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一) -- 王外马甲
只会喊给我上的军队怎么可能是喊跟我来的军队的对手？
军纪，3，8也不是说说就成的。
刘邓挺进大别山不也是严格军纪，
刘传记里不有个文书私自到已经
主人逃走的店铺里拿一点东西就给
纪律了。
就以先生这个救灾之事来说，可谓贻笑大方了，书生气一览无余。千事万事都急不过个救灾，人命关天么。真正救灾时，什么机构啊，程序的都没有了。所谓lean management，在救灾时实行的最彻底，跳过一切中间步骤，中间部门，要的只是救灾物资到达灾区的时间，数量。这也是为什么救灾时动用军队的频率特别高的原因，因为军队有快速反应的资源和素质，有高层命令直接、迅速的贯彻到基层行动部门的渠道，而普通的行政机关、政府部门则在这方面先天不足，力不从心。即便是公认的政府工作效率很高的美国，在去年的新奥尔良大水中的救灾工作也是让公众骂得狗血喷头，骂得小布什急忙上天围着灾区乱转，接着就直接命令军队的车队开始往市里送物资了。这个事情可算个救灾范例。（事实上西方军队介入和平时期的紧急事件，灾区援助什么的范例多多，只是客观上中国（大陆，台湾俺就不熟了）的基层行政机关拥有的资源无法和发达国家相比，紧急情况时也就依赖军队更多些，主观上的什么拥军爱民传统咱就不罗嗦了。）司徒先生在这里列举的一系列的所谓赈务的概念啊，流程啊，其实都是救灾不救急，即使是在现代的和平时期也都只不过是书面文章，灾后扫尾时他们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更不要说放在六十多年前外敌入寇，盗匪横行的年代了（外加土共捣乱、拆台、挖墙角......）。
兄弟没有司徒先生考据、引证的资源和本领，但倘若真如司徒先生所言，当年国民党就在那个时代，那个发展阶段（借用英语的stage of development概念），那个社会背景下，妄想四平八稳的以如此的正规做法，正规程序来救灾的话（就如同他们想要以正规军来打游击战一样），那他们必然要让灾民们失望了。至于那些驻军，原本即是军阀，即便真能救灾又会暗地打多少折扣就不知道了。
到河里趟水也有段时间了，发现西西河里最大的特点是——亲历历史，见证历史。虽然也有“考据党”，但多是为“亲历者”擂鼓助威的。这样的历史读来生动自然，感染力强，经常让我想起当年小时候我姥爷给我讲解放前和大山里的故事的情景。兄弟家里没有老革命，也没有老反动派（连邻居里面也没有），只有几个老山野村夫，实在没有资源趟这个水。但是兄弟算是在正规的行政机构里面干过的，算个“亲历者”（可惜不是历史的亲历者）所以今天跳出来扯扯所谓行政机构和救灾的话题。其实在下以为这恰恰就是司徒先生和河里很多兄弟“不兼容”的根本原因。司徒先生的原话“朋友,想知道河南赈灾的详情吗?请跑图书馆.单凭感觉的闲谈,恐怕没有什么价值.”正说明司徒先生看重的是资料，数字而非普通人的感受、经历，这其实才是双方的根本分歧所在。再加上两岸三地半个多世纪的隔阂，河里的弟兄们没约个旮旯掐一架，已经说明咱河里的人素质高，涵养好了。（开个玩笑，兄弟北方人，南方的弟兄可能不同意这两句，莫当真）但是那些所谓的资料、数字真的可靠么？我看未必。六十多年前的中国是什么发展阶段？广大农村的统计数字谁来做？县太爷连大堂都守不住，还能顾得上发救灾款？即使是现在，兄弟也是做过不老少报表的人了，那报表水分也足够抗春旱浇地的了。这是咱中国的老毛病了，国民党免不了，共产党也没打过疫苗。
记得好像现在的历史研究是越来越注重“亲历历史”了，哥伦比亚大学什么的好像还有计划的在搜集整理历史老人的日记、口述什么的，比如少帅。当然，此种历史多有不少主观的成分，把年份记错了都不奇怪，疏漏错误必是难免。但如司徒先生尽信故纸堆，兄弟难以苟同。更遑论我们中国战乱连绵，多少资料付之一炬，多少年里连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都没有，统计数字的权威又从何而来呢？
不知司徒先生的职业生涯如何，但感觉您的书生气重了些，连救灾这样最不讲究程序的事情也要引经据典。所谓尽信书不若无书，查找资料之余，不妨也常和大家聊聊闲话，呵呵，这也是倾听口述历史么。
原本是回帖的，写起来话就多了，干脆单独贴一个。
笑君的指点,直批司某”书生气”,一笑.司某倒希望能有条件,多点书生气.
笑君.台湾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就在司某入伍前两个月,发生大地震,全台电力中断两日,房屋倒垮者数以千计.在司某入营时,前面几梯新兵都投入救灾,司某运气好,晚两梯,没有具体投入救灾,倒听了一大堆救灾故事.司某排上的一个上兵,国语讲不好,他很喜欢与司某排在一班站哨,因为我们这种野战部队阶级森严,而司某是连上唯一喜欢与小兵称兄道弟的班长,而且都好两杯,大家饷都不多,凑点钱托人讲情弄支高粱,上哨两小时,冲天酒气,笑傲查哨官.这家伙喝多了,最喜欢讲他去”拖尸体”的壮举.犹记打野外,全连在装甲车旁睡觉,蒙长官照顾,让司某带几个届退弟兄在宿营地看家,于是宿营地成了酒宴,那上兵们的救灾故事,就更全了.所以司某虽然没有在军队救灾一题上吃过猪肉,但看过猪走路.
笑君,您看过猪走路吗?
(走笔一句,这几梯新兵的基本动作没有司某确实,战斗教练很少,打靶好象只打一次.因为他们新训时间有一半在救灾.国家花大成本征兵,是要训练成军人,是要训练成免费工人?)
司某住台北,台北也三不五时出现灾情,每年台风,有没有”制度”,就是关键.没有制度,台风一来就是大水.犹记司某幼时,有天起床,发现街道成河渠,很吓了一跳.这是我小时印象最深的往事之一.那是城市发展太快,防台制度(台湾称机制)尚未完全之故也.不久政府建立了城市防台制度,大到将原本可以放牛吃草的淡水河堤防拆除,两次加高,成为现在的高墙.将原来最易成灾之处截弯取直.小到宣讲防台意识,不要往水沟里倒杂物,不要乱挂招牌,灾后要迅速打扫环境以免时疫等.市政府有环保局的清洁队,有警察,有养工处,有自己的人力.如果救灾中出现军队投入,有的是例行作秀,有的是灾情太惨重,人手不足了.既然司某在台北活了数十年,自信在救灾一题,耳濡目染,也有点概念.
笑君在”机关”作事,很好的经验,很好的历练.那是与司某截然两极的生活背景.
说句题外话,司某对大陆机关观感很差.话说司某结婚,要办登记,致电某沿海大城(地籍市)民政局询查登记手续,承办人员问来自何方,司某答以台北.承办人员施施然道,请先到台湾大使馆取某某证明.司某当告以似无独立国家名台湾者,中华民国于大陆似乎亦无大使馆.承办人员道,无台湾大使馆,则台湾公使馆亦可.司某请其主管来谈,承办人员语气不耐,掷来电话号码一通,挂电话了事.司某再拨通其主管,毕竟是”长”字级,草包依然但官腔圆滑,硬是能讲了10分钟,使司某不得要领而辍.在台湾,公务员至少要考行政学,涉外要考国际关系.大陆的公务员似乎不考行政学与国际关系?又如边检,入境申请卡上为了港澳台人士专设有勾选栏,如司某来自台湾,就勾台湾,下写台湾.机场即可通关无碍.但同一填写方法,陆路海关就要无理叨难,”你为何写台湾,要写中国”.为什么同样是边检,同样格式,自己标准都搞不清楚?看那些罗湖的边检员,真不是东西,只要是由港返大陆的内地居民,他们验完证之后必是神色傲慢将证件一甩,掷到通关者面前.那位叨难司某的边检员,眼看也要援其内地居民之例一丢,司某变色,你丢我证件,我丢你祖宗(粤语).这家伙见司某神色变动,就不敢丢我证件了.司某入关要与内地居民一起走,若司某出关到港时信道就与外国人一样,外国内地分两边,边检员态度明显不同,至少我这边不会丢证件.我遥观另一边的内地同胞,他们面前的边检员丢证件依旧.什么是崇洋媚外?看大陆机关即知.为什么对面的香港海关人员就截然不同呢?其它接触就更不堪了,总之不外乎要塞点东西,润滑而后能行事.司某从前常作为公司代表,被邀到镇政府吃饭,一个镇政府,搞的皇宫似的,上级领导丢苏烟(大陆敬烟以一掷为敬),中秋酒席能摆四星级酒店,所以司某对大陆机关,实在缺乏好感,请笑君恕罪.
回到正题,司某区区一商贾,搞国际贸易,长驻大陆香港.风尘仆仆,往日书卷气,也磨的差不多了.这大概是司某的职业生涯,给笑君参考.
谈到赈灾,笑君,你若连书都不翻,但以臆测行事,认为事出紧急就要以军队开入拯救一通,是不是闹笑话了?救灾中的军队是什么?军队是免费人力.免费人力不代表可以解决一切.当你要谈1940年代的赈灾,心里就要有概念,什么概念呢?1940年代的社会是什么模样,政府是什么模样,军队是什么模样,制度是什么模样.什么概念都没有,只要军队开来大张旗鼓就是好,就要拍手,那真是很浅薄的一种认知.当然,您所处的时代,传媒要灌疏这样的观念,长江大水解放军抗洪,九二一地震国军救灾,形成一种英雄形象.但这些免费人力物力是一切吗?您找位长江大水灾民问问吧.你在”机关”作事,就以机关推论,洪峰来了,县警务机关组织疏散,疏散到县教育局的学校校舍,县民政局组织发帐蓬,粮食,饮水,县卫生院要洒消毒水,设医疗点,县建设局抢修堤坝,整理倒塌民房,县政府特别小组协调包括中央,省,军队,民间捐助等援助,县财政局连夜造预算拨款请款.洪峰退了,灾民还家,警察局控制秩序,清查居民,民政局发赈济物资,抚辑流亡,建设局抢通公路,拆危楼…一年之后,县调制灾后重建报告,全县”机关”又要动了起了……笑君,您既然在”机关”工作,怎么对机关如此鄙视呢?军队只是免费的人工,在行政组织能力不足时,依部队特性加入紧急之辅助(工兵可以推房子,医务兵救人,步兵作工……).难道大陆上是灾区军管,部队高司取代县府,部队机关主持赈务?
不扯远,举个实例,让笑君更能理解.
1943年夏河南巩县大灾,巩县县政府如何处理?在河南省的一辑文史资料中有叙述.巩县县长李子俊先成立救灾委员会,主委李县长,副主委是县党部书记长,分为两部份,一是副主委,民政科科长张庆常负责动员县府能力救灾,一是建设科科长赵宏彦出头募捐,委员则是县城内的绅商.李县长的第一步就是开仓放赈,将积縠发给各镇与救济院,第二步向大户富商办募捐,第三步发动商户到陜西购粮运回县境,第四步是向省府请赈,第五步是在全县181保办舍饭场,扩大救济院.这些都是实事,没有军队也能办成.笑君,为什么一定要投入军队?
笑君,为什么要多读资料?司某提过一个治学态度,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第一步是博学,读的东西多,这也是最痛苦的一部份.如果跳过第一步,那您的审问,慎思与明辨,若以历史题材考察为主题,就没有基础,就会荒腔走板.当然也有不需要博学基础的作法,那是清谈机锋之语,司某就没有能力跟进了.所以有人说,打仗他不行,上网司某不行,确实如此.以司某之学识经验,回到1940年代当个连排长,自信有本事.研究他们打过的仗,司某也有自信,但是上网打机锋,司某就甘拜下风了.
多读资料,就能免去很多不必要的圈圈,例如,笑君不明白以往的赈务,冒冒然以为赈灾都应如纽奥尔良大水,那就突兀了.又如司某看到王君谈赈灾只谈中央款,中央款是什么概念?中央款往往是一种subsidy,是补助款.广其见闻,对传统赈济方式多一层了解,就知道备荒救荒,民国以前的主力在地方,就不会有这种陈述.又如,帖子的第一部分,司某看到有位好兵帅克君,他居然宣称:“您回复中只说赈务，开荒生产的部分哪里去了？您当然又可以说开荒生产可不是军队的事情，要做也要行政机关去做。可是在灾荒年，把下一茬儿庄稼赶紧种上，使来年有收成，是战胜天灾中极要紧的事情，不是农民的子弟，是体会不到这一点的。出去逃荒的农民因为放弃了播耕的时机，即使来年返乡也摆脱不了挨饿的命运。司徒兄如果指明哪处国民党衙门里面的老爷们有此壮举，我一定头一个献花”
司某只能说,不能要求司某代好君读书,司某无此时间.稍有常识,就知道自古至民国,大灾之年结束之后的复耕,往往是藉以工代赈,施粮施种的方式进行的.当然,现实情况千奇万变,而好君似乎以为一定要有军队投入干农活才算数,司某无语.
同好君说句笑话,就拿王泰恭县长为例吧,他亲率军民下田挖沟灭蝗防灾,也算带军队干了农活了,您献花否?
这种单纯的言语之争,究竟有什么意义?
好君之后的长串覆帖,大抵心态同之.恕司某未逐一拜读,亦无能力逐一作覆.
所以司某还是一句话,
朋友,想知道河南赈灾的详情吗?请跑图书馆.单凭感觉的闲谈,恐怕没有什幺价值.
当我们心有疑惑,就要动手动脚找资料,而不是坐以高论.
又,司某看到好君的”引证”,
引 用1942年河南受灾，全省灾民估计达五百万人。国民政府拨出两亿元救灾专款，河南省政府下达减轻赋税的命令。然而，救灾款却成了层层官员的囊中之物，他们存进银行，获取利息，灾民却在饥饿中挣扎。1943年2月，重庆《大公报》因披露了灾区真相，被当局勒令停刊三天。
省政府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试图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露风声。重庆政府根本没派人到灾区的中心郑州进行独立的实地调查。中央政府为河南提供的赈灾资金是二亿元。我试图了解其下落——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
——《在历史现场》第44章
那幺这样看来，政府帐面上存在的多少多少赈灾钱粮对灾民有多大含义就十分可疑了。
依好君对其查阅法之陈述,应该是百度上搜来的?司某也搜了一下, 《在历史现场》好象是中央电台的节目,对外国记者回忆录之汇总?
也是好玩,司某截一段笑君的评论:” 记得好象现在的历史研究是越来越注重“亲历历史”了，哥伦比亚大学什幺的好象还有计划的在搜集整理历史老人的日记、口述什幺的，比如少帅。当然，此种历史多有不少主观的成分，把年份记错了都不奇怪，疏漏错误必是难免。”
以笑君对资料取舍的认知,审查好君的大论,如何?一笑.
要多读,才能比照,才能真正的解开心中疑滞.司某自认不是什么左派右派,司某之研究,套曾国藩语,是一片肫诚.笑君自称看过司某以前写的玩意,当知司某研究战史,国军胜仗写,败仗更写.国府好处写,坏处亦写,不尽写,还要深究其源.这样,研究才有价值.以左右派自标榜,那是处士横议,司某以为无何意义,所以司某不会上网,只会打仗,办实事也.诸君的洋洋横议,想能自得其趣,司某就不多作干扰了.
"朋友,想知道河南赈灾的详情吗?请跑图书馆."
您继续...
小的时候，毛主席是神，我要成为毛主席的好孩子。
少许长大后毛主席变成了人，和我一样的普通人，作为普通人，那么多人因他而亡或流离失所，他几乎等同于一个刑事犯。（现在很多人就是利用这个思路，在评价毛）
但是现在当我把毛放到历史长河中去看时，我确实又有些迷惑，因为我确实看到了一个试图改变中国的伟人，即使他有缺陷，甚至是失败。
我想研究抗日中的是是非非也是如此。看你站在哪个层次上去看待那段历史了。沉溺于细节，用和平时期的道德标准来塑造自己支持的一方，到头来只能是一笔糊涂官司。
随便说两句，望司徒兄和王大员外不要见笑。
这是怎么回事，司徒君能回答么？
王外马甲：
王外马甲：
司徒卡：
1. 王泰恭在滑县被加委,滑县1区原来就是他的根据地. 2. 王泰恭受任内黄县长,内黄沙区是中共的老根据地.
上两段话中，王外马甲兄刻意隐瞒了么？司徒君你怎么光天化日用谎话攻击别人呢？你这样的文字，人家怎么读呢？
你喜欢细致研究，这很好，许多网友都赞许了这一点，可这这就是细致研究？指责王外马甲“刻意隐瞒的重话”，到司徒君口里，成了信口开河的栽赃，不是吗？
虽然结局都是挨枪子
黄仁宇的例子只能说明 国民党军队里面 军官的绝对权力的可怕
能让一个秀才都变得如此的暴戾
别人说你书卷气 你就把这个书卷气耍个十足十
省得别人寻觅半天 回头再去找指出者的麻烦 好人阿
果然不枉别人给你指出来
司某住台北,台北也三不五时出现灾情,每年台风,有没有”制度”,就是关键.没有制度,台风一来就是大水.犹记司某幼时,有天起床,发现街道成河渠,很吓了一跳.这是我小时印象最深的往事之一.那是城市发展太快,防台制度(台湾称机制)尚未完全之故也.不久政府建立了城市防台制度,大到将原本可以放牛吃草的淡水河堤防拆除,两次加高,成为现在的高墙.将原来最易成灾之处截弯取直.小到宣讲防台意识,不要往水沟里倒杂物,不要乱挂招牌,灾后要迅速打扫环境以免时疫等.市政府有环保局的清洁队,有警察,有养工处,有自己的人力.如果救灾中出现军队投入,有的是例行作秀,有的是灾情太惨重,人手不足了.既然司某在台北活了数十年,自信在救灾一题,耳濡目染,也有点概念.
1.你拿着经过多少年改进后的国民党台湾军的做法 能力 水平倒推几十年前的国军阿
就说你说的这些条目 当年的豫北地区 国统区谁能做到
要真是那时候的国君能有这么“拥政爱民 军民鱼水情”怎么会打不过装备落后 只会用人海战术的土八路
2.你拿着经过几十年执政 糖衣炮弹腐蚀考验的共产党干部的能力 做法 水平倒推几十年前的gcd阿
嘿嘿
嘿嘿
我确实觉得您很可爱 很有意思
那又怎么了
[我是扇子] 老兄所云
嗬嗬，这种史料估计难入司徒兄法眼啊！因为是大陆出品的~~~~ [/COLOR]
不幸还真言中
因为xx是xx所出的证据 所以直接pass
这个习惯末 似乎不大好
另外
从斯图卡老兄的发言来看 明显的带着一种怨气 抵触情绪 可能是长期受孤立受打击的不自然反应
西西河的气氛 已经可以说很是接近于理想了 虽然你的观点不是很多人赞成
但是大多数的回帖还是算得上以德服人的
假如老兄还是愿意与大陆网友有所交流的话
最好还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的好
谁的论据 论点有问题 直接向这有问题的论据或者论点下手即可
经常揣摩xx刻意隐瞒了什么 或者什么什么曲笔
那还有什么意思
司徒君早如这般诚恳，我一定认真拜读文字，仔细回复。阁下顾左右而言他，那我等也就绕道行走。
笑君的指点,直批司某”书生气”,一笑.司某倒希望能有条件,多点书生气.
只是看了司徒君的文字，还是与‘笑君’有同样的想法，司徒兄书生气未免还是浓了一点。
台湾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这是司徒兄的经历，我所不知道的是这种多灾多难能不能与战争状态下的自然灾害相比，台湾相对现代成熟的政府（不是政治）能不能与民国河南地区空有其壳的政府相比，
当你要谈1940年代的赈灾,心里就要有概念,什么概念呢?1940年代的社会是什么模样,政府是什么模样,军队是什么模样,制度是什么模样.什么概念都没有,只要军队开来大张旗鼓就是好,就要拍手,那真是很浅薄的一种认知.
我想对这一段说的是，我们只是对“1940年代的社会是什么模样,政府是什么模样,军队是什么模样,制度是什么模样”与司徒兄的认知不同，不是什么概念都没有。不是说军队开来就好，而是说集合一切可以动用的人力物力，包括军队来救灾，这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军队，只是政府资源的一个战略总预备队。如果政府本身就能搞好救灾工作，如同台北政府，如同平时大陆的地方政府，面对台风水患旱灾，自认为有把握搞得定，谁会第一时间想到麻烦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世界上的所有军队一样，最根本的任务是保证国家安全，而不是赈灾义演；但是事有缓急，需要的时候还是要动用的。
我们认为1940年的地方政府，至少是某些地方政府，没有能力也没有强烈的愿望保证灾区农民，特别是贫民的生存条件和财产（虽然几乎没有）。司徒兄对当时的地方政府有充分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分歧所在之一。事实上，我们对1940年的中央政府也没有信心。司徒君一定会说我们受了愚民教育，一笑，彼此彼此吧。
ps：那真是很浅薄的一种认知，这种话，代表着居高临下的态度，素为人不喜，望君慎用之。
司徒兄的常识，是见证了台湾几十年发展的常识，见证了大陆近二十年来发展的常识，而不是从1940年至今，甚至几千年来封建统治的常识，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常识还不够原始，还带有很强的书生气。供司徒兄参考。
大陆机关如何，我们土生土长的人，更加有感性的理性的认识，与文无关，也就不多谈了。至于其他，如治学的态度，拜读，无话。
初战告捷，大赵和小纪开始着手建立农村基层组织。
显而易见，在长期属于游击区的滑县组建民主政权，如果不走王泰恭之类的“上层路线”，就必须依靠广大的贫苦大众。通过前一阶段的“讨公道”，共产党已获得了贫农中农的支持，现在，两位组织部长准备开展对雇佃农的动员工作，把地主身边的“仆人”也发动起来！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豫北一带历来封建传统意识浓厚，这里不仅是子贡、商鞅、吕不韦的老家，也是早年间秦叔宝、程咬金的地盘（瓦岗寨在滑县）。当地豪门讲究“耕读传家”、盼着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而穷人则崇尚“忠义”，愿意当“义仆”，觉得以身事主是件挺美的事。
这里的基层民众不仅没有集体斗争的经验，对政治活动也缺乏兴趣。雇佃农更是在帮工生活中与地主形成了特殊的依附关系，对东家有畏惧甚至感恩思想，他们或者赶车种地做家务、或者扛枪护院收租子，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宗族势力的工具。
在这样的环境下，引导这些长工“家人”与他们的雇主争夺地方的领导权，无疑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当纪登奎等人开会宣传“乡村基层选举”的主张时，不仅中农富农不以为然，贫雇农们更是退避三舍，惹来了王泰恭县长的一顿嘲笑。
然而，20岁的纪登奎部长（四地委抗联组织部长兼滑县组织部长）可不是白当的，他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
历史上，当地地主有在经营中给“下人”小恩小惠的传统，如分给垛垛粮（收割和捆麦垛时散落的麦穗）、天热发草帽、中秋节请吃饭之类，这样能刺激佃雇们的积极性，佃雇也能从中得到点实惠。可后来，这些“好习惯”逐渐废弃，特别是大灾荒之后破产农民增多，地主更是觉得不必实行这些作法，这就引起了“下人”们的不满。
于是，小纪部长就挨家挨户向地主宣布：老辈子留下的“好习惯”应该恢复，这包括——收获时分铡草粮、垛垛粮；青黄不接时借垫底粮；夏天发草帽一顶、手巾一条，铡草时给腿带一副；冬天发大腰带(五尺布)，女雇工发鞋面布；收割吃开镰饭，中秋节请吃一顿好饭（有酒），赶庙会给二斤馍，过年给压岁钱；吸烟的给八包烟叶，不吸的给两双鞋两双袜……
这些宣传，佃户雇工听得很高兴，地主也无话可说，因为这都是祖上传下来的老规矩，又不是纪小伙自己编的，要当“善人”就必须这么做。可是，土财主们既爱面子又小气，当面说得好听私下里却打折扣，甚至根本不认帐。
对此，纪登奎自有办法——
以梁二庄为中心，附近11个村的200余佃户在柏树林里开会了。
主席说：“为了翻身不受压迫，大家有啥说啥，这里没有别人……”
一个雇工提：“东家今年没有给我衣裳”(当初说的过年不给钱、管穿)。说时有些害怕，伙计都安慰他：“不要怕，都是自己伙计”。
一个高喊：“谁向东家说就是走狗”，“对，老母狗”。
解决的很干脆：“回去向东家要”。 “行，行”(大家齐说)
又一佃户说：“东家不肯借垫底粮。俺东家是俺姑，俺爹快要死在床上了，磕头都不借一升半合。俺爹临死吃了个糠窝窝。(大叫起来)伙计们想想吧，这是俺的亲姑！出了一辈子力还是这样，东家和咱两个心眼儿啊！穷骨头当儿子的把爹娘饿死了”。哭气晕了过去，伙计们把他扶下去，大家说：“醒醒吧，为啥不敢说呢?”。
大家呼喊，一个接一个诉苦：“出差不管饱，说俺大肚子”、“说新五军（伪孙殿英部)快来了，吓唬俺”、“支差喂牲口（义务帮地主喂马）不合理”、 “一请（吃饭）也不请了”……
主席对大家的意见仔细听，说完一件讨论一件： “垛垛粮为啥取消？因为咱们不抱头(不团结)，以后按老规矩”。
大家“同意”，解决的很圆满，主席又连问带解释的说了一道。
各村举了16人领导这个工作，怎样干法？主席讲的很明：“难剃的头先剃，活捉活拿，先揭黑嘎巴儿（揭短），压倒他再提条件。回去可大顿（斗争），不要顿出圈儿。”
会要散了，一佃户提：“俺来开会，东家要退了我的佃，大家能帮帮忙吗？”大家说：“中！”二百人一拥而上，把地主请出来，斗嘴讲理，喊口号。大家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以上选自纪登奎44年给地委的工作汇报）
刚开始佃户雇工还有点害怕。岳营村的大地主岳朝中在大门口把眼一瞪，佃雇农就吓得把头藏进怀里不敢吭声了，要靠纪登奎才能把地主的气焰震下去。到后来就放开了，他们主动向干部说：“同志你不用去，弄坏了俺可不负责”。纪登奎也支持佃雇自己组织斗争——“下人”对东家的情况最了解，说理时条条都是要害，可以象“小抓钩—样抓住顶门，叫地主说不上话来”。
但在斗争中也出现了问题，一是“顿出了圈儿”，有砸东西、打人的，有提不合理要求的（垫几筐土就要东家请吃饭，还得是四碗四碟半斤小酒）；二是群众对走狗(向东家告密的落后分子)打的很凶。
这种情况引起了赵紫阳的重视，立刻着手加以制止，规定在“说理运动”中，不许打人摔东西，更不许杀人烧房子。
“走狗”其实也是穷人，他们有的是地主的亲戚本家，有的是老年老代的仆从。这些人心里赞成改善生活，但由于宗族和历史关系的原因不愿揭破脸，所以当地主对他“厚”的时候，他“以厚对厚”，地主对他“薄”的时候，他也会“以薄对薄”。
梁二庄有个雇工，开会回去后告密了，东家当即表示不会亏待他。第二天东家问：“你的腰带，要白的？还是要带色的?”，雇工说：“看着办吧”。过了几天，东家又问：“要白？带色的?”，雇工答：“看着办吧”。后来全村雇工都拿着腰带开大会了，东家还那样问：“白的？带色的?”，雇工大急，“你不愿给，散伙”。结果撕破脸，比一般雇工还干的凶。
穷人们团结起来，原来心不齐如今心齐了，过去有事求东家、现在都在会上讲，大家选出了新村长。开会的时候，佃雇农把全部胜利品都带着，头上新草帽、手里新手巾，用棍子高高挑着五尺长的腰带，嘴里喊着自编的口号： “佃雇户是上等人！”、“伙计们一心团结！”，“拥护共产党！”、“打倒走狗！”，围着村子绕来绕去，互相参观、津津有味。虽然纪登奎们觉得这样很小气（他自己说的），可这却是雇佃们最喜欢的举动，每每乐此不疲，搞得干部也无可奈何。
雇佃开心了，地主们却气不过，晚上就在家里骂：“天天开会，唧咕叨咕个啥?”，“别看眼下把小辫儿提得直耿耿的，到时候老子一脚全踢到河里去”。
对共产党人的作为，王县长当然极不满意。
很多人当官以后喜欢干两件事：一是办学堂训话，再就是演包公办案，王泰恭也这样。大灾荒的时候，滑县的学校基本上停办了，43年底，王县长着手恢复了一所中学（这所学校在滑县牛屯镇，现为初级中学），开学后王县长来训过话、还开讲过《左传》（暴惠民说老王“尤好春秋左氏傳”，大概是缘于此吧）。在其他中学复办以前，教师出身的王泰恭率先做了这件事，的确有功劳。
当了县官当然就要断案，大灾之后有关土地和人口买卖的民间纠纷很多，老王的县衙设在自家院子里，老百姓轻易找不到，所以他有时候也出门办公，那时候国民政府各级官员跑得影子都见不着，正好由得王县长随意扮演包青天。王泰恭审官司的办法是自由心证式的“本官做主”，这样虽然效率低但显得很有派头。
共产党以“上门说理”的方式处理纠纷，有统一标准，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王泰恭断案则出于个人好恶临时决断，并一味地维护少数大户。共产党的办法群众很满意，可部分地主却跑到王泰恭那里告状，老王就给他们翻案。结果，群众拥护大赵小纪部长为“干部”，地主则称王县长为“青天”，这就引发了矛盾。
王县长见自己的判决难以服众，恼羞成怒，就出兵“执法”。
39年底，王泰恭多次报复参加“讲理”的贫苦百姓，造成一百多人被打被抓，九人被杀。常屯村村民王守献因反对王泰恭的断案，夫妻双双被活埋；青抗联干部（学生）王九贤被头朝下埋进树坑……
44年初，纪登奎等人发动雇佃农运动，群众改选了村长。王泰恭认为这是“以下犯上”，带队殴打、追杀参加集会的雇佃农，小石村新当选的村干部丁文典、丁文保被毒打后刺死，一些积极分子被迫逃亡他乡……
这期间，共产党滑县县委多次向王泰恭进行谴责，并且向上级提出了惩办顽固派的要求，滑县附近的八路军也做好作战准备，但边区“三三制”会议经过讨论，没有同意对王泰恭民团实施打击。
上级部门的主要理由是：一、王泰恭部是一支历史上多次抗日的地方武装，应该鼓励他坚持抗日立场，教育他去打敌人而不要打老百姓；二、目前滑县周围日伪势力环顾，王泰恭与杜淑、吴蓝田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如果我们加强了军事压力，有可能迫使他倒向日伪一方；三、批评教育王泰恭，有利于孤立打击邵鸿基，能够起到分化国民党顽固派的作用。
八路军准备动手的时候，王泰恭很是紧张了一阵，态度也有所收敛。可雷声过后没见雨到，他立刻就得意起来，这以后，无论共产党怎么做工作，他都认定自己实力强、名声大，八路军不敢打他。
不过，王泰恭确实比以前壮了。杜淑被打垮的时候，他收了些散兵；滑县红枪会被驱散以后，他又收了些游勇；纪登奎在乡村搞运动，一些受打击的地主大户子弟也投奔了王泰恭。40年初，老王的手下有三个团另一个大队2000多人马，很可以得意一番了。
现在看来，王泰恭其实是完全不懂政治的。他没有理解共产党对他一再容忍的苦心，他当然更不会明白：以他的条件，这些中看不中用的散兵游勇越多，只会使他死得更快。
然而，有两个人是肯定知道其中的道理的，一个是吴蓝田，一个是邵鸿基，只是他俩都没说穿，一直把这个傻乎乎的地主县长忽悠到死。
当然，老王之所以死得那么快还有个原因，这时候，他的宝贝儿子——十八岁的哥哥王三祝回来了。
介绍一点背景，按照日本对新四军的那本调查报告，第二师从师长（张云逸）到战士一律草鞋。“女雇工发鞋面布......不吸的给两双鞋两双袜”等虽然看似普通，在共军内部，新四军的师长，55年的大将当时都无缘享受。
PS：古人的治学态度，拿来或认同即可，不必再“提出”了，亦不必再向俺们这些粗人细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