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闲聊世界经济 -- MRandson

一般来说，对于相对弱小的经济体，热钱不是好事。热钱迟早必然离开。来的时候，一片泡沫，走的时候一片危机。

金融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幽灵，不论大国小国都有可能会遇到。走夜路走多了，遇到鬼很正常。

当然，还是不遇到的好。希望央行和财政这次能够联合出手，再次化险为夷。

易纲在《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政策含义》一文中分析到：

“国营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债务负担重，许多国营企业的资本金不足，特

别是1985年实行拔改贷以后，有些国营企业从一开始就是无本起家，从固定资产

的投资到流动资金全靠银行贷款。国营企业在抱怨他们是为银行在打工，辛辛苦

苦挣到的钱全都给银行还本付息了。”

这里说明是1985年“拔改贷”使得所有企业的资金运转都需要借款。

这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是一个荒唐的局面，不要说固定资产几百亿的大企业

，就是摆一个小小的烟摊，它是否能没有资金运转？是否可以无本起家？

为什么易纲先生不经营一个无本的企业给大家看看呢？

我之所以要问这样的过头话，是因为易纲先生随后分析到：

“银行把大部分资金贷给国有企业，成为国有企业长期投资（固定资本）和流动

资金的主要来源，造成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不断升高。” （国有企业资产不

良）

“老百姓把他们的绝大部分积蓄存在银行里，现在国家贷给企业的资金、国家投

资用的资金主要是老百姓的储蓄，已经不再是政府的储蓄了。”（国家无权处置

别人的资产）

“规范企业经济行为的根本出路在于整顿金融秩序，提高金融服务质量，”（银

行应该把钱借给能获利的行业，而不应该借给国企。）

国家也确实是照着他们说的方法做的，国企也确实有是这样死的。

我一个长辈是个两千人厂的国营厂长，市场化后，流动资金没有，原材料需要购

买，贷款周转，他退休后，贷款收缩，2亿资本的企业被以800万原材料处理给了

私人，至今这个为国家工作了一辈子的厂长要从这私人老板手中拿每月500元的退

休金，医药费用无着落。

很多国有企业在这样的逼迫中，让工人借款集资参股破产变卖改制死亡。因为，

那样大的企业是根本无法用杯水来救资金周转那样车薪的火的，工人能有多少钱

，在前计划体制刚转轨的情况下？

大家都知道，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个企业只要一直运转，是不可能没有周转资金

的，无论是固定资产折旧、更新改造资金、流动资金都必须也必然存在，不然早

倒闭了。

那么，原有那些国营企业维持运转的资金都到什么地方去了？要知道他们以前都

活着在。

他们的资金（产品）都被国家调拨并积累了起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按照2、

3、4的比例进行建设的。20%的积累，30%的财政运行，40%的基本建设。财政运行

就囊括了基本的国家经济调配，而货币配备则还低于这个基础，只配备零售商品

的八分之一。过去，除部分农资算商品外，所有的原材料都不算商品，由国家直

接调拨。

他们所有的产品都上缴，所有的原材料都有国家拨给，固定资产更新，技术更新

，工人工资都由国家再行拨付。所以，企业的全部资金（在市场经济下会留存的

）都已经上缴给国家了。就如同今日下级企业上缴给董事局。

那么，大家会说，国家也没有资金。不是这样，除固定资产、产品，这些本应配

备的产品资金转化为国家货币发行剩余。这个发行剩余是毛泽东留给后代的巨额

货币资产。

那么，大家会问：怎么就你们知道有这笔财富积累，经济学家们就不知道？

不！他们知道。

在易纲先生的文章中指出：

“在1978到1995这18年中，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7％，通货膨胀率平

均为7.5％，广义货币（M2）平均每年递增25％。广义货币增长率在这样长时期里

远远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是在各国经济发展史中少见的。

货币化是天赐中央政府的一块巨大资源。据笔者保守估计，从1978到1992年，中

央政府每年的铸币收入平均在国民生产总值的3％左右。谢平（1994）估计在1986－

1993期间，中央政府每年得到的货币发行收入平均为国民生产总值的5.4％。”易

纲甚至提到：这是西方经济学家无法理解和解释的现象。

他们知道“货币化是一块巨大资源。” 但给出的解释是“天赐中央政府的”。这

是一种神学解释。仿佛财富是上帝赐予的。

那么，如果上帝打算赐给林昙一罐金子，他也是需要有方法的。

方法一是，在若干年前，让一位某某人在建自己的房子时，或因为要逃兵乱，或

为了独自保密，埋下了这罐金子，并没有来得及挖出。

方法二是，让林昙打算翻盖房子，挖出这罐金子。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天赐中央政府的一块巨大资源。”时上帝所用的方法：

方法一：让中国发生革命，中央政府没收了所有的官僚资本，改造了民族资本，

使得全民财富国有化。将其中国民消费的部分配备八分之一的货币，基本能让大

家吃饱就得了，其他的都储存积累起来。

方法二：让中国改革开放，货币化一部分──“天赐中央政府的一块巨大资源。

”

知道了上帝的方法，就会知道：

“到1992年，中央政府每年的铸币收入平均在国民生产总值的3％左右。谢平（1994）

估计在1986－1993期间，中央政府每年得到的货币发行收入平均为国民生产总值

的5.4％。” 这两个比例根本不对。

因为，这个比例取决于市场化商品化的范围及速度，不取决于固定比率。

这些年，货币投入速度超市场发达国家比例发放，中国依然通货紧缩的原因正在

于此。

这份资源通过双轨制、通过引进外资、通过房地产开发、通过私有化等一系列国

家政策，上帝已经把他们中的大部分赐给了外国资本、官僚裙带资本、买办资本

。。。。。。

如果，中国民主化了散了，那么这份资源就不是上帝赐给共产党中央政府，而是

上帝赐给他的子民下宜人民主政府、外国资本的。。。。。。一如今日的苏联，

东欧。我不认为上帝是个会胳膊肘朝外的人。

所以，如何保住这份财富不被完全发现并被控制就是上帝今日的责任。

银行界“1995年上半年竟出现除中国银行外的全行业性亏损。”这样明显的货币

问题，给出的解释是：

“在目前的金融格局下，国家银行的贷款向国有企业倾斜，大约有70％的贷款是

以较优惠的利率贷给国有企业的。”

“资金压力使非国有企业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上苦撑，经常跨到合法线以外，破

坏金融秩序。”

“银行按国家规定利率贷出贷款本身就有一大块租在银行企业和其它中介人之间

分配的问题，于是商业银行不规范行为出现了，寻租腐败出现了。只要有租存在

，银行的某些人就有寻租的积极性，企业界也会总有人对这块租进行“攻坚战”

。企业不这样，活不下去；银行不这样，效益就不佳。好的企业家，银行家只好

向邪道用力”

这种明显的货币资金短缺问题，给出的结论是：

“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畸形引致诸多问题，解决中国国有企业资产负债比率高、银

行呆帐比率高、企业间拖欠，规范企业经济行为的根本出路在于整顿金融秩序，

提高金融服务质量，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增加直接融资比例，改变中国金融资产

结构。”

企业上股市集资。部分上市企业确实集到了资金。但是，那些没有能力到股市上

集资的不少国有企业也确实在断掉所有拨款来路（以前积累都不算）──无本经

营拨改贷──银行贷款──浮动改固定利改税──银行贷款收缩的一系列制裁中

死亡了。

至于，国有企业的经营不善、病、退工人的负担、社会负担、税务负担、政策收

费负担，不过是那几场雪上的霜。对这些企业，我们如今只有哀悼的份。

然而，股市扩张，意味着不在生产领域的资金占用增加，本来就紧缩的整个市场

，通货必然更少，长年的通货紧缩是必然要出现的。

在这样紧的紧缩状况下，任何市场体制都是会跨台的。但是，由于长年的计划经

济体制，老百姓对共产党政府有着充分的信任。教师没有工资，不是辞职，而是

向上反映；公务员没有工资，不是上告，而是抗着并等待，农民收白条不是造反

，而是上诉；农民工拿不到工钱，不是罢工，而是找总理反映；企业收不回货款

不是停产，而是互相拖欠。

经济学家给出的解释是：“全社会信用丧失。”连金融课本中也这样记载着：“

中国出现全面的信用缺失。”仿佛中国人道德多么败坏。

不是的，正是这种状况下而企业敢于被拖欠，一方面是因为迫不得已，另一方面

也出于对政府对银行（政府）的充分信任。

所以，经济学家们又鼓吹：老百姓要知道，银行也是有危险的，是会破产的，要

增加风险意识。并奇怪为什么不奏效。这种鼓吹如果奏效，马上就是挤提，连带

挤兑，在没有充足货币配套准备下的银行就是倒闭，国家就是经济混乱与破产。

国家如果一日不能给百姓这种安全感，就是自己破产的开始。

这种紧缩下的经营状况的创造也算是中国的一个新发明，配合着中国出口的上升

，中国经济不但没有被抑制住，反而高速上升，这样的上升与市场的扩大，必须

配备充足的货币配套（参见中国古史中关于钱荒、铜荒、银荒的记载），常年陷

于叁角债中的企业目前只能用延期收回的应收对付着应付，根本不能够再加上任

何负担。──犹如那负重的骆驼会受不了再加上的羽毛。

这时，外资炒人民币的资金进来，本来用来货币配套的资金准备应付外汇兑入尚

且不足，根本不敢在进行货币配套，深怕引发通货膨胀（这也是经济学家祭起的

一面大旗）。这笔资金进来，一为炒汇获利、二为干扰中国市场货币化进程。这

是中国不上也得上的当。

此一潮没有成功退去，但是“小心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压力过大”“外行不能

置喙货币政策”的攻势又来。为保护上帝赐予的财富，有点不遗余力。

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上帝不是中国人的上帝，他从来只从中国拿走，而没有赐

给过我们什么。

中国财富的积累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货币配套过程货币化中坚持“五个统筹”

是将取之于民的还之于民，而决不是帮助弱势群体。

是改善工农居住环境、教育环境、卫生环境的时候了。不要刚溺死了国企，再在

新一轮货币紧缩（外资从来不紧）政策中勒杀民族工业。

对于各类“通货膨胀”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分析，金融经济是新形势下的战争，

不能交给王明来领导。如果是交给了王强就更糟了。

要看国内的金融大鳄，制造业大鳄和一工资收入为主的白领公务员之间的斗争了。

这些不良资产（或者另一个形式：政府债务）能在长时间内缓慢消化掉。考虑到社会能接受的通货膨胀率和现实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这个长时间的概念，决不是三五年。

中国这些年，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不断地把矛盾和问题推给金融业。现在的难题是，中国的经济能否保持长期稳定的同时，保证金融问题不再继续扩大。

我觉得这个文章的作者倒更象王明。

拉大存贷款利差，银行卡跨行取款、查询收费等等，不一而足，就是变相收税啊

99年打南斯拉夫的时候，也是他鼓吹的最起劲，说战争其实打的是欧元。不过他后来承认他的观点有所不足了，但根本意思没变。果然过了7年，还在坚持这套东西。并非说的没有道理，但可能有点夸张了，美国打仗可以达到它的很多目的，并非只有欧元这一个目标。

美国去推行他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伊斯兰一直是他的眼中钉,而资源又让他希望挟油桶以令诸侯,更让他绝不能容忍的是伊斯兰借欧洲想挑战美元霸权,无论从哪方面看美国都是有决心打下伊朗的,但本身的经济是一个制约条件,还有他的民主制度.现在上演的不过是个缓兵之计,把伊核推到联合国制裁,但很可惜,伊斯兰的核大国只是美不能容忍,每个大国的战略利益,伊朗心知肚明.抱歉,已经超过本论坛讨论范围了,呵呵.

金融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幽灵，没有必要过分恐惧，更不应该认为中国就能高枕无忧。

马克思谈到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时，一方面肯定信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出由于信用的存在，创造虚假的需求信息，导致经济的更大波动。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本身无法克服的。

夜路走多了，必然遇到鬼。

金融危机对经济的破坏力不亚于战争。1929年10月29日，美国纽约股市50种主要股票的平均价格暴跌了40%，其大崩溃一直持续到1933年初。在这期间，30种工业股票从平均365美元下降到63美元，20种公用事业的股票从平均142美元下降到28美元，20种铁路股票价格从平均180元下降到28元。1929年至1933年，美国的GNP下降近30%， 13万家企业在危机中破产，数千万人失业，失业率从3%上升到25%。随后发生的事情，一面是美国经济的结构调整重新崛起，一面是日本德国法西斯主义掌权积极备战。到1945年，这场危机的后续影响才算基本过去。

金融危机既是机遇也有风险。金融危机可以对经济结构进行强制性的调整，大量不合理的经济中弊端被强制退出经济舞台。幸存下来的企业，譬如恐龙灭绝后的哺乳类动物，一下子从恐龙的阴影下走了出来，没有了天敌，面对广阔天地，迅猛发展。当然，本国经济势力也有可能被斩尽杀绝，于是社会更加动荡，极端政权上台。

在这之前，中国能做的是尽量让本民族的企业结构合理的前提下，做大做强。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上的优惠，鼓励本民族企业产业升级，控制低素质的外资企业，是最好的应对之策。剩下的事情，尽人事，听天命吧。

迟早要来的事情，没有必要过度恐惧，泰然处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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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天安门的时候，总要看到太祖的画像。

我个人从感情上不喜欢他，因为我家在文革中遭殃了。但是我仍然尊敬他，他为把中国建设强大，不断探索。

前些年有一段顺口溜：“毛主席走远了，革命的航船搁浅了……”

何为革命，中国要往哪里走？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却没有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国父说：“革命远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孙中山、太祖、太宗都没有答案。太宗说的最实际，摸着石头过河吧。

资本主义初期，必然带来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迅速集中，形成资本。多数人丧失财富，成为无产阶级。生产力发展，社会矛盾却急剧上升。中国觉醒的时候，错过了今天的绅士们当年打家劫舍的大好时光，世界格局已经成型。全球化的格局中，发展中国家是工人，发达国家是资本家。工人一面受着剥削，一面想成为资本家不是那么容易的。

从全国看，江浙地区基本走上良性循环了，其他地区还在摸索中。但是江浙的未来如何，还需要时间的考验。全国结构不合理，江浙岂能一枝独秀？全国发生金融危机，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我不赞成所谓政治体制大变动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愚蠢看法，那是痴人说梦。但是，我也 对未来也不乐观。于是写出这个系列，谈谈实际问题。写这个系列不是为了让大家觉得未来一片黑暗，而是希望大家考虑问题的时候，多一些参考的材料吧。

才疏学浅，写的东西既不严谨也不是很新颖，但是却一直获得鼓励和支持。在这个系列结束的时候，谢谢诸多朋友的错爱。

贫富分化使得多数人的有效需求不足，需要的东西买不起，消费层次提高不上去；少数人则财富相对于消费过剩，有大把的钱花不出去。花不出去的钱如果成为产业资本，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去，必然造成全社会产能的扩大，如果贫富分化使得扩大的产能不能被多数有效需求不足的人们消化掉，就会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金融业的发达使得占少数的富人可以不必通过直接自己办企业来将过剩的财富转化为产业资本，而是可以将花不掉的钱投入金融市场，这样就形成了虚拟经济。由于金融市场具有高效率和高流动性，使得虚拟经济可以游离于实物经济之外，同时由于信用带来的杠杆效应，虚拟经济的膨胀速度更高于实物经济。但是虚拟经济的利润之源终究是来自实物经济，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生产过剩的危机就会越发严重，以至于剥夺了实物经济的利润，也就剥夺了虚拟经济的利润，结果在现代经济条件下，金融、经济危机都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在经济危机的危险到来之前就有效的进行均贫富，一方面提高大多数人的购买力，缓解乃至消除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方面则有效限制了虚拟经济的扩张速度，也就降低了金融危机的风险。目前中国的情况可能正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

但是力度较大的均贫富又不能频率太高，这样就使人们丧失了致富的动力，经济发展就没有激励机制的保证。所以这种调整应该具有一定的周期。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危机的破坏作用，这种调整很难自发进行，而危机本身不仅带来经济上的负面效应，还可能会社会安定乃至国家安全、世界和平造成严重影响，而后者是无法简单用经济损失去评估的。不知道是否需要一只看得见的手来完成这种周期性的调整呢？

我个人是倾向提高福利政策的方向着手, 即使收入的差距仍然会继续存在, 短期间也不容易改变, 但是把支出的部份给先 "均" 下来, 特别是会意外破财的医疗支出方面. 推动医疗保险, 政府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财源. 其实这种东西在本质上可以不是依据风险来估价的保险, 而是依据经济能力收费的另一种税.

在理论或实务上, 均富状况的总体消费能力会是最好的, 但在手段上会比较需要多加考虑. 打土豪是一种方法, 累进税制也是一种方法, 背后也都会产生不同的社会问题或是经济问题. 相对于劳力与脑力所得, 如果资本利得是合理且占有不小份额的收入来源, 那么有钱人的投资利益便会使富者愈富, 拉大贫富差距. 但过度抑制又会降低投资意愿, 造成整体经济发展趋缓.

高不才多说说?

按照马克思的思路，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要按比例协调发展。经济危机的本质，实际是生产比例不协调。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也确实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当然，这样做的弊端你也说到了，就是效率低下。

不论姓资姓社，其实弊端都很明显。是否会有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关系替代现有生产关系呢？应该会有的。

战后的西方国家，按照萨缪尔森的定义应该是混合经济，市场为主，政府宏观调控为辅。到今天为止，没有爆发过规模太大的经济危机。应该讲比较成功。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国家利用全球经济中的优势，把大量的社会矛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一直在贫穷、落后、战乱中挣扎。那么，避免经济危机究竟是混合经济的成功还是经济霸主地位的成功呢？很难说。

我一直认为社会发展有自发的规律，人为的调控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作用的程度是有限的。经济调控，首先要理论上可行，其次要有可操作性，再次要没有比较大的负面的外在性影响，最后还要掌握正确的步骤，在正确的时机实施。每一条都满足，谈何容易。所以，治大国如烹小鲜，许多时候，一动不如一静。朱总的改革很激进，但是基本失败了。（当然，我仍然尊重他。）中国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大事也可能是错事。中国的改革应该走向何方，用什么方式调控，调控的速度和力度如何掌握，具体操作之中，都没有具体的答案。不敢妄言。

现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和风险是比较棘手的。一方面，经济社会的起点比较低，需要奋起直追，要敢于变，而且力度还要大；另一方面，变意味着风险，成功了固然取得很大进步，但失败了就可能会倒退，偏偏有些强国又对中国存了个觊觎之心，使得失败的后果更加严重，所以稳定又具有极端重要性。在变与稳中求平衡可能比烹小鲜难度还要大。

另外说两句朱镕基。兄台说他的改革都失败了，不才觉得还难说，还要在更长的时间里观察。比如很多工人下岗，牺牲了他们的利益，也造成了一定的社会不安定，还没有完全解决国企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这也有重要的积极意义，那就是改变了人浮于事的情况，激发了国人的危机意识和对于竞争的积极性。关键在于这些措施的不良后果是否在可控的范围内，摸石头过河的时候千万小心不要失去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