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凹造型 -- 自以为是

此件是毛泽东代中共中央起草的，原标题为《一九六0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对省、市、区党委的指示中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

何为“五风”？指的是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在大办农田水利建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泛起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这五股风。这五股狂风，歪曲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实质，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标；大肆浮夸虚报；只讲敢想敢干，不讲科学分析；只要头脑热，不要头脑冷；只讲苦干蛮干，挑灯夜战，不讲实干巧干和劳逸结合；只施强迫命令，瞎指挥，不走群众路线和耐心的群众思想教育工作。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肆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的自留地、部分生产工具、树木、房屋等一律归公社所有；大肆取消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他们混淆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大刮“共产风”。

这五股风泛滥于1958年7、8、9、10月份。1958年8月9月，毛泽东深入调查发现，10月继续深入调查研究，从10月起，一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都在不断努力纠正。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

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中央

一九六0年十一月十五日

这是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的信件。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此件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1959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1959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

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

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

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

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

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

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中央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1]

这是毛泽东于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电文，后被编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甘肃省委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报告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

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中央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什么是“共产风”

播报

“共产风”总的说来有两条：一条是违背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的原则；一条是违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共产风”主要有五种表现形式：一平、二调、三派、四统、五献。一平：在生产队之间、小队之间、社员个人之间，不分穷富一拉平，过分强调缩小差别甚至取消差别。二调：乱调东西，乱调劳力，乱调钱。很多是完全无偿的，有的给了很少的钱，不等价。调的结果是一拉平，甚至把许多东西都调得没有了，把生产队和社员都调穷了。三派：乱派任务，乱派购、派销，乱派生产（瞎指挥）。有的是不应当派的，硬要派；有的是应当派的，可是派得很不合理。例如派鸡派蛋，甚至清早起来堵住鸡窝抓鸡，不卖鸡蛋不给饭吃。最严重的是乱派生产，瞎指挥。给生产队和小队乱派生产指标、作物面积、技术措施，甚至每天的生产活路都要派。这些本来是生产队和小队的事情，可是上级领导机关偏偏要管，越管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生产越搞不好。乱派生产，瞎指挥，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生产队、小队的所有制。四统：该统的也统了，不该统的也统，统得过多过死，光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社员种点自留地，喂头肥猪，养几只鸡，卖点蛋，采点野药，捉个乌龟、鳝鱼，都成了犯法的事情。光有集体生产，家庭副业没有了，赶集上街没有了，走亲戚朋友也没有了。商业部门搞统购包销，也是不加分析研究，什么都统，结果有些东西越统越少，妨碍了生产的发展。五献：本来捐献并不都是“共产风”，群众真正自愿，但是干什么都要群众捐献，搞一次运动就捐献一次，七献八献把群众的物资都献完了。此风不可长。 [1]

还有的地方乱罚款，乱没收，搜家抄家，随便拆毁社员的房屋，更是违法乱纪的行为。刮“共产风”的结果，违背了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破坏了生产队集体所有制和社员个人所有制。刮“共产风”，从根本上动摇了生产队基本所有制，无偿地或者不等价地占有生产队和社员的劳动成果，严重地削弱了生产队的经济和降低了农民的收入。 [1]

刮“共产风”的思想根源

播报

一是脑子发热，犯了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错误，对我们“一穷二白”的家底估计不足，对我们前进的速度估计过分乐观，因此采取了一些急躁冒进的做法，结果想快反而慢，事与愿违。二是思想上的平均主义。例如“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许多政策本身就是平均主义的。例如高征购，多打了粮食也不能多吃。三是领导农业生产过分集中，特别表现在县、社两级的领导过分集中，不相信群众。在改的当中不注意步骤，不注意量力而为，不注意因地制宜，不注意经过试验，没有走群众路线，群众赞成的要改，不赞成的也要做，结果一部分改革就改错了。 [1]

如何纠正“共产风”

播报

总起来说一句话，就是实事求是。要打通干部思想，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清算，分期分批，坚决兑现。纠正“共产风”必须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不能抱恩赐观点和采取恩赐的方法。要吸取教训，提高干部、教育干部、提高群众、教育群众，保证今后再不重犯“共产风”错误。 [1]

如果你真的认为上山下乡很好，就请停止煽情，明确指出上山下乡运动对人民幸福生活，对广大普通知情的长远发展，对国家经济建设，对军队强大，或者其他什么方面，起到了普遍推动促进作用。

何如？

医疗卫生支出数目大，农民看不起病、吃不起药，是一个长期的问题。1955年前后合作化事业的开始，各地都有自办医疗事业的努力，但是缺乏政府的扶持和帮助，未能得到推广。1958年出现过一次大范围的农业福利事业大跃进，但是，这一轮膨胀过程未能实质性提高服务能力。1962年下马了，恢复个人执业、收费治病的老路子。

1965年毛主席的626指示，强烈批判卫生部的封闭性和因循守旧，忽视农村，此后结合农村四清，开始试验由政府出资派人下农村，一边做疾病调查为农民治病，一边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训农村赤脚医生，

学会了治疗二三十种常见病和多发病。

由此完成了对农村合作医疗事业所需人才的初步的有效培训，一个高小毕业生跟着学习几个月就可以开始行医了。

就农村合作医疗来说，从1955年开始就已经破题了，但是始终无法壮大和推广。

在毛主席626讲话之后，医疗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确实出现了大的变化。农村的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事业开始高速成长，到了1978年，中国用3%左右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卫生事业，保障了90%以上的城乡居民健康。“农村病床占全国的比例，从1965年的40%上升到1975年的60%。全国卫生经费的65%以上用于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从1968年的20%，上升到1980年，全国农村约有90%的生产大队(行政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这个网络，除了51万正规医生外，拥有146万不脱产的生产大队赤脚医生、236万生产队级初级卫生员、还有63万多初级农村接生员。”

1968年11月，一份反应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到毛爷爷面前，他阅后亲笔批示“是医疗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解决了农村群众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困难”，“值得在全国推广”。

“1967年，乐园公社试行合作医疗制度，促进了大队卫生室的建设和发展，至1969年，全县大队卫生室发展到229个。”1968年得到《人民日报》公开肯定之后，在长阳县“至1969年全县所有大队和90%以上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1982年后，随着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到1985年底止，全县实行合作医疗的村已经减少到15个，仅占全县总村数的3.4%。”“1985年，全县享受公费医疗的人数7382人，费用开支552456元。”【《长阳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2年，P632、641-642】

1978年医疗卫生事业费110亿元，全国近90%的人口得到初步框架性的基本医疗保障。

1983年207亿元接近翻一番，全国农村分田到户合作医疗解体，80%以上人口丧失了保障。

以1978年为基数，1992年医疗产业GDP数字1096亿元，提高近10倍。1995年高达2155亿元相当于1978年的20倍，1997年3196亿元30倍，2000年4586亿元40倍，2002年50倍，2003年60倍，2004年70倍，2005年80倍，2006年90倍，2007年11573亿元100倍。2011年24345亿元220倍，2016年420倍，2017年470倍。

建国后，霍乱很快就绝迹了；

1955年，鼠疫基本得到控制；

1959年，性病在全国范围内基本被消灭；

60年代初，天花在我国灭绝，比在世界范围内灭绝整整早了十多年；

结核病的死亡率从建国初期的250/10万下降到40/10万；

同时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等传染病的发病率都明显下降。

其中，新中国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尤其值得一提。解放前在长江以南12个省、市、自治区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流行蔓延，患病人数达1100万人以上。1955年11月，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成立，并在疫区逐级建立了省、市、县、村各级防治机构，制定了四年奋战，两年扫尾，七年消灭血吸虫的规划。结果，只用了不到三年捷报就已经传来。

1964年8月10日，毛泽东阅卫生部党组七月二十九日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的报告。报告说，今年六月二十四日，主席在回见越南外宾时，对我国的高干保健工作提出了批评。报告检讨说：我们的高干保健工作中严重地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而且一些医生、护士长时间脱离病房工作、门诊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关于改进办法，报告提出：一、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二、对于没有严重疾病的人，提倡积极锻炼身体，同时加强北京医院对医疗保健工作的管理，加强对医务人员进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提高医疗工作质量;三、取消存在于高干保健工作中的一些特殊化的做法。毛泽东对报告作了两处批注。在报告中的“今后ZY领导同志有病需要医生出诊时，通知保健局或北京医院”处，毛泽东批注：“保健局应当取消。”在报告中的“加强北京医院对医疗保健工作的管理”处，毛泽东批注：“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第383页)

以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为例，1965年农村只占40%，短短十年后，到1975年，这个比重已经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65%以上用于农村，为彻底改变农村医疗卫生面貌奠定了基础。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医务人员谈到买来两套医书是普及性质的但可能与中国情况特别是农村情况有不符合的地方。毛泽东说：

【尽信《书》不如无《书》。告诉卫生部：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

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

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提高。

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在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

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

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

……

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第505-506页)】

在毛泽东看来，医疗事业应该面向大众，而要面向大众，就不能不优先农村，因为农村人口占了百分之八十五，这就是毛泽东，始终站在大多数人一边的毛泽东。“六二六指示”虽然影响了“老爷们”的切身利益，也一定程度上得罪了百分之十五的城市人口，但为了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村人口，毛泽东坦坦荡荡，以至于他不惜说出“不在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这种“狠话”。

“六二六指示”后，大批医务工作者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农民家中或田间地头看病治疗。很多知名的专家也纷纷下乡，在为群众看病的同时，手把手地辅导农村卫生人员，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培训出的“赤脚医生”成为了为农民提供初级医疗服务的主要力量。

到1975年底，全国有赤脚医生150多万，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390多万。

举一个例子：当时一个体制内的人，哪怕是普通的工人，他如果生病了，如果当地医院认为自己治不了，有必要往上级医院送，那是开了介绍信就送的，一直送到北京上海的大医院去。

但是呢，北京上海的大医院，主任医生可能一天只有几针青霉素，开完了就没有。换西方国家，前者你得买非常昂贵的保险才有这个服务；后者根本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