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说一说张学良 -- 天空不空

沈山铁路进沈阳时在下穿越南满（哈大）铁路桥，整个沈山铁路都是张的地盘，他也真做到了全线警戒，但就那个桥他控制不了，因为是归日本人的南满铁路管，日本人炸塌了那座桥，断桥把张给压死了。至今沈阳北站入关方向开行几分钟后即从这座桥下通过。。。

日本在七月秘密运来两门240毫米四十五式攻城重炮，最终部署地点在大和旅馆后院（今中山广场辽宁宾馆，九一八时是关东军的总指挥部），主要攻击目标是北大营和东塔机场。刘少奇主持满洲省委工作时的主要功绩之一就是侦察到日军在给这两门重炮秘密构建阵地，并在九月初把这个情报交给了东北军。。。

问题，没边，至于你说的那两门重炮对东北军没啥用，就是日军关东军武器已经足够了。关东军对东北军，全面碾压，没办法。

沈阳的战斗也的确如此，就算是北大营全力抵抗能阻止沈阳陷落吗？没办法，他不是讨论问题。

你给我个宝让我通过啊！

俺小时候北大营附近还是农村呢，北大营一个旅七八千人对日军一千人，依托营房只坚持了六七个小时，然后撤往东大营（今天的沈阳炮兵学院，直到十年前也是农村），东大营那时还有两千讲武堂的官兵，结果东大营守都没守，一枪没放，一路跑到东陵（努尔哈赤陵）后山的森林里藏了起来，最后绕道棋盘山跑路了。。。

再说北大营，距离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只有一公里，距离那一千人的日军驻地三公里（今天的724兵工厂东基公司），竟然毫无防备。。。

以当时的东北军，打肯定打不过，但稍有准备也不至于让日军八小时解决战斗（晚10点半到第二天早上6点半）。。。

我是指装备和抵抗快速结束。

我的资料图片说得很清楚，日军重点是咱们沈阳市，当然重点冲突地区也是沈阳市，日本鬼子的在乡军也是很残忍。

可惜你现在不在沈阳，去大帅府应该有一些资料吧。

东大营也是顺手一捞了，以当时东北军的状态，从上到下，恐怕都是坚守北大营就够了吧。

这是肯定不行的，谁敢发动全面东北战争引起国战，我估计是没有的，况且，还打不过啊。几个小时能坚持，几天呢？结果还不会改啊。

至于笨狼河友说的那些，简直一塌糊涂。根本构不成解答啊。

第二师团，多门师团，很厉害的，那是早期的日本军，在郭奉战争种把郭松龄打得都不能自理了。

指望东北军打那时的关东军，几乎是不可能的，日军打苏军还有来有回呢。

谢谢哥儿们宝！！！非常感谢！

北大营东大营和兵工厂，日军重点也是奔着这三个地方去的，兵工厂就在大东门外，高墙林立，而且中间还有南运河阻挡，有机场和飞机可以增援，结果都轻易放弃。。。

这三个地方都可以打打，但是肯定打不过啊。只能延缓时间，对日本干掉沈阳警察没多大影响吧？

可以看到，当时沈阳负责的荣臻是确认不想打，王以哲干脆直接跑了，底下也不敢打啊。

别的地方不敢说，我估计机场，张学良可以打两下，获胜是几乎没有希望的。鬼子必定重视啊。

https://www.talkcc.org/article/4877580

鬼子的918图片资料

兵工厂有枪有炮有飞机有坦克，输是肯定的，但再怎么也不至于八小时输个精光。。。

问题，

历史上，无数实例证明了这一点，这事和军队能力关系不大，难道不像当年粟裕围剿杜聿明集团吗？

当然，你得有实力让对手三心二意。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张学良在这件事上是否三心二意，三心二意的根源究竟在于他自己还是诸多原因，我只是在分析原因。

如果原因存在，难道不可以理解吗？况且日军本来就对东北军存在战争优势啊。

淞沪会战后的中央军等不也是如此吗？

一说东北军高层荣臻或熙洽扣押下了这个情报

那是拿清朝全部收入和明朝的太仓银这一部分收入去比，这么胡乱比较才能得出10倍这个离谱的数字。

清初的财政能力比明末是强一些，但并没十倍那么夸张。考虑明清财政，得考虑白银的贬值，明清中央地方的财政收入比例，中央不同的财政收入体系综合来评价，太仓银那300万两仅仅是明朝财政收入的一部分。

至于藏传佛教在蒙古的传播，明朝给俺答汗修的仰华寺经常被人华丽地无视了。

在我看来，明朝把蒙古人编进卫所，和清朝把蒙古人编进盟旗没本质区别。只是明初北方太残破，收编的蒙古人大多安排在陕西等地，塞外那时候是无人区，蒙古人长期躲在漠北，还能得到中亚源源不断的补充，他们可没像清朝那样同时被沙俄从北面和西面拦住退路。

首先呢，接受阴兄的意见，修改为：清代以银锭形式的税收，十倍于明代银锭形式的税收。这样就比较严谨了。而且清代也是收粮食等实物税的，这一点并不影响我上贴中的观点。

实际上，我最近一个很大感悟，即骑兵对于大一统农业文明的重要作用，这个“悟”离不开阴兄提醒我注意到的、关于清军自江南出发奔袭荆州，以少胜多击败大顺军余部那个历史。这个也是骑兵对于安定大一统农业文明秩序的重要作用的一个佐证。

至于卫藏在明清时期与中国农耕地区的关系，阴兄就没必要死抠字眼了吧：首先是朱棣搞的“地理大发现”，有郑和之日本、东南亚、印度波斯阿拉伯、乃至非洲之行；有亦失哈对黑龙江、西伯利亚之行；有对蒙古、新疆、阿富汗、哈萨克斯坦中亚地区之行。但就是没有对卫藏地区的“地理大发现”。“金瓶掣签”对于卫藏的控制力度，也是明代对卫藏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的。

其次，在朱棣之后，明朝也完全丧失了类似福康安40天急行军穿越青藏高原的骑兵能力。现在人都知道：国家主权在大炮的射程范围内。在农业文明时代，或可以表述成：在农业文明时代国家权力在骑兵能到达的范围之内。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汉、唐、宋、元、明、清的历史一致性。

因为这个“农业文明时代的国家权力在骑兵能到达的范围之内”，所以程朱理学的“天理”其实就是狗屁不如。士大夫阶级有意无意地破坏中央政权对农耕、游牧交接地带的卫所制度，破坏中央对于蒙古编户的养成，根本就是破坏中央对于骑兵——低成本的马匹和骑士——的掌握。

总之，农业文明时期的士大夫阶级、程朱理学之徒、宋明东林党，是真正的中国百姓的敌人。这和今天的公知、新东林党是类似的。

38年8-13，孟昭进总共几千人，除了打进济南，还瘫痪了胶济线西段

中兴矿业所在枣庄倭寇密度那么大，几个铁道游击队员都能短时瘫痪的铁路，东北军在辽宁没办法？除了小白谁信

哪怕9-15张学良下抵抗令，事变爆发几百架飞机帮助收拾沈阳以外关东军，迅速瘫痪丹东-沈阳，大连-沈阳铁路也极为轻松

郭松龄反奉是借张学良名义，后者却和张作霖在一块，冬装等物资也没有准备。冯玉祥耍滑头，一鼓作气不成功，稍加外力就失败了

到九一八早过去几年了，东北军有1927和南军打仗的一半勇气，九一八前一个月稍做准备，歼灭沈阳关东军大部，抵抗全国动员的倭寇几周，转移沈阳资产问题不大

九一八问题上为张学良这个纨绔子弟找多少借口也洗不白

骑兵对后勤依赖更大，又在自己土地上，骑兵调动随地就食不可能。。。只中央掌握骑兵的话，打仗时调动到边境就得把自己搞个半死。。。

汉武帝时，汉朝先有了马和骑兵才去打的匈奴啊。。。

而且养马的场地，首都，中央地区也没法提供啊。

何柱国说，九一二那天蒋秘密前往石家庄见张，蒋说情报显示关东军马上就要动手，千万别抵抗。同一天驻日公使直接给张发报示警，当时在东北的最高长官张作相也得到警报去向张请示，张还是跟他说不抵抗。战略定了，多两门炮少两门炮根本无所谓，本来关东军忌惮东北空军特地安排了一门240毫米重炮专门打机场，结果根本就没飞机起飞白折腾了。。。

明朝在藏族地区封授的指挥使、都指挥使佥事、千户、百户等官职都准予世袭，但是重要官职的袭职要经过皇帝的批准，并换发敕书和印信。

明军也去过西藏，曾经因为明朝使臣被截杀，朱元璋派卫国公邓愈为征西将军，都督同知沐英为副将军，率陜西诸卫兵十余万讨之。五月愈邓等分兵为三道，捣其巢六，遂大破川藏之众，追奔至昆仑山，斩首万余级，获马牛羊十余万。

明朝还是保留下一堆册封圣旨在博物馆里面的。明孝宗时期还有这么件事：西藏的阐化王曾经因为敕书问题被索绑押送入京，犯事的番僧被发配充军。明朝灭亡以后，阐化王还拿出明朝的敕书要求清朝册封。

至于清朝的金瓶抽签，和明朝的册封也没本质区别。

还有，清朝在西藏的驻军也很水，在拉萨最多时候也就从1000加到4000，一年后就撤回来了，最后仅仅在昌都驻军500。

中原对边疆的统治，往往一步一步逐步深化的（安史之乱以后的地缘灾难另说），清朝真是吃了时代的红利。明朝四川要因对云贵藏三个地区，到了清朝，收益于明朝的开拓，只用负责藏区就行了。

明朝对藏区的建设是不遗余力的，道路的开拓，军队的强化，保证了藏区和汉地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往来的畅通，比如前面的引文提到：

明朝永乐皇帝力排众议修通了一条从雅安到西藏的驿路。这条路从四川雅安直通藏区，大大加强了西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有了基础设施建设的物质条件后，西赞和内地的经3济联系也不断加深，很多商队利用这条通路进行茶叶和丝绸贸易，后来明朝灭亡，但是这条路依旧是中原向西藏施加影响力的纽带。

一直到宪宗孝宗，西藏的番僧还需要明朝册封，从明初捕鱼儿海到万历年间青海松山打仗，明朝都抽调过西藏的骑兵。

仔细看明清的治藏，明朝的治理更巧妙，明朝对于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多封众建”，核心在三大法王和地区五王的“封建”。三大法王的“封建”，虽然地位尊崇，被封的宗教尊号甚至高于八思巴，但剥离了西藏最重要的宗教领袖在元朝时期享有的行政权力，这是对元朝治藏的基本原则和方针的重大纠正。元朝时期，八思巴及其继任帝师们统治西藏的行政权力，是由元朝皇帝赐封的教权引生出来的，当时的西藏，政教合一，教权高于政权。

明朝以分别赐封纯宗教性的三大法王和行政性地区五王的授权形式，在西藏整体和全局的层面上，改变了元朝的政教合一体制。地区五王的“封建”，取消了元朝至明初的西藏地方最高行政权力，改变了元朝在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设置的十三万户府的行政体制，既适应了元末明初西藏变化了的政治形势，又根据明朝中央政府的政治目标和需要做出很大的调整，形成了西藏各主要地区和主要教派分立、分治的政治格局。地区五王的“封建”，实质上是将元朝开始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土司制度向西藏和康区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十三万户府在相当程度上即是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实行土司制度的早期形式），地区五王与西南、西北土司的区别主要在于：五王的政治地位升格，高于西南、西北地区的其他土司，而且五王中有不少人是僧侣，较少承担经济和军事义务（明朝时期西藏地区的军队，无论是人数还是战斗力，都与西北、西南地区的很多土司差距很大，达不到中央政府征发的标准）。在政治和法律上，五王和明朝时期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甘青等地的其他土司没有实质上的差别。

综上所述，在公元7世纪至今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发展轨迹上，明太祖和永乐皇帝父子确定的治藏原则和推行的多项举措，具有突出的特色，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特别是朱元璋明确制定、明朝始终遵行的政教分离原则，改变了元朝将西藏的宗教和政治权力集于一人、一家、一派的局面，保证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近300年的政治稳定和联系畅通。明末清初，五世达赖喇嘛在蒙古势力的支持之下掌握了西藏最高的政教权力，清朝中央政府予以承认和支持。但是，到康熙时期，五世达赖喇嘛及其甘丹颇章政权在吴三桂和噶尔丹事变中不忠于清朝，又经过雍正时期西藏的反复扰攘，至乾隆初年一度形成达赖喇嘛只能主持宗教事务，不能干预政治，颇罗鼐全面主持西藏政务的政教分离局面。然而，颇罗鼐死后，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袭封郡王，3年后发动叛乱。清朝政府镇压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乱之后，乾隆帝决定命达赖喇嘛重新预闻政务，西藏重又趋向达赖喇嘛系统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局面。至清末、民国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将西藏的政教合一体制发展到高峰阶段。学者们重视研究清朝在西藏的成功统治经验，却忽视清朝在西藏实行政教分离的失败教训。相比之下，明朝时期积累的历史经验，值得细细品味。

——http://www.tibet.cn/zxyj/xjdt/201504/t20150414_2664815.htm《明朝在西藏的主权地位》

明朝这么干避免了后来藏传佛教在西藏独大，而清朝又回到了元朝政教合一的老路上，以至于尾大不掉，遗祸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