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营救西路军战俘，中央不惜倾家荡产 -- 忘情

作者：忘情

红军西路军的失败，是我军历史上永远的痛。关于红军西路军成立的前因后果，以及失败的缘由，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这就不免给予了一些别有用心人士造谣中伤、挑拨离间的机会。

坊间流传最广的一则谣言，说是中央企图借马家军之手消灭西路军，以便在与张国焘的权力之争中打掉其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资本。不过，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其实只要完整地看一遍中央与西路军往来电报，就不难洞悉个中是非曲直。当然，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本文叙述的，只是西路军失败前后，教员他们都为营救西路军将士做了哪些具体的事情。

1936年12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处境日益艰难。但偏偏就在此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一派，极力主张武力解决，并且调集重兵直趋潼关，新的内战一触即发。党中央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了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上。陕北红军主力，也应张学良、杨虎诚之邀南下关中，成为稳定局势的基石。

张学良亲自送蒋氏回南京后，遭其毁约扣押。东北军顿时群龙无首，内部分岐公开化，加上蒋氏从中分化瓦解，闹出了不小的乱子。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党中共当时手头所能掌握的红军部队也只能就地应变。待到局势总算稳定下来，中央立即于1937年2月底成立援西军，下辖红4、红28、红31、红32军和1个陕北骑兵团，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

援西军的组成和领导人配置，中央是经过反复考虑，综合了各方面因素的。红4军、红31军是原红四方面军的基本部队，他们对西路军的人事安排、战斗作风和诸多习惯再熟悉不过。红28军和那个陕北骑兵团是新编成的陕北红军，虽不熟悉西路军的情况，但对西北的地理民情却远比原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这些“外来户”要熟悉得多。红32军系由原红一方面军的红9军团改编而成，在草原分裂后，该军曾长时间与红四方面军部队并肩战斗，说是有“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亦不为过。

因此，由这些部队去援救西路军，是非常合适的。但是，红军也不能倾巢而出，此时的陕北根据地仍不够巩固，得有坚强有力的部队留下来“镇场子”，因此得留下红1军团和红15军团，用以保卫红军硕果仅存的唯一根据地。

在将领人事安排方面，刘伯承实战经验极为丰富，有“军神”美誉。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仅曾有留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的经历，与西路军中一众留苏高级将领有共同语言，而且他也曾在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当过一阵子校长，与诸多西路军中高级将领熟识，对西路军诸将的作战风格，部队战斗作风及特长均有所了解。张浩作为共产国际派出中国的代表，其身份非常特殊。正是因为张浩一封电报，张国焘才灰溜溜地取消擅自成立的“伪中央”。因此由张浩作援西军政委，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

就在援西路宣告成立的当天，教员电告正在西安与各方接触的周恩来，直言西路军处境极为困难，为了保存更多的革命火种，要求周恩来找可靠渠道向马步芳疏通，说明只要他立即停止对西路军的围攻，中共愿意付给他20万元现款。在电报中，教员还和周恩来交了底：只要马步芳肯放西路军一条生路，即便他开出更高的价钱，中央就是砸锅卖钱也会满足他。

这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决定。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从来都是蒋军一方出钱、出枪、出药品，肯求红军高抬贵手，赎回他们将领的。但是，为了西路军将士，党中央第一次低三下四地向凶残的敌人低头，这充分说明中央真没有拿西路军将士当“异已”看待。

实际上，当时中央的财政极为困难。众所周知，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从江西带出来的钱款早已用尽，部队都穷得揭不开锅了，这才有教员亲自给徐海东写信，要求借2000元应急的事。而当时相对富裕的红15军团，也不过只有7000元钱。深明大义的徐海东毅然拿出5000元上交中央，而且明言是“上交”，而不是“借”。这事让教员深受感动，记了徐海东一辈子的好。

后来，因为陕北太穷，养不起那么多部队，这才有1936年春，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之举。因为阎锡山邀中央军大举入晋，党中央在山西打开局面的计划未果，但好歹在山西筹集到了30万元现款，助陕北根据地渡过了春荒。

此外，从1936年1月到年底“西安事变”爆发，中央总计从张学良那里得到赠款、借款约16万块大洋，25万元法币。考虑到陕北红军每天都要钱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到1937年2月底，张学良已身陷囹圄，东北军业已分裂，失去了从外界借款条件的中央，全部积存家底可能也就是20万元左右了。

接到教员电报，周恩来动用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找到了马步青的老师马德涵，并成功说服这位开明人士亲赴河西去见马步青。不过，马德涵老先生赶到河西时，西路军已经失败了。此时，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紧赶慢赶，也只赶到了甘肃镇原、平凉一带。鉴于形势的转变，援西军若再西进，非但于事无补，而且恐将引发新的内战，因此这支部队只得停止前进，开始想办法寻找、营救西路军失散及被俘人员。

从4月3日起，中央派出好几批人与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顾祝同、马步芳等人交涉，要求他们停止对西路军李先念支队的追击。与此同时，教员还派陈云和滕代远与主政新疆的盛世才交涉，要求他接纳正奔向新疆的李先念支队。此外，陈云等人还筹集给养物资，运往新疆与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助李先念他们脱离困境。

据统计，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约1.2至1.3万人。凶残的马步芳对待西路军战俘极为凶残。他所控制的《青海日报》于1947年4月6日公开刊文称：因为“不易感化”，已处决红军战俘中的军参谋长、师政治部主任及团长、营长共17人。实际上，马步芳残杀的红军战俘远不止这些，而且手段极其残忍。有将红军高级将领绑在土炮炮口实施“炮决”的，有砍头、挖眼、分尸、活埋的。为数不少的妇女独立团被俘女兵命运更是凄惨，她们遭到了马步芳、马步青所部有组织的集体轮奸。

党中央闻讯，忧心如焚。为营救西路军战俘，周恩来再次托人给马步芳带话，除了前述许诺的巨款外，还提出如他肯释放红军战俘，中共方面愿意给他一些军火以作酬谢。但骄横的马步芳却一口回绝了。

马步芳这条路没走通，党中央并未放弃，继续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揭露青宁“二马”对红军战俘的暴行，用社会舆论逼迫马步芳、马步青在残害战俘方面有所收敛。为此，周恩来于当年5月份亲自去做青海省主席马麟的工作，并争取到派人探望被关在蒋军拱星墩感化院的近2000名红军战俘的机会，告诉他们不要放弃，党中央正在尽一切努力营救他们。

1937年7月，这批红军战俘被押到西安，准备转运至武汉服苦役时，只剩约1300人左右。其他人或被残杀，或被折腾至死，或在押解途中寻机逃跑。周恩来闻讯，立即指派专人和国民党方面交涉，并将这列为正在进行中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国共谈判内容之一。几经周折，终于成功解救出这些红军指战员，让他们得以顺利归队。

10月上旬，又有1000名红军战俘被充作壮丁押赴西安，准备强行编入国民党军。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闻讯，立即与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交涉了整整一个星期，终于要回了这批被俘指战员，将他们安全送到了延安。

1938年5月中旬，马步芳又将近2000余名红军战俘送往西安。这一次，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在当地截住了他们，几经交涉，终于迫使蒋军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让步，将这些人转交给八路军接收。

除了上述三批，共计4300余红军西路军战俘被成功营救，从1937年9月至1938年8月，八路军驻西安、驻兰州两个办事处还先后寻访，收容了800人左右的红军西路军离散人员。刘伯承所率领的援西路军在奉命转兵之前，也曾派出人员寻访、收容西路军离散人员，并在平凉四十里铺帮助押解途中的数百名西路军战俘成功脱逃，重新回到革命阵营。

算下来，中央通过各种途径，先后解救了近6000名西路军将士，接近西路军所有被俘将士的一半左右。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乃至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人民屡立功勋，得以在1955年拜将封帅，还有不少高级干部因转至地方工作而与军衔无缘，但他们照样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为新中国、为人民奉献了一辈子。

综上所述，“借刀杀人”、“消灭异已”这些罔顾客观事实，强行泼往党中央及教员身上的脏水，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

看到很多一些网文，认为袁文才王佐事件、刘志丹牺牲等都是被借刀杀人的，以便于清除本地势力。

显然这是国党典型的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中共成立以来，虽然一度左倾，不少党员死在自己人手里，但即便是这种时候，举枪的一方也认为自己是为了党的利益正大光明地做，基本没出现过这种阴招。

倒是国党一边，因为各种势力是妥协收买的方式整合的，在抗战内战中被借刀杀人做掉的大有人在，杂牌军尤甚，所以造成很多部队保存实力，不肯打硬仗。

其实国党的这种思维定势在台湾人中还大行其道，觉得自己能抵挡住大陆武统的底气在于美国人不会不管，一旦美国人因为实力不足或者利益交换放弃台湾，整个台湾的士气就崩溃了。

如果是中央做的决策，谁应该来承担这个责任？

另外西路军里为啥有那么多的女兵，这种冒险的出征，有这么多的女兵不合适吧！

红四入边区，教员就千方百计地想吞并他们，让彭大将军携徐大将军拼命去追，若非朱老总手上还有一部电台，估计援西军那一路也会走上西路军的老路。教员有自信，假以时间，可能清洗掉一部分死硬分子，但百分之九十甚至更多的人都能通过教育成为教员的学生。这可是过了雪山草地，经了血海尸山的坚强战士，损失了让教员心里在滴血。

去远方取军火是原计划的战略目标，但得有根据地，更需要打退胡、毛两路追击围攻，红四这样咬着战略目标，不顾战役计划和环境，置友军不顾（若非二方面军，陕北红军可能会被打残）。

老蒋乃控制无力的党国老大，当时中央与老蒋有同毛病。四方面军上下都有反骨，公开的例子比比皆是。再者，一方军政大佬单身逃跑的，咱数数看，徐陈甩开部队，声言到中央讨公道，彭甩下机关和党政团伙单骑突围，项甩掉部队开小差，又躲在皖南山中数月，皆是与中央有隙，觉得自己厉害，却出了历史的大玩笑。

四方面军不能保证，李彩云就是被杜义德王树声使阴招，借口走火枪杀的。

还有陈光，陆房突围是不是他也想自己跑来着？

他们要建立红四根据地。

所以各种人都带了，不太相信红一方面军。所以自己的主力先走了。

可惜各种因素之下，红四没有达成目的。

比如张徐意图西进，陈昌浩意图回归陕北根据地。这导致西路军总思想严重混乱，五心不定，输个干干净净。

中间见到困难就畏缩，还不忘干死红五军团也是奇迹。

这个特别像廖耀湘九兵团是应该回沈阳还是去营口，一路犹犹豫豫，结果输光了。

中央好比卫立煌，一直做好了各种迎接的准备，开始廖耀湘则一直向营口奔，结果碰到了独立二师重炮，立刻怂了，这个时候陈昌浩和中央的意见才占上风，结果已经错过了战机了。

徐向前可不是老实人。

西路军的责任他得占一半，黄超李特李先念也有责任。然后是张国焘，中央责任不到一成。陈昌浩一直要求回陕北，没人听他的。

在这里，政委也不好使了。

这是中央对西路军不得已的追认，西路军多次欺骗中央位置，导致中央的安排出现了偏差，又盲目自大，自以为可以在马家军地区建立根据地。

同时，还施行内地烧杀政策，激怒了本来不友好的普通回民。

总之武力威胁当地人建立根据地，不成功。

红四由于自身根据地特色，带有一定的左倾倾向。带有一定的中国传统农民军暴力特色，意图裹挟陕甘回民，但是因为民族经验严重不足，低估了难度，所以建立根据地根本不可行。

这确实是红四西路军上层的错误，这点在川陕已经有了迹象，可惜没有被重视。

这也是川陕根据地站不住的原因。

所以当时无论是远方新疆，还是陕甘，都应该快速通过，就算新疆没有武器，在各种因素下也不会这么惨。

就是因为掌控不好去留的时机导致逐步被削弱覆灭，这是非常可惜的。

至于你说的兼并，应该是中央统一领导。陕甘占据了中央的大义，这也是毛主席草地分兵的计划成果。

张国焘不服也不行。

就知道了，

不需我们来分辨。

毛主席是当时中国顶级的战略家，也是后来世界的顶级军事战略家，不可能格局这么小，要非得弄死西路军，即便是周恩来对西路军红四有恨意，也不可能格局这么小。

当时的中央的确如忘情河友所说，是极力支持西路军的，但是要在和蒋介石西安事变谈判的基础框架里面的，这个框架就严重限制了西路军的自由度。

在西路军中，出了陈昌浩个人权利支持中央之外，他的确聪明，也负责，但是在那时已经游离于西路军军事体系之外了，这导致他的意见基本不被西路军军事指挥群体所认可，所以西路军的任务基本就是张国焘的意志，在新疆建立根据地，意图和盛世才争锋，同时他们也确实有这个实力和自信，如果他们一开始就只贯彻这个目标，那么应该还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时间来得及。

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能力不足，对困难估计过低，意图复制内地战争模式，导致他们面对困难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犹豫，中间还有谎报军情的问题。这里出现了和毛周中央的冲突，他们的确是奉朱张（张国焘在西路军确实意见为主）中央的命令和意图前进的。面对一些不必要的困难就停了下来，军事战略错误当然是老实人徐向前的了。

同时，中央的意思是利用西安事变的有利态势，及时回返等等诸多操作，徐向前太看重这次谈判成果了，这种等待和寄希望于国民党的操作，导致了停留时机的错误，延缓了行动的过程。徐向前和周恩来都完全寄希望于西安事变谈判成功，苏联保护，然后西路军在利用这个缓和再回到陕北。

然而，他们都判断错误了，只有毛主席很着急，但是大家没人听他的，陈昌浩听，但是军事意见说不出太多，也无法指挥，所以，这些问题导致了西路军最后的失败，完全不是毛主席故意消耗死他们，也不是周总理亲苏派有这个黑心。这应该是西路军的恶意猜测，这是对中央的一贯的不信任的结果，因为他们相信张国焘，但是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并未摘除自身的责任，他意图在新疆建立根据地，逃避对日和对中央军作战，是这个失败的很大的原因。

徐向前和周恩来的寄希望与蒋介石影响马家军西北军事集团，这个反应链同样很长。这个设定就不是以自己为主，自己掌握主动，如果把胜利基础掌握在自己手里不会这样。

毛主席是有大格局的人，不会这么傻，放弃长征精兵，因为靠近苏联，实际上对红四的控制因素也是大了很多，尽管有自己的空间，但是红四显然要受到苏联的强烈影响，因为张国焘要在新疆建立根据地，必须借重苏联和盛世才，这显然也要强烈依赖苏联。所以就这点而言，张国焘失去了在鄂豫皖说一不二的基础。所以毛主席和中央也必然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力，同时，张国焘还有南下失败的理论包袱。

其实最大的一个锅，西安事变谈判对我方不利，不能约束蒋介石太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蒋介石只要拖延，强烈压制我方周恩来就可以了，最后，我们在1937年77事变后才不得不接受乙案，必然就导致西路军崩溃。周总理的谈判能力远没有吹的那么好啊。西路军的生死只是一个附加影响，毛主席为此想了各种军事方案，已经很不错了，可惜那时没人听啊。

从草地时间开始毛主席就致力于协调8万红四指战员参加中共轰轰烈烈的抗战大事业当中，可惜张国焘和周总理格局太小了。不过，红四虽然有8万，大多还是普通兵和后勤人员，红一方面则是百战精兵，后勤人员也是精兵，到了和平地区，随随便便就会膨胀，也有可能是和红四充分结合，那样就完美了，可惜历史上做不到，张国焘太不着调了，你既然要靠苏联支援，怎么可能不尊重中共中央呢？太傻了。周总理也没想到这层，非常可惜，他如果想通，可能方法更多吧，可惜他没想通。

如果是十万红军在陕北和张学良杨虎城协调，对于中国人民的抗战那是多么美好的愿景啊。

毛主席如果要搞死削弱红四，根本没必要说那些废话啊。

纪念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逝世57周年！！！毛主席万岁！！！！

为了执行宁夏战役任务，红四方面军总部、第30军、第9军和第5军西渡黄河，后战役未能实施，才改成西路军。

西路军中的女兵团本就是红四方面军直属的，一直跟着方面军总部行动。

红四方面军妇女团组建于1933年,当时叫妇女独立营，共4个连300余人。1935年春，成立了直属于红四方面军总部的妇女独立师，下辖两个团共2000余人。平时参加斗地主、分田地、搞宣传，战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抬担架、运送弹药。会宁会师后，妇女独立团改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下辖3个营9个连共1300余人。1936年10月，妇女先锋团随方面军总部踏上了悲壮的西征之路。

那次反扫荡喊出了极其悲壮的口号：有枪的抵抗，没枪的跳崖。是掩护部队怕受损失，撤退早了，机关被日军追上来了。

西路军兵败，其他的我真不可惜

他们的思想配得上他们的苦难

只有董振堂和他的红五军团让人感到遗憾

“周总理的谈判能力远没有吹的那么好啊。”

1974年政治局为什么批周？

毛主席讲的大意是：斗争时不能绝对，要留有余地；妥协时不能无原则；周在这两方面屡犯错误。

我在河里说过一次。周在和基辛格的谈判中，已经打成协议后，基辛格在会后有要求再修改一点点，周在认为毛主席休息了，不好打扰，自作决定，在你定好的谈判计划外，再见基辛格。我以为，这是基辛格的小伎俩。你如果重视谈判的协议，就会再见一次，你如果不重视天协议，可以不见。这只是基辛格试探我们对已达成协议的重视程度而已。而毛主席早就告诉周邓，美国人比我们更需要一份协议，所以，在政治局必须公开批周，以告诉美国人我们的态度。

同理，杨主任在阿拉斯加高层战略会谈中，仅仅以为美国人没有按商定的时间，多谈了几分钟，就奋起反击。并不是为那几分钟，而是针对美国人就要不按计划，利用我们可能否会忽略、默许的一些小细节试探我们对他们霸权的态度。

这应该是接受了周当年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