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商榷评钱先生文章的几点异议--[和梦飞兄] -- 东门之杨
今天的共识了。就比如举出的窈窕一词。流传到钱先生的时候，已经是不带“色”了。于是他旁征博引，论证了半天，其实就是说窈窕的本来意思就是色，和人的德行没什么关系。这在当时还是很有见地的。所以我觉得看管锥编也要放到历史环境中去。
另外，该书也过于学术了。估计当时的读者群就是一帮搞中文的人（现在也差不多），不是给普通人看的，所以论证也很繁杂。就以窈窕为例，为了证明，先去证明哀，然后是句式，甚至牵扯到了古希腊。最后又引出古人的其他用法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是呢，钱先生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呢，文中没有一句明确的说明，东西摆在那里，自己看吧，典型的儒家手法，所以一般人读了，就觉得比较晕，枯燥，看不下去。
比喻的深入浅出，浅显易懂啊：）
造化弄人，很多人，都生错了年代。
呵呵。
能参与这样温和长见识的讨论，不胜荣幸：））
不同见解如果结果是彼此促进，是件很开心的事情。
另外，我非常同意东门兄的这一句：
钱先生自被官方封为“文化昆仑”，海外和海内都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如果这些异议是就学术而言，比如胡适说钱先生注解不错，选诗的眼光有问题，小可是断断不敢发文的。但如果因为怀疑钱先生的人品，反过来对钱先生的学术成就进行攻击，这是小可极端鄙视的。
花之。
梦兄认为宋神宗做为伯乐，有意让苏轼的命运起伏，小可认为这也太高看了宋神宗了。苏轼在坎坷的命运中坚强的接受挑战，写出优秀的文词，那是他自己的意志坚强，才华出众，苏的成就和宋神宗的安排没有逻辑联系。
苏轼在乌台诗案之前是自请外放，之后被贬斥黄州做团练副使做了五年，神宗死前一年才迁往常州。苏轼在黄州期间，有官员之职，却不得行官员之权，近于流放。因为经济困难，请求开垦东坡荒地，境遇未必好到哪去。
安徒生在光荣的荆棘路写到：七个城市国家在彼此争辩，都说荷马是在自己城里出生的--这也就是说，在荷马死了以后！请看看他活着的时候吧！他在这些城市里流浪，靠朗诵自己的诗篇过日子。他一想起明天的生活，他的头发就变得灰白起来。他，这个伟大的先知者，是一个孤独的瞎子。锐利的荆棘把这位诗中圣哲的衣服撕得稀烂。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认为那七个城市的统治者深刻了解荷马的才华，才让这只鹅过着那样的生活？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司马迁的结论是正因为在这世已经无可指望，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文化在重压下结出了奇葩，不能说重压就是成就奇葩的必要条件。
曹雪芹在生活困苦之际写出了红楼梦，但最后因为沉重的压力，书未完已身死，压力是要有个限度的，压力的施予者未必有心。
沙皇让陀思妥耶夫在刑场上走上这么一回，难道也是出于伯乐的心态？梦兄是不是把统治者想的太完美了。
统治者在处理这些鹅的时候着眼点绝不在文学，而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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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查查苏轼年表：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嘉佑八年（1023-1064）
1036 苏轼降生
1054 娶王弗
1057 中进士；母丧；服孝（1057.4-1059.6）
1059 举家前往京都
1061 仁凤翔判官
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
1064 任职史馆
1065 妻丧
1066 父丧；服孝（1066.4-2068.7)
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
1068 娶王闰之
1069 返京；任职史馆
1071 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
1074 任密州太守
1076 任徐州太守
1079 任湖州太守；入狱
1080 谪居黄州
1084 往常州
1085 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
哲宗（1086-1100）元佑年间太后执政（1085-1093）
1086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
1089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
1091 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
1092 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1093 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
1094 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
1097 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
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
1101 北返；往常州；逝世
1126 北宋亡
1071到1079之间是苏轼自请出京，其时正是王安石执政之时，与他同时自请出京的还有司马光。司马光一心编写资治通鉴去了。苏轼这时候并没有闲着，做各地地方官之余，还写了大量的诗文，正是这些诗文让他惹下乌台诗案。要说苏轼完全没有讽刺新法那也是不可能的，比如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本诗熙宁五年(1071)冬作于湖州】当时正是新法施行之时，苏轼写这些如果发在司马光做斑竹的版里自然是鲜花朵朵，下面的跟帖自然也是写的好呀，苏先生大才之类。如果发在王安石做斑竹的版面那鸡蛋是免不了的，遗憾的是宋朝BBS这个大坛子的管理员是宋神宗。平心而论，宋神宗（1048-1085）不是个糊涂皇帝，他是了解当时朝廷的弊端的，但怎么解决这些弊端皇帝心里是没底的，而他的目的却是富国强兵。当时有二个解决方案：一个是司马光的，一个是王安石的。宋神宗虽然选择了王安石，但在变法的过程中，皇帝本人摇摆不定，出现过很多反复，无数的压力让皇帝心神不安，他哪有什么闲心来关心苏轼的文词？
梦兄说：宋神宗是一个真正的文学爱好者，他很清楚苏轼的才能，也知道该怎么才能使这只罕见的聪明鹅叫起来。他先是让他从天堂一下子跌到地狱，威胁着要砍他的脑袋；然后，把他从地狱里提上来，还给他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做。这里就写的太戏剧性了，首先皇帝本人在乌台诗案之前没有主动找过苏轼的麻烦。元丰二年三月，监察御史何大正在弹劾苏轼的时候，特意进呈了市面上买到的苏轼文集，但神宗本人对这些并不感兴趣，把文集和奏章送到中书省，一压就是四个月。乌台诗案审理完毕后，按常规当处死刑，神宗判其“以官当徒”，把苏轼贬职到黄州做团练副使。
苏在黄州期间，生活是比较困苦的，所谓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 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在苏轼的乌台诗案发生后，虽没有明令禁止苏轼的著作，但那些东西也已经成了危险品，连写给朋友的都无人回，出版商也不需要冒掉脑袋的危险去翻印这些反诗吧。就算印出来了，谁敢贩卖呀，这些东西可都是大逆不道的苏轼写的。梦兄说这时候皇帝正在津津有味的欣赏苏轼的文集，太夸张了。谁敢把苏轼写的进给皇帝？那些弹劾苏轼的家伙估计不会，而苏轼本人由这件事也会更加小心，他敢随意的出示自己的作品吗？既然无人出版，无人收集，作者本人也不出示，皇帝又怎么能看见？
梦兄说神宗皇帝毫不犹豫地下令：把苏轼给我一贬二贬三贬四贬……这个与历史不符。
我们赞扬苏轼，不需要去感谢宋神宗，我们需要感谢的是苏轼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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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欢这样的有理有据。
前人曰：君子可欺之以方！想不到今天真的遇到了。
东门兄真是一谦谦君子，非常非常实在厚道的人！在下实在是佩服。
不过，老实说，在下那篇文章是“水煮”得不能再“水煮”了！要在里面找个稍微正经一点的观点，那可能算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吧！一个人的苦难经历，对他的文学创作可能裨益不浅，当然，也不能苦过头了！
有关宋神宗的那些话，完全是瞎扯淡！梦飞再浅薄，也不会认为他是个文学发烧友，为了文学才这么做。之所以这样写，完全是为了制造一个喜剧效果，如：“每次当苏轼在那里悲苦得不可名状时，这一切苦难的造就者——宋神宗，正一个人躲在深宫里，吟咏着刚送来的《苏大胡子诗文选》，击节赞叹不已！”
没想到东门兄这个厚道的君子竟然当起真来！说实话，梦飞看了真的有些哭笑不得。心里很庆幸东门兄只是厚道，而不是陈凯歌的霸道，否则梦飞还得吃官司！哈哈！
梦飞类似的拙文还有隔壁的张天师，里面扯淡得更厉害！东门兄不妨移驾一观，恐怕对梦飞的为文习惯，多少会了解一些。
有趣。。。
其实你写那篇东西的目的，就是要让一些聪明的潜水鹅叫起来，实际上那个宋神宗就是你，
让俺们把你翻过来打，如何？
钱钟书年表
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２１日，在江苏省无锡县出生。伯父钱基成，父亲钱基博，叔父钱基厚。
１９１１年周岁抓周时，抓了一本书，父亲为他正式取名“锺书”。
１９２０年入无锡东林小学，父亲为他改字“默存”，有要他少说话的意思。
１９２９年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数学成绩只有１５分，但中、英文成绩特优，被破格录取。
１９３３年从清华大学毕业，与杨绛订婚。
１９３５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教育部第三届庚款公费留学生，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与杨绛在苏州结婚，同船赴英。
１９３７年在牛津大学毕业，获Ｂ．Ｌｉｔｔ．学位。同年，进入巴黎大学研究院进修。女儿钱瑗出生。
１９３８年应聘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西南联大的清华外文系任教授一年。
１９３９年应父命辞去西南联大教职，从昆明回上海探亲，开始撰写《谈艺录》。同年秋，赴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
１９４１年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１９４２年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开始写作《围城》。同年完成《谈艺录》初稿。
１９４６年短篇小说集《人·兽·鬼》由开明书店出版。同年６月，担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主任。
１９４７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谈艺录》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１９４９年全家由上海迁居北京，迁居时将小说《百合心》３·４万字的草稿丢失，从此不再写小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
１９5５年参加《唐诗选》《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从事《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定稿工作。
１９５５年在郑振铎的提议下，开始编写《宋诗选注》。
１９５８年《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下放至河南罗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不久，随干校迁入息县。
１９７０年６月，女婿王得一被迫害自杀。同年７月，杨绛来到干校。
１９７２年从干校回到北京。８月，写《管锥编》初稿。
１９７５年完成《管锥编》初稿。
１９７８年赴意大利出席第２６届欧洲汉学会议。
１９７９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管锥编》１—４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旧文四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宋诗选注》重印。１１月，《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赴日本访问。
１９８２年《管锥编增订本》出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１９８８年《钱锺书研究》集刊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钱锺书对研究“钱学”持反对意见。
１９８９年６卷本的《钱锺书论学文选》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同年，台湾出版《钱著七种》。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黄蜀芹导演的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
１９９１年全国１８家电视台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钱锺书为首批３６人之一，但钱拒绝拍摄。
１９９３年３月，第一次住院治疗。
１９９５年《槐聚诗存》由三联书店出版。
１９９６年《石语》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１９９７年３月，女儿钱瑗因病去世。同年，台湾出版《槐聚诗存》。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到医院祝贺钱８８岁生日。１２月１９日７时３８分，在北京医院逝世。
梦兄说钱钟书39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件大事：共和国成立！过了八年，“反右”；又过9年，“文化大革命”！
如果说历史上还有什么时候可以类比的话，我看只有秦始皇时代的“焚书坑儒”。
在这种时候，钱钟书的聪明，立刻显示在他的为人处世上。他像一只狡猾的蜗牛，把身体紧紧地缩进一只小小的壳里，然后祷告头上那只大脚不要踏下来！为此，他甚至还利用他的外语特长，去帮忙翻译《毛选》。
这个究竟是钱先生主要要求去翻译毛选的，还是上面安排的，待考，不过按照梦兄的意思，钱先生好像是迫不及待的为了保护自己就去了，好像有点过火。因为根据钱钟书年表，55年钱先生就已经开始翻译毛选了，究竟是这个保护了他还是他选择这个用来保护自己，显然不能轻易的下结论。
说到这里我要闲话一句，自1840年始，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蒋介石有机会统一中国，但没有成功。毛泽东重新把中国统一，我们对本朝的统治者再怎么不满，毛的历史功绩似乎不应抹杀。朝鲜战争的争论仍然在继续，小可也无意来评价，不过当时中国通过朝鲜战争确实使自己的国际地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也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国内条件相当的差，可是一批理想主义的学者纷纷回国，不正是因为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提高的结果吗？运动是后来的事，我们不能拿后来的事来反过来说当时的学者回国潮是为GCD的统治服务，当时的学者心里恐怕或多或少的都对毛泽东有一些个人崇拜，更不用说国内的民众了，可以说国内历次运动的思想基础和毛的成就是分不开的。
钱先生这个人对政治一向不太关心。清华四年钱先生的功课考试，在两个学年得到甲上，一个学年得到超等的破记录成绩，最后一年无记录，是因为临毕业时华北局势动荡，学生纷纷离校，俱未参加考试。尽管如此，同学们还是搞了毕业纪念册，钱钟书为毕业册写了英文后记。毕业册上有各位同学的照片，看上去个个都挺精神。钱钟书与另一位同学的毕业照印在同一页，后者评价钱钟书是：终日看书，不问政治，也不信奉马列。这个人的名字是乔冠华。
我们当然可以说钱先生在国破的时候仍然如此迟钝，在钱先生的文集中也没有关于他当时所处环境的描写，好像他生活在真空一样。在当时的学者普遍左倾的时候，钱先生是个异类。我们当然可以说钱先生在当时应该怎么怎么样，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钱先生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他所醉心的学术中，他自己也从不隐讳这点，所以有人说他是淡漠，可是钱先生在学术上又何尝淡漠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求钱先生走上战场？钱先生是个文人，是个不问周边事的文人，如果我们用他不关心政治这点来说他淡漠好像有点苛求了。
钱先生研究的是国学，在他那个时候，国学可不是显学了，钱先生纯粹因为兴趣在学习，就象钱先生学习外语是为了好好的阅读英文原著一样，他又怎么会想到自己会被拉去翻译毛选呢？
我们无需对钱先生要求太高，仅仅就他的研究来谈钱先生。既要钱先生才学好，又要他品德高，所谓的品德高不高需要找个参照系。比如有人说老舍先生的品德就不错，先生自沉了，是不是钱先生也在运动中玉碎，我们才能认为他的品德不错？
钱钟书也有一个尴尬：作为一个著名得一塌糊涂的文论家，您老人家写了这么几大本书。——那么请问，您提出了什么新的观点和看法？例如王国维的“意境说”、林语堂的“为艺术”、吴宓的“性情诗”
首先我要说明一下王国维的“意境说”、吴宓的“性情诗”这些都很了不起，不过这些大师的作品恐怕比钱先生写的书更难读。钱先生的管锥编主要是注，但就小可提到的例子里这些注也仅仅是钱先生的个人见解，钱先生就象个老师，把我们读古文未了解的东西写的很通俗，说钱先生的作品难读的朋友，不要着急去读钱先生的书。但在读中国古书的时候，要是遇到什么疑问，说不定钱先生的几句话就能把疑难解决清楚，钱先生管锥编中相当多的小文章被引申出去都成了大论文，这点我想专门学习中国古文的朋友是最清楚的。自钱先生始，有心研究中国国学，那钱先生的著作是绕不过去的，钱先生的作品是重要的参考书，这才是钱先生作品的意义，而不是空空的吹捧。
为了给自己脸上帖金，显示盛世文采的官方舆论固不可取。不去读钱先生的作品，或者只读了一部分，就说钱先生浪得虚名好像也不太可取，所以还是让时间来验证钱先生的地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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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梦兄的文章写的好，所以影响就大，肯定有梦兄的FANS就把梦兄的文章当成真实的历史了。小可就是想写故事，当然可以写的生动一些，也好诱骗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嘛，要是因为梦兄的文章吸引更多的人来关心关心中国历史，这是好事。
但给他们评价还是要依据真实的历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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