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 -- woyan
既然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许邓发展市场经济，那也应该许金搞父死子继嘛。
社会主义的一大问题，如何防止赫鲁晓夫一类上台搞秘密报告。难道中国不面对这个问题？难道中国敢说自己已经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朝鲜搞土法上马，父死子继，起码儿子不会大骂老子。这虽然不高明，但是到现在并没有大的政治动荡。
朝鲜怎么封建了？是搞土地分封，领主封臣，还是乡绅治国，皇权不下县？你看不上朝鲜的做法，人家也没说这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哪。你恶狠狠地诅咒朝鲜，这算什么？
给你通宝的二位，假日也好，七天也好，他们对朝鲜切齿仇恨，我完全理解。你恨朝鲜，这又是为什么？
兼回 @Swell 河友，请海涵。
我感觉文革越来越是个罗生门。历史宜粗不宜细下，很多事情就那么将就了，很多事情究竟谁谁谁，往后可能会越来越说不清。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我目前就有能力培养那么些人，那么当然再有一个选择的方法。我们大家应该对这个事情没异议：考试好工作能力不一定强，工作能力不强不一定贡献大。那么不单纯以考试成绩选人道理上完全能说道说道。并且，恢复高考后，正是那些庆祝恢复高考的人批评高考唯分数论最起劲破坏高考公平性最起劲。
回到文革，知识分子们作为一个整体，都废了吗？他们整体上不能发挥建设国家的作用吗？不知Swell河友能不能拔冗指导一下这个问题。
我只是希望它崩溃的时候，我们有所准备。
我们各自保留意见吧，同志间也可以立场不同，观点不一致。
这么说吧，马斯克万亿家族，只要工资够高，你会介意到特斯拉上班么？事实上，大家更愿意去富有老板的企业上班。能剥削到钱，那是人家的本事。
毛泽东好比村里善人的张三、李四，自己贴钱办企业，人也和气，要你干活都带着请字，但是挣不来钱，发不出工资。你必然抛弃他，因为你上班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处哥们的。
邓小平就是心眼坏的马斯克、任正非，睡了无数的漂亮姑娘，各种坏事做绝，对你也是恶声恶气，动不动就喊走人，还不遵守劳动法。但是他真给你发钱了，你不干后面排队的人多着呢。
是人民选择了邓小平。跟挣钱比，受点侮辱算个屁。为美做娼门槛很高，但道德不在其列。
我也看到了你加粗的那一句，以及它的下一句。
资本将逃离其他发达国家，投向中国。这是...发达国家数亿工人的生存风险，他们将发现自己从事的零工和服务工作生产力不足，无法支持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
这些工人没有做错任何事，只是资本走了，去其它国家，而工人就无法落实生产力，无法维持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而国家无法对资本下令，你不许走。
国家控制不了资本，反而是资本可以对国家指手划脚，不满意可以走人。
我不希望我的祖国变成这样。
要搞计划经济很困难，毛那一代很努力搞了，就像所有新生事物一样，磕磕绊绊。邓不过是放弃了。
你看世界上任何国家，只要不努力搞计划经济，就很自然地滑落到市场经济的状态。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民国，还有跑到台湾去的蒋帮，也都是市场经济。他们也是邓路线？
你总不能说，只要中国一天没有建成计划经济，那中国就是邓路线。那我潜望镜宣布，人类不利用可控核聚变供能，所以只要可控核聚变一天不实现，人类就是一天在走我潜望镜路线？这说不过去吧？
阶级固化，阶级固化我也是非常的憎恨，但是我觉得朝鲜不是世袭和阶级固化。
@纳米小洞儿
因为朝鲜的钱有三块，基础日常供给，这点大家都知道，基本没啥问题。
领导人的衣食住行，这块也没啥大新闻，所谓的日本人厨师的回忆录，不可信，也没啥大不了的。
唯一的问题时金正恩的肥胖，公知用的是反推法，即金正恩这么胖，朝鲜人这么瘦，所以他是大独裁者，等等等，大家自己去想。种种不好听的吧。
但是，金正恩的肥胖和毛新宇一样都是个例，因为金正恩的肥胖一开始是朝鲜放不下架子，非得要金正恩模仿金日成，以增强权威性，导致了金正恩身体机能紊乱，由此激素化了。
实际上他的饮食并不是特别夸张，一般人领导人的水平，当然，公知的意思是欧美富裕，领导人可以吃好的，穿好的，这个逻辑它们也用于我国。
朝鲜为什么放不下架子呢，因为1990年之前朝鲜的生活是没啥问题的，一切都很正常美好，比我国也好。
所以一开始困难时期，朝鲜有点放不下身份，恰恰金正日身体又不好，所以为了接班，只能让金正恩撑起来，身体壮实显得身体好，所以对国家影响好。
实际上身体健康，瘦弱也没事，比如金与正就很瘦，哥俩要是中和一下，像李雪主就完美了。
这些其实不重要，外观，意思意思就得了。
当然了，我记得以前公知说只有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隐瞒身体健康情况，哈哈哈，这当然是假话，现在明显的就是拜登的健康情况肯定是美国在造假，他出让机会给哈里斯是不得不屈服于身体。
那么，穷国领导人可不可以医疗重视一些，吃的好一些，生活舒适一些呢，我想是可以的。
在朝鲜被制裁的最艰难时刻，朝鲜的人均食品摄入量确实低，但是大家都知道，很均衡，就算金正恩再省也没意义。因为，他一个人吃不了200-300万吨粮食缺口。
他的胖不是因为吃得好。
这是公知在造谣，朝鲜只有一个胖子。
我是毛时代过来的人，我知道平均粮食供给对于一个国家的人民的重要性，如果这种人均和我国的GDP挂钩就更好了，这当然就是毛主义。
大家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人民的基础供应和GDP一致，那是怎样的水平呢？呵呵呵，大家可以去看华西村、大寨、甘南兴十四村等等等。
这对于被制裁的朝鲜尤其重要，那些脱北者就是在造谣罢了，这么些年，朝鲜脱北的总人数是差不多固定的，剩下的零星都是没啥意义的。
这就好比东西柏林越境，只死亡了200多人，西方却宣传成了世纪惨案，这极其可笑。
顺便我再延申一下，中国深圳也有大逃港，但是1979年是人数最多的一年，而且超过前面任何时期。
这是习仲勋处理的。
但是也被香港、西方、公知宣传成为世纪惨案，这是西方洗脑的一贯技俩。
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4/0909/c22219-25627543.html
《大逃港》作者陈秉安:直面"大逃港"是一个进步
2014年09月09日15:27 来源：人民网-环球人物
仅1978年一年，逃港的就超过9.7万人次，甚至当地干部都开始逃，形成了“有权的批出去，有钱的买出去，没权没钱的逃出去”的局面。一位退役的边防军人曾告诉我，逃港高峰时期，他面对成百上千黑云一样涌过来的群众，“心都在颤抖”。
1978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去边境调查，一位年纪很大的基层干部跟他说：“你是从牢里出来的，我才跟你说真话。如果政策不变，还是这么走下去，人都要跑光了。”有人质问这位老人：“你怎么这样说呢？你是不是贫下中农？”“我是，但还是要讲。”习仲勋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后来，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带习仲勋去沙头角，看到当地偷偷引进港资搞起塑料花加工厂，工人一天能挣8块钱，习仲勋很受触动。
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邓小平说了一句话：“把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好了，逃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事实确实是这样。（呵呵，哈哈哈）1980年，深圳设立了特区，从此，逃港的局面就扭转了。（这真是吹牛皮）
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吴南生曾回忆说：“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甚至许多已经逃到香港的人又陆续回来了。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
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
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强行冲关的情况。
据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记录，1962年，广东出现严重饥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
这些偷渡者成群结队，每人持一根4尺多长的木棒。带头的偷渡者公开说：“谁阻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当地政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
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对待逃港者，港英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开始，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绝。逃港者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楼天台上搭建，这也形成了一个后来香港报刊常用的名词：“天台木屋”。
逃港者们从事较多的工作，是最为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粘纸盒、缝袜子、勾纱等。因为他们工作卖力，要求又低，正好为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这样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在陈秉安搜集到的许多香港报纸里，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1962年5月，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据香港媒体的统计，平均一个逃港者，能与10名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发生联系，这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在香港当时的300万人口中，平均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要为华山山头的情况担心。
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
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但当晚深圳突降暴雨，数千名逃港者身处的山间，正是山洪下泄的必经之路，在狂流急浪之中，仅有200余人侥幸脱险，其余尽为洪水吞噬。
但历史依然会顽强地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这处工地里，时常会挖出一些逃港死难者的遗骨。不久前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陈秉安，他们在滩涂中挖出了两具逃港者的遗体。从尸骨的大小形态上判断，应该是一对男女，他们的手腕，用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
按照假日归客的逻辑，这个责任归谁、邓小平还是华国锋？一个是二代核心，一个是总书记，还有要不要审判习仲勋？
哈哈哈，真是笑死人啊。
广东省却不同，不是把逃荒农民当作“盲流”加以惩罚，而是鼓励走投无路的农民出外找一口饭吃。允许地方开具证明，让想逃荒的人出外逃荒。
而对于广东的逃荒者来说，“出外”意味着什么呢?哪里是最理想的去处呢?无疑是衣食丰足的香港了。各种流落者集中涌向深港边境。
在这背景下，“六二大逃港”被拉开了一个口子。
而此时，广东一些思想开明的领导，更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对“逃港”的“新思维”。陶铸就在公开场合表示：
“我们广东减少几十万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做，既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等我们的经济情况好转了，可以再回来嘛。这样不叫偷渡。”
实事求是，在那个年代，地方领导能说这种话，的确是很大胆了!
后来有人评论，这批中共干部能够有这样开明的认识，一方面是出于困难的情势所逼，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朴素的人道主义感情——共产党打天下，不就是要让人民群众不饿肚子吗?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日，广东省公安厅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局长会议，“放宽”了群众出港条件：
“在毗邻港澳的惠(惠阳)、东(东莞)、宝(宝安)等六个县市，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
一九六二年三月，广东省的边防工作会议上决定把“来往港审批权由县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队”。把去香港的审批权力下放到公社、大队，就相当于说想走的群众都可以走。哪个公社、大队干部会愿意乡亲坐在家里等死呢?
群众纷纷拿着由公社、大队开具的证明，像一股股黑流，涌往深港边境……
一九六二年五月前后，数以万计的群众在短时间内涌入宝安县深圳河边，小小的深圳镇不堪重负，顿时陷入一片恐慌和骚乱中。
这么多的群众，要吃要拉……开始，政府还一天发两次稀饭，后来人越来越多，不敢再发。一发就乱，就抢。为了安全，镇上的商店大都关门了。
一些难以忍受饥饿的外来人群，如同洪水淹过了深圳镇周围的莲塘、长岭、沙头角、皇岗、沙头、水围等村庄，把一些地里的青菜全拔光吃了。好生生的稻田在万人脚下被踩成平地。逃港的群众甚至威胁敢于干预的民兵说：“你还敢干涉我?老子缴你的枪，把你的村子踩平!”
人们洪流般冲进村里，有人敲门要吃的，不给就打人。
谣言更是满天飞——“太平有个高级军官带一批士兵逃跑了!”——“彭德怀视察福建，被接到台湾去了!”——“惠阳县委书记跑了!”……
宝安县公安局派出便衣深入群众中了解情况，部分意见被记在报告中：
“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倒不如就死在这里(深圳戏院)算了。”
“生产队的耕牛都杀了，现在就是想回去也无耕牛了，怎么活?不如再去拼命(指边界)。”
“丙个(谁)拦我，我就同丙个(谁)去死了——”
报告称：“大量的群众麇集在深圳镇边的梧桐山”，“他们有组织、有指挥，当总指挥的是一名大学生”。
“黄昏以后是‘冲边界’的好时候，逃港群众相约等到昏暗的时候一同冲下山去。”
“大多数是十七至四十岁的青壮年，有男有女。他们每人均持有一条四尺多长的木棒。他们的总指挥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阻挠我们都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谁后退就要用棍打谁。”
“在沙头角，边境桥头连续两个晚上发生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之态，强迫民警开闸。”
大逃港的严峻形势上报到了省里，当时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带着省公安厅及县委的人，迅速赶赴深港边境处理，他们躲在边境的山头上观看动静。
深圳莲塘、罗芳村一带，大概集中了两三千外逃群众。当他们冲过边防线，靠近边境线时，铁丝网拦住了他们。有人就喊：“倒掉它——”，于是山摇地动的一片高呼声：“倒掉它——”
“一、二、三”随着上千人有组织的呐喊，“轰——”地一声，几十米长的一段铁丝网被推倒在地上。边境线上就像缺了口的河堤。
“冲啊——”随着惊天动地的喊声，滚滚人流涌过了边界……
赵紫阳把望远镜放下，摇摇头说：“简直就是淮海战役了!”一脸的无奈。
形势已经失去了控制，就是想堵，一时也堵不住了。
但是，实际上，一些“改变”在暗中演化着。
夏公然在他的遗著中回忆，内参送上去以后，国内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从这以后，相关政策悄悄开始松动，记得当时总理对大陆出逃的难民有一个放宽不究的指示。”
如果夏公然所述属实，周恩来的这个指示，就不仅“放”了李富林等一批在宝安县的闹“开放”的县级干部们“一马”，也“放”了陶铸、寇庆延等一批支持“开放”的广东省的领导“一马”。
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堵截收容逃港人员。从五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八日止，共遣送了五万一千余名外流人员回乡。
到一九六二年的年底，宝安县政府的总结材料已称：“今年的反偷渡工作已经取得了胜利。”“深港边境的秩序恢复了正常。”
“六二大逃港”的风潮就这样平息了。
到底有多少人在这次风潮中成功逃港，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官方说是几万，但据调查，应该是三十万左右。（显然是臆测，胡编了）这些来自全国各地逃出的饥民，侥幸到达了衣食丰足的香港，保全了饥饿之躯。
https://epaper.gmw.cn/sz/html/2011-06/01/nw.D110000sz_20110601_3-06.htm
第一，现在可以看出来，毛时代的大逃港基本都是几万的水平。62年这次最多，但是只有几万人。说三十万，一看就是子虚乌有。
第二，英国有特别的诱惑政策，意思是搞乱中国，利用三年自然灾害。
第三，广东省的领导人犯了严重的错误，在缓和三年灾害问题上受到了西方英国的影响。
第四，周总理开了绿灯。
不管怎么说，只有不到10万人，是明显的，这篇文章还顺便加上了新疆的几万人跑苏联。目的就是为了危言耸听，加多数字而已，当然，作者不忘加上了据说30万，呵呵，这就是当年（90年代风格）的手段。意思当然是为了诋毁新中国共产党。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深圳边境大小规模的偷渡外逃事件屡屡发生。其间，仅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由深圳出发的4次大规模逃港潮，逃港人数就达50多万人。这被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称为“大逃港”。
事实上，逃港是30年间一直存在的现象。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从1954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偷渡外逃共约56万人次，逃出14万人。参与者以广东人为主。
1957年春节期间，粤北大水。边境地区成千上万港澳同胞“衣锦还乡”，对内地受灾群众刺激很大。这对饱受整风整社、开会斗争之困的广东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偷渡外流渐成趋势。
由于当时粤港两地实行对等限制入境，使得以陶铸为首的广东省委感到非常为难：“本来香港殖民者限制入境是人民与香港殖民者的矛盾，反而造成我们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尖锐化。”
6月，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王志向省委呈递报告，认为应该从宽对待，报告还提出设想：“目前国内尚不能完全消灭灾荒和失业，我们既然不能包起来，去香港打工这条路就不应该堵死。”
于是，广东省委决定大胆制定放宽群众出境赴港的政策。该报告很快批准了：允许群众自由选择沿边、沿海的适当地方出口。这是自新政府成立以来，大陆第一次向香港实行“放宽”政策。据省公安厅提出的“意见”，放宽范围更包括“珠江口以西靠近澳门地区，包括广州、佛山、珠海等11个县市”。
但由于保密措施不严，东莞县提前透露了这一消息，并迅速蔓延至宝安县、惠阳县等边境地区，掀起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偷渡外流的第一个高潮。这就是“大放河口”事件。
仅仅两三天的时间，各地群众蜂拥来到宝安，情况变得不可控制。福田上沙农业社第一生产队，15个男人跑了13个，不久连剩下的两个也逃了。在最为严重的7月，东莞每天成群结队的人向边境偷渡，晚上更达上千人。两个多月时间，内地外流劳动力6千余人。
港英当局迅速表态反对，英国政府向北京发出“照会”。北京当局因此直接命令宝安县委“从速反映情况”。
由此，不足4个月的放宽政策被收回，另一边，又号召群众“坚决打退外逃风”。
宝安县委于1962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叙述：“这次大批的群众外流是从4月27日开始，5月中旬达到高潮，5月22日采取‘堵截’等措施后，至月底基本平息。由于持续时间长，波及面比较大，不仅惠阳、东莞、宝安三县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62个县12个省的群众亦相继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往边境的公路上，外流的群众成群结队，络绎不绝，一时铁路、公路客运顿然紧张。从4月27日以来，外流人数不下十万人次。”
随着“文革”结束，政策再次松动。1977年夏至1978年春节前后，边境地区偷渡潮再度持续升温，揭开了1978至1980年前所未有的偷渡潮的序幕。据宝安县不完全统计，1978年1月至11月20日，全县共外逃过万人，逃出7037人。其中，8月份以后外逃1万多人，逃出5400多人。全县逃出大、小队干部121人，党员29人，团员161人。另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这一年在宝安一地堵截收容外逃人员万多人。
“(当时)对于民众来说，改革开放的直接字面意思就是可以到香港去。”对此，陈秉安这样解释。对一般民众而言，他们不是用理论分析出来的，只是肚子指挥脚。（这个记者就这个水平，真是改开邓时代的优秀人才）
https://www.chinanews.com.cn/ga/2012/09-09/4169340_4.shtml
至于为什么突然外逃似乎消失了，因为措施有力呗。杀人了而已。
跑题了，回到朝鲜，第一我觉得朝鲜的脱北也差不多，说什么为了自由，呵呵。
这不重要，重要的金正恩可算金正日的半个同志，当然肯定比不了古巴的卡斯特罗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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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兄弟表现的基本可算是同志大于兄弟之情，虽然卡斯特罗家族获得了一定的利益。我看就是赎买卡斯特罗家族的利益。这种不算是世袭了。
古巴这么多年，极其开放，如果有问题早说了，但是没有，虽然卡斯特罗家族有他人出任一些领导职务，但是并不能说明有以权谋私。
最多在朝鲜，金正恩可以多观赏一些牡丹峰艺术表演，但是大家如果稍微关注牡丹峰，就知道他们下基层还是很多的，军队尤其多。以前的王在山是80年代，那是朝鲜人比较富裕，不在乎这个，也很正常。这叫移花接木，网上就有人拿80年代的朝鲜生活指控朝鲜苦难行军时期朝鲜金正日腐败。
这个后来者继承了朝鲜和古巴的政策，这个政策就是近乎平均主义，当然是基础日常生活，这是很合理的，也符合人民的需求。也对人民有利，朝鲜，因为投资到一弹一星，只有中国人才能体会这点。而古巴的人均寿命远超美国，这不能不说明问题，朝鲜是为了安全牺牲寿命，而古巴人民是获得了高寿命有何不妥？
4.69 [email protected] ygB:/ 06/04 刀郎演唱会真的太高级了，谢谢你，如果是现场真的是享受，# 刀郎 # 资中 @刀郎 https://v.douyin.com/ihVPBrEv/
在这里结束，朝鲜的第三块资金就是投入到了一弹一星，并且获得了成果。
没啥问题吧。
现在年龄大了，看问题比以前全面了。
文革的做法有其历史基础，在建国初期，矛盾比较尖锐的时候，强调人的可靠性要大于才能。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有其道理。就像军人，首先要服从命令，其次才是勇敢啊，有本领啊这些。这么多人如何考察，出身是一个相对简单可靠的办法。江青同志不是写过一封信嘛，讲出身但不唯出身，这可以算是一个相对可行的办法。
但是这个办法明显不具有可持续性。容易造成新的既得利益者。而且把中国相对成熟可靠的科举制度退化成举孝廉制度。历史已经证明前者在人才选拔上对后者有碾压的优势。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我北大的一个老师说过：文革那么多工农兵大学生，现在还能站在北大讲台上的就我一个。这也可以看出选材上的差距。
所以我想，不管是谁，邓公，华主席还是林彪，或者四人帮上台，这个制度是一定会改的。但是后三组人马有包袱，一定会小修小补。但一个是历史机遇转瞬即逝。我们已经见识到了。一个是容易形成利益集团尾大不掉。谁敢动贫下中农出身的“世家”的蛋糕谁就是阶级敌人。最后谁也不敢。当然现在也有新的利益集团。但我们毕竟是在科举这个相对合理的安排下的利益集团。换句话说，一个比较宽阔的上升通道还是留下来了。路边有点杂草挤占，也还好了。比一个充满杂草的羊肠小道好太多了。
文革当然科学家工程师是可以工作的。包括我姥爷在内的白专路线专家，虽然头上有帽子，但是收入是实打实的数倍于工人的。那更是数十倍于农民的。历史就如同各个涓涓细流汇聚成的大河。我们如果揪着某一个细流说：你看它变小了吧变浑了吧，所以大河快完蛋了吧。就是片面的。
如果不是“看重的是改造人的思想”，那岂不要死上亿人。
此贴甚客观，该宝。只能通宝，无元宝。
你那讲台老师我觉得偏颇了。不过不进一步，提一嘴就好了。
我们工科狗，说起来你我还是上下游，不唯物，是要死人塌楼的。
美国高义 低端人口一提翻译就以为花钱买的，不知道全世界高端人口通用英语
生产队的小鸭子 作为外语，中俄都是小语种。学习好的年轻人都是说英语的。你屌丝没见过外国人，不奇怪
果然是两头奇葩的生物，把联合国通用语言叫小语种，跟阿三这样喝恒河水牛尿的说一样的语言也能找到优越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不是中国土地上最大的改革？建国后集体他，工业化等一系列操作，不都是改革？，邓粉对此视而不见，只把邓的改变称之为改革，这是邓和邓粉最无耻的地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暴力的方式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革命。而改革是指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之内实行变革。
这就是社会主义本质。
这些家族如果出个福特，洛克菲勒，马斯克倒也算了，能够在生产技术，新产业，新市场上能够有贡献的倒也算了，出几本书炫耀一下，人民也喜欢看这些大资本家白手起家的发家史，书店好多这种励志书。
可这些共产党财阀家族的发家史大家谁看过。他们对生产力，生产模式，新产业有什么贡献？无非是封建官僚买办那一套，比福特洛克菲勒马斯克等差远了，和蒋光头为代表的四大家族有什么区别？如果不是主席他们估计都被蒋光头灭了，比光头还不如。封建腐朽贪婪内残外忍见不得光。
还是主席看的准，他们不懂资本主义，他们耳濡目染，最熟悉的是封建那一套，说他们是走姿派都是高看他们。
它用了个转移话题的方式，改变了讨论方向。
不过你转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