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为救西路军，中央曾低三下四求过马家军 -- 忘情
红军西路军的失败，是我军历史上永远的痛。坊间有谣言称，中央意图借马家军之手消灭西路军，以削弱张国焘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资本。事实真相如何，只需看看西路军失败前后，中央都为西路军做了什么，便不难分晓。
1936年12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处境日益艰难之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党中央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了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上。陕北红军主力也应邀南下关中，成为稳定局势的基石。
张学良送蒋氏回南京后，遭其扣押。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分岐公开化，闹出了不小的乱子。为避免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党中共手头所能掌握的部队只能就地应变。待到局势稳定下来，中央立即于1937年2月底成立援西军，下辖红4、红28、红31、红32军和陕北骑兵团，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
援西军的组成和领导人配置，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红4军、红31军原属红四方面军，他们对西路军的一切再熟悉不过。红28军和陕北骑兵团皆是本地人，熟悉西北地理民情。红32军由原红一方面军的红9军团改编而成。草原分兵后，该军曾长时间与红四方面军并肩战斗，有着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
因此，由这些部队去援救西路军再合适不过。但红军也不能倾巢而出，陕北根据地仍不够巩固，红1、红2、红6、红15军团得留下来保卫红军硕果仅存的根据地。
在将领方面，刘伯承实有“军神”美誉。他曾有留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的经历，与西路军中的留苏高级将领有共同语言，而且他也曾在红四方面军当过红军大学校长，了解西路军的作战风格、战斗作风及特长。张浩作为共产国际派出中国的代表，出任援西军政委，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
就在援西路宣告成立的当天，毛主席电告正在西安与各方接触的周恩来，直言西路军处境极为困难，为了保存更多的革命火种，要求周恩来找可靠渠道向马步芳疏通：只要他立即停止对西路军的围攻，中共愿意付给他20万元现款。毛主席还在电报中和周恩来交了底：只要马步芳肯放西路军一条生路，即便他开出更高的价码，中央就是砸锅卖钱也会满足他。
这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决定。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从来都是蒋军一方出钱、出枪、出药品，肯求红军高抬贵手，赎回他们将领的。但为了西路军将士，党中央首次低三下四地向凶残的敌人低头，这充分说明中央真没有拿西路军将士当“异已”看待。
实际上，当时党中央的财政极为困难。中央红军从江西带出来的钱款，长征途中早已用尽，到陕北后都穷得揭不开锅了，毛主席不得不亲自出面向徐海东借钱应急。相对富裕的红15军团，也不过只有7000元钱。深明大义的徐海东毅然拿出5000元上交中央，而且明言是“上交”，而不是“借”。这事让毛主席记了徐海东一辈子的好。
后因陕北太穷，养不起那么多部队，这才有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之举。因为阎锡山邀中央军大举入晋，党中央在山西打开局面的计划未果，但在山西筹得的30万元现款，助陕北渡过了春荒。
此外，从1936年1月到年底“西安事变”爆发，中央总计从张学良那里得到赠款、借款共计16万块大洋，25万元法币。考虑到上万红军每天都要钱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1937年2月底，中央已失去了从外界借款的可能，剩余家底可能也就是20万元左右了。
接到毛主席指示，周恩来动用了一切社会关系，终于说服了马步青的老师马德涵出面斡旋。不过，马德涵老先生赶到河西时，西路军已经失败了。援西军紧赶慢赶，也只抵达了甘肃镇原、平凉一带。鉴于形势的转变，援西军若再西进，非但于事无补，而且恐将引发新的内战，因此这支部队只得停止前进，开始想办法寻找、营救西路军失散及被俘人员。
从4月3日起，中央派出好几批代表与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顾祝同、马步芳等人交涉，要求他们停止对西路军李先念支队的追击。与此同时，毛主席派陈云和滕代远与主政新疆的盛世才交涉，要求他接纳正奔向新疆的李先念支队。陈云等人将筹集给养物资运往新疆与甘肃交界的星星峡，这才助李先念他们脱困。
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约1.2至1.3万人。马步芳控制的《青海日报》于1947年4月6日公开刊文称：因为“不易感化”，已处决红军战俘中的军参谋长、师政治部主任及团长、营长共17人。实际上，马步芳残杀的红军战俘远不止这些，而且手段极其残忍。有将红军高级将领绑在土炮炮口实施“炮决”的，有砍头、挖眼、分尸、活埋的。为数不少的妇女独立团被俘女兵遭到了马步芳、马步青所部有组织的集体轮奸。
为营救西路军战俘，周恩来再次托人给马步芳带话，除了前述许诺的巨款外，还提出如他肯释放红军战俘，中共方面愿意给他一些军火以作酬谢。但骄横的马步芳却一口回绝了。
马步芳这条路没走通，党中央并未放弃，继续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揭露青宁“二马”对红军战俘的暴行，用社会舆论逼迫马步芳、马步青在残害战俘方面有所收敛。为此，周恩来于当年5月份亲自去做青海省主席马麟的工作，并争取到派人探望被关在拱星墩感化院的近2000名红军战俘的机会，告诉他们不要放弃，党中央正在尽一切努力营救他们。
1937年7月，这批红军战俘被押到西安，准备转运至武汉服苦役时，只剩1300人左右。其他人或被残杀，或被折腾至死，或在押解途中寻机逃跑。周恩来闻讯，立即指派专人和国民党方面交涉，并将此列为正在进行中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国共谈判内容之一。几经周折，终于让这些红军指战员得以归队。
10月上旬，又有1000名红军战俘押赴西安，准备充作壮士，强行编入国民党军。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交涉了整整一个星期，终于要回了这批被俘将士，日产他们安全送到了延安。
1938年5月中旬，马步芳又将近2000余名红军战俘送往西安。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几经交涉，终于迫使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让步，将这些人转交给八路军接收。
除了上述三批，共计4300余红军西路军战俘被成功营救，从1937年9月至1938年8月，八路军驻西安、驻兰州办事处还先后寻访、收容了800人左右的红军西路军离散人员。刘伯承率领的援西路军在奉命转兵之前，也广派人手寻访、收容西路军离散人员，并在平凉四十里铺帮助押解途中的数百名西路军战俘成功脱逃，重新回到革命阵营。
算下来，中央通过各种途径，先后解救了近6000名西路军将士，接近西路军被俘将士的一半左右。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人民屡立功勋，得以在1955年拜将封帅。还有不少西路军高级干部因转至地方工作而与军衔无缘，但他们照样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为新中国、为人民奉献了一辈子。
综上所述，“借刀杀人”、“消灭异已”这些罔顾客观事实，强行泼往党中央及毛主席身上的脏水，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
结果还没联系好。
自己寄希望于外界因素，没有自己的主动性，打仗也稀里哗啦，所以快速失败了，很可惜。
周总理也是过于寄希望于蒋介石、马家军（西安事变谈判），所以确实损失得太可惜了。
当然，最好还是不往西跑。
借机排除异己是有可能的，按花帅的说法，主席以下的各路豪杰，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干点借刀杀人的事情不是不可想象的。
唯独主席不可能，中共党内那么多人当过一把手，但真正能做到五湖四海的，唯独主席一人。
五湖四海的领袖，需要排除异己吗？完全不需要，因为迟早都是他的兵，即使暂时不是，以后在事实的感召下，也会成为他的兵。因为“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不跟着主席，难道去跟委员长？
毛主席打的，这点功劳周总理拿不走。
毛主席是一直要干蒋介石，周总理是一直拦着，周太软了，不打疼蒋，西安事变我方说话就没力度，设想得很好，但是作用不大。
在西路军，徐向前就没坚持这个原则，所以极为被动，这也是徐向前能力不足的具体表现。
再怎么样，西路军也无法吹成胜利，这才是徐向前被冷藏的关键。
他不像林彪，长征后纯属于被周总理压制下来的，包括彭老总等等等。
徐海东早就打过马家军了，没打过，还把吴焕先打死了，等于是三军团长征把贺龙打死了。哪怕是马家军的地方团队，红军不仗着武器好，机枪多，根本挡不住。徐海东既然都退回来了，西路军就应该好好想想。张国焘就比较识时务，打不过胡宗南，打不过马家军就老老实实的向北走。陈昌浩和徐向前他们离了张国焘的领导，显得幼稚了。太着急打出一片天地，太想从百丈关的失败中走出来了。
1925年12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杂志第四期，发表了毛泽东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开篇就提出一个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是毛主席接触到列宁主义，尤其是阶级理论后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贯穿他的一生，但是如果不幸被他当成了敌人，那么真的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部分。
所以战斗力是很强的啊，这是张国焘依仗的实力的基础，其实就是红五军团也是最强硬的部分了，不能打的几乎都牺牲了。
所以对马家军其实绝对有几战的实力，但是战略错了影响巨大。自己三心二意，输的干干净净，徐向前面对中央和外来的压力，自己心虚不宁，非常遗憾。
孙玉清、陈海松等都是很强的战将。
相对而言，徐海东是少年军，能力是有限的，东北军也没实在的和他们干，所以和红四精锐还有差距。
不是没机会，这不是自大，以前的宣传，实际上是为徐向前涂脂抹粉。这点已经很明显了。是徐向前裹挟了陈昌浩。
马家军在现代化战争模式上，是不行的，西路军枪械弹药是不少的，后来人逐渐减少，枪械只会更集中。
关键还是战略战术，以我为主。
https://www.cchere.net/article/4977337
1945年8月25日准备去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对刘伯承和邓小平说：
“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为此，8月27日，彭德怀告诉贺龙，目前正与国民党谈判，我应积极向敌占区抢地盘。
27日晚上，毛泽东又向刘少奇强调：
“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人民群众斗争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
吴焕先徐海东部很强，张震，韩先楚都是他们座下的连长。连未来的38军，39军都打不过马家军。
西部太穷，占一个县城既没有银子大洋可缴获，也没有武器弹药的补充，加上宗教人口风俗不同，没法扩红，最多是杀几只羊解解馋，牛马都搞不到几头，消耗的武器和子弹数量能买多少头牛羊呢。
顺势而为是高级领导的必备素质。从这点看，后来的十大元帅都不如毛泽东，张国焘，也不如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老老实实向北走，这不就西安事变了，转机就来了。股市上有句话，钱是赚不完的，但是能亏完的，保本最重要。蒋介石就不懂这个，太容易就把本钱亏光了。
有根据地啊。
这些老说法和笨狼河友的裹脚布一样，毫无营养，打错了就是打错了，恢复历史对共产党更有利。
非常非常难，因为大家都在准备，你应该仔细体会和理解淮海战役。
体会杜聿明要逃跑之前的邱李兵团冲击我阻击兵团，中野围困黄维拿不下来，刘汝明李延年在蚌埠攻击中野的围歼，华野还没有拿下来黄伯韬时期的困难。
那是相当危险的时刻。
兵力真艰难。
那么在西路军真的没机会吗？真不是，这是战争的规律，虽然有骑兵，但是现代战争也有自然规律。徐向前准备不够充分才是关键。
四渡赤水就是打了土城，一看打不过川军，开始四处走位，而且没打大仗硬仗。
山城堡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兵和一处将打一家，士气高涨了才敢打的，还打的张学良的部队，打完张学良才去打的胡宗南。
淮海战役共方也伤亡巨大，如果不是国民党士气不行，兵败如山倒，就没法实现战俘随打随补的政策，也就没有后期的阻击战。
如此安排。
比如，打锦州就是坚定的硬仗战役，毛主席在尊重前线指挥权的问题的情况下要求林彪必须打锦州，罗荣桓坚决支持毛主席。
在这个时候，我不认为罗荣桓对东野有足够的确认和了解，有了解的人只有毛主席，粟裕一直在观察了解辽沈战役或者说东北决战的时机，顺势就发动了淮海战役。粟裕可能对林彪辽沈不那么把握，他有可能只是利用东北的有利的态势。
但是，你懂得，不仅四纵的预备队没有全用起来，就是11纵也没用上，总预备队一纵更没有必要动了。
这说明毛主席对时机和能力的判断极为准确，打锦州是非常正确的选择，所以毛主席夸罗荣桓，战锦方为大问题，就是夸奖罗荣桓支持了他，不论理由。
这应该是罗荣桓对毛主席战术、思想的绝对信任导致的。
而这个时候，我军的确还没有准备好，相信毛主席是按照硬仗安排的。其实不光是淮海战役，整个解放战争就是夹生饭，林彪的顾虑不是不合理。
所谓战略优势，转化为胜势还是很不容易的。也不是没有给机会。哪怕是淮海的追击杜聿明，其实杜聿明抛开家属直接跑，根本没问题，打击当时的围困黄维的中野也没问题。
这些都是战机选择和操作问题。
土城战役，只是毛主席给中央周总理展示，北去的难度极大，事实是之后郭勋奇也不敢拼了，这种不敢拼是要不得的。
四渡赤水是毛主席清楚在向临时中央展示你们的想法行不通，得按照军事规律来
在行动上劝说周总理要灵活。土城不算败仗啊。
强渡乌江，泸定桥等，都是硬仗了。
国民党在淮海还算可以，我军牺牲很大，哪有那么容易。
你这还是畏战。要不得。
红一一直就不惧和中央军打，在湘江牺牲很大，但是没有了畏惧感觉了。
从政治角度，西路军失败有利于毛执掌大权
从军事角度，稍早点出兵救援西路军不难，如果精锐冬装充足，利用黄河结冰先渡河从对岸拿下黄河铁桥炸毁再回来。主力最迟立春就该行动，攻击兰州、临夏，逼迫马家军主力回援，那样西路军就会安全许多，再把救援主力撤退拖到陇东打伏击即可
就是因为没有把自己主观意志灌输到跟随者脑子中并使之深信的能耐。
而毛主席他老人家恰恰在这方面运用的炉火纯青。
没有这个能力，基本上不可能创业成功。
毕竟创业很艰难，失误和重大失败很多，而要带好队伍，恰恰需要的就是让部下深信自己的意志能够实现，否则越是关键的时刻，离开队伍逃跑的就越多，别说是打胜仗，散伙是分分钟的事。
四渡赤水，就是典型的战役意图失败，但是经毛主席及时补救和解释，在跟随者的眼里成了牵着敌人的鼻子寻找时机，只有林彪和彭德怀看出来了，但是被毛主席一顿批评，没敢再往下质疑。
这也间接证明了最厉害的领导，就是把按照自己的方案做事失败后能让部下相信是胜利了。毛主席是这方面的高手，同时期没有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建国后毛主席的很多话和语录都含着这样的哲学。比如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听着很正确，但是细究就会发现，当中国把霸权主义反到灭亡的时间怎么办？毛主席就说了，共产党如果将来剥削压迫人民群众，那人民群众就起来推翻他们。邓小平就理解不到位，跑到联合国说什么中国要称霸了，就打倒他。这些都不没有正确理解毛主席意图，没有吃透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表现。毛主席说的中国坚决反对霸权，永远不称霸，但是没有说中国不达到霸权的水平，他老人家的意思是中国坚决反对霸权，直到这个人类世界上除了中国没有国家再有称霸的可能，是中国达到了霸权的水平，但是中国不称霸，更不允许除中国之外再有霸的可能。这才是他老人家真正的意思。
是世界上和平健康的监督力量，谁冒头就揍他，维持和平秩序。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状态。
你这个思路很中国，确实很合理，我也是很赞成。这样应该能争取到更多的朋友。
至于你从你的创业感受和体会说到毛主席，我感觉你可能没有理解毛主席的意图。
毛主席是在决定长征前，就做好了各种准备的人，包括推动和陈济棠充分沟通，陈济棠也基本做到了，遵守了诺言，他们依靠的是反蒋、钨砂贸易，等等等基础。
这为红军到湘江还保持足够的兵力和损失较少贡献了极大的好处。
但是四渡赤水不是你说的这个意思，毛主席对于所有应该是充分的有预案的，想的很清楚了，他也确实有这个能力，这些准备和操作，他的能力远远高于其他人，但是，毛主席最大的特点就是尊重组织，不像后面抖音视频金一南吹的，周总理遵守规则。这个视频谈了苟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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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遵守规则的是毛主席，当然，你也许可以说毛主席是畏惧苏联或者借助苏联等等等考虑。但是，我以为他尊重的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真正的尊重，而不是周总理的尊重，周总理是有一些势利的尊重。
毛主席的确不是万能的，因为那个时候，遵义会议，他还无法说服周总理集团完全听从他的指挥，他只能依靠组织程序尽量的说法和建议他们，至少，在一渡时，毛主席无法改变管理层的方向，还是要突破长江和红四会师，甚至他都想好了张国焘也不可靠，因为，彭老总、林彪等都蠢蠢欲动了，作为比较了解张国焘的毛主席不可能判断张国焘还那么老实。
为此，会师时，红一谎称三万人枪，就是为了忽悠张国焘，这个事情时周总理做的，他也有这个能力，但是认可这个行为，应该是毛主席也同意这么做。周总理这个人呢，有一些技巧，但是往往抓不到关键点和时机，比如大别山行动这类无脑行为，就很符合他的能力。绝对不仅仅是刘邓的行为。
南下了怎么办，只好各种补裤档。
你说的很对，林彪和彭老总看出来了，对绕圈圈有意见，干脆，直接干了这个临时中央不就得了？林彪要求彭德怀当军事指挥人，威胁一下周总理他们，哈哈哈。毛主席当然补愿意抛弃这个中央，如果这样了，红军就和历史上的农民军没啥区别了，这是毛主席最令人尊敬的地方。
以他的能力和判断，在当时那个环境下，解决周总理他们不费吹灰之力，来自军头的支持力度很大，但是毛主席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和张国焘会师也是一样，他也可以暂时隐忍，然后杀掉王伦，这在中国传统政治技术上很多，很平常。
周总理做很难，但是毛主席能力太强，想得太深，太多，张国焘根本不是对手，但是毛主席不愿意选择这个操作。
在四渡赤水之间，你说的还是凭借灵感，随机行动，实际上我个人判断大框架已经初步完善了，剩下的就是按照自己的操作和节奏走，他对于每个部位的各种情况和细节都有所了解和理解，所以才有打周浑元而不是王家烈的三渡。
当然了，无论是随机灵感还是整体框架设计，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毛主席智慧深似海。
但是我以为，还是设计了大框架更符合科学。这叫了然于胸，剩下的确实别人看不见。
这些天看三大战役，每个步骤都设计得很好，尤其是粟裕和林彪的配合，实际上，粟裕是一直观察着辽沈战役进度的。
在这里粟裕也巧妙的利用了事情的中间阶段导致的势的变化，比如，打黄百韬和打锦州的时机的配合。
打下来，利用比较厉害，开打就利用，当然就更厉害了，这还得看黄百韬而确定时机。
1948年10月14日上午，我军向锦州发起总攻，各突击集团在炮火掩护下，快速攻入锦州城内，持续向纵深发展进攻，展开了艰苦的巷战。
15日拂晓，各突击集团相继歼灭守军主力，在城内胜利会师。当日18时，我军全歼残敌，解放锦州。化装潜逃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亦被俘虏，东北的陆上大门就此关闭。
1948年9月24日济南失守后，国民党军总部以为华东野战军需要长时间休整，未能料到华东野战军在济南战役损失不大，能迅速南下进攻徐州，结果大意轻敌。粟裕为迷惑国民党军，特意在山东开了十几台大功率电台，不停向外发出指令，国民党军误认为华东野战军主力依然在山东。使徐州"剿匪"总司令部部署调整、兵力调动也趋缓慢。
华东野战军按计划于1948年11月6日夜间发起淮海战役，各部队向预定目标开进，发现国民党军正在收缩，当即转入追击。黄百韬第7兵团因奉令等海州第9绥靖区的第44军西撤，推迟至7日西开。华东野战军借此延误，追上正在渡大运河的第7兵团，负责殿后之第7兵团第63军、第100军83师被迅速歼灭。黄百韬见势不妙，希望李弥第13兵团协助撤退。李弥拿出刘峙命令，执意按计划回撤，拒绝援助。
1948年11月8日，防守运河一线之第3绥靖区四分之三以上之官兵，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率领下，举行贾汪起义。之后，解放军迅速通过第三绥靖区防区。10日，解放军先头部队、山东兵团主力，歼灭第7兵团西撤之先头师，切断第7兵团退路。第7兵团渡过大运河后，走到碾庄时，第64军军长刘镇湘建议，依靠第13兵团在碾庄留下的军事工事，与解放军大战一场。同时，国防部发来电，称可交战，如能击退敌人再走亦可，这样第7兵团就在碾庄犹豫了一天，最后决定迎战解放军。结果解放军行军速度超出预料，在一日之内，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就攻占碾庄与徐州之间曹八集等各据点要道，11日，华东野战军将第7兵团合围于碾庄地区。
中间缺了十月份的操作，在这里。李达回忆录。
发起淮海战役，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在1948年9月24日首先向中央军委及华东局、中原局建议的。刘伯承、陈毅司令员接此电后，在河南宝丰大张庄研究了差不多一天，我也在场。9月25日上午，刘陈首长和我电告军委并华野：“粟24日7时电悉。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1方案攻两淮，并吸打援敌为最好。”
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毛主席拟定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
针》，指出战役第1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并指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同日，中央军委又电刘、陈、邓、李(达)：你们应即速部署以攻击郑徐歼敌一部之方法牵制孙兵团。否则孙兵团加到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野的新作战。
刘、陈、邓首长遵循中央军委的上述指示，研究拟定了攻击郑州的作战计划。
10月13日，中央军委即予批准，同意“按你们所规定的时间，攻击郑州并部署阻援打执”。（显然忘记了最重要的隔断徐蚌联系）
10月22日13时，中央军委电示华野。“目前极好的形势是白部黄张两兵团被我2、6、10纵吸引到桐柏山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回头进到黄泛区，威胁东北面我军之行动，有利于我陈邓在攻郑胜利后，以一部或大部或全部向东行动，协同3、广两纵，不但牵制孙、刘全部，而且可能牵制邱、李一部。”
10月24日，蒋介石令黄维兵团进至周家口地区机动。由于我中野的上述行动，该敌迟至10月底才得以向平汉线上集结，旋即由确山东进。
中央军委曾于10月20日电示陈、邓：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东进。复于25日3时，指示陈、邓率中野主力到蒙城地区集结，然后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占领蚌浦段铁路。陈、邓根据敌我态势，进行了反复研究，于当天下午急电军委，建议把集结地点“改为永城、毫州、涡阳中间地区，无论出宿蚌线或打孙元良均更方便”。
10月26日，中央军委采纳了这个建议，毛主席拟电复示，“同意你们25日申电，以10天行程于11月4日集结永城、毫州、涡阳中间地区的部署。”
28日进一步指示：“我们同意你们不出淮南……”并指出：“你们在徐蚌线以西地区出现，对整个敌人威胁极大，这种威胁作用，胜过在汴徐线上打一胜仗。”
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得知中野不出淮南，于10月31日23时向中央军委建议，淮海战及即将发起，这次战役规模很大，请已到达前线的陈毅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统一指挥。（哈哈）
同一天，陈、邓向军委提出了配合华野作战的3个方案，表示“当动员部队用一切努力，不顾伤亡，达成钳制邱、孙两敌之任务”。代表了中野全体指战员坚决完成任务的决心。
11月1日，中央军委电复陈、邓、粟，同意“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徐州西南方面我军之动作，依情况在3个方案中选择1个，由陈邓临机决定。
此时，华野正在部署割裂、围歼黄百韬兵团，徉攻徐州。刘伯承司令员则指挥2、6两纵(包括陕南部队4个团、1纵的20旅、豫西1个团)，分别经由西平、驻马店中间地区和花园、宣化店，向息县方向侧击、尾击黄维兵团，造成与华野合攻徐州的态势，以迷惑敌军。
中央军委在部署围歼黄百韬兵团时，于10月22日13时指示中野“举行徐州、蚌埠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这一行动“对于保证淮海战役取得大胜，将有极大作用”。
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陈毅、邓小平当天复电军委:完全同意中野“直出徐蚌，牵制孙刘，协同华野作战。”
11月2日，陈、邓根据孙元良、刘汝明、邱清泉位置的变化，又提出3个新方案。其第2方案为:如邱已缩徐州，刘在砀山、黄口，孙在宿县南北，我则以3、广两纵及赵健民部割断徐州与刘汝明联系,并积极由西向东攻击徐州.我以1个纵队以上兵力攻占宿县、徐州中间地区，并由南向北攻击徐州。主力位于铁路西侧，吸引孙兵团北援所部歼灭之。
1月3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子恢副政委和我在豫西研究落实军委指示时，着重讨论了截断徐宿线的时机间题，向军委及陈、邓建议:“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斩断徐、宿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盖如此，则不仅孙兵团可能北援，便于我运动中给以歼击，即邱兵团亦可能被迫南顾，减轻其东援之压力，对整个战役帮助较大。”陈、邓首长当天正在拓城西北的刘楼，于深夜进至毫县。
军委、毛主席于5日电示陈、邓:“第1方案你们到永城后不停留，继续完成对宿县的包围，然后看情况，好打则攻歼之，如敌援甚快不好打，则打援敌。”
11月5日，中野主动入进入商丘东南地区，发现敌第4绥靖区部队停留在商丘及马牧集地区，陈、邓首长当即决定举行汴(开封)徐(州)段作战，先歼该敌，吸引邱兵团西援，配合华野作战。在华野发起围歼黄百韬兵团作战的第2天，即11月7日，中野1、3、4纵队，华野3、广两纵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开始攻击。敌东撤，我1纵在兄弟纵队的配合下，追至张公店地区，全歼敌181师5000余人，俘4绥区中将副司令官米文和。8日，我4纵在陇海沿路歼灭正向徐州收缩的邱兵团2000余人，解放杨山，威逼徐州。
整个战局的发展很快。淮海战役将发起时，辽沈战投已胜利结束，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华北、西北我军已全面展开攻势，平津战役也在部署。在淮海战场，中野主力在解放杨山之后，向徐蚌线逼进，两大野战军已经靠拢。敌黄百韬兵团遭华野分豁追堵之际，国民党第3绥靖区何基拌、张克侠两将军率部在贾汪、台儿庄防地起义，开放了台儿庄一带的运河通道，使徐州东北大门洞开，刘峙之邱、李、孙3个兵团慌忙向徐州收缩。军委和毛主席当机立断，
于11月9日作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的重要决策。又于9、10、11日连续多次致电陈、邓:“务须不顾一切，集中4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等部，切断徐蚌路。”“应集全力(包括3、广两纵)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并指出:“此战胜利，即完成了包围徐州的战略任务。”足见攻取宿县、控制徐蚌段，完成对徐州的包围，对于争取淮海战役全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11月10日，刘司令员率中野前指从豫西东进淮海前线，同司令员、邓政委会合。他们着重研究和部署了攻打宿县和切断徐蚌线的问题，并决定于12日发起徐蚌作战。
我3纵于12日包围敌交通补给基地宿县城。守敌恃高厚的城墙、坚固的永久工事和宽深的护城河进行防御。15日17时，我3纵在9纵一部协同下，发起攻击，经数次强行架桥，连续爆破，突入城内。击退敌人多次反扑，逐街争夺，激战至16日凌晨，终克宿县。
终于占了宿县，晚了一个月。
好吧，我说错了，还得看邓小平，其实，不管中野动不动，毛主席粟裕都要动了，必须搞掉黄百韬，冲击徐州军事体系。抓住了黄百韬，徐州也很难了。
因为打下锦州，东北就彻底明朗了，这点杜聿明甚至邱清泉等都感受到了。至于孙元良这类小卡司，一见狗皮帽子就会尿裤子的。
在淮海战役，确实出现了狗皮帽子，也确实把国军吓完完的了。
总之，我就是想说，毛主席真是都计划好了，很精确，精确到平津战役抓35师那类，唯一的误算就是程子华黄志勇打密云，耽误了去张家口抓郭景云35师。结果你知道，改成了打新保安。
好在陕北12旅争气啊，这些时间点一环扣一环，时间还特别紧密，各个战场都构思到，照顾到，还要情绪稳定，你知道，粟裕干吐了。说明是极为紧张的。
我的判断是毛主席在1945年就完成了这些构思，剩下的就是填充一个个军队了，历史以来兵家之地就那么多，剩下的就是确认某军驻某地，然后再一结合，应该就妥当了。当然了，这是我的猜测。
所以我说四渡赤水作为毛主席最得意的一笔，应该也是计算到了。
我估计你是不是想说，毛主席知道了还要付出那么大的牺牲，这不是阴谋吗，哈哈，咱们这是事后诸葛亮，当时几个人能看透啊，看透了一层也理解不到二层，基于信任也罢了，你知道彭老总一般都不太完全信任毛主席，喜欢自作主张。林彪倒是信任，当时理解上不去。解放后是绝对信任了，但是还有点军头意识。
指望这种状态毛主席说服周总理，哪里那么容易，要是像金一南吹的还好了，其实金一南明显是涂脂抹粉。
所以毛主席只好痛苦的面对这帮二货糟蹋红军的力量，好在之后周总理确实收敛了很多，直到西安事变，再到解放前。
就好比，毛主席和张国焘关系也很好，能力也相对匹配，层次也差不太多，也能说上话，但是也无法劝动张国焘相信自己的判断，非要分裂红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吧，张国焘主要还是层次有一些低，没有认识到党组织的这个重要性，毛主席也没法劝这个笨蛋。
红军一万多变成了8000多，还损失了红5、9军团确实可惜。这种痛惜之感，确实很痛彻心扉。
周总理当然有错，他的毛病就是这样，但是张国焘也实在不冷静。
十万人马，损失5万多，太遗憾了，一边写着，我也是真是感触太深。
毛主席不是把失败说成是胜利忽悠大家，只是通过比较充分的解释让大家继续维持希望。因为这没有出毛主席的圈子和计划。
事实就是通过8000人枪，毛主席仍然做到了历史顶端。
这个失败没有出乎毛主席的意料，可以定义为挫折，所以也比较好解释，我的佩服在于，毛主席会不像我说的这么直接而含蓄的让大家都接受，这是个顶级能力点。
所以才有了周总理以后解释历史的吹牛皮，实际上可以看到，林彪是看出来了的。彭德怀一直就看不上周总理就不说了。
就这些吧，说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