在日程安排上有一定程度的重叠,外媒纷纷猜测中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要暗地里主持双方秘密会谈。中国迫不得已发表声明否认这一传言,并暗地里要求巴以双方各自出面澄清误会。
因此王毅这一番表态,可以看作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表达了主导巴以和谈进程的意愿,从而为中东和平打造一个全新的开端。
关于21年王毅此番表态的背景,可见以下报道: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26日消息,当地时间2021年3月24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利雅得接受阿拉比亚电视台专访时表示:欢迎巴以双方谈判代表在华举行直接谈判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拉姆安拉3月24日电 巴勒斯坦政府消息人士向卫星通讯社表示,巴勒斯坦对中国提出在华举办巴以对话的倡议表示欢迎
当地时间3月25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表示,美国将恢复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与巴勒斯坦断绝的外交关系
==再议王毅中东之行
王毅去中东那几天,正是西方造谣我新疆棉花甚嚣尘上的时候,不免有人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认为西方试图挑拨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你要说西方一定没有这个意图,那也未必,但事实是,西方这番挑动并未在伊斯兰世界掀起波澜——至少未见公开报道。而王毅的中东之行也早已铺垫,并不是在西方在这个问题上挑起事端之后的见招拆招。
那么这就表明,王毅的中东之行“早有预谋”,是带有明确的目的的,即便算不上“主动出击”,至少也不是“灭火之旅”。那么中国对王毅的这一趟出行,究竟寄予什么样的希望呢?
说说我从中看得到什么希望吧。
两个政治实体交朋友或者做敌人,总要建立在某个基础上,这个基础或者是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或是经济,或是安全。自改开以来,我国不扛意识形态的大旗已经很久了,安全关注也仅限于自身周边,与各国打交道时,集中注意力在经济上。于是我们在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和安全领域的威胁时,习惯——或者说不得不——用经济手段去化解,比如我们对台湾的让利,比如在面对人权、民主问题的指责时,以民生经济自辨。此所谓力有不逮,守有余而攻不足。最近缅甸事变,中资受损,有网友一针见血指出这里的矛盾所在。
那么如果我们要拉住穆斯林朋友,反击西方敌对势力,就要树立一面旗帜,寻找几个抓手。既然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跟穆斯林们搞不到一起去,加强经济联系和安全合作那便是应有之义,这就是王毅外长在沙特谈中海自贸区,到土耳其和阿联酋讲“继续推动本币结算”、“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更多使用本币结算”,又与伊朗签署涉及经贸与安全的全面合作协议的原因。这样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们就能“一天天好起来”。
可是我们仍然需要在政治上与伊斯兰世界增强团结,弥补意识形态差距太大的不足,这在面对共同敌人的时候尤其重要。伊斯兰世界的几个主要族群各有各的辉煌历史,波斯人、阿拉伯人、突厥人的民族情结剪不断、理还乱,宗教派别与民族政治错综复杂,所以不论从宗教还是民族的角度号召团结实在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是在伊斯兰世界仍然有一面“政治正确”的旗帜,不仅能够凝聚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意志,也与我们有着道义共识,那就是“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叫兴灭继絶,是大义,也是名分。王毅外长在接受伊斯兰媒体采访时放言,欢迎巴以双方谈判代表在华举行直接谈判,表明中国要主动扛起这面道义的大旗,建立自己在伊斯兰世界的话语体系,割裂伊斯兰世界与西方金融资本的联系,建立中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和经济体系。
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与阿拉伯世界总体一致,而与以色列的立场相差较大。如果中国主持双方和谈,明显需要以色列从当前立场后退,有利于巴勒斯坦,这就是为什么在王毅外长放话当天,巴勒斯坦政府第一时间通过卫星通讯社表示欢迎。有趣的是,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不失敏感,在第二天通过其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将恢复其与巴勒斯坦断绝的外交关系。不管巴以双方的谈判会持续多少年,最终是否能谈成,中国作为东道主主持正义的形象已经在伊斯兰世界树立起来了。谈判中暴露出来的巴以矛盾,最终会传导至整个犹太-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而在几个主要的西方国家中,犹太人和穆斯林都是不可忽视的族群,西方无法对此装聋作哑。这是西方内部蕴涵的族群矛盾危机,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像新疆问题这样无中生有,因而无法像中国对新疆棉花问题这样轻易化解。
如果西方不反对中国主持巴以谈判所秉持的立场,则势必引起在西方深耕细作、经营千百年,把持了西方金融界的犹太财团的不满。更重要的是,自韬光养晦以来,这将使中国在世界范围重树空前的威望,这在视中国为对其领导力的威胁的美国眼中是无论如何不可接受的。
而如果西方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对抗,则会激发全世界穆斯林的不满,在其国内造成族群对立。而我们则能够站在道义的高度敲打西方、揭露西方、嘲弄西方,一如西方拿着人权、民主敲打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便可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而这个话语体系,至少在伊斯兰世界的范围内,是可以期望得到认可的。
在这样的局面下,最糟糕的预期是,以犹太财团为首的西方金融资本对中国将采取敌对态度,配合美国打破一带一路,与中国脱钩。自加入世贸以来,我国经济纳入了西方“全球化”框架下的经济循环,即便是一带一路计划也并未脱离这个框架。而我们的金融系统相对弱小,难以与西方金融资本对抗,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在这一方面,我们与伊斯兰世界可谓同病相怜。
在西方的全球化框架中,中国从事生产,中东的伊斯兰国家提供石油,美元从中上下其手。现如今,美国已经通过页岩油气摆脱了对中东的能源依赖,正试图摆脱对中国的生产依赖,重建一个没有中国的经济循环。这为中国和中东这两个美国试图边缘化的地区建立金融合作提供了基础。多年来,穆斯林一直在寻求建立符合伊斯兰价值观的金融系统,当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达到一定的程度,金融合作水到渠成,双方便能够摆脱对西方金融资本的依赖,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循环,这便是这次王毅外长谈到的中海自贸区和推动双边经贸使用本币结算的意义所在。如果有朝一日,中国建立自己的SWIFT,这些伊斯兰国家有望第一批加入。
这样一来,一个中国主导的,与西方分庭抗礼的国际秩序和经济体系,便在欧亚大陆隐隐成型了。如果美国像瘫痪世贸组织一样瘫痪联合国,中国能为世界提供另一个选择。
静待续作。
只是在某个话题里看到这样的说法:“调节伊朗和沙特还不能说是中东重量级玩家。中东重要指标是巴以冲突,不是沙伊关系。”在另一个话题中还有言论称:“中国脑子进水,才会斡旋巴以和解 ”,想到了两年前的这么档子事,才旧话重提。
本次促成沙伊和谈,在我看来是一次很好的试手,为我国和中东各国开启新的互动模式赋予了信心。
观网在前几年曾有七八十年代在中东工作过的前中国外交官撰文,讲述过中国心目中的外交格局,是与地区性强国打交道,外交表述就是“多极化”。用观网新晋网红苏师傅的话讲,就是等你们打出个猴王来,我们再跟猴王讲话。这听起来有点像是我国“不干涉他国内政”外交原则的“地区性放大版”。
“地区性强国”有大有小,放在中东地区,因为民族、宗教等历史原因,具有地区性影响力的候选者就有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这三个国家。
以色列看似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地区性玩家,但由于以色列与美国之间存在特殊关系,它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是美国全球影响力的地区投射。
这位前外交官就讲,其实过去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关系没有现在人们想象的那么差,双方并没有什么过不去的过节。之所以会闹成这样,完全是美国基于地缘政治挑唆的结果。
所以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沙特与伊朗之间谈判的难度,就理应比巴以和谈低很多。我们过去之所以不出头,主要还是确实实力有限,手里连把叫鸡的米都没有,除此之外,就是一方面是韬光养晦的政治智慧还不允许我们去试探美国的警惕心,另一方面还是期待当地能够有一个能够主导地区格局的地区性强国出面维持地区秩序。
那么当下的世界局势我们都看到了:
第一我们手里有米,叫鸡能够唤得来了。
不讲“韬光养晦”了,要“有所作为”。
最后就是最关键的一点,中东动荡的地区形势随着地缘矛盾热点的转移,冲突后继乏力,几只公猴打得精疲力尽却没有一个能够脱颖而出成为猴王。此时全球性强国美俄(对此有人会有异议,特此防杠)欧在乌克兰角力,在中东地区无法全力施为,这给了中国这样有域外施为实力的大国以小博大的机会。一如中国在五十年代美苏欧洲对峙时决定入朝作战,在古巴危机时对印作战。
刘伯承元帅将此喻为“狼的战术”(典出《聊斋志异》):
一个人推着很重的车子上坡,非常吃力。路边蹿出一只狼,向推车人的腿上咬去。推车人如果松手去驱赶狼,那么手推车必然滑下坡去,车上的东西也就毁了。于是推车人只好忍着疼痛,乖乖地让狼咬下一块肉去。
一般地缘政治概念里,中东地区应该还要把北非阿拉伯算进去,因此,比较有份量的中东区域性玩家,除了火鸡、波斯猫、狗大户之外,还要再加上埃及,只不过埃及人自己不争气,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特别是阿拉伯之春后,元气大伤,早没了往日的意气风发和存在感,现在容易被人们给忽略。
遥想当年,纳赛尔时代的埃及,可是以阿拉伯世界的领袖自居并以统一和复兴阿拉伯民族为使命必达的。
不过,终究还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如今再怎么颓废堕落,人口基数始终摆在那,哪天缓过劲来了,三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至于犹太人,强而不大,天然要依附或者寄生于其他域外强权,底蕴不够基础不牢,究竟算不算区域内实力玩家,应该是很有争议的。
现在米国人正在从这个区域战略性撤退,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又不傻,都看在眼里,接下去才是真正考验犹太人生存智慧的时候,中国人认为,中东应该、必须是中东人民的中东,但这个“中东人民”到底包不包括犹太人,我作为中国人,说实话,扯不清也道不明。🤭🤭🤭
自从90年代以后,具体的说就是海湾战争之后,中国对中东的政策立场就是“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当事方的合理关切应受到关注”。
这样说的话,包括以色列这个国家,以及作为以色列公民生活在中东的犹太人,就也属于“中东人民”。
其实我自己猜测,以东方大国(三哥又双叒叕跳出来了:不错,正是在下!)的政治智慧来说,也必然是这样的立场,不仅过去如此,相信未来也不会改变,大义名分一定要先站住、站稳。
但随着米帝的衰弱和战略性撤退,东方大国只要保证中立并且确保营造一个完全公平的竞争环境,换句话说,自己既不进场拉偏架,也不让中美之外的其他域外力量进场拉偏架,真正做到“中东是中东人民自己的中东”,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说,就已经够喝一壶的了,失去任何域外强权支援的犹太人,三面被围,难不成真的要去跳地中海?
当然,现在说这些都还为时尚早,米帝依然还是老大,但留给犹太人的时间还能有多少?很显然,这是一个开始需要认真考虑的议题了。
本质上,都是有要求人人平等的需求,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共同经济基础上的平等,不是西方那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假平等。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犹太教、基督教虽然和伊斯兰教同源,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已经为着资本主义是生产方式特化了。而由于相对的经济落后,伊斯兰教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平等观念,因为不如此不足以抵抗资本主义宗教。我们搞社会主义,和他们应该有相当大的共同基础。
类似的还有佛教。比如达赖喇嘛声称,多次向毛泽东要求入党。他被劫持到印度后变修了,也没有办法的事;我们当时要是强行拦住他,反而不好在西藏土改,对不起广大西藏农奴兄弟;所以只好那样处理。
当然,如何和各个东方宗教实现教义上的大联合,从根本上团结各国无产阶级,细节需要那些书斋的先生们去研究,怎么能够让其“为我所用”而不是反之。但是可怜我们无数个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没有一个能打的。净想的是怎么把剥削合理化,催着老百姓出血买房,而不是想着搞真的社会主义大联合。
看到你引用的资料和做出的判断,我就知道这是一篇好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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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在中方推动下,沙伊两国在北京举行对话,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同时,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隽近日穿梭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推动解决巴以问题。中方将在推动中东热点问题解决方面发挥怎样的作用?
汪文斌表示,中东是世界上热点问题最集中的地区。作为中东国家的好朋友,中国在地区没有私利,不搞“小圈子”,致力于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始终是善意、可靠的斡旋者。近年来,中国先后提出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四点主张、落实巴勒斯坦问题“两国方案”的三点思路,近日又推动沙伊北京对话取得重大成果,翟隽特使也在巴以之间穿梭斡旋,得到地区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赏和普遍欢迎。
这里提到的‘巴勒斯坦问题“两国方案”的三点思路’,是2021年王毅在埃及提出的
“两国方案”本身指的是《戴维营协议》和《奥斯陆协议》确定的和谈框架,得到国际广泛认可。由此可见中国对主导巴以和平进程的起步是很谨慎的。
《华尔街日报》于11月8日刊发其首席外交记者雅罗斯拉夫·特罗菲莫夫(Yaroslav Trofimov)的评论文章,文章以偏颇的亲犹立场,通篇充斥着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误读与曲解。
整篇文章不怀好意地将中国与俄罗斯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炒作成是在“占据道德制高点”,声称中俄将巴以冲突视作全球反美斗争的一部分,同时将中俄对巴勒斯坦人生存境遇的关切描述为旨在“争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虽然《华尔街日报》承认“以色列正沦为美国的地区棋子儿”,然而仍以阵营对抗的角度恶意歪曲中俄两国的公正立场,炒作称在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后中俄“同以色列保持距离”,并将巴以冲突视作全球反美权力斗争的一部分。
文章声称,巴以冲突给美国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中国和俄罗斯,“提供了获取世界各地支持的宝贵机会”。至于中方对哈马斯的态度,文章不顾历史背后的是非曲折,片面解读为“中方拒绝批评哈马斯”。
此外,文章还声称,中俄同时利用人们对于巴勒斯坦人恶劣境遇的普遍同情,而把自身“定义为人道主义价值观与和平的捍卫者”。
要我说,这“道德制高点”我们还就占了,怎么地?
只可惜这冲突来得早了点,我们的文宣还没做好斗争准备,居然站在那么一个“道德制高点”上还不敢承认,难道怕敌人挑拨就该放弃“道德高地”吗?不去占据“道德高地”,难道在“道德泥淖”中跟敌人滚在一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