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狗尾续貂之《缉凶分部》 -- 梦秋
精彩 辛苦 感谢 加油！
译者的话：本书第八章的第一和第二节在内容上有过于血腥和暴力的问题。这一次我还是原封不动的译文全部贴出来了。但是在后文中，这个问题会更加严重。有些文字我仅仅是阅读而已就已经全身起了鸡皮疙瘩，何况用中文翻译之后？在这里请教河里的兄弟姐妹，我是不是应该稍微改动一下类似文字，删除过分暴力的内容？我将尽量保持原文风格和内容不便，但是我不希望这样的东西将整篇译文变得戾气十足。
欢迎大家给我提出建议和意见。
缉凶分部第八章 死结 （一）
在破案的过程中遇上了太多的挫折和失败，使维克多·鲍洛科夫越来越频繁走访亚历山大·布哈诺夫斯基博士，从他那儿听取更多的建议。尽管他们之间受到的教育有着巨大的差距，他们还是出人意料地成为了合作者。他们开始从各个不同层面对整个苏联社会进行反思。
布哈诺夫斯基从来都没忘记，他是个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的混血，他不是个俄罗斯人。从当局的角度来审视他，他还有个在美国的父亲。他看到许多在精神病学专业表现平平但是具备种族优势和政治资源的人们获得了提升，而他却被排除在外。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里，他必须服从于党的教条，用这些教条来约束自己的思想。那些受到他的尊重的精神病学家，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外国人，他们的思想也受制于此。他敏锐地感觉到，他如果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他一定能够更加富于创造力，也更加有前途。
鲍洛科夫则相反。他很少对整个社会体系提出质疑。在他的这辈子中，他已经见证了许多艰难的时光。他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非常穷困。斯大林时期的农业集体化所带来的灾难只是其中之一，还有比这个时期更可怕的时候。
鲍洛科夫没有辜负整个苏维埃体制对他的期望。他入了党，并且渐渐从这个体制中获得了回报。1983年，他和斯维特兰娜终于分到了房子。他们的公寓在一栋新建成的红砖楼里，位于罗斯科夫市北端宇航员大街。房子建得非常马虎。鲍洛科夫断断续续花了两年时间来扶正大门，封堵墙缝和修补下水道。但是他们总算有了一个体面的家。他们的大儿子安德烈很快就要从中学毕业。他准备参军并到军校接受军官教育。这个念头让当父亲的非常骄傲。在民警局的购车名单上，鲍洛科夫的排名已经很靠前。同时，还有一些小道消息说，民警局在罗斯托夫郊外的集体农庄里弄到了一块地皮，准备划分成小块作为大家的别墅用地。鲍洛科夫的地面大概有四分之一英亩。
鲍洛科夫在一般情况下，本不可能和布哈诺夫斯基这类人发生联系，因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人。但是随着“窄林”谋杀案的侦破工作进入第五年，鲍洛科夫急迫地希望能够有办法缩小嫌疑人的调查范围。布哈诺夫斯基能够提供帮助。他们每天深夜的交谈照例进行下去，鲍洛科夫对这位精神病学家的见识也愈加佩服。在他的语言当中，逐渐出现了“虐尸狂”之类的名词。
布哈诺夫斯基从鲍洛科夫身上发现了某些苏联执法机构人员中所没有的特点。他认为鲍洛科夫善于学习，不耻下问。同时，在看待这个未名的凶手时，布哈诺夫斯基觉得此人引发了他前所未有的研究兴趣，因为他在众多的受害者尸体上留下了许多发泄自我痛苦的痕迹。
他们之间形成了共识。鲍洛科夫愿意向布哈诺夫斯基公开几乎所有的档案，让他阅读犯罪现场报告，医检报告和其余相应的数据资料。作为回报，布哈诺夫斯基对凶手的情况作出详细的书面描述。
就他们所知，“窄林”案在苏联刑事案件档案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在美国，警方和联邦调查局与精神病学家之间的合作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位于昆提柯的联邦调查局学校为专家们设立了一个办公室用于研究连环杀手和杀手们的精神怪癖。而布哈诺夫斯基于鲍洛科夫进行的研究则差不多是独自开展的。
在完全是无偿工作的情况下，布哈诺夫斯基用了好几个月来研究凶手的档案，并作出书面描述。这份书面描述在完成的时候已经长达65页。布哈诺夫斯基将凶手称为X。
X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疯子。布哈诺夫斯基写道：“X能够控制事态，使其按照既定的方向发展。在选择受害者或者伴侣的时候，他非常仔细小心，有远见。他的欲望伴随着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也许，他对调查者们拥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一种认为自己能够洞察一切的信念。”
实际上，精神病学家认为X的智力不算出众，只能说是中等而已。X在策划犯罪的时候能够制定一整套完整精细的计划，并利用这套计划逃脱追捕。但是，在计划当中他并没有表现出随机应变的能力。如布哈诺夫斯基所期望的那样，一个智力超群的人不会没有这种能力。
X不是一个同性恋者。“遇害者之中绝大部分是女性，这意味着凶手发泄欲望的对象是女性。对男童的攻击行为与发泄欲望无关，而是在行为上的一种需要。男童们可能成为替代品。在他杀害男童的那几天里，出于某些原因，他可能与和他断绝了来往的某个女性有过接触。”
1984年鲍洛科夫与布哈诺夫斯基就案件刚开始来往的时候，后者就排除了集团犯罪的可能。凶手是一个人，一个有自我倾向非常独特的人。他不可能保持个人的行为和团体的特征协调一致。
X不但是个虐待狂，还是个虐尸狂。他需要看到他的受害者死去才能获得性满足，因此他的杀戮行为实际上等同于性行为。整个过程是这样开始的：他将受害者骗入树林之后，用手或者刀柄猛击受害者的头部，使他们丧失反抗能力。然后将受害者的衣服剥掉，自己蹲在一旁或者骑在受害者身上。他手里的刀子类似于出现了功能障碍的阴茎。他就用这刀子轻轻刺进受害者颈部和胸部，造成一些表面上的轻伤。这种伤害类似于性交的前奏。之后，他将刀子深深刺入受害者腹部，类似于男性在达到性高潮的时候的最后的冲击。
X的阴茎实际上握在他的另外一只手上，或者他根本就没有脱下裤子。在某些情况下，他只需要看见受害者流血、抽搐和死亡就可以达到性高潮，不用进行手淫。在其余情况下，他有可能脱下裤子，用没有持刀的手进行手淫。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民警们在某些遇害者身上发现了精液，而其余人身上却没找到。
对于为什么凶手挖出一些受害者的眼睛，布哈诺夫斯基提出了四种解释。X也许将眼睛作为性拜物加以膜拜，或者眼睛对他可能代表了他个人力量和控制的象征。也许X受不了受害者们瞪着他的目光，哪怕受害者已经无法反抗，或者失去了意识。最后一种解释是，他可能相信俄罗斯的古老迷信，凶手的影像会被记录在受害者的眼睛里。
X将女性受害者的生殖器官割下来，这个动作象征着他对受害者们施加威力。他也许会用这些鲜血淋淋的器官来涂抹身体，以此来获得更多的快感。他可能将这些器官带走，然后把它们吃下去。布哈诺夫斯基曾经了解到一个19世纪的案例：凶手将受害者的器官炖成汤。喝下去之后，他立刻勃起并达到性高潮。另外的一个例子是，在原始社会的部落战争里，胜利者们往往相信，只要吃掉敌人死尸上的某些器官，他们就会被赋予这些器官的各种特征，例如心脏代表着勇气，睾丸则代表了性能力，等等。
在对待男童的时候，X把他们的性器官割下来的原因可能是他看见这些器官就没了性冲动。
布哈诺夫斯基收集到了谋杀案发生几天里的天气数据。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特点：在大多数谋杀案发生的那几天气压都比较低。有十一次谋杀案发生前后一直在下雨。在谋杀的前一到两天，或者前五到七天气压都会下降。对此，布哈诺夫斯基认为，引发凶手行凶的因素并不是像莫斯科性病理学研究所提出的那样源于凶手体内的荷尔蒙异动，而是源于“凶手周围环境的物理条件变化以及凶手家庭或者工作场所的心理气候变化”。换言之，如果凶手与周围的人们相处微妙，同时天气状况发生变化，那他的大脑当中就会产生冲动，促使他去行动。布哈诺夫斯基指出，1984年夏季的天气情况相当不稳定。
布哈诺夫斯基画了一张扇面图用来显示凶手在一个星期的周期里的行凶频率。大部分凶杀案发生在星期二或者星期四，在星期三或者星期五则没有凶案发生。在星期天只发生过一起。显然，在这三天里他有其他的事情要办。星期六和星期一则介于这两个时间段之间。这也许意味着X可能在策划犯罪步骤。他可能在某家工厂的供应部门工作，这样他可以定期地来往于各个仓库之间检查货物。
可惜的是，布哈诺夫斯基的某些观点相当模糊。他推测X的身高可能比受害者的平均身高要高六英寸，这样他的身高可能为五英尺七英寸（约合一米七零——译者）。这就与德米特里·帕塔什尼科夫走在一起的高个男子以及作为证据的大脚印的事实不相符合了。但是布哈诺夫斯基辩解说，他对人的真实身高的推测大约有上下六英寸的误差。
布哈诺夫斯基同时也对X的职业进行了解释。他写道，X可能从事过某些可以不用和他人过多来往的职业，例如当一名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同样，他也可能从事某些可以让他感受到权威的职业，例如教师或者狱卒。
X的年龄大约在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因为精神病理学理论认为这是个最容易出现性变态的年龄阶段。他的童年可能非常痛苦和孤立，因为他受到了严厉的管束。他可能亲眼目睹了父母的性行为，因为他的整个家庭只有一间房子。
布哈诺夫斯基写道，X受到心里各种矛盾的冲击，可能会变得非常沉默而且小心。他可以在表面上融入这个社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表现出色。但是出于对待生活当中各种麻烦的谨慎态度，他常常深陷在一个充满着幻想的自我世界之中。他可能从来就没有学会交朋友。同事们对他的性格怪癖的奚落嘲笑，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但是如果谁扰乱了他竟日沉溺着的幻想，他就会大发雷霆。
X无法拥有正常的性能力，不会调情，婚姻也不正常。他的性行为包括手淫，但是在正常的性行为当中，他却无法勃起或者保持勃起状态。在这一点上，布哈诺夫斯基又一次避开了清晰的描述。他无法排除X有子女并维持婚姻状况的可能性。他认为，X可能有妻子。但是这位妻子可能对性事很冷淡，对X并无太多的性趣。因此，如果X有妻子的话，她也不情愿老是和X相处。
不管X是谁，他都不太可能阻止内心里杀戮的冲动。他要是感觉到被捕的危险在不断增加，他可能会短暂地停止行凶。或者，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可能仔细地将尸体隐藏起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自1984年夏季以来发现的尸体数目大大减少的原因。无论怎样，唯有凶手的死亡，或者将他绳之以法才能够完全扑灭驱使他不断行凶的性虐待火焰。
鲍洛科夫觉得布哈诺夫斯基的报告很有意思，非常有说服力，同时也很让人沮丧。这份报告对他的观点表示了支持，那就是，对男同性恋者和智障男孩组成的所谓“匪帮”进行调查追踪无法查出凶手。这份报告只不过尽可能地解释了一个又一个的遇害者身上出现的那些恐怖的伤痕。
鲍洛科夫需要的是更加清晰的信息。如果布哈诺夫斯基说凶手的性虐待起因是其缺少左侧睾丸，民警局完全可以对罗斯托夫所有的男子进行检查。如果他确认凶手是个狱卒，或者是个单身汉，这样调查的范围也可以大大缩小。但是布哈诺夫斯基的报告，用概括的话说，就是要去查找一个中年男子——此人可以对身边所有的人，或者几乎所有的人隐瞒了自己的性虐待倾向——他可能已婚，有了子女。这样的描述适用于几十万人。
缉凶分部第八章 死结（二）
很快，罗斯托夫的调查者们有了另外的机会来透视连环杀手的内心世界。1985年，位于罗斯托夫以南一百英里外的斯塔夫罗波尔（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早年曾在此地党组织里工作）的民警抓获了一个连环杀人案的凶手。他的名字叫阿纳托利·斯里夫克。从1964年至1985年的21年里，斯里夫克杀害了7名男童。斯塔夫罗波尔法院判处他死刑。在这片南俄罗斯区域里，死刑通常是在距罗斯托夫三十英里的新切尔卡斯克市监狱里执行的。这里也刚好是“窄林”谋杀案案发的中心区域。在等待执行死刑的这段时间里，斯里夫克交由罗斯托夫民警局收押，因为后者负责新切尔卡斯克监狱的管理工作。
鲍洛科夫、费季索夫和科斯托耶夫都认为应该对斯里夫克好好研究一下，尽可能从一个连环凶手的脑袋里掏出他的一切想法来。他们都知道斯里夫克与“窄林”谋杀案无关。斯塔夫罗波尔方面早就查清了他在罗斯托夫州谋杀案发生的时间段里的所作所为。而且他的血型是B型。鲍洛科夫从斯塔夫罗波尔方面要来了侦破记录并开始详细阅读，好从中找到有关的行为方式或者个人癖好可以让他进一步确认被布哈诺夫斯基称为X的这个人。
鲍洛科夫了解到，阿纳托利·斯里夫克在斯塔夫罗波尔市是一个很受尊重的人。他曾经被授予过苏联“杰出文化工作者”荣誉称号，享受着高工资待遇。他在被称为“切吉德”的青少年俱乐部里担任过多年的领导，负责组织青年旅游等活动。他是个摄影爱好者，已婚，有两个孩子。
但是斯里夫克有着潜藏的性问题。他出生于南俄罗斯的一个村庄里，是一场匆匆忙忙的婚姻的产物。在他童年的时候，他的父亲一度离开了家庭，后来又回来团聚并和母亲一直住在一起。斯里夫克告诉调查者们，他的家庭有精神分裂症病史。
在青少年时代，阿纳托利·斯里夫克对女孩差不多提不起兴趣。在一场完全是禁欲般的恋爱之后，他结了婚，时年29岁。斯里夫克对那位即将成为他妻子的人缺少生理上的欲望，这被当成了一种羞怯的美德。斯里夫克从一开始就没法使婚姻变得完美。他把事实告诉了他的母亲，后者建议他去找性病理学家了解一下。医生对他的情况付之一笑，给他开了些补药，告诉他只要放松下来，一切都会好起来。最终，他偶尔能够勉强勃起，急急忙忙地完成让人难堪的性生活。按照他的估计，这种情况在过去17年的婚姻生活当中不超过十次。在他们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他就在也没有这种能力了。
斯里夫克早就发现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够引发他的性冲动了。1961年，在他还是23岁的时候，他刚好目睹了一场惨不忍睹的交通事故。死者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身上穿着标准的苏联学生校服：白衬衣，红领巾，蓝裤子和黑色的鞋子。斯里夫克看见汽油在燃烧，闻到了汽油的味道，也看见了沥青路面上流淌的鲜血。出于一种他无法解释的原因，这个场面让他感到了性冲动。他开始不断地幻想这个场面，幻想能够控制住这样一个男童，让他感受到痛苦，这样斯里夫克才能再次感觉到性冲动。
不幸的是，他的工作为他提供了这方面的便利。他利用这种便利设计出了一整套犯罪方式。每隔一到两年，他就设法和一个年龄合适的，戴着必不可少的红领巾穿着黑色鞋子的男童交上朋友。这个男童应该还没有进入青春期，总是为自己个子太矮，比不上同龄人的身高而苦恼。在赢得这个男孩的信任之后，斯里夫克就会告诉他，他知道可以通过某种实验性的方式增加身高。这种方式通过可以控制的悬吊来拉长脊椎骨。但是需要乙醚对男孩进行麻醉。斯里夫克将男孩带入树林当中，竖起一个绞架似的装具。这个戴红领巾穿着黑鞋的男孩在吸入乙醚之后，将会像执行绞刑那样，头部被绞索套住，然后吊起来。这时候斯里夫克将会拍照或者摄像，然后手淫。在大部分情况下，他最后会把受害者救活过来。
斯里夫克竟然能够说服受害者们接受这样的行为，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在整整21年当中，他这么干了43次。其中36次，他都把人救活过来。斯里夫克告诫这些幸存的人，不要把他的这种做法告诉他人。就这样，这些男孩活了下去。这种情况是苏联社会的一个缩影：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不许他们对权威提出置疑。
剩下的7次，斯里夫克的欲望使他做得更加出格。这7次当中他的行为变得非常血腥。他肢解了受害者，砍下他们的头颅，用照相机拍下了没有四肢的躯体。接着他往尸体上泼洒汽油并点燃，这样就能够让他记起引发他性虐待冲动的那场交通事故里的气息和场景。在把残尸掩埋之后，他将胶卷带回家，冲印出来。在经年累月里他就用这些照片和影像来刺激自己手淫。当他对这些刺激感到不新鲜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行动。
因为每次谋杀之间的间隔很长，而斯里夫克又掩埋了尸体，斯塔夫罗波尔民警局显然没有对此类案件进行集中侦破，因而斯里夫克屡屡逃脱制裁。那些失踪者仅仅作为离家出走的案例来对待。
鲍洛科夫要求斯里夫克写一份书面报告，对连环杀手的思想和行为作出解释。斯里夫克即将被处决，急于表示自己的悔恨，便答应了。
他写道：许多人问他，这个社会应该怎样对付类似他这样的杀人凶手。他对这个问题有较多思考，得出了几处结论。斯里夫克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在正常的性生活中都会出现障碍。他们必须通过他们的“伴侣”的鲜血和痛苦来引发自己的性冲动。他们喜欢沉溺在幻想之中，享受着制定犯罪计划带来的快乐。他们发自内心地喜欢各种规则和惩戒行为。在犯罪的时候，他们对作案工具的使用有自己的规则，对受害者的选择有自己的规则。斯里夫克自己就从来不选择年龄超过17岁的男孩。
斯里夫克建议在苏联的学校普及对生殖器官的基本知识，这样就可以让孩子们对于性知识有更多的了解。而这正是学校教育当中有意遗忘的。他写道：“要是我获得了这方面的教育，在这些不正常的问题一出现的时候我就会去看医生。”他提议，在军队、监狱和其余年轻人集中的地方发起某种反性变态和同性恋的社会运动。但是，斯里夫克对罗斯托夫的凶杀案一无所知。在怎样抓获凶手方面，他也没能提供可行的建议。
鲍洛科夫、费季索夫和科斯托耶夫一致同意开车前往新切尔卡斯克。这样在斯里夫克被执行死刑之前，他们能够有机会和他面谈。他们在审讯室里见到了斯里夫克。此人形容憔悴枯槁，眼睛里常常闪现出负罪感。他长着稀疏的小胡子，头发乱糟糟地向后梳着。
他们问他，究竟男孩们是怎样对他产生诱惑的？
斯里夫克回答道：“这不是我能控制的。我对此并不知情。我从前根本没听说过，也不曾了解过这种诱惑。这样的诱惑来自它自己的意志。”接着，他告诉他们他在23岁时亲眼目睹的汽车事故。
他辩解道，他试图控制住自己。但是这样的欲望已经无法遏抑。它仿佛自成一体，专横野蛮地折磨着他。“它一直在困扰着我。”斯里夫克说。
他们随后询问详细的谋杀过程。他是否强暴了受害者？他是否接触了受害者的性器官？
斯里夫克对这种念头似乎感到非常厌恶。他并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只是利用自己制造的这个场面，尤其是男孩们的黑鞋子来刺激自己手淫的欲望。
审问者们提醒他，有些尸体在被挖出来之后，经过法医检验可以证实他曾经割下了他们的阴茎。
“我记不清了，”他说。“如果我真这么做了，我无法对此进行解释。”
那在他肢解尸体的时候是不是全身溅满血迹？
“不会有，”他回答道。“人死了之后，血液流淌得很慢。”
这一点很重要。罗斯托夫的调查人员们常常感到很迷惑，为什么在“窄林”谋杀案发生后很少有人报案说发现有人满身是血地离开案发现场。斯里夫克的回答澄清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一个有经验的凶手知道怎样行凶而不会导致大面积出血。凶手应该知道，在人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血液流动就会停止。他会根据这种情况安排他的谋杀仪式。
有一个最无关紧要的问题却引发了最有价值的回答：他吸烟或者饮酒吗？
斯里夫克略有一点愤怒地回应了这个问题。他从不吸烟。只有一回，他想过要喝醉。他指望这样能够吸引女性，可是没能成功。
更重要的是，他说作为是青少年工作者，他必须认真对待这份工作。“我一直为孩子们工作，我必须对他们负责。”这个谋杀了7个男童的人说道。“我不能带着一身酒气出现在他们面前。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纪律问题。”
这个说法，以及斯里夫克的其他的一些回答给了调查者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窥视到他们在努力搜索的人内心的一部分。斯里夫克的心智被分割成两个部分，他可以连续杀害孩子们，同时却认为带着酒气出现在孩子们面前是不道德的行为。“窄林”案的凶手的心态可能也是如此。他完全可能一直以正常人的状态存在着。只有在性虐待的欲火侵入他的体内的时候，他才会受到驱使而行凶杀人。
缉凶分部第八章 死结（三）
一定有什么东西挡住了这团欲火。1986年春天，积雪融化之后，并没有新的尸体出现。自从1984年那个恐怖的夏天之后，在罗斯托夫，实际上只有在1985年夏天发现的伊奈沙·格利亚耶娃的尸体与“窄林”案有关。罗斯托夫的舆论又再次回到从前那种冷漠和讥讽的状态之中。侦破工作继续进行着，像一部机器那样不断制造出嫌疑犯。对司机的血型测试也在进行着，不断有AB血型的人员被录入名册。间或调查人员也会注意到男同性恋者，精神病人和性犯罪者。但是，迟迟没有新的遇害者出现，而问题越积越多，这一切让鲍洛科夫的挫折感变得更加沉重。是不是“窄林”案的凶手已经离开了莫斯科？或者他已经住手不干？他是不是已经坐了大牢？要不就是侦查员们已经接近了凶手，迫使他推迟了他的谋杀计划？伊奈沙·格利亚耶娃之死是不是另外的凶手所为？鲍洛科夫对此无法回答。
6月23日，位于罗斯托夫南部农业小镇恰蒂尔的民警发现了吕波芙·格罗瓦卡的尸体。她现年33岁，是一个集体农庄的工人。她的衣服被凶手扒掉了，全身上下被捅了22刀。在尸体不远处，民警们发现了一块似乎是男衬衣上的碎片。经过检测，碎片上找到了精液的痕迹，血型判定为AB型。
鲍洛科夫对这一凶杀案是否属于“窄林”案的范围有些疑问。受害者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一场婚宴上。凌晨一点钟，她离开了婚宴，准备走路回家。凶手并没有切下她的乳房和生殖器官。鲍洛科夫从布哈诺夫斯基和斯里夫克处所了解的情况使他更加认定“窄林”谋杀案的凶手在行凶的时候会非常强调谋杀的仪式和规则。凶手总是在白天和上半夜选定受害者，地点往往在公交车站或者车站附近。要是行凶的时候条件允许他来处理尸体，他会将他的虐待倾向转移到尸体的性器官上。
格罗瓦卡一案的侦破工作延续了一整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天，破案成果令人灰心丧气。几乎所有格罗瓦卡的亲戚都是亚美尼亚农民。他们都是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应叶卡特琳娜二世的邀请来到罗斯托夫定居的亚美尼亚人后裔。他们没打算和外人，特别是俄罗斯侦查员提供信息。调查工作没有发现一个目击者，也没有找到任何一条线索。鲍洛科夫将此案列入“窄林”连环谋杀案当中。但是他怀疑格罗瓦卡是被某个她认识的人所杀害的。杀害她的原因可能是在婚礼上发生了某些事情。
8月18日，位于罗斯托夫工业区的巴塔斯克的集体农庄发现了一具女尸。死者名叫伊莲娜·波戈里亚洛娃。这一回凶手在尸体上留下的痕迹毫无疑问地指向“窄林”谋杀案。她的尸体被开了膛，从颈部一直开到生殖器。一只乳房被剁了下来。身上还有许多比较浅的刀伤。她的两只眼睛都被挖走了。
但是在现场有一点奇怪的新现象。波戈里亚洛娃的尸体被遗弃在一片自然形成的凹地里——或者说一个坑中。然后凶手显然来到了三百码外的一个温室当中偷了一把铲子。他费了很大的功夫试图用这把铲子掩埋尸体。此前的案子里，凶手掩埋女性受害者的行为对于鲍洛科夫来说只是象征性的。这一回，凶手明显是真的想要埋好尸体，所以受害者被发现时只有一只手暴露在外。法医检查的结果是，波戈里亚洛娃死亡时间在一周前。是一只狗嗅到尸体气味之后才发现的。这一点是不是可以解释自1984年以来没有多少具尸体被发现的原因？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尸体掩埋在更深的地下？
波戈里亚洛娃是当地刑事法庭的秘书。这是一份需要责任心的工作。但是侦查员很快就发现，她的性行为极度活跃而且变化不定。她的某些性伴侣是在法庭上认识的，并不是每一人都来自遵纪守法的一方。鲍洛科夫的调查组迅速整理出一叠厚厚的卷宗以待核查。它们全部是关于潜在的嫌疑人在波戈里亚洛娃失踪当天的行踪的报告。
即使是作出了这样的安排，鲍洛科夫依旧担心，对于受害者从前有过性接触的人进行调查会引向错误的线索。凶手也许刚好路过巴塔斯克。他们之间可能并不认识。受害者可能在汽车或者火车上认识了一个男人，随后答应跟随他去某个地方。而鲍洛科夫对这个男人的了解，仅仅限于在已知的26个受害者身上确认的AB血型。
就这样，在花费了大量经费和人力的情况下，许多调查者们的线索和计划都作废了。
1986年春天，对司机和其中AB血型的人们进行调查的工作开始不久，鲍洛科夫得到了几条让人恼火的消息。窃贼闯入位于阿克塞的市医院，偷走了用于在官方文件上记录A型和O型血的橡皮图章。
鲍洛科夫猜得出这是为了什么。对于罗斯托夫地区的犯罪分子来说，不用花费多大工夫就可以弄明白民警局在调查AB血型的人。要避免被调查工作弄坏事，犯罪分子需要用图章在驾驶执照和国内通行证上标注血型的地方盖上除了AB型以外的印戳。现在有人可以出售这样一枚图章了。鲍洛科夫明白，完成对司机血型的调查工作一定会导致一个地下市场的产生。然而，血型调查工作依旧继续着。
1986年秋天，在罗斯托夫州对所有名为菲舍尔的男子进行调查工作进行了一年之后，从莫斯科传来消息，那位曾经指认菲舍尔的男孩推翻了自己的说法。现在他承认这一切全是自己编造出来的。
几乎是在同时，在新沙赫提进行笔迹鉴定的专家也放弃了希望。在三年的努力之后，他们仍旧无法找到与“黑猫”明信片上的笔迹匹配的任何文件。
随着改革思维的引进，民警局开始与罗斯托夫新闻界的编辑们协调，使公布一些“窄林”案件的情况成为可能。某些报道谨慎地公开了案件的情况和某些遇害者的照片，暗示说在罗斯托夫可能存在着连环杀手。新闻界呼吁人们对这些信息作出回应。
作为回应，民警方面收到了大量的来电来信，描述了罗斯托夫许多不幸的婚姻情况。妇女们抱怨她们的丈夫对她们提出异常的性要求，殴打她们，或者无缘无故整夜不回家。民警们从这些抱怨之中理出了“线索”。在许多情况下，提供这些“线索”的妇女正准备和丈夫离婚。她们宁可舍弃财产不要，也要将自己的丈夫送进大牢。
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线索也许会毁掉一个男人的一生。民警们收到一条消息说，某个受人尊敬的已婚大学教师在夜里开车四处游荡，试图搭载姑娘。他们对此事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此事与“窄林”谋杀案无关，但是发现此人有收集黄色物品的行为，同时他还与许多学生有通奸行为。于是他被开除了。
1986年的秋季，鲍洛科夫的缉凶队伍认定凶手已经移居苏联的别处。他们决定在这个推断的基础上尽力调查。自1984年的夏天以来，罗斯托夫只有两具受害者尸体被发现，如果算上吕波芙·格罗瓦卡，那就是三位受害者。莫斯科方面，娜塔利亚·波赫立斯托娃的遇害表明，“窄林”谋杀案的凶手有可能在自己本乡之外行动，因此他完全有可能转移到另外一个城市作案，而民警们可能在他新近迁移的城市中发现数具尸体而却无法将其与罗斯托夫连环谋杀案联系起来。凶手可能在夏天的时候回到罗斯托夫度假，这样就能够解释为什么1984年之后罗斯托夫的三起谋杀案都发生在夏季。
鲍洛科夫和他的同事们将此案整理汇编成为小册子，准备散发到苏联全国各地的民警局。他发现这么做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因为整理工作有助于他收集和汇编所有关于此案的材料。他将所有遇害者的名字绘成一张图。在每个名字的右端，他作出注释，一一注明该遇害者被发现的时候现场的线索或者缺失的线索，例如眼睛有无被挖出，精液的取样，尸体的损毁等等。他还列出了遇害者的性别、年龄和个人特点。在总共27个受害者当中，有13人无家可归，或者四处流浪。12人的性关系不正常。5人有精神问题。
鲍洛科夫对凶手的作案方式进行了简要归纳。所有案件当中，只有两条线索贯穿始终。所有的尸体都是在道路附近被发现的。所有遇害者都是被刀刺死的。案件当中也存在着大量不同情况。17个遇害者为年过16的女性。4人为15岁以下女孩。有5个遇害者是男孩，年龄全部低于15。大部分遇害者都来自沙赫提和罗斯托夫，但有三人来自新沙赫提斯克或者其他分散的郊区。有些遇害者的性器官被完全割掉，有些则没有。有些遇害者的眼睛被挖掉，但是其余遇害者，特别是最近发现的遇害者就没有（原文如此）。可以确认的谋杀日期覆盖了一周之内除星期三和星期五之外的所有周日。但是凶手似乎喜欢在星期二和星期四作案。
整理嫌疑犯档案是整个工作当中最令人难堪的一部分。调查者们整理出了22个主要嫌疑人和44个次要嫌疑人的材料，然后鲍洛科夫按照他们犯罪的可能性进行排列。
他感到这是在隐约地承认失败。每个列在名单上的嫌疑人与本案的联系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合理的漏洞。鲍洛科夫真正能够确认的嫌疑人一个也没有。在名单上，排列在前六位的是卡列尼克、捷普金以及他们在智障儿童之家里的那些朋友。第七个是尼科莱·别亚斯科西。此人是罗斯托夫机场的行李员，曾经在飞行员公园附近和别人幽会过。在其之后是阿图尔·科尔申科，一个来自阿克塞的吸毒者，曾经杀害过塔季扬娜·波利亚科娃。他的血型是A型。他坦白说杀过一个人的证词对鲍洛科夫已经不再有疑问。第九个嫌疑人是安德烈·奇卡季洛。亚历山大·扎纳索夫斯基曾经在罗斯托夫汽车站和火车站对他进行过跟踪。但是奇卡季洛的血型也是A型。
谢尔盖·科尔钦是来自沙赫提为无家可归者设立的收容所的一位民警人员。他被列在第十四位。但是调查工作仅仅能够将他和一起谋杀案联系在一起。该案的受害者伊奈沙·格利亚耶娃最后一次露面就是在收容所。有可能他和薇拉·谢夫库恩也有来往。后者最后一次出现在犯罪分子的窝点。有目击者说，有一位无法确认身份的民警造访谢夫库恩。但是调查者无法证明他和其余遇害者有关联。之所以将他列入嫌疑人名单是因为他的血型是AB型。
鲍洛科夫对整个资料汇编工作进行了监督。资料汇编册子最后用红色封面装订，邮寄到苏联各地的民警局，并等候回复。
缉凶分部第八章 死结（四）
资料汇编工作立刻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调查者们手上有几百个嫌疑人的资料，这个数字到了最后发展成为上千人。位于恩格斯大街的民警局大楼里充斥着这些资料。因为苏联整个国家的电脑化程度很低，民警们也没有电脑对它们进行处理，只好通过归档工作，将它们分门别类放入用吕宋麻纸制成的文件夹当中，然后放进保险柜。不断涌来的情况分析很快让归档工作不堪重负。为了对资料汇编当中的数据进行对比，鲍洛科夫不得不向莫斯科求援。于是上面派来了几个归档专家协助整理资料。
他们像在图书馆里做目录汇编一样，做出了许多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卡片。每一个被卷入“窄林”谋杀案的人都有一张卡片。血型为AB型的嫌疑人的卡片上有一条红边，其余嫌疑人的卡片上有一条黄边。那些发现尸体的人或者提供线索的人的卡片上则有一条蓝边。遇害者的亲属和朋友的卡片上面是一条绿边。有些卡片上没有这种特别的标志，例如，要是一个侦查员得到消息说一个无法确认身份的人被发现在沙赫提公园里和孩子们套近乎，那么这个侦查员的卡片上就不会用颜色作出标记。
每个嫌疑人的卡片上都要记录其个人姓名、地址、血型和出生年月，并注明此人是否有车。有车者还要注明车牌号码。卡片上有一栏用于标注此人为什么成为嫌疑人，另有一栏用于标注谋杀案发生时此人所在。这样的卡片很快就积累了几千张。
事实上，这一切只不过是调查人员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要开个会，决定下一步行动计划并不难，例如决定调查有AB血型的司机，确认所有有过性犯罪记录或者是有过精神病史的人员等等。困难的事情是按照某一种思路对每一个嫌疑人进行排查。这是一项单调乏味的工作。能够形成某种破案思路对嫌疑人进行调查固然可以成功，在破案过程中彻底贯彻这一思路却不是那么容易。
在某种程度上，调查人员的困境也反映出苏联整个社会主要问题。克里姆林宫里端坐着的政治局委员们下个指令，1986年中央经济计划当中鞋子的产量需要增加20%。这个指令很好下，可是它并没有给罗斯托夫制鞋工人们以保证，让他们在昏暗狭小、拥挤不堪的工厂当中可以获得制鞋所需要的丝线和皮革。这项指令也没有保证工人们工作时的态度，没有保证他们是否按照要求制出合格的鞋子。任何一个苏联消费者都会证明，在政治局会议和制鞋工厂之间的某个系统环节出了问题。
同样，鲍洛科夫也明白，“窄林”谋杀案的侦破工作大部分花在了调查嫌疑人身上。本来不该有这么多嫌疑人的资料卡片，而现在这些卡片当中也有他自己的一份。在他更换国内通行证的时候，他的血型检测显示为AB型。结果他被可笑地列入了嫌疑人名单当中，有人在一张带着红边的卡片上填上了他的名字。这样，如果调查工作真的按照规则进行下去，就会有侦查员花费几十个小时的时间来确认谋杀案发生的时候鲍洛科夫的具体情况。
鲍洛科夫知道，侦查员们在进行调查的时候时常疏忽大意，或者根本就无心工作。例如，他们常常会根据某人在某个工厂工作的情况直接推测到此人在案发当天就呆在工厂里。他们根本不会亲自去到工厂里，找到车间负责人进行核验。很多调查任务被刻意拖延，接着又会被新的任务所取代。至少，罗斯托夫州每年发生的谋杀案超过四百起。莫斯科的娜塔利亚·波赫立斯托娃谋杀案发生一年之后，调查人员依旧无法从与莫斯科有业务往来的342家罗斯托夫企业单位当中完全确认案发时候到莫斯科出差的人员。调查人员还有很多任务都没有完成。
几乎每份内部通报都对“窄林”谋杀案的调查提出了批评，这对于费季索夫、科斯托耶夫和任何一个负责监督破案工作的人来说已经不是个秘密。1986年9月的一份典型的内部通报批评文件上写道：“在不同城市和地方民警机构的工作当中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和组织上的疏忽，无法胜任工作，无法完成任务的例子屡屡出现。”
莫斯科的民警总部对此案的侦破一直感到不满。但是此时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正在全力控制全国范围内的犯罪和腐败蔓延。他不断地更换内务部长。来自高层的动荡有助于费季索夫以及在他的之下的各个级别人员，包括鲍洛科夫，维持着稳定的工作。
科斯托耶夫在俄罗斯总检察署的上级对他的表现也不满意。1987年四月，俄罗斯总检查署的副检察长I.S.扎利亚纽欣专程来到罗斯托夫，和科斯托耶夫一同参加了调查人员的一个会议。扎利亚纽欣说，莫斯科对此案无法侦破感到关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监控整个破案过程。扎利亚纽欣本人则相应地指导科斯托耶夫本人的工作。
此时科斯托耶夫参与案件侦破工作已经有18个月，但是他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罗斯托夫度过的。他在会议上发了言，试图将整个工作的过失都推到自己前任身上。他说，1983年犯下的错误严重地拖延了破案进程，并导致了追踪凶手工作的复杂化，例如将注意力锁定在卡列尼克，捷普金和他们的所谓的智障青年组成的“匪帮”处。
科斯托耶夫保证，调查人员将通过对五个假定进行追踪调查最终抓获凶手。他预测凶手应该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曾经有过性犯罪记录；是一个同性恋者；是带有性变态的特征的精神病人；曾经是，或者现在仍是执法机构的工作人员；是一个铁路工作人员。
科斯托耶夫说，在他的命令之下，调查工作将致力于确认带有AB血型的司机和确认波赫立斯托娃案件发生时从罗斯科夫到莫斯科出差的人员。科斯托耶夫也抱怨道，民警局常常派出不合格的人员进行调查，阻碍了破案工作的进展，他们对此案也负有责任。在波戈里亚洛娃案件现场调查的时候，民警人员四处走动，没有保护现场，可能踩掉了凶手留下的脚印。他继续抱怨说，要对案件调查时时注意很难办到，因为他还有其余工作，不能总是呆在罗斯托夫。
挫折、中伤和揭短行为使米哈依尔·费季索夫和维克托·鲍洛科夫的精神状态变得不稳定起来。随着遇害者人数的不断增加，尤里·卡列尼克和他那所谓的智障“匪帮”的作案嫌疑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民警们在此事上产生的分歧得到弥合。也正因为弥合了分歧，大家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担心，认为此案可能永远无法侦破，并为参加破案的人们带来长久的耻辱。
不断有新的人参与破案工作。有人退休了，有人调走了。有人因为无法承受案件的压力退出了。费季索夫原来的副手，弗拉基米尔·克列伊什尼科夫已经调到莫斯科的内务部学院接受进一步培训。
费季索夫成为自1982年该案发现以来唯一一个一直参与破案的人员。但是他也还有其他工作需要做。鲍洛科夫在1983年被指定负责案件工作之后，他几乎将全部工作时间都用在破案当中。他负责指挥一支特别的队伍，一支他的缉凶分队，用来专门处理案件侦破工作。每时每刻，他对这项工作都负有全部责任。
费季索夫发觉，他在夜间无法安睡。他常常会在半夜醒来，不由自主地踮着脚尖走到他那八岁的儿子的卧室。直到确认了孩子还在之后，他才能回到床上继续睡觉。他的梦中老是出现鲜血和尸体。
偶尔之间，费季索夫似乎觉得自己生活在噩梦当中。他时常会产生这样的念头：他会在半夜里起来走到户外，在杀死某个人之后，回到家里继续睡觉。天亮的时候他就什么也记不起了。
费季索夫把这一切都告诉了鲍洛科夫。
“听着，维克托，”一天，费季索夫平静地说道：“你会不会这样觉得——我们是在犯罪，你和我？”
“我这么想过。”鲍洛科夫回答。
鲍洛科夫实际上无法不对此案停止思考。夜里，在回家后他试着放松自己。但是他睡不着。他想读一读书，但是随后又把书扔到了一边。他一直看着电视，想转移注意力。这样看到午夜之后不再有电视节目为止。然后他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不断地想着凶手至今仍然逍遥法外。有时候情况会更糟，他可能会想到那些尸体。
最后，在1986年末，鲍洛科夫患上在西方国家被称为神经衰弱的疾病。他从自己的生理状况得出了类似的判断——他感到极度的疲乏。在走上位于民警局二楼的办公室时，如果他不抓住扶手就差不多爬不上楼梯。最后，他几乎是把自己拖上去的。
鲍洛科夫到医院进行了检查。医生告诉他，由于精神压力和神经疲惫，他的心脏已经变得很衰弱。他在特别监护病房里住了三天，打了几针。医生们没有告诉他注射的是什么药品。但是这药最后让他睡着了，而且在半个多星期里一直在沉睡当中。在他醒过来之后，他感觉他的身体已经恢复了正常。他继续在医院里住了三个多星期，随后被送往黑海沿岸的民警疗养院疗养了一个月。疗养院位于塞尔尤特，离度假胜地索契不远。
斯维特兰娜·鲍洛科夫请求她的丈夫让其他人接手“窄林”谋杀案的调查工作。他没有答应。他已经将他的生命中的四年用于追查“窄林”案的凶手，他不能在工作没有完成之前就放弃。否则就会像在“桑勃”拳击赛当中那样，仅仅由于膝盖受到打击就一下倒在地上，然后输掉了比赛。
怎样抓住这个凶手，他还没有新的办法。事实上他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一种调查工作已经形成死结的感觉。但是现在破案工作已经成为他和那个叫做X的人之间的事情。这个家伙，正如布哈诺夫斯基所言，对调查者们怀有一种优越感。
他一定要抓住他。
还是逐篇花了。。。
翻译多累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去英雄本色闹腾的人有几个不是老爷们？估计天生的时候骨头里就有嗜血的冲动。人之初，性本恶，这话不差。
只不过这篇东西有些地方也的确过分了一点。有一天晚上居然入梦来，惊得我一身冷汗
缉凶分部第九章 凶手再现 （一）
在某种意义上，鲍洛科夫希望凶手能够继续犯罪。他在住院和1987年1月在黑海疗养期间仔细地思考了破案思路，逐渐认为调查人员目前的破案方式很可能无一奏效。他们可以对整个罗斯托夫州的汽车司机进行血型验证，但是他们要找的人也许并不是汽车司机，或者此人的国内通行证上的血型印章根本就是伪造的。调查人员可以对苏联境内所有强奸犯、同性恋者和有过精神病史的人进行调查，但是他们要找的人可能不会出现在上述人等名单上。
鲍洛科夫觉得自己就像是个钓鱼的人，分明看见大鱼出现，于是将钩子投到大鱼现身之处。然而鱼儿总是不咬钩。到了最后他才确认鱼儿已经游到别处去了。这样，他就只能寄希望于鱼儿再次出现。
同样道理，鲍洛科夫认为，他只有在凶手再次作案后才能抓住他。毫无疑问，只要凶手继续作案，他总是会被抓住的。他也许会留下指纹，也许会被别人看见，也许他挑中的受害者过于强壮，在搏斗中逃了出来并把一切告诉了民警们。
但是在整个1987年，罗斯托夫发现的尸体中没有一具无可置疑地带有“窄林”案特征。
1988年4月6号，在克拉斯尼苏林火车站附近的铁路工人发现了一具年轻女人的尸体。她躺在铁轨附近一片长满野草的平地上。不会有人对她的死亡方式提出别的疑问：她的整个左半部头盖骨都被打得粉碎。首先赶到现场的民警推测凶手使用的凶器是建筑工人们扔下的混凝土块，因为在尸体不远处它们扔得一地都是。遇害者全身赤裸，双手被绑在身后。
克拉斯尼苏林是沙赫提东北15英里外的小镇，以农业和伐木为主。鲍洛科夫开车到达现场，协助进行现场调查工作。
首要工作是确认尸体身份。尽管尸体受到了严重毁坏，她的头部还是勉强可以拍照。她的指纹也保持完整。
鲍洛科夫手下人员将遇害者的照片、指纹和身体特征附在简报上，然后发往苏联境内各个民警局。他们将遇害者的特征与所有失踪人员特征进行了比较，但是没有发现有相符合者。也没有消息说有人正在寻找符合类似特征的女性。
此时鲍洛科夫已经可以清楚地判断出遇害者的个人情况。她可能是个孤儿，或者她的父母已经完全抛弃了她。她可能在“儿童之家”长大，一直到18岁。然后她会有一份很不入眼的工作。她有可能辞掉工作，要不就是被开除了。接着她有好几年时间和其余无家可归的女人一样，在电气火车上游荡，不知道该去哪儿。在她遇害之后，甚至没人去可怜她。
调查人员很快就发现，克拉斯尼苏林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记得起是否有这样一个女人从火车上下来。也没有人听到过呼叫声。只找到了一个凶手的痕迹：在烂泥当中的一个脚印，尺寸大约在12到13号之间。这个脚印与四年前德米特里·帕塔什尼科夫遇害现场找到的脚印相吻合。
鲍洛科夫不知该不该将此案列入“窄林”连环案当中。这一次的遇害者的伤痕与此前案件里发现的伤痕有着明显的不同。她身上有许多刀伤，鼻子被切了下来。可是致命的伤害显然来自对头部的重击。她的眼睛和生殖器都保持完好，身上没有发现精液。而鲍洛科夫认为，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她不像几乎所有“窄林”谋杀案的受害者那样，是在树林当中被杀害的。
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之前，“窄林”案调查组在1988年5月17号又得到消息，在乌克兰发生的一起谋杀案带有明显的正在被追查的凶手特征。遇害者是9岁的男孩，名字叫做阿列克塞·沃隆柯。他住在距离罗斯托夫州和乌克兰边境三十多英里远的伊洛瓦伊斯克镇。值得鲍洛科夫注意的是，伊洛瓦伊斯克镇是地区铁路枢纽，从罗斯托夫方向过来的火车经过此地。罗斯托夫过来的铁路员工在此处与乌克兰方面的员工换班。阿列克塞·沃隆柯的尸体就是在火车站不远的树林当中被发现的。
鲍洛科夫和他的调查人员行动起来。他带着检察院的几个助理检察官开车前往伊洛瓦伊斯克。他很快就弄明白了，谋杀案当中的具体情况与从前发现过的系列谋杀案情况相符。遇害者显然被强暴了。他的嘴里和肛门里都塞满了泥土，阴茎被割掉，死于多处刀伤和对头部的重击。尸体是在他的父母报警失踪两天后被发现的。
不过，这一次调查人员们找到了一个目击者。
沃隆柯的一个同学在阿列克塞失踪的当天下午在铁路附近玩耍，他看见沃隆柯在一个男人的陪同下向树林走去。目击者与阿列克塞进行了交谈，后者告诉他，他会很快回来。目击者指认了他最后一次见到阿列克塞的地点。指认无误。这个地方正在通往尸体被发现的树林的路上。
由于在菲舍尔事件当中同龄的目击者编造了曾经目睹过凶手的故事，这一回调查者小心翼翼地问这个男孩是否可以描述伴随阿列克塞的男人的模样。
他是个大叔。男孩回答道。“大叔”这个俄语词汇本意是指“叔叔”，但是通常用来泛指任何一个中年男子。他的年龄可能在35岁，身体强健，像是个运动员。他长着稀疏的胡茬，镶着金牙，一边肩上还背着一个旅行袋。
鲍洛科夫想，凶手最后还是露出了马脚。现在他有好几条有把握的线索可以追踪下去。
第一条线索是金牙。俄国牙医一般用金属来修补牙科病人的牙齿。张嘴微笑的时候露出满嘴洁白的牙齿，这在俄国人当中并不多见。但是镶嵌金牙也同样不多见。鲍洛科夫命令手下的一个侦查员整理出当地所有牙医和牙科医疗实验室的名单。要是有人对自己的所有牙齿进行了包牙，调查者们就可以找到此人。
鲍洛科夫推测，凶手也许被罗斯科夫的某个企业派往伊洛瓦伊斯克出差。这样，调查者们就要像三年前莫斯科的娜塔利亚·波赫立斯托娃案件那样使用同一种方式进行调查，而这种方法不断给人带来难堪的后果。鲍洛科夫和费季索夫督促着他们的侦查员们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来整理一份名单，上面记录着1985年7月末由罗斯托夫各个企业派往莫斯科出差人员的名单。然后他们又要把这个名单上的人逐个排除掉。侦查员们根本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不过这一回不同，任务要容易得多。只有几家罗斯托夫企业与伊洛瓦伊斯克有来往。于是鲍洛科夫命令手下对这些企业进行调查。
也许还有可能，鲍洛科夫认为，凶手已经从罗斯托夫州搬到了伊洛瓦伊斯克地区，或者他到此地是走亲戚。鲍洛科夫和他的调查人员们只有一种办法可以确认这种可能。他们通过当地的民警局进行了挨家挨户的调查。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他们对这个镇子的每户人家当中的至少一个成员进行了交谈。这个镇子的人口有25000人。
1988年年底，所有线索的调查又都一无所获。镶嵌着金牙的人们无一可能成为嫌疑人。罗斯托夫的企业当中也没有人到伊洛瓦伊斯克出差。没有人有亲戚在此地，也没有人刚刚搬到此地居住。
看上去，他们又退回到了阿列克塞·沃隆柯的尸体被发现时的局面。事实上，他们在1988年年末的时候倒退得还要远。
1988年年末，位于莫斯科的卫生部法医处生物实验室主任，斯维特兰娜·戈尔托瓦娅博士给苏联各执法部门发来一封让人不安的信件。
信件中说，性犯罪案件的调查人员不能再假定血液血型与分泌物的血型是一致的。生物实验室发现，在极少数情况下嫌疑人的血型与分泌物判定的血型不一样。因此，作为结论，如果要确认嫌疑人的精液类型与在犯罪现场发现的精液类型相一致，唯一可行的办法只有提取嫌疑人的精液样本然后进行比较。
戈尔托瓦娅关于血型和精液血型可能不一致的说法没有得到苏联以外的法医学家和行业内部的医学专家们的认可。他们的观点是，如果检测得当，只可能得到两种检测结果。要就是被检测者的血液里的抗原和分泌物里的抗原相一致——就是说，被检测者如果是A型血，他的分泌物也一定会是A型分泌物——要就是此人是个“无分泌者”。在他的分泌物里，例如精液、唾液当中根本就没有抗原。
此外，有的研究对苏联各个实验室的检测水平也提出了置疑。这些研究对戈尔托瓦娅所提出的不一致理论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实验室工作人员需要将精液样本与试剂混合在一起，然后通过显微镜观察细胞是否聚合。这项工作不但需要技术和注意力，还需要遵守正确的规则，需要稳定的实验室试剂。这些试剂要求配制精确，不受污染。在1980年代末期，衰弱的苏联无法保证具备上述任何条件。
1989年在苏联的《法医专业》的杂志上，一个名为T.V.斯特涅奥瓦的科学家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回顾了19起苏联性犯罪调查，发现其中8起案件当中实验室对精液样本提供了错误的分析结果。在某些案例当中，实验室没有对分析过程进行正确监控或者使用其他有效的分析方法。斯特涅奥瓦接着写道，某些案例里，检测结果错误地显示出了B型抗原。带有A型血和分泌物的犯罪分子的精液检测在苏联实验室当中显示为AB型。
在实际工作当中，戈尔托瓦娅是否发现了新的医学现象，实验室在分析样本的时候是否出现了问题，这些对鲍洛科夫和他的调查人员来说无关轻重。不管怎样，整个调查工作当中使用的最基本的调查原理现在已经不再完全可靠了。
自从戈尔托瓦娅博士无可置疑地确认犯罪现场发现的精液血型为AB型以来，调查者们用了四年多的时间排查血型为AB型的嫌疑人。对汽车司机的血型调查已经覆盖了16万人，以便确认其中血型为AB型的人进行进一步调查。调查者们开列的名单里包括了因公出差者、同性恋者、精神病人、服刑的强奸犯、收受贿赂的民警人员。这一切都通过同一个渠道过滤而来。现在，戈尔托瓦娅博士说，凶手的血型可能会和精液类型不一致。这个可能性虽然不大，但是足以让真正的凶手逃脱这个渠道的过滤。
要将前四年所做过的工作重做一道，有两个压倒一切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是嫌疑人的数量。鲍洛科夫办公室里的资料卡片到1988年年底的时候已经有近15000个目录，其中约有一半人因为血型是A型、B型和O型而被排除了谋杀嫌疑。更麻烦的是，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可靠地检测这几千个嫌疑人：让他们每个人都提供一份精液样本。
苏联民警们采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获得精液样本。他们给嫌疑人提供黄色书刊和一间空房子，然后说服他们进行手淫。在普通的刑事案件当中，这种做法没有问题。民警们可以对嫌疑人说，就算没有精液样本，他们也有足够的证据起诉嫌疑人，因此提供精液样本对嫌疑人来说有益无害。但是这种做法需要得到嫌疑人的合作，同时调查者也必须要有其对嫌疑人不利的证据。
鲍洛科夫无法想象，几千个人被叫到民警局，然后在劝说下与民警合作。没有足够的资源开展工作是一个原因。他们上哪找这么多的黄色书刊，上哪去找这么多的空房子？另外一个原因是手段的问题。苏联法律并没有给予调查人员法律权利去获得一份样本。在斯大林时代，获得一份样本并不是没有可能：嫌疑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选择合作，要么就流放到西伯利亚。但是在改革和公开化的时代里，民警不能发出这样的威胁。嫌疑人很快就会从谣言或者媒体那儿知道，他们最好不要和民警们合作，反正民警们也不能强迫他们。所以，从所有的嫌疑人那儿获得一份精液样本是不可行。
鲍洛科夫越来越确信，他们只能通过老办法抓住“窄林”谋杀案凶手。也许他们可以最终找到一个目击者来指认凶手，也许他们只能对火车站和汽车站进行全面监控，这样在凶手行动的时候抓住他。
缉凶分部第九章 凶手再现（二）
但是整个侦破工作一直笼罩在满是挫折、谜团和相互指责的迷雾之中。莫斯科派来的检察官伊萨·科斯托耶夫定期来到罗斯托夫主持侦破工作会议。鲍洛科夫、费季索夫和地方检察官们只好向他背诵各种数据，例如已经调查了多少人，还准备调查多少人。科斯托耶夫指责他们之间的工作缺乏协调性。他在一次会议上说道：“在这里所说到的一切，所有的数字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调查还不够彻底。信息都汇集在这里，却没有传送到合适的调查者手中。它们仅仅是堆积在这里而已。”
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鲍洛科夫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容忍他的某些同事们草率的工作态度。在阿列克塞·沃隆柯谋杀案过了好几个月之后，鲍洛科夫试图赶走手下的一个民警。此人原来在罗斯托夫市民警局工作，后来被派到鲍洛科夫的缉凶分队工作。鲍洛科夫发现，这位民警常常丢开手边确认嫌疑犯的枯燥工作，躲着不来上班。一次偶然机会，鲍洛科夫还听说他在执勤的时候喝醉了。鲍洛科夫向费季索夫抱怨道，这个家伙影响到了其余调查者的工作。如果此人可以这么随随便便地对待工作，其他人为什么就不能如此？
费季索夫不能够开除此人。在苏联，开除某人，就像在西方国家里开除某个有着强大的工会势力保护的政府工作人员一样，需要通过非常繁琐的手续才能够办到。费季索夫将此人调离了“窄林”案调查组，这样这个家伙带来的消极影响算是解决了。但是此人的工作态度只是整个已完成的调查工作当中数量惊人的草率马虎的例子之一。
随着1989年春天的到来，冰雪开始溶化。鲍洛科夫和他的队伍继续在等待着凶手再次为他们提供线索的机会。凶手没有让他们失望。1989年4月10日，在位于沙赫提和克拉斯尼苏林中点的顿列斯霍兹火车站附近的森林里，伐木工人发现了已经失踪的叶夫根尼·穆拉托夫的尸体。他身上的伤口毫无疑问是“窄林”案凶手所为。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但是法医依旧鉴定出来，有人在他身上捅了几十刀，还切下了他的阴茎和睾丸。
虽然穆拉托夫个子长得矮小，他的实际年龄却又16岁，是所有男性遇害者当中年龄最大的。他身材瘦削，黑发黑眼。身高只有5英尺多一点。与早先的许多遇害者相比，他是个很出色的学生，来自兹维洛沃。这个城市在古科沃——就是智障儿童之家所在城镇——铁路线的上端不远。
1988年夏天，穆拉托夫准备进入一所培训铁路工人的学校。他来到罗斯托夫填写有关文件，之后就失踪了。他的全家准备在他注册之后就出门旅游，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家人在罗斯托夫州电视台公布了他的照片并请求帮助，然而什么消息都没有得到。这并不让人吃惊。顿列斯霍兹火车站位于罗斯托夫以北70英里，兹维洛沃以东30英里的偏远地区，只有伐木工人和采蘑菇的人才会常常在此地出现。这个地点与早期许多案发地点有一处类似，那就是它位于罗斯托夫和古科沃之间的电气火车路线上。
鲍洛科夫认为，凶手很有可能在火车上与穆拉托夫相识。他找到了某种令人信服的理由将这个孩子骗下了火车。在顿列斯霍兹下车之后，他们一起走入树林里。在林中某个隐秘的地点，他动手杀害了穆拉托夫。
但是这个假设让鲍洛科夫更加感到沮丧。自1986年开始，“窄林”案调查组就专门安排人员对电气火车沿线进行巡逻。他们当然没法对整条线路和每一趟火车进行监视，但是他们应该经常在火车上走动并且仔细观察。巡逻人员得到命令，要求他们特别注意和妇女或者儿童一块下车的成年男性。在穆拉托夫失踪的当天，所有的值班民警没有一个汇报说他们看见他和一个镶着金牙的大叔或者其他什么人在一起。鲍洛科夫觉得凶手多少找到了某种办法来避开监控。他对此坐卧不安，因为他又感觉到在审问科尔钦的时候困扰过他的疑虑。谢尔盖·科尔钦是沙赫提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的民警。难道凶手曾经是鲍洛科夫的同事之一？
调查者们又两条线索可以追踪。叶夫根尼的父母告诉民警们，他戴着一块手表，表上刻着一行字：“给扎尼亚的生日礼物，托尼亚叔叔和拉娅婶婶”。在犯罪现场，这块手表并没有找到。也许凶手将手表据为己有，也许他还会把手表卖掉。鲍洛科夫命令对罗斯托夫州所有的修表匠和旧货店进行彻查，但是没有找到进一步线索。
顿列斯霍兹火车站的女售票员柳德米拉·叶皮谢娃提供了第二条线索。1988年夏天，她看见一个可疑的男子在月台上四处游荡。事实上，这个可疑的人曾经试图说服她的儿子萨尔瓦和他一块到树林里去。他没有成功。民警们很快就在附近的村子里找到了这个可疑的人。但是此人声称不知道穆拉托夫谋杀案，民警们也找不出理由来反驳。在1982年12月到1984年12月之间，“窄林”案发的高峰期里，此人因为酗酒被送到了一所和监狱相差无几的戒酒医院里进行治疗。这一事实足以排除他的嫌疑。
几乎是出于习惯，调查者们又一次对他们非常熟悉的嫌疑人，尤里·卡列尼克进行了调查。此时，卡列尼克已经获释并回到了古科沃，在他度过了童年时光的智障儿童之家里当上了一名锅炉工人。他成为嫌疑人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住的地方距离穆拉托夫遇害之处不远。儿童之家的负责人告诉调查者们，卡列尼克是一个合格的工人，从不惹事生非。这一回，调查者们宽宏大量地相信了他。
这样，调查人员寄以希望的线索又逐渐失去了意义。他们本来指望通过调查穆拉托夫谋杀案来缩小嫌疑人范围。但是相反，嫌疑人范围反而扩大了。1986年以来，调查人员可以确认有两起谋杀案是“窄林”案凶手所为：伊洛瓦伊斯克的阿列克塞·沃隆柯谋杀案和顿列斯霍兹火车站附近的叶夫根尼·穆拉托夫谋杀案。对于1988年在克拉斯尼苏林附近的无名妇女谋杀案，还无法判断是否是“窄林”案凶手所为。在这种状况下，一些调查人员开始回到从前的破案思路上。他们认为，“窄林”案至少有两个凶手，一个杀害男性，另一个杀害女性。可能他们分开作案。杀害男孩们的凶手仍然很活跃，而杀害妇女的凶手，因为各种原因——例如因为别的犯罪行为坐牢，自杀或者出于害怕被捕——而停止了作案。
伊萨·科斯托耶夫在穆拉科夫案件之后来到罗斯托夫指导破案工作。他倾向于本案有两个凶手的说法。在1989年5月11日的破案工作会议上，他说：“我无法确信这些凶手案的凶手只有一个人。从尸体（数量/性别？）来判断，无法作出这样的结论。”
鲍洛科夫始终相信布哈诺夫斯基博士作出的判断：凶手是一个沉溺在自我之中无法自拔的人。他杀害了所有的男性和女性遇害者。但是鲍洛科夫没有和科斯托耶夫争辩，因为他在本案上已经毫无成果地工作了六年，他没有资本对别人的理论提出置疑。
5月11日，与这个破案工作会议同一天，又一个男孩失踪了。这个名为亚历山大·捷柯诺夫的男孩在失踪前一天刚刚满八岁，但是在生日这天他却过得很不愉快。亚历山大在罗斯托夫上学。因为学校学生人满为患，所以只好分为上午和下午两班上课。他被分在下午上课。在上完课之后，他本应该回到位于“二五计划”大街一栋五层楼的公寓里的家里。他的家有两间房子，附近不远处就是他的父母工作的直升机厂。但是亚历山大并不是个很听话的孩子。因为天气转暖，白昼变长，他喜欢和他的朋友们在大街上或者空地上玩耍。他的父亲为此揍过他。在5月10日他的生日这天，他又被打了。11日这一天他没有回家。他的父母亲出来找他，却没有找到。
民警们在次日捷柯诺夫家人报警之后组织了搜索。这次的失踪事件不需隐瞒。民警局散发了许多寻人启事，上面印着这个小男孩的照片：他微笑着，脚上穿着凉鞋，身着学校的蓝制服背着书包。书包上装饰着两个俄罗斯传统的卡通图像：一只老鼠和一只猫。那些看到这张照片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问，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能狠心对这样一个天真无辜的小男孩下手呢？侦查员们走遍了捷柯诺夫家的邻居，向他们出示这这样照片，可是无论是男孩本人还是他留下的任何痕迹都没有发现。
许多调查者们刚开始的时候将怀疑集中在了失踪的孩子的父亲弗拉基米尔身上。孩子失踪之后，首先接受调查的是他的亲属们。弗拉基米尔·捷柯诺夫在问讯时的回答让人感到怀疑。侦查员们知道他曾经打过孩子。但是他刚开始的时候对此闭口不言。随后他虽然承认了打过他的孩子，却又否认此事和孩子失踪有关。当地的侦查员产生了疑问，将他带到了民警局里，几乎每天都要审问他。一轮较量过后，弗拉基米尔·捷柯诺夫告诉他的妻子，民警们向他保证，如果他承认杀害了自己的儿子，并且指出藏尸地点，他的量刑就会轻一些。
两个月之后的7月15日，罗斯托夫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开车经过南山大街和斯塔约纳亚大街的交叉路口时，停下来在两条道路交叉的三角形灌木丛里小便。在离路边约5英尺远的地方，他看见了几根骨头和一个带有一只老鼠和一只猫图案的书包。尸体已经高度腐烂，捷柯诺夫家人甚至无法确认他就是他们自己的孩子。民警们比较了尸骨的尺寸和失踪孩子的尺寸，又考虑到那个书包的因素，做出了一个父母们不愿意面对的结论：他就是亚历山大·捷柯诺夫。民警们不知是否应该将此案归入“窄林”连环案当中，法医检测随后做出了回答：他死于身上几十处刀伤。他的生殖器也被割掉了。
维克托·鲍洛科夫认为，发现亚历山大·捷柯诺夫的尸体意味着凶手改变了行动方式。在沃隆柯和穆拉托夫两案中，凶手总是在火车上或者火车附近接近遇害者。民警局为了对付这种情况，部分加强了火车和火车站周围的警力。凶手可能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捷克诺夫一案当中，调查者们所能了解到的最可能的情况是，凶手在城市大街上接近了遇害者。在黑暗的遮盖下，他在灌木丛中杀害了捷柯诺夫，而几码之外就有汽车呼啸而过。凶手再次显示了他超乎自然的隐藏能力。但是鲍洛科夫也感觉到，凶手的行为表明他更加绝望、压抑和肆无忌惮。
缉凶分部第九章 凶手再现（三）
凶手在下一次动手的时候，他的行为方式却出乎侦查员们的预料。他在遇害者性别和行凶地点的选择上与从前不同。1989年8月19日，19岁的叶莲娜·瓦尔加失踪了。她与凶手在1982-1986年疯狂作案时期的遇害者们有很多相似的特点。她的尸体是在罗斯托夫以北三十英里外远离铁路的一处树林中发现的。树林附近是一个叫罗迪诺沃—涅斯韦塔伊斯卡亚的村庄。侦查员尽一切可能，查清她出门的时候通常乘坐公共汽车。但是毫无疑问她死在“窄林”案凶手手下。凶手剖开了她的腹部，切掉了她的子宫，同时也切下了她的鼻子和乳房。
9天之后，调查者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沙赫提一个名为阿历克塞·科波托夫的十岁男孩身上。与亚历山大·捷柯诺夫一样，他在市中心的卡尔·马克思大街上失踪了。沙赫提的调查者们对科波托夫的父亲严加盘问，致使后者在一轮讯问之后就晕了过去。而调查者们什么也没问出来。
凶手的嚣张气焰仅仅收敛了四个月多一点。1990年1月14日，11岁的安德烈·克拉夫琴科在沙赫提市中心离家不远的大街上失踪了。几天之后，在离他失踪不远处的树林里找到了他的尸体。凶手切掉了他的性器官。
1990年3月7日，10岁的雅罗斯拉夫·马卡洛夫在罗斯托夫火车站附近的公园里失踪了。几天之后找到他的尸体时，发现他的舌头和性器官被切掉了。
两个月之后，伐木者在顿列斯霍兹火车站附近的森林里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现场距离一年前叶夫根尼·穆拉托夫尸体被发现处不远。尸体的子宫和乳房被切掉。
1990年7月30日，13岁的维克托·彼得罗夫的尸体在顿河左岸的树林里被发现。现场附近就是城市的滨河区，到了夏季河里满是游泳的人。彼得罗夫是于7月28日在罗斯托夫火车站失踪的。他是个个头高大的少年，身高五英尺六英寸。但是他的尸体和“窄林”案的受害者一样受到严重毁坏。
（译到此处的时候，敲键盘的手指都在瑟瑟发抖——译者）
鲍洛科夫手里掌握的“窄林”谋杀案遇害者名单此时已经增至32人。官方对遇害者人数以及遇害详情还是秘而不宣。但是罗斯托夫存在着一个连环凶手，或者几个连环凶手这个事实已经尽人皆知。1989年，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政策引导下，报业和州电视台已经不再像“窄林”案刚刚被发现的时候那样是国家控制之下的驯良工具。尽管审查制度依旧存在，编辑们也在当地各级共产党机构的领导之下，但是他们不用在报导某些没有专门经过党政部门批准的消息时感到害怕。他们对每起案件都进行了报导并附上了遇害者的照片，通常还会呼吁目击者与民警局合作。
1984年凶手疯狂作案的时候一度引发了罗斯托夫公众的恐慌。在1985-1988年间，凶手在罗斯托夫只制造了几起案件，这样的恐慌渐渐消退。但是在1990年夏天发现了叶夫根尼·穆拉托夫、亚历山大·捷柯诺夫、叶莲娜·瓦尔加、安德烈·克拉夫琴科、雅罗斯拉夫·马卡洛夫和维克托·彼得罗夫等人的尸体之后，整个城市里满是恐怖的谣言。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谣言是：从高加索地区的某个共和国里来的凶残匪帮专门不顾一切地杀害俄罗斯少年和损毁他们尸体。这个谣言反映了摇摇欲坠的苏联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
费季索夫承受了巨大的破案压力。好在改革时代的风波一直照顾着他。莫斯科当局在80年代末连续撤换了内务部的好几任部长。没有哪一任部长能够来得及在任上给他设立一个破案期限并等到这个期限的到来。罗斯托夫州的政局变化也很大。A.N.科诺瓦洛夫将军退休了，州内务部副部长帕维尔·切尔尼谢夫调任莫斯科。这样费季索夫就有了提升的机会。1990年春天，罗斯托夫州党委委任他指挥整个州的民警，并将他提升为少将。
但是党委的决定已经不能够自动生效。罗斯托夫已经有了通过竞选形成的新一届苏维埃，即议会。正如莫斯科的最高苏维埃有权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内阁进行信任表决一样，罗斯托夫州的议会有权对共产党选择的最高行政首长进行投票表决。费季索夫有生以来第一次需要直面人民选择的代表发表演讲。
他的演讲经过了仔细的考虑，提出了具有建设性内容。针对民众们对街头暴力关注的上升，他提出了一整套降低暴力事件的方案。针对民警局有限的几部个人电脑无法联网效果受限的情况，他提出要在民警部门建立信息互联网络。在鲍洛科夫的办公室里，文员正在将各种资料卡片上的内容输入电脑，以便能够自动根据嫌疑人的各种状况，例如地址、犯罪记录还有血型进行分类。费季索夫提出要修建新的民警办公大楼，招募受过良好教育的男子和妇女。他还提出为警车配备新型的无线电通话装置，使民警们通过互相呼叫可以更快地作出反应。费季索夫觉得，俄罗斯现在需要一位作风踏实，计划周密的领导人，而他的这次演讲做得正是时候。
但是立法部门向他提出质问的时候不是这么想的。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抓住‘窄林’案的凶手？”有一个人这么问。
费季索夫怎样向来自莫斯科的伊萨·科斯托耶夫汇报案情，他就只好怎样回答这个问题。这已经是他能够给出的最好的答复了。他背诵了许多数字：投入的侦破人员的数字，已经排查的嫌疑人数字，因为有过犯罪记录而进入调查者视线的数字。他向代表们保证要尽快破案。苏维埃批准了他的任命，给了他一间位于恩格斯大街办公大楼二楼的宽敞办公室，在他的制服肩章上缝上了一颗金星。
在背地里，费季索夫却对案件非常恼火。调查工作好像又陷入了无能为力和不负责任的泥潭当中——正是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整个苏维埃体系。1990年3月11日的调查工作负责人会议上，他一拳头重重地砸在桌上嚷道：“在别人开始查找科波托夫和克拉夫琴科之前，我是不是该给你们下101道命令？你们这些人根本没有执行命令！你们的手下在干什么，你们也不管！有些人就没把有孩子失踪的事情当一回事。马卡洛夫失踪报案后，民警们甚至没把他最后出现时穿的什么衣服弄清楚！”
然后他教训所有人——包括鲍洛科夫，要是调查者们的工作还是没有起色，“那就有人要被开除！”他警告说。
但是，对于这个总是有办法选择、虐待和杀害他人于无形的凶手，调查者们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1990年8月17日，在这个温暖而漫长的傍晚鲍洛科夫得到消息，在罗斯托夫以北30英里的新切尔卡斯克市区的河滩上发现了又一具遇害者尸体。罗斯托夫州的公共设施从来就不是市政建设的优先项目，这一点在新切尔卡斯克也不例外。要去那个城市，鲍洛科夫需要像障碍滑雪一般穿过一段全苏联最糟糕的路段。路面凹凸不平，路面上除了有向刀锋一般尖锐的突起，还有大大小小散布着的坑洼。路肩也断断续续不成样子。发现尸体的河滩位于顿河的支流阿克塞河一侧。浑浊的河水缓缓流过。河滩上有一排粗糙的水泥建的小隔间作为更衣室，在上面支着几把生锈的金属制的遮阳伞。靠河滩的一侧岸上长着五到六英寸高的绿油油的野草，对岸则是一条铁路。当鲍洛科夫看见铁路的时候，他立刻问道，最近的电气火车车站在何处。车站在大约一英里外。
死者是十一岁的男孩，名为伊万·弗明。他全身上下被刺了42刀，遭到了阉割，然后凶手将尸体抛弃在离河滩15码远的草丛里。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他的祖母的小屋旁的街道上。小屋位于阿克塞河的高岸上，可以俯视河流和铁路。出事的当天天气很热。一直照料着他的祖母允许他单独到河里去游泳。这一天沙滩上到处都是泡水的人。和苏联各地的情况一样，总是妈妈或者老奶奶带着他们的孩子在水里四处扑腾。要是孩子们个头太小，没有合适的游泳衣，那他们就穿着内衣在岸上晒太阳。
鲍洛科夫到达现场的时候，周围只剩下民警和检察官们。河边的野草非常茂盛，鲍洛科夫在草丛里走了几步之后，身后的野草就合拢起来，回头已经看不见河滩或者河流。他明白，在这样的河滩里，游泳的人往往耐不住在更衣室或者洗手间前排队等待，转而选择草地的遮盖更换衣服，或者草草地行方便之事。草丛可以提供一定的隐私空间。但是很难想象，凶手竟然鲁莽地选择在此地行凶。这样一个夏日里，在一石之地外就可能有几十个目击者。凶手怎么知道他们听不见遇害者的呼救声？鲍洛科夫的脑袋里突然闪现出狼的样子——凶残、敏捷而狡诈。
尸体躺在草丛中间的一小块空地里。当鲍洛科夫跪下来检查尸体的伤口时，他想到了他的儿子马克西姆。马克西姆和这个孩子同龄，身高和体型相仿。鲍洛科夫使劲地咬着自己的嘴唇，直到咬出血为止。挫折和愤怒在他的胸口回荡，让他的心脏感到了尖刻的疼痛。他以为这一次他真的心脏病发作了，因为他感觉到心口的疼痛要比1986年的心血管功能衰弱要严重得多。他把手按在潮湿的地面上撑住自己，然后一边流着汗一边摇着头。他慢慢地站起来，疼痛逐渐过去了，但是愤怒和挫折还依旧留在心头。
没得说，花之～
我有一些国内连环杀人案的内幕八卦可报。
FAINT,还内幕，还八卦呢。。。。。
恭喜：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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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收花，我收宝。皆大欢喜，皆大欢喜。
你是不是最近茶饭不思的埋头于缉凶呐？
花榆木的效率一下。呵呵。
一边在等导师的判决，一边在翻译一点变态文章解闷。
等到天气好转，俺才不管什么效率不效率的，要出门旅游去也！
回送一朵花。现在几维鸟儿国遍地野猫乱叫，原来春天到了，这疙瘩不缺花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