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政治，妙不可言（写到哪里就哪里） -- acton
无论私立，公立，既然是[COLOR=red]公开[/COLOR]招生，就要公平。
我为什么不可以认为他们腐败？在这样的事情上，为什么他们可以不公正？这样的不公正为什么不是腐败？
GRE就是一能力测试，而学校拿来当入学考试的标准！
这样好了吧？
腐败一词，有着特定的含义，其实是专指公务人员利用公共权力的寻租行为。不是所有的不公都可以成为腐败的。
即使是私立大学，当然，在社会公序良俗的意义上，也应该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但是，私立学校，即使做出了不公平的行为，我们也应当尊重其处置私有财产的权利。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拿其私有的资源（教育资源）换取某些其他资源的行为，是一种市场行为。这样的市场行为，只要不触犯法律，是只能从道德意义上加以批评谴责的行为。
公立大学的类似行为，却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实际上可以类比于国家公务员的贪污受贿。这是实质上触犯法律的行为，尽管目前没有严格的法律条文可以制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对这样的行为极其愤怒和谴责的原因。
良知这个东西，你可以说你不感冒，不过这只说明你个人的人品，即使从中国文化和道德的角度来说，也是有问题的。中国的古圣先贤，从来没有一个宣称可以拿良知不当回事的。相反，他们无一例外的认为，人的自我修养，都是先从良知入手。
良知这个东西，其标准并不是从古到今恒定不变的。良知标准的提升，表明人类的进步。你不幸生活在21世纪，在这个世纪，奴隶制和世袭制，受到普遍的谴责，这是从中世纪开始，人类对自由，个性解放和平等的追求和实践的重要成果。拿现代的标准去谴责古人，我认为是不恰当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良知呢？良知这个东西，其实来源于人本身的，对与美好崇高的事物的本能追求和遵循。换句话说，我们认可了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对所有的不公和不义，我们都会本能地厌恶。
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我认为您的问题是不恰当的。首先，所有制是经济制度，谈不上良知与否。就好像您说欧氏几何和非欧几何哪个更有良知一样，是一个无法成立的问题。我们不如先转化下您的问题，哪种所有制更加的公平，公正？
再深一步，何谓公有制也是很难定义的。1个人所有，是私有制，那么100人所有的，算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那么从这个角度讲，是不是西方的股份制公司都算公有制？所以更准确的比较，应该是全民所有制与一部分人所有制的比较。
即使这样来讨论，全民所有制和部分人所有制，哪个更符合良知，也就是公平正义的标准，仍然不是一个良好定义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无论哪一种所有制，最终都要落实到个人，也就是每个具体的人，他所享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在股份公司制下面，个人，也就是股东，其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是有明文规定的。只要他没有被欺骗，而且对股份的处置完全是自愿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完全符合良知的标准。
对于全民所有制，其实也是一样的。全民所有，并不意味着其最终的所有权和处置权落在了空处。在中国，理论上全国人大作为全民的代理机构，是所有全民企业的所有者。只要每个国民对全民企业的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我们也可以说，全民所有制是符合良知的。
当然详细地说下去，不是我力所能及的。在此只有两个忠告。一是别拿良知不当回事。在任何文化里出卖良知的人都会被鄙视。二是要严格定义自己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您会发现原来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这个评语恰恰证明了acton同学所说，中国人民的平等意思更强些。对不起，俺是中国人之一，不太能代表所有中国人。
你对国内公立大学的意见
结论：俺不知道你让俺转什么弯。俺就是觉得无论混哪里的，都要公平。顺便，支持acton的推论。
爽约会导致经营成本上升，对某一方面或许利益更大，但对另一方面很可能利益受损，直觉来说，不能说是活力的表现。
我倒觉得，爽约是制度不全的无奈之举。
大抵而言，我强调的是，在中国过去的几十年中，机会的作用大过信用。而对方似乎认为，在一切条件下，信用的作用高乎一切。
作者：草鱼子 回复日期：2006-12-4 21:45:12
作者：Acton 回复日期：2006-12-4 19:18:01
作者：草鱼子 回复日期：2006-12-4 15:16:19
我对小布什这个政治流氓干什么丝毫无兴趣，而且我认为任何政府如果要学他，都是很不值一提的行为。
社会效益自然重要，不过如果政府失信，您认为这就不会伤害到社会效益了？您为什么要将两者割裂开？
——————
本来人的选择就是趋利避害，或者两种利益中，择其大者；如果一味讲信，反而有可能导致更多的利益没有取得。
你说得不错，不过你也需要知道，信用关乎长期社会受益，而不讲信用放在首位的政府通常只关注短期社会受益，他们比较会忽视因信用失却而带来的长期社会受益的损失。
比如那家被爽约的外商，我可以肯定，他们此后不会再对该地方政府充分信任，而如此一来，必就增加了当地政府和该企业接触时所需要的交往成本，原来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以后就需要亲自登门拜访和进行繁琐的说明和承诺了，人力成本、时间成本都会增加。该企业将政府这一爽约行为公诸于众，其他企业也会多张一个心眼。
这些只是个简单的例子。我想你关注经济也很久了，也该知道投资商除了关注硬环境，也关注（甚至更关注）软环境，软环境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政府信用。东北的外资为什么这么少（尽管东北的企业运营成本远低于南方）？南方的为什么这么多，就是因为信用二字。我也可以斩钉截铁的告诉你，一个将短期收益放置于信用之上的政府，绝不会受到投资者的欢迎。
而这个，是否就是你需要的“活力”，就是你关注的社会收益呢？
作者：Acton 回复日期：2006-12-4 22:50:08
第一，我不否认：政府信用很重要；南方的政府比北方的政府更讲信用（至少我无法证否，虽然难以证实）。
第二，我的意思是强调机会——亦即收益——的重要性，虽然我并不否认信用的重要性。对于经济增长的要素来讲，撇开其他因素，我们可以假定这样一个函数：经济增长=f(机会，信用）。我的意思是，在目前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亦即机会特别多的时代），机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要大于信用。
举例来说，国内贸易的信用环境并不比国际贸易好，我曾与一名老总说过，他有段时间因为在国内收不上款，只好与外国人做。因此，信用对人的影响是有的。但是，这个老板仍然不愿意放弃国内生意，因为国内的机会实在太多。几年过去了，记得他当时谈起北京奥运时，眼睛放光（不知他进军奥运市场怎么样了）。
不妨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下一个总体判断。总体上，中国经济的信用环境要远远差于欧美，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快于欧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机会（收益）实在太多。我原来见一文，说上海某建筑设计所，每年的大单好几十个，这些单子，放在欧州，有些几十年都难以遇上。
您说的那种情况推类至极，似乎可以成立。最后，诸企业多了一个心眼。但是，如果政府那里有钱（有机会）的时候，诸企业绝不会因为政府曾经的信用差而拒绝生意的。见钱眼开，当初心存芥蒂，后来也是可以不计的。
您的逻辑似乎将信用对经济试想增长的权重看得过高，甚至高过机会，有一种信用压倒一切的感觉。尾生可讲信用吧，可他却死等死等，给水淹死了。精神可嘉，但未免迂腐，不知权变。自己丧命不说，还让他的爱人痛苦与自责。我们确实应该讲信用，但没必要将信用视得高过生命。
也许您并未这样将信用看得如此之重，事实上，我也没有把信用看得如此之轻。我的判断是，在当前这个年代，当机会特别多的时候，信用的作用就会降低。当机会较少时，那时大家自然就讲信用了。
作者：草鱼子 回复日期：2006-12-5 13:35:36
“第二，我的意思是强调机会——亦即收益——的重要性，虽然我并不否认信用的重要性。对于经济增长的要素来讲，撇开其他因素，我们可以假定这样一个函数：经济增长=f(机会，信用）。我的意思是，在目前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亦即机会特别多的时代），机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要大于信用。
举例来说，国内贸易的信用环境并不比国际贸易好，我曾与一名老总说过，他有段时间因为在国内收不上款，只好与外国人做。因此，信用对人的影响是有的。但是，这个老板仍然不愿意放弃国内生意，因为国内的机会实在太多。几年过去了，记得他当时谈起北京奥运时，眼睛放光（不知他进军奥运市场怎么样了）。
不妨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下一个总体判断。总体上，中国经济的信用环境要远远差于欧美，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快于欧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机会（收益）实在太多。我原来见一文，说上海某建筑设计所，每年的大单好几十个，这些单子，放在欧州，有些几十年都难以遇上。”
我反复质疑你对政府信用忽视的最关键因素：是你将忽视信用视为“活力”的体现。这里再强调一下。我认为这里更应该用“轻浮”二字，随意更改计划，随意篡改承诺，如此的政府不值得期待。
其次，如今的机会是很多，但机会如何获得？如何使机会变成真正能产出收益的项目？这里靠什么？仅有机会就够吗？我想您还是忽视了一个要点，也是我已经强调的，就是机会只代表硬环境，信用关乎软环境，不重视信用的政府会危害某具体项目的预期收益，也就影响了投资商的投资热情。
您说到机会，难道中西部和东北的机会少于南方和沿海地区吗？那么为什么海外投资更愿意选择后者？我手里同样有500万，面对同一个机会，你说我是选择一个预期更明显的项目，还是选择一个不确定的项目？
机会是卖方市场，投资者是卖方市场，不是有了卖方就有买方，所以同样不是有了机会就有投资者。
我在东北和别人操作一揽子朝鲜投资项目的时候，发现朝鲜的投资机会均值远高于国内，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也很低，但最后真正达成意向的很少。为什么？朝鲜的局势使人们对投资前景难以有明确预期。这里和前面所说的道理是一样的。
作者：Acton 回复日期：2006-12-5 20:17:11
作者：草鱼子 回复日期：2006-12-5 13:35:36
“第二，我的意思是强调机会——亦即收益——的重要性，虽然我并不否认信用的重要性。对于经济增长的要素来讲，撇开其他因素，我们可以假定这样一个函数：经济增长=f(机会，信用）。我的意思是，在目前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亦即机会特别多的时代），机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要大于信用。
举例来说，国内贸易的信用环境并不比国际贸易好，我曾与一名老总说过，他有段时间因为在国内收不上款，只好与外国人做。因此，信用对人的影响是有的。但是，这个老板仍然不愿意放弃国内生意，因为国内的机会实在太多。几年过去了，记得他当时谈起北京奥运时，眼睛放光（不知他进军奥运市场怎么样了）。
不妨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下一个总体判断。总体上，中国经济的信用环境要远远差于欧美，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快于欧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机会（收益）实在太多。我原来见一文，说上海某建筑设计所，每年的大单好几十个，这些单子，放在欧州，有些几十年都难以遇上。”
我反复质疑你对政府信用忽视的最关键因素：是你将忽视信用视为“活力”的体现。这里再强调一下。我认为这里更应该用“轻浮”二字，随意更改计划，随意篡改承诺，如此的政府不值得期待。
其次，如今的机会是很多，但机会如何获得？如何使机会变成真正能产出收益的项目？这里靠什么？仅有机会就够吗？我想您还是忽视了一个要点，也是我已经强调的，就是机会只代表硬环境，信用关乎软环境，不重视信用的政府会危害某具体项目的预期收益，也就影响了投资商的投资热情。
您说到机会，难道中西部和东北的机会少于南方和沿海地区吗？那么为什么海外投资更愿意选择后者？我手里同样有500万，面对同一个机会，你说我是选择一个预期更明显的项目，还是选择一个不确定的项目？
机会是卖方市场，投资者是卖方市场，不是有了卖方就有买方，所以同样不是有了机会就有投资者。
我在东北和别人操作一揽子朝鲜投资项目的时候，发现朝鲜的投资机会均值远高于国内，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也很低，但最后真正达成意向的很少。为什么？朝鲜的局势使人们对投资前景难以有明确预期。这里和前面所说的道理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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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没否定信用的重要性。
前面列出的函数公式，相信你能够理解。理论都说到这个份上，其实就看验证了。如果我再解释我的逻辑，我都觉得我把您的智力看贱了。
作者：Acton 回复日期：2006-12-5 20:22:45
作者：草鱼子 回复日期：2006-12-5 13: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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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再多说几句吧，谁让我养成好为人师的毛病呢。
您举的朝鲜事例说明，在朝鲜的情况下，信用的作用更大。
机会抑或信用，在那个时候（或哪个地方）作用更大，这本来就是取决于不同的情况。比如资本，改革初，缺乏资本，那时其要素价格更高，而现在相对充实，劳动力的要素价格又上去。
当我举出上面那个函数公式，我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系数，这本来就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算是天涯上那个贴子讨论的较为深入的。
作者：聪明神气猪 回复日期：2006-12-5 02:16:54
作者：Acton 回复日期：2006-12-4 19:19:32
作者：格里高里 回复日期：2006-12-4 16:28:02
“以那位取消视察的官员而论，除非发生公共安全事故，必须赶赴处理；其他事情中，其去做的社会收益一定会大于原先安排的社会收益。在这里，改变选择其实意味着机会较多，也意味着收益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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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猜测未必正确。未必是其去做的社会收益一定会大于原先安排的社会收益。也可能是个人收益大于原先安排的社会收益加个人收益。
比如可能是那个官员的上级添孙子了，去包个红包祝贺一下。这件事中就看不出什么社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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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的有道理；但从整体而言，您说的这种情况似乎难成为一个总体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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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on兄，我要问的其实也是这个问题。
经济学假设是人是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物，是个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公共选择理论似乎也有这种个人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看兄台这篇小文的意思，是想从这个角度入手了，结果给人感觉是虎头蛇尾，理性不足。
现在的问题就是，兄台怎么就知道官员在失约的时候新的选择的个人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一致的呢，事实上，个人效益和社会效益经常是矛盾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应该让格里高里来回答，而正是兄台应该回答的内容。
我作为你的粉丝，看到文章开头的时候本来是期望看到这个环节的逻辑链条的。
作者：Acton 回复日期：2006-12-5 8:53:41
谢谢聪明兄的诘疑，好的提问要比答案更有价值。
个人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大体可以如此分类：（1）两者重合，如斯密所论看不见的手；（2）相分离，如囚徒困境。前者属私人产品领域，后者属公共产品的提供。私人产品领域是两者交换，各自有获，而公共产品领域所提供的内容是相同的，双方的目标一致，但谁都不愿意承担成本。
政府（官员）约定某个时刻视察某企业时，此时两者的关系更类似于私人产品市场上的合约。一方得到了领导重视的名声；另一方则得到了提供"软环境"的声誉。因为两者所追求的不是共同的公共产品，因此谁也不存在那种搭便车的动机，这其实是你情我愿，双方获利的行为。假定没有其他的安排，政府应当是很乐意去视察的。现在，政府失约，而去做了另一件事，很明显，在这件事上，政府受了损失（企业一方也是如此）。以常理而论，必须另一件的收益完全足以弥补此事的损失，政府才有动机去做。
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交易而言，上述逻辑应当能够成立。前面那个朋友的质疑是官员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之间的不一致。他举的例子是"比如可能是那个官员的上级添孙子了，去包个红包祝贺一下。"这象这类将个人利益放在公共利益之上的事例，也许有个别官员真的这么做，但事实上，我很难将它视为常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其实是要冒很大的风险，视察时本来就要惊动一批人，除了企业之外，自己这边也要一堆官员前拥后簇。如果为了私利，而把所有人的安排都打乱，这么赤裸裸地去做，就要冒丢乌纱帽的风险。
当然，我并不认为官员大公无私。如果上级的官员添孙子，他还是会去的，不过多半得拣晚上去，或即使是上班时间去，恐怕也得拣不那么惊动公众的时候去。毕竟还是有纪律的，我们看到，有些官员晚上抗洪时因为赖在家里而免职的情形。而官员也是有理性的，不会赤裸裸地与公众对着干。
那有人就问了：你怎么知道那个官员所选择的另一件事的重要性一定大于此事，你如何证明官员们的失约总体上是因为存在另外的更有利的选择？你所说的一切，不过是在理论中推断而已，缺乏验证。
这确实问倒了我。我所说的，毕竟只是一个假设，尚来不及验证。涉及证明的时候，需要钱、时间、人手来调查研究，如果这样问我，我承认我做不到。不过，与我对立的观点的主张者，我也没看到确切的经验证明。在不存在经验验证的情况下，我只能说，我的解释以及我的结论较为合理罢了。
另一方面是行政效率。
固然，机会多可以填补成本高（信用低导致营运成本高）的缺陷，但问题在于这些高成本原本是不必要的。
就拿您的北京开会例子，北京招人开会，假如准备得当的话，会给下面的官员足够的通知时间吧？地方官员如果准备得当的话，可以把工作重新安排吧。
这个就是一个政府的行政效率的问题了。
恐怕这个因果关系不能这么说吧，国内越是强调什么就越是缺什么，强调考试对于选拔人才的公平性就说明了如果不考试的情况下选拔人才会不公平。西方的制度不是用一次考试的结果来选拔人才而是根据学生的潜力和能力来选拔，但其基础是社会的诚信，这种选拔制度建立在学生的以前的成绩和相关人士的推荐信都是可信的基础上的。而这一较为科学的方法为什么在国内行不通，别的就不说了，看看bbs上大量的询问怎么改成绩的帖子就知道了，改成绩，弄推荐信，算腐败吗？
向各种观点都开放，我只是借此抽取一端
倒也罢了。就怕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不遵守承诺。另外，如果政府的政策和规划朝令夕改，恐怕只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要是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去统一和规范政府及个人的行为，怎么能形成一个诚信的，和谐的社会氛围？社会的发展是靠长远的规划和有效的施行，而不是一个又一个的补充条例去实现。您提到的令人应接不暇的社会变革只是让一批又一批的人先富了起来。为什么大部分的人没有享受到社会变革带来的实惠呢？我们的政府是不是对少部分人慷慨，对大多数人吝啬呢？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0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