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政治，妙不可言（写到哪里就哪里） -- acton
自从新浪出了我的校友吴同学和杨同学丑闻之后，我就没有去过新浪了 
1、不入par-ty不等于草根，par-ty员也未必就有特权。
2、官们“平易近人”的笑脸是给草根看的么？
再说下去我不光要被管理员河蟹了。。。.请不要欺负只长叶子不长嘴的草。。。
亮点的内容摘自作者文章，全部版权归作者：
亮点：常规的预算监督最多是保证了官员们不超支，但绝不会让官员有动机省钱。更有效的做法是在制度设计方面略加更改，引入节约的激励，让官员们乐意节约。
亮点：考虑到这些“低素质外来人员”无法找到一个更好的活下去的机会，考虑到有些生活技艺主要保存在这些“低素质外来人员”之中，考虑到在中国范围内，还有更多的人渴望进入城市，我们的政府在推行这些富有创新意义的公共政策时，何妨对政策的适用面也加以扩大呢。毕竟，活下去不仅仅是我们的权利，也应当是那些“低素质外来人员”的权利。
亮点：根据笔者的计算，即使运用同样的消费支出计算中国与印度的消费基尼系数，2004年中国全国居民消费基尼系数是0.26左右，这一结果比印度要低。
亮点：考虑到，目前中国各城市中，农民工和外来人员虽然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但往往处于公用事业受益的范围之外，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取消初装费的主张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不公平。
“真有想法啊！”吾忍不住赞叹道。
为前面回贴的语气有牢骚味而抱歉，望勿深责。
又，关于中印基尼系数的比较不出于我，也不同于飞行石，原贴见下。（当然我们是接受这一观点的。）没有作者，很可惜，应当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者。
http://www.139life.com/k/new/200606/97050.html
不然俺能一板砖拍上去...别生气，不是对您，是拍俺自己，俺受苦遭罪原来是不懂政治！
但凡在中国生活过的人，呵呵，俺是说讨厌“黄金甲“，从拍摄到情节，张艺谋真能把愚昧当有趣，还是他有意想揭露中国人历史上从国家结构到人性上的阴暗面？
还好，除了历史，没人敢写现实，可大家都装在心里了；您能从您的角度写出这样的东西，倒真让俺莫名惊诧了。
政治是婊子，中国的当代政治是丑陋的老婊子。
能从这样的角度看，本身就是妙不可言。没有体会到的，建议回家面壁直到体会出来为止。
还有不少妙不可言的地方
中国崛起与农地制度（4）社队企业与企业家精神 里面有这么一段“前苏联是计划经济，后来解体后，俄罗斯实行市场经济，各州的州长发现自己根本不会弄经济。企业家呢，也没有从事市场经济的经验。后来西方有学者认为，中国改革所以成功，俄罗斯的改革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懂经济的人太多，上到省委书记，下到社队企业的厂长。”
不知道这个妙不可言的观点是属于某个不知名的西方学者呢还是楼主。
朱元璋不是最大的草根阶级吗？
作者说的平等意识也并不是从官员身上推出来的吧？对比中西历史，这个印象并不是特别难的。等级制度和平等意识并不是必然冲突的。
acton的那篇专门论述“中国人最具平等意识”的帖子里面，我只看到了一个字：官。
七、思想终究是有力量的
但有人未必同意上一节中我的判断，他们将腐败引入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他们会说，高官怎么可能会愿意财产申报制呢？除非改变当前的中国政制，才有可能克服腐败。Y教授是一名党史研究专家，他说，中国只有依靠大规模的斗争，才可能迫使当权者放弃一些权利。腐败问题，也是如此。当我举出新加坡的事例时，他断言说，那些小国没有可供借鉴的地方。
中国政府何以愿意放权呢，那些拥有权力的人是不会妥协的，因为放权将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讲这话的，在常人只是根据信念的推断，而在学者则有书上的理论和历史作依据，他们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当权者愿意主动放弃权力。有人将经济人的概念搬出来，来证明中国政府主动放权的不可能。
同样假定政府理性，在诺思那里构成了政府出卖特许权并最终有利经济增长的政制的形成。而在中国的一些学者那里，却构成了中国政府永远不会放权的先验根据。理论不过是工具而已，不其然乎？
还是撇开理论吧。我的观察是，这些年来，中共和中国共产党放权的地方还不少。具体到经济领域中，原来的国有企业可以改为民营，审批制改为备案制的，举不胜举。总体上，可以这样说，实行市场经济，中国政府的权力已经大大缩小。
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便是政治领域，中国政府也不是没有放权的现象。比如一个新现象就是区县一组党委开始只设一名党委副书记。此前，中国各地的区县党委副书记的具体数量不尽相同，有的两名，有的三名。按照以前专职副书记的职能定位，有的专职副书记协助书记处理日常事务，受书记委托，负责有关临时工作，有的专职副书记负责党群工作、政治工作，与市长（副书记）的分管经济、行政工作相对应等。以北京为例，2006年12月区县党委换届选举中，北京各区县都要进行副书记和常委职数的削减。北京市在区县领导班子换届中，将全部减少党委副书记职数，除兼任区县长的副书记外，一般只设1名专职副书记。这名专职副书记可协助书记处理日常事务，并受书记委托负责有关工作。换届后将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以减少职数。当然，这并不是北京的独家之举，各地已经普遍开始精简区县级副书记了，这应当是中央的精神。
还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党委机关瘦身现象的出现，与孙治刚事件而引发的收容政策的废除不同，也与加入世贸而在经济管理领域进行大幅度的政策调整有别。党并不是因为任何强大的外部压力而被迫改变，而是党审时度势的主动决策。如果假定党是一个极端自利化的群体，这将一任党委机关膨胀才符合其逻辑。但显然，并非如此。
因此，我们只能解释为，党自身仍然有可能从思想出发，而不是从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出发而行事。（卢西安•派伊曾指出，中国政治的派系与政策无关，其实算得上另一个注脚。）这也意味着，那种认为党的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对立，最终导致革命才能实现社会制度的进步的看法未必正确。所以，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有义务传播一种更有利全社会与全民族的思想与观念。
另一方面，我倒不认为，党与政府仅仅只是从思想出发，而没有任何利益。如果真是如此，那将是一个极其令人恐怖的社会。因为思想不比利益，后者更具有稳定性，而思想多变。十多年前，我学习英语，据说最快的捷径是阅读原文。于是，湖南图书馆借来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好像是20世纪30年代纽约的现代文库版，居然也借出来了）。可怜那时英文很糟糕，读的东西没留下什么印象，不能忘怀的是，太多的人因为宗教上的看法不同而导致的血流成河的大屠杀事件。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究竟是三个人，抑或是一个人而有三种名称，如此的主张就不知造成多少的家庭破裂，父子、兄弟和夫妻执刀相向。回头看党史上的路线斗争，也有类似的味道，只是中国人幸而不象西欧人那么坚执，其损害程度远较中世纪欧洲为轻。
所以，我们既需要思想，也要避免思想的狂飙突进。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思想能够推进社会不缓不慢地前进，其实是最好的一种情况。
思想终究是有力量的，也幸好其力量不那么迅猛。
http://blog.sina.com.cn/u/47fa5a6f010006y0
王小波
唐朝有位秀才先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因慕李太白为人，自起名为李赤——我
虽没见过他，但能想像出他的样子：一位翩翩佳公子。有一天，春日融融，李赤先生和
几个朋友出城郊游。走到一处野外的饭馆，朋友们决定在此吃午饭。大家入席以后，李
赤起身去方便。去了就不回来，大家也没理会。忽听外面一声暴喊，大家循声赶去，找
到了厕所里。只见李赤先生头在下，脚在上，倒插在粪桶里。这景象够吓人的。幸亏有
位上厕所的先生撞见了，惊叫了一声，迟了不堪设想……大伙赶紧把他拔出来，打来清
水猛冲了几桶。还好，李赤先生还有气，冷水一激又缓了过来。别人觉得有个恶棍躲在
厕所里搞鬼，把李赤拦腰抱起，栽进了粪桶里，急着要把他逮住。但李赤先生说，是自
己掉进去的。于是众人大笑，说李先生太不小心了，让他更衣重新入席——但却忽略了
一件事：李先生不是跳水队员，向前跳水的动作也不是非常熟练，怎么能一失足就倒插
在粪桶里。所以，他是自己跳下去的。李赤的故事古书里提到了多次，<<唐文粹>>里有
柳宗元的<<李赤传>>，<<酉阳杂>>里好像也有，都提到了李先生跳粪桶或跳茅坑，但都
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要跳。我忽然发现，这件事我能解释：
有些人秉性特殊，寻常生活不能让他们满足。他们需要某种极端体验：喜欢被人捆
绑起来，加以羞辱和拷打——人各有所好，这不碍我们的事。其中还有些人想要
goldenshower，也就是把屎尿往头上浇。这才是真正惊世骇俗的嗜好。据说在纽约和加
州某些俱乐部里，有人在口袋里放块黄手绢，露出半截来，就表明自己有这种嗜好。我
觉得李赤先生就有这种嗜好，只是他不是让别人往头上浇，而是自己要往里跳。这种事
解释得太详细了难免恶心，我们只要明白极端体验是个什么意思就够了。
现在是太平年月，大约在三十年前吧，整个中国乱哄哄的，有些人生活在极端体验
里。这些人里有几位我认识，有些是学校里的老师，还有一些是大院里的叔叔、阿姨。
他们都不喜欢这种横加在头上的极端体验，就自杀了：跳楼的跳楼，上吊的上吊，用这
种方法来解脱苦难。也许有些当年闹事的人觉得这些事还满有意思的，但我劝他们替死
者家属想想。死者已矣，留给亲友的却是无边的黑夜……
然后我就去插队，走南闯北，这种事情见得很多。比方说，在村里开会，支书总要
吆喝＂地富到前排＂，讲几句话，就叫他们起来＂撅＂着。那些地富有不少比我岁数还
小。原来农村的规矩是地富的子女还叫地富，就那么小一个村子，大家抬头不见低头
见，撅在大伙面前，头在下腚在上，把脸都丢光，这也是种极端体验罢。当然，现在不
叫地富，大家都是社员了。做出这项决定的人虽已不在人世了，但大家都会怀念他的—
—总而言之，那是一个极端体验的年代；虽然很惊险、很刺激，但我一点都不喜欢。不
喜欢自己体验，也不喜欢看到别人体验。现在有些青年学人，人已经到了海外，拿到了
博士学位和绿卡，又提起那个年代的种种好处来，借某个村庄的经验说事儿，老调重
弹：想要大家再去早请示、晚汇报、学老三篇，还煞有介事地总结了毛泽东思想育新人
的经验。听了这些话，我满脊梁乱起鸡皮疙瘩。
我有些庸人的想法：吃饱了比饿着好，健康比有病好，站在粪桶外比跳进去好。但
有人不同意这种想法，比方说，李赤先生。大家宴饮已毕，回城里去，走到半路，发现
他不见了。赶紧回去找，发现他又倒栽进了粪桶里。这回和上回不同，拖出来一看，他
已经没气了。李赤先生的极端体验就到此结束——一玩就把自己玩死，这可是太极端
了，没什么普遍意义。我觉得人不该淹死在屎里，但如你所知，这是庸人之见，和李赤
先生的见解不同——李赤先生死后面带幸福的微笑，只是身上臭哄哄的。
我这个庸人又有种见解：太平年月比乱世要好。这两种时代的区别，比新鲜空气和
臭屎的区别还要大。近二十年来，我们过着太平日子，好比呼吸到了一点新鲜空气，没
理由再把我们栽进臭屎里。我是中国的国民，我对这个国家的希望就是：希望这里永远
是太平年月。不管海外的学人怎么说我们庸俗，丧失了左派的锐气，我这个见解终不肯
改。现在能太太平平，看几本书，写点小文章，我就很满意了。我可不想早请示、晚汇
报，像文化革命里那样穷折腾。至于海外那几位学人，我猜他们也不是真喜欢文化革命
——他们喜欢的只是那时极端体验的气氛。他们可不想在美国弄出这种气氛，那边是他
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他们只想把中国搞得七颠八倒，以便放暑假时可以过来体验一番，
然后再回美国去，教美国书、挣美国钱。这主意不坏，但我们不答应：我们没有极端体
验的瘾，别来折腾我们。真正有这种瘾的人，何妨像李赤先生那样，自己一头扎向屎
坑。
人死后不能开口了，所以作为发言没有意思了。
王小坡的文笔不错。但他这篇文字反映了他的“文革思维”影子：以偏概全，用极端表述整体，他用文革思维反文革作法。人死不会作答了，无甚意思。
另外加一句，王小波先生我是非常崇敬的。他的思维如果算是文革思维，那中国人里面就没有头脑清醒的人了。
你真的说不清acton是真心赞扬，还是存心反讽。
因为他有时候选择的角度真得让人很无言。就是中央台的笔杆子也想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