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观察文革的多个维度 -- 思想的行者
河里对文革的争议不小，在我看来，要确定文革的性质需要从以下几个维度来观察
1，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政治斗争
2，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走资派
3，红卫兵大辩论，全民大辩论的历史意义和历史教训，辩论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4，发展系统科学，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文革的发生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政治矛盾日趋激烈的产物
由于大跃进以及此后的数年经济困难，甚至导致大量的人员饿死，毛泽东的威信空前下降，而刘少奇对毛泽东越来越不满，甚至发展到召开政治局会议不通知毛泽东的情况。
而毛泽东对刘少奇从1962年开始主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对其主持运动的方式非常不满，认为刘少奇主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式笨拙，效率低下，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审查基层干部（例如大队干部，公社干部而不审查高级干部）非常不满。
与此同时针对分田包干领导层应该持有什么态度等等涉及到是否偏离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大问题，刘少奇态度暧昧等等。
当刘少奇召开政治局会议而不通知毛泽东的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手持党章表达了不满。
两者矛盾空前激化
2，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真正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甚至背叛，这是横在当年的中共领导人面前的一个巨大的理论问题。
首先从外部环境来看，以杜勒斯为代表，西方国家已经明确的提出了要对中国的下一代人进行和平演变，苏联发生了赫鲁晓夫在党的会议上全面否定斯大林的事件，匈牙利波兰捷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发生反对社会主义的动乱。
其次从国内来看，大跃进的失败，以及一大二公，三面红旗，诸如公共食堂政策的失败也给中共领导人浇了一盆冷水，全面公有制，全面计划经济带来的弊端初步呈现。
马克思的理论建立于十九世纪，苏联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苏联模式并不是完美的，例如苏联农产品产量甚至不如沙俄时期，苏联轻重工业发展失衡等等。
毛泽东鼓吹大跃进本意是为了呵护民众的建设热情，为此他曾经对周恩来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带来的却是大面积饥荒（本村不大却饿死二十多个，各年龄的都有），这也让包括毛泽东等领导人困惑不已。
针对大跃进时期经常发生的粮食平调导致人们积极性受影响事件，毛泽东改正了原来的以生产公社为基础核算单位的制度，而改变为以生产小队为基础核算单位的制度，这个制度是一个重大的改良，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还可以继续进一步吗？
例如单干可以吗？
毛泽东与邓子恢等人观点相背，邓子恢是闽西革命领导人，当初就是他主持的闽西不论男女老少平均分田，然后毛泽东推广到整个江西，他对农村工作有着很多的贡献。
企业全面公有制以后，同样产生了大锅饭的问题。
总之马克思列宁所规划的全面公有化以消灭剥削，全面计划经济以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的理论设想遇到了坚硬的现实，现实告诉人们马克思列宁的设想有问题。
问题在于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核，哪些不是？
你改了不该改的，那就是修正主义，那就是走资派。
三，针对以上矛盾，毛泽东最终决定通过民众的大辩论来解决问题
1，通过红卫兵把刘少奇赶下去
2，通过红卫兵的大辩论，让年轻人自己去寻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但红卫兵大辩论大串联，最后又引发了大武斗，生产秩序也受到相当影响，很多文化人被红卫兵迫害，甚至一些通过红卫兵运动上台的张春桥们试图在毛泽东身后发起夺权运动。
以上大辩论大武斗导致文革最终被后来的领导人邓小平彻底否定
但邓小平也曾公开宣称文革归根结底是一件大好事。
四为什么邓小平一边要彻底否定文革，一边又对外（会见外宾）宣称文革归根结底是一件大好事？
邓小平肯定文革是一件大好事是因为文革把很多不好的现象给暴露出来了，特别是暴露了某些人一面高喊革命一面却结党营私，从而使得人们可以有更大的勇气和更大的决心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更大的改变，即人们因此可以有更大的勇气和决心进行改革。
如果没有文革暴露出来的某些表面革命内心奸诈的人以及年轻的红卫兵工人在武斗中的鲜血，要人们实行果敢的改变马克思列宁的全面公有制全面计划经济的基本设定是很难的。
因此文革归根结底是一件大好事。
但是这种层面的肯定更多的类似于哲学意义上的肯定，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需要的是人们抛弃文革时期的大辩论 大武斗的做法，需要人们从理论大辩论中回到踏踏实实的经济建设道路上来，因此邓小平对文革采取了一刀切的全面否定的做法
五，今天以及今后的我们还需要大辩论吗？
还需要，因为还有很多的理论课题需要人们在辩论的交锋中形成更多的共识。
文革其实也是一个通过大辩论最终凝聚全面共识的过程，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全民共识，中国人可以率先改革，走向市场经济，并且基本上保持了社会主义的本色（国企作为骨干力量的存在以及中共的领导）
但文革最终发展到大武斗则是历史的悲剧。
今天的我们同样需要大辩论，我们首先需要杜绝因为辩论而导致的武斗，其次也应该杜绝因为辩论导致的精神伤害。
精神伤害即辱骂侮辱人身攻击带来的伤害不是那么直接，但依然可以是严重的伤害。
大辩论允许人们犯错，但是绝对不允许故意说假话，故意说假话就构成造谣，严重的必须采取法律程序进行法律责任的追究。
西方国家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开始进行辩论教育，引导人们从小就养成一种互相尊重，独立发表看法的良好的习惯，这是今天的中国人应该好好学习的。
六 应该言论宽松，我们不能进行政治批评？
文革时期经常发生的所谓上纲上线扣帽子的行为让人们心生余悸，甚至有人认为不该进行政治批评。
例如对莫言的作品有人认为是对革命的侮辱并且诉诸法律手段，有人就认为应该言论应该宽松而不能扣帽子。
文革时期确实经常的发生上纲上线的大批判，但是那种行为的发生更多的来源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认识的的不确定性，上纲上线的批判更多的是一种认识不足导致的历史悲剧，这难以避免。
今天的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准确的认知，不会迷信于已经被历史否定的某些经典论断，今天的我们可以更多的用法律来进行批判。
对莫言的作品涉嫌侮辱革命烈士，这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进行，我们的社会应该欢迎这样的法律诉讼。
言论自由是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的我们要言论自由，同时对于违法言论要果断拿起法律武器。
七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应该以系统科学为指导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发掘发展和勘误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门系统性的观察经济社会的理论，今后的发展需要通过建立和发展系统科学来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
例如马克思的基础概念：价值
马克思将其定义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这个定义有一定意义，但是也有不少问题，如果将其定义为商品的系统效能那就更准确了
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概念：阶级，这是一个与生产资料占有有关的概念但不能认为占有生产资料就一定会进行剥削。
如果将阶级定义为系统性博弈(多方参与的博弈，某些人采取相互勾结的方式以博取高额收益)的拉帮结派者，那样也可以避免阶级划分的简单化以及阶级斗争的误伤。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他的研究方向肯定是对的，具有极强的前瞻性，但他的理论分析对于今天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系统性危机是不够的，例如次贷危机根源在于过度投机导致的市场信息噪音干扰正常的市场信息传递与市场调节机制，从而导致市场失灵，马克思的传统理论就无法解释。
马克思通过分析机器成本和人工成本的变化（即所谓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的比）来断言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发生，现在看来也是很值得商榷的。
但资本主义确实很容易发生系统性危机，昧国的生产空心化，金融投机化就是其经济系统性危机不断深化导致的。
对于经济的系统性风险的危机需要从对系统进行分类开始，例如昧国在实体系统和金融系统之间就存在严重矛盾（昧国民主共和两党矛盾很大程度与这个系统性矛盾有关）。
工人和某些喜欢解雇工人博取华尔街好感的CEO们存在严重矛盾。
再比如生物工程，化学工程对环境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例如昧国的转基因产业就对全球环境构成了系统性风险，病毒开发产业也引发了新冠大爆发，对全球造成严重的系统性伤害等等。
你少了两个重要的维度：
1，生产力的进步，中国逐步从农业国进入到工业国。这直接导致了几个重大的改变：
1A，厂矿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公社等工业化的基层单位出现了，并成为社会的主流，取代了农业社会的村庄；
1B，通讯技术的发展，两报一刊能迅速下到县，广播能下到村甚至家庭。
1C，交通技术的发展，全国性的大串联成为可能。
2，人口构成的改变。40后和50后成长起来了，他们识字，并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同时整个社会还有相当的旧社会思想的残留。
这两个维度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内部的力量对比。比毛主席和刘少奇的路线差别更重要。
路线不对，受教育人口再多，再工业化也不行。
就像苏联一样，路线错误，最终共产党解散联邦解体，经济也就一落千丈，工业化也不断退步，这也是今日俄罗斯在战场上非常吃力的原因。
正确的路线，能脱离生产力条件和人民群众的知识文化水平吗？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他要不要发动文革与你提到的几点有什么逻辑关系？
对现实认识有误。
标志性的问题就是：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工贼、内奸”，等于是把路线斗争庸俗化为一次抓内部奸细的行动，说明这个路线斗争的严肃性和严谨性是大大不足的。
我想今天就算再支持文革的人，也不会认为刘是叛徒和奸细，对吧？
群众自己探索道理，总会有错误的。
至于是不是叛徒工贼奸细，这点在严峻的政治斗争面前不要追究得太细。
当时毛泽东还在世，刘少奇就把他当不存在一样，而苏联刚出了一个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至少刘少奇此时的表现比斯大林生前的赫鲁晓夫表现还差。
刘少奇当时的表现确实很奇怪，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包括让他的夫人抓四清运动一事置若罔闻，坚持说真理在他夫人那边，而他的夫人王光美搞过什么革命活动，就是读过书，所以她搞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像一个学生主持的一样，先让干部读几十天的文件，就像当年对付考试一样。
历史上刘少奇在四七四八年在北方搞的土改也非常左，搞的河北那边农民都跑了（跟我老家当年博古们一样对富农太狠，结果中农也误伤了很多，最后所有的农民都怕了，大量逃亡，我父亲就是在我爷爷奶奶逃亡的时候出生的以至于他骄傲的说他是在大城市出生的）
刘少奇在历史上经常左的时候过左，右的时候过右（什么剥削有功明显是过分的表述，你可以说共产党容忍一定程度的剥削 怎么能够说剥削有功呢？）
毛泽东曾经说刘少奇原则性强灵活性不够，实际上他原则性也不够强。
当时刘少奇直接与毛泽东对着干，实际上就是在制造党内分裂 ，这个事情可以说得很严重，说他是工贼之类的定性我认为可以理解
理论有问题，而不是理论和实际联系的问题。
以后改革就是大胆的突破马克思的理论，搞市场经济，允许私人办企业等等
（应该是你的猜测或者说主流推测）完全不可信。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在这次会见和谈话中，毛泽东推荐给刘少奇几本书，后来刘少奇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和其子女对此有一些回忆。如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在《卫士长的回忆》中说：“大概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主席把他送出来，在门口跟他握手，说‘你要好好学习’。回来后他告诉秘书给他找三本书，一本是黑格尔写的，一本是费尔巴哈写的，还有一个叫什么。当时主席还让少奇同志‘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回来以后，我看他面容很高兴。”
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在《我的父亲刘少奇》一书中说：“1月13日，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接我父亲到人民大会堂谈话。——毛泽东对我父亲提出的两点意见，沉思一会儿后，并没有表态，而是建议我父亲读几本书，他还特别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两本书。分手时，毛泽东要我父亲‘回去后好好学习，保重身体’。”以上的回忆，对毛泽东推荐给刘少奇的书有所不同，除了是两本还是三本，两本中一说是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狄德罗的《机械人》，一是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著作。
黄峥编撰的《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一书引用了刘少奇机要秘书刘振德的回忆，是事后从王光美处获知“毛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但“有三本还没找到”，“我接过来（书单）一看，一本叫《机械唯物主义》，作者是海格尔（法）；一本叫《机械人》，作者是狄德罗（法）；另一本是中国的《淮南子》。我先在少奇同志的书房里找，但一本也没找到。我又到了中央办公厅的一个图书室找，正在那里值班的机要室档案处的小李同志也帮我找。但也只找到一本《淮南子》。剩下的两本书，我想再到大图书馆去找找，光美同志说：‘不用了，少奇同志说也可能书名不对。’从此，少奇同志埋头读书，他想从书中吸收更多的知识。”这个回忆是对此事最为详尽的一个回忆，刘少奇当时显然对王光美有一个关于他和毛泽东会面和谈话的复述，至于毛泽东向他推荐的书，这里不仅是三本，而且是更多的“几本书”，不过，三本书中，黄峥书中所记的海格尔不是法国人而是德国人，而且看来当时这三本书中外国的两本也并没有找到，至于找不到的原因，王光美说刘少奇以为可能是自己听错了（不过，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湖南人，他们大概平常不会听错话）。刘少奇的卫士贾兰勋在回忆中也认可是三本书，他也是事后的翌日从刘少奇的机要秘书李智敏那里得知此事的。王光美叫李智敏找出毛泽东推荐给刘少奇看的那几本书，“其中有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本是狄德罗的《机器人》，还有一本是中国的《淮南子》。”结果在刘少奇的书房没有找到，又想去北京图书馆寻找，因形势发生变化，没有来得及。
以上是毛泽东和刘少奇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中关于毛泽东向刘少奇推荐几本书的大致经过，问题是循此线索去查找那几本书，如《机械唯物主义》和《机器人》，笔者从国家图书馆（原为北京图书馆）和其他各大型图书馆均遍寻不得，因此，也就无从理解毛泽东那时何以向刘少奇推荐阅读这几本书的初衷了。
这被主流公知解释为毛主席要害刘少奇的铺垫，事实上，是个人都不难看出来，这是毛主席真心实意推荐书籍给刘少奇，所以刘少奇也很高兴。
这些都被主流的造谣毛主席要害刘少奇给掩盖住了。
刘少奇女儿刘爱琴撰写的《我的父亲刘少奇》(修订版)，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从后代亲属的独特视角，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刘少奇工作和生活情况。没有人能比站在伟人身边的他们更近距离、更新角度地看到政治海洋的潮起潮落。
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
“文革”伊始，“打倒刘少奇”的运动已蔓延全国，批判、斗争我父亲的趋势愈演愈烈，舆论已经形成，中央文革小组的阴谋策划也步步加紧。
1967年1月13日，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接我父亲到人民大会堂谈话。
一见面，毛泽东就问我父亲：“平平的腿好了吗？”(注：1967年1月6日，有人通知刘家，说刘平平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需要马上截肢，要求家人到场签字。王光美听信后立即赶去，结果却被一群清华的造反派抓了起来)。
我父亲如实回答道：“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然后就转入了正题。我父亲表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已不适宜再担任领导职务，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对我父亲提出的两点意见，沉思了一会儿后，并没有表态。分手时，毛泽东要我父亲“回去后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就在毛泽东同我父亲谈话的几天后，家里就被强行拆下电话，断绝了我父亲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事态发展很快急剧恶化，到3月，毛泽东的态度也明朗化了。3月21日，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把运动中揭发刘少奇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并指定由康生负责这个“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客观上给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残害我父亲，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父亲从弟弟妹妹买回的小报中看到张春桥等人说我父亲曾经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还自称“红色买办”。我父亲感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信号，背后藏有杀机。3月28日当天就给毛主席写信，驳斥张春桥等人在电影《清宫秘史》评价问题上的造谣诬蔑，以澄清事实真相。
可是，这封信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4月1日，各大报纸一齐抛出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文章继续散布我父亲赞扬《清宫秘史》的谎言，同时肆意诬陷、攻击我父亲：“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这个刘爱琴纯属瞎写，瞎想。
全部都是她的臆测。
王光美回忆：刘少奇与邓小平最后一次对话
2016-04-20 13:35:24 来源：天津日报 作者：佚名
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前的一次小会上，除过去检讨的内容外，少奇同志对请示过毛主席并得到主席同意的事，也承担了责任。他说：“有许多重要事情虽然是经过了主席才做出决定的，但是没有让毛主席充分考虑，而是例行公事或经过一下毛主席，就轻率地做了决定，或者在做出决定之后，再经过一下毛主席就发出了。因此，我并没有理解毛主席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的真实意见……经过毛主席看了一下，但并没有取得毛主席赞同就做出了决定，因此发生的那些错误，我同样负主要的责任。向主席请示报告不够，同毛主席就一些重要问题反复商量、反复酝酿不够，这是我多次犯错误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
我曾问过少奇同志：你是怎样提出反动路线的？少奇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工作中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但我不反对毛泽东思想。”
有一次我对少奇说：“你辞掉国家主席等职务，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少奇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
1966年11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主动找少奇同志谈话。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长时间侧着脸同一个人谈话，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情况。少奇做了回答，并向主席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主席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少奇同志见到了小平同志。他问候说：“小平同志，怎么样？”小平同志说：“横直没事。”少奇说：“没事，学习。”这两个共产党员当时同处在委曲求全、勇担责任的处境中，他们的心境是多么坦荡 1966年11月底的一天，平平和亭亭被勒令到学校去接受“阶级教育”。我心里难过，走进她们住的房间，翻看平平的一本日记。突然，眼睛被吸引到一行字上：“亲爱的爸爸妈妈呀，你们为什么要生我？我本来根本就不该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心如刀绞，不由自主地拿着平平的日记本，走进少奇同志办公室。少奇抬起头，发现我满脸泪痕，有些吃惊，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日记本……
第二天，少奇同志把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叫来，对他们说：“我犯了错误，可能要批判我几个月，你们要经得起考验和锻炼，要经得起委屈，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许多革命前辈都是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他还说，“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带你们去延安或老家种地。我的职位高，对党的责任大，犯了错误影响也大，但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我保证一定能改正错误。”
面对形形色色毫无根据的批判，有一天，少奇动情地对我和孩子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这段时间，少奇同志每天都在看书看报，阅读大字报和红卫兵小报，默默思考。他是真心想听取批评，改造思想，争取再为人民工作。
这个时候他的职务都解除了他的姿态当然低了。
搜索了一篇，文摘了毛泽东对王光美和刘少奇批评的部分，你看看吧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一个小县”，是指王光美最近带领中央“四清”工作队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新城县。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这个县，所有在座的同志心里都清楚，这是对刘少奇的不点名批评……
他还说：“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40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懂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并进一步说，“你一个新城县，28万人口，下去15000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里的二十几万人？比如28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15000人扎根串联，什么扎根串联！冷冷清清！
你的理解不对。
这是刘少奇在被批斗之前，是刘少奇彻底下台之前的见面。
这篇文章的意思是毛主席口蜜腹剑，要整刘少奇了，所以才安慰刘少奇，是虚假的安慰。
其实，当然不是，就是中央警卫部门隔绝了刘少奇，等于软禁，而这个命令不是毛主席下达的。
这个可以从刘少奇的批斗描述中感受。
以前文章都推给康生等，但是康生根本没有这个权力。四人帮更是没权力，否则江青自己不会见不到毛主席。
不是传说王震临死骂他儿子变成他当年革命的对象吗，没他支持他儿子敢干？思想蜕变了他们这些老干部最终的结局就是这样，少奇也是这样，只不过他是领头人，可能当时他自己都认为他会一直清廉下去没意识到而已。被提前识别出来没来得及贪，叛徒工贼恰如其分，看看给他开追悼会的有多少变成侵吞国有资产的大官僚资本家了，我当年中午放学跑回家看的追悼会直播，一群革命的叛徒当时还认为主席冤枉他们，现在看主席对他们太仁慈了。
如果不能改变社会制度，经济环境，即这些坏人产生的土壤，只杀头无非是换个人干同样的事情。
他的态度很鲜明，就是要打倒刘少奇，不存在什么口蜜腹剑。
你贴出的文章说的是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态度软化自己表示要去学习，毛泽东看对方态度软化也劝慰他一番。
否则在刘少奇被打倒以前，两个人是见面就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