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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真实增长：不是神话，不是奇迹
2006年09月21日13:44
Jonathan Anderson
如果你想了解外部世界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最好去考察一下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士普遍在读什么书。最近一、两年，他们的读物中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商业环境的书很有煽动性。
这类图书里可以列在畅销“排行榜”前四位的是：《中国热》(China Dream)，作者乔•斯塔威尔(Joe Studwell)；《中国通》(Mr. China)，作者祈立天(Tim Clissold)；《中国企业无限公司》(China Inc.)，作者费晓闻(Ted Fishman)；《中国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作者金奇(James Kynge）。这四本图书都面向普通读者，非常具有观赏性；但它们同时也提到了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些重要方面，如中国宏观经济如何运转、为何能够运转以及哪些是经济增长点。
如果谁把这四本书都读一遍，那他最后很可能会被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从。斯塔威尔和祈立天两人把中国描绘成一座建在沙滩上的房子，以资源错配为代价、靠热钱的强心针刺激起来的经济增长一旦遇到泡沫破灭，这座房子将不堪一击。
而费晓闻和金奇则向人们展示了一条横空出世、震撼世界的东方巨龙，一个正使世界的方方面面发生改变的成功故事。
如何解释这种差异？注意这4本书的写作时间有助于人们找到答案。前两本书谈论的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末期的事情，当时中国正遭受着经济增速急剧放缓的困扰。
企业利润大幅下降，政府让成百上千万国有企业工人失去了工作，整个社会弥漫着玩世不恭的情绪。而后两部书则着重探讨了中国最近呈现出的发展趋势，事实上两本书是在经济发展周期的波峰阶段写就的，此时经济在强劲增长，出口经历着巨大繁荣，中国社会的发展看来势不可挡。
但这四本书却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事实上这一主题也贯穿着当今几乎所有有关中国的书籍，那就是：无论成败、盛衰，中国都会吸引人们探究的兴趣。中国的崛起是本世纪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其规模和影响都是空前的，中国影响世界的方式不同于任何新兴市场经济体。
但如果上述看法被证明是错误的会怎样？如果中国崛起的规模、速度和重要性与其邻国没有什么不同会怎样？简而言之，如果中国的崛起毫无新奇之处会怎样？
这不是在故意抬杠，因为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增长远不是一些人口中的一个史无前例、足以改变世界面貌的事件，当然这一增长看上去也不是像一些唱衰中国的人所说的那样特别失衡或不稳定。事实上，倒退回50年看，中国大陆目前的现象可能一点也不特别；经济史家们将会把中国视为一个巨大增长链上相当普通的一环，这一增长链始于日本，成型于亚洲各“小龙”，其后又延伸到印度次大陆。
如果这一说法听上去很陌生，那可真是不应该。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已经忘记了世界几十年前是什么样子了，那时亚洲第一波经济增长大潮正方兴未艾。许多观察人士(如果不是大多数)在研究亚洲的经济增长轨迹以及探究亚洲经济的成功之道时都缺乏专业的经济学背景。因此在我们思考中国或印度前，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其邻国的发展历程。
亚洲经济发展简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还从未见证过类似于亚洲在20世纪后半段的经济发展速度。1950至1980年期间，日本的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接近8%，是其他工业化国家在此期间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多。实际上，经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该国这段时间折合成美元的经济规模每隔6到7年就会翻一番，以任何标准来衡量这都是相当惊人的。而这还只是亚洲经济增长大戏的序幕。几年之后，其他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开始以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齐头并进。1960至1995年期间，香港经济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7.7%，韩国的年均实际增长率8.1%，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为8.4%，台湾的经济增长率甚至达到了8.6%。在东南亚，泰国和马来西亚这些“准小龙”们的经济增长率也不逊色多少。
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比工业化国家快几个数量级，比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要快许多。到上世纪80年代，当世界上那些更富裕的国家陷入经济衰退时，亚洲经济仍在以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的速度增长，人们由此不禁怀疑， 难道亚洲发现了世界其他国家都忽略了的经济增长秘笈？ 抑或亚洲找到了组织经济活动的新方式？亚洲是一个奇迹吗？
突然之间，“亚洲增长模式”的说法开始出现在各商学院的学术报告厅里，各种学术研讨会上，但最频繁出现的地方还是大众传媒，《日本是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和《上升的太阳》(Rising Sun)等一时间都成了热门书籍。亚洲增长模式究竟是什么？观察人士们在此问题上虽然各持己见，但人们普遍认为，无论亚洲做什么，都会比那些消费驱动型、信奉自由放任经济的西方民主国家干得好。相互盘根错节的亚洲企业可以不必讨好外部股东，因此反而能够取得更好的业绩。
传统的亚洲价值观和社会凝聚力比西方重视竞争的“个人优先”模式更能营造一个理想的社会氛围。人们当时主要担心的是，亚洲的经济发展会持续优于其所有邻近地区，长期而言世界其他地区将跟不上亚洲的发展步伐。
当然，那时也有对亚洲发展模式发出抨击的人，而他们往往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些人眼里不仅亚洲经济的高增长不是奇迹，而且亚洲的发展经验都是骗人的谎话。
他们认为，亚洲国家引导银行将廉价资金填鸭似地注入到企业中，并且将外国竞争者拒于国门之外。亚洲货币的汇率被显着压低，这使亚洲国家获得了不公平的成本优势。亚洲国家的政府奉行重商主义，通过压制进口而将由此获得的巨大贸易盈余用来推动国内经济增长。这些因素或许会导致资源的大规模错配，但只要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继续对亚洲产品来者不拒，就不会出乱子。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学者们才开始运用正式的经济工具来分析上述现象。他们的发现使上述对亚洲发展模式的两种不同看法都无法继续成立，他们的工作还产生了现代国际经济学一项最为知名的研究成果。
这些学者是从分析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的，这一模式在几乎所有的大学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提及。
从本质上说，只存在3种经济增长方式。一种是依靠投入更多劳动力，一种是依靠投入更多资金，第三种是将劳动力要素和资金要素以更好的方式结合起来，这种方式可以使任何水平的物质投入都能取得更理想的经济增长。最后一种方式是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即促进总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发展。
用这一增长方式可以轻而易举地检验“亚洲模式”的优劣。如果亚洲真的产生了奇迹，即找到了全新的经济增长之路，那么这一地区8%以上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很大一部分应来自于总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如果这一高经济增长率是通过政府实施高度干预型的扭曲政策实现的，那么总要素生产力将呈现负增长，要是这样，那就表明亚洲实际上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不断毁灭价值。
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测算各国的增长数据，而在积累了30年的统计数字之后，他们终于有机会在整个地区检验所谓“亚洲增长模式”了。埃尔维恩•杨(Alwyn Young)是最早一批对亚洲四小龙经济模式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人士之一。他在九十年代初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得出了两点非常有趣的结论：
首先，该地区TFP的平均增长速度实际上非常一般。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亚洲和欧、美根本没有什么不同，其TFP在年度经济增长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在1.5个百分点左右。这一地区有些国家做的好些，有的差些，但总的结论非常清楚，那就是：亚洲并没有发现什么奇妙的新的增长“秘方”，而其生产力水平也不比发达国家差。所谓亚洲“奇迹”实际不过如此，而指责亚洲国家“欺骗”世人的人也是言过其实。
不过，如果生产力因素并非导致差异的主要因素，那么该如何解释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在增长上的差异呢？在这方面杨得出了他的第二个重要发现：亚洲经济增长的出色表现几乎全部可以归结为其极高的创造资本的速度，它的速度是美国或欧盟国家的三倍还多。简单说就是，亚洲增长快是因为投入的多。
当然，你完全可以想像，这样一个结论一定会引起很大争议。亚洲的快速增长并不是因为它找到了什么新的足以震惊世界的发展道路，而主要是因为它大量投入资金（还有，让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工厂）。对此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有句流传很广的总结，那就是该地区的成功是靠“勤奋，而不是天才”。
若真如此，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亚洲从哪里找到那么多的资金呢？而且各个国家都能如此一致？要知道亚洲毕竟是个相对多样化的地区，这里既有泱泱大国，也有小到仅一个城市规模的国家；有些国家很富，有些很穷。日本和韩国依靠国家主导的银行和抑制性的金融政策将国民储蓄引向生产性投资领域；台湾和香港的经济环境要自由得多。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在政治结构上更有着很大不同。然而各经济体却实现了基本相当的增长速度。
答案是，亚洲之所以有大量投资是因为它们的储蓄率高。实际上，各亚洲国家除了都很关注出口市场之外，唯一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高储蓄率。
从相关统计资料看，在1965-1995年的30年间，美国的国内储蓄率（相对其GDP）是18%，同期的投资率是17%；而亚洲地区这期间的储蓄率却高达32%，其投资率也因此达到31%的水平，几乎是发达国家的两倍。
最后的这一发现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不论是制度、组织形式还是具体的商业模式因素对于上面的问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储蓄。亚洲带给世界的启示就是，如果国内的储蓄率能达到GDP的30%甚至更高，那么经济增长想不达到8%都难。
中国并无例外
现在让我们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子的原因很快就可以见分晓。过去25年来，中国大陆的年均经济增幅超过了9.5%，这使其成为主要经济体中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这就让中国显得与众不同吗？有什么独特因素将中国推到增长大军的最前列？抑或中国只是亚洲的又一个正在高增长的范例？
大多数不求甚解的研究者或许会很轻松地回答说，中国真地非常不一样。但是，如果对中国经济进行大量广泛而认真的研究就会发现，他们是错的。虽然中国的崛起看起来很让世界震惊，中国的“特殊环境”也的确非常让人兴奋，但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与其在亚洲经济领域的“前辈”基本上如出一辙。
这么说是因为过去十年，分析师对中国和对其他国家采用了同样的分析工具。即使我们将那些引人注目的增幅数字（大多数经济学家估计他们过去几十年的平均增幅可能在8.5%-9%之间）降一个档次来看待，中国的增长对任何一位研究过亚洲前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人士来说都会非常熟悉：处于合理水平但相当可观的TFP、劳动力增长对经济的适度贡献，还有就是，资本投入作出的巨大贡献。研究发现，中国经济之所以超过其他亚洲国家，唯一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比它的邻国还要高。
同时，投资者总爱提及的所谓“中国特有因素”实际上在亚洲很平常。是中国人为压低资本的成本吗？没什么比这种说法更脱离实际了。低利率是亚洲普遍居高的国民储蓄率的自然结果；特别是如果你能想到这些储蓄大都存在该地区过度发展的银行系统，你就更容易理解这一点了。
从新兴市场以往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实际利率或许看上去是非常低，但如以亚洲标准来看就不是这样了。实际上中国的平均利率与亚洲四小龙过去几十年的水平并无明显差距，它甚至还高于日本高增长时期的利率。
是人民币被低估了吗？实际上，经常项目和国际收支盈余也是高储蓄率的又一个必然结果。亚洲国家不进口资本，而是输出资本，这使它们的汇率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看上去也是长期低估的。即使是中国近年不断上升的经常项目盈余，如以其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也低于四小龙的历史最高水平。任何对八十年代的国际经济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目前国际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严重关注与当年日圆、韩圆和新台币的情形是何等惊人地相似。
中国的计划经济是否产生了作用？这的确是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的重大区别之一。中国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确迫使大量资本被投入低效率的生产活动，这些活动带来了高增长，但并未给社会带来切实的好处。
但有关数字可以否定上述猜测。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表明，TFP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略高于亚洲平均水平，也就是说，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实际上要高于邻国。
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中国私营领域的迅速增长；15年前，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总量中占三分之二以上的比例，但今天已降至三分之一。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说明中国政府在遵循某些核心的市场原则方面作出了让人吃惊的努力。
日本和韩国长期以来一直将社会凝聚力置于经济合理化原则之上（比如九十年代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出现的“僵尸公司”），但中国不是这样，中国九十年代末也出现了经济急剧下滑的局面，但中国的做法是立刻关掉数万家破产企业，有接近3,000万国有企业职工因此下岗。日本和韩国在发展过程中均大力反对外国企业过度参与其国内竞争，这也跟中国不同。中国仅过去一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就超过了日本过去十年的总量。
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中国企业可是一向背着赚不到钱的坏名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才是真正的“神话”，实际上，在正常的商业循环中，中国企业是有盈利的，而且还相当不少。实际情况是，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相对较低，但在高储蓄率的亚洲经济体中，这也是一个稀松平常的问题。
如果研究一下过去10-20年亚洲企业的股权回报率或投资回报率数据，你会发现，表现最好的企业都在印度和印尼等低储蓄率的国家，而日本和四小龙的回报率都比较低。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储蓄高意味着利率及资本成本低，因此会推高投资率、拉低回报率。如果我们将中国与其邻国做一比较就会发现，其平均回报率与亚洲其他高增长国家基本相当。
规模效应
但这是否完全没有抓住重点呢？毕竟，中国最让人吃惊的事实不是其增长潜力，而是其规模：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大陆是否将比以前亚洲增长的领头羊对世界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答案是，当然中国经济规模不断增长，但世界其它地区也是如此。即便按绝对值计算，我们也会发现中国大陆的异军突起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并不比几十年前它的邻国更大。
请看一组数据：中国占全球GDP的比例将从2000年时的4%增加到2025年时的11%。这的确不同凡响，不过同亚洲地区的历史表现对比一下吧：1965年，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盟(Asean)总共占全球GDP的4%，20年后的1985年，它们所占的比例已经增加到13%，而在1990年则超过了16%。
在贸易方面，预计中国到2025年在全球贸易中的比例将从4%增加到12%，这同其亚洲邻国从1960年的6%增加到1990年的15%这一历史表现也没有很大不同。
竞争力方面呢？中国是否比亚洲其他经济体更快地转向高附加值产业链呢？韩国和台湾用了10年时间占据了全球轻工业的市场，又用了10年发展了电子工业，用第三个10年从低端出口转向了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的情况如何呢？完全同这个时间表一致。中国大陆在1990年至2000年用了10年时间抢占了低端市场，在过去5年里则在迅速扩大电子产品市场的占有率。
结果就是，中国的增长势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是史无前例。相反，无论是GDP、贸易还是工业化程度，中国大陆都是沿着其它亚洲经济体以前的道路前进，最多达到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速度。显然世界面临中国崛起的挑战，但这种挑战以前就曾面对过。
印度──躲在暗处的猛龙
中国并不是最后一个。如果中国大陆的经济只是亚洲成功故事中的最新一个，那应该还有更多国家正在成功的过程中。从上述宏观经济因素考虑，很难回避印度很快也将成为其中之一的这个结论。
这对曾去过印度的人来说可能过于乐观了，印度的经济似乎同中国恰恰相反：高度政治化、充斥着职能不健全的官僚机构、各领域高度监管和过于零散。基础设施非常落后。经济指标也难以让人看好：预算长期的巨额赤字、国际收支还很脆弱、资本成本大大高于东亚地区。从这个角度看，印度IT服务业的繁荣似乎只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印度在制造业从未实现大幅增长，获得的海外直接投资也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
但关注一下宏观基本面。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真正有意义的是储蓄，更多的储蓄。印度在这方面怎么样呢？20年前，国内总储蓄率远低于GDP的20%，同拉丁美洲的模式接近，落后于亚洲四小龙。而印度的实际GDP年增幅也徘徊在4.5%左右。不过，过去10年里印度的储蓄率已经升至接近GDP的30%，这一趋势还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实际经济增长率也突然提高到7%，甚至更高，同东亚国家也不再有明显的不同。
存款会流向哪里呢？最终会进入外向型制造业。同中国不同，印度的人口仍在快速增长，另一点同中国不同的是，印度一直面临难以提高农业收成和生产率的情况，它没有象中国那样平均分配土地。这使它必须在农业之外的领域快速提高就业率，尽管印度服务业取得了值得庆贺的成功，但服务业还不足以产生几亿份新工作。看看中国和亚洲的经验，劳动力密集型的外向型制造业始终是存款的主要目的地和新收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这对印度而言很难说是合理的预期。但记得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崛起时，它的情况远比今天的印度糟糕。大多数非农领域的就业机会都是在国有企业，劳动力的限制非常严格。几乎没有真正的私有企业，私有资本业不受法律保护。海外直接投资的流入每年仅有20亿美元，大大低于目前的印度。从理论上讲，经济几乎是完全封闭的，政府对市场化改革兴趣不大。
而且，当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开始发展时，它并不是由中央政策决定带动的，也不是因为政府放宽了对经济的控制或限制，范围也没有波及全国，这种情况只出现在一个省份，那就是广东。为了利用廉价劳动力，香港制造商逐步开始在广东开设工厂。为了创造就业机会，当地政府置官方限制于不顾，推出了鼓励措施。由于这些行业劳动力密集的特性，最初的投资金额相对较低。
直到5年后，其它省份才开始学习广东的成功经验，中央政府也注意到这点，并采取了更根本的经济自由化举措，允许海外直接投资更自由地进入中国，在全国发展外向型制造业。
从这个角度来说，最有趣的事情在于，印度现在同90年代初的中国非常相像，出口占GDP的比例约为15%，并在快速增加。印度应吸取的教训很简单：中国不是职能不健全的国家。印度较高的储蓄率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不见得需要采取革命性的措施才能推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有时只要做出一点点推动即可。
随着中国大陆非技术工人工资的上涨已开始给低端外向型行业带来压力，这可能成为促进印度出口业发展的动力。由于中国成本的上升，印度可能变得更具吸引力。因此应该关注印度今后5年的出口行业，这可能是最终推动该国成为猛龙的催化剂。
（编者按：Jonathan Anderson为瑞银(UBS)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Jonathan Anderson有时是太理想化了,现实没有那么简单吧?
那些基本的因素：廉价的劳动力；广阔的市场；低廉的资产；优惠的税收政策；等。
关于金融的影响，建议看看陈志武的文章，写的非常好。
文摘过来大家看看一家之言，借鉴一下其观点，如果有内行能发挥评论，那就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了。
朴圣相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发展中国家国内以本国货币的形式存在的储蓄并不是有效的投资来源，因为它不能从国际市场上直接购买资本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水泥、钢材，以及用于建设工厂的生产设备。因此，“储蓄=投资”的等式，对于像（60年代的）韩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