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袁本初密码 -- 张四维

共:💬147 🌺285
全看树展主题 · 分页首页 上页
/ 10
下页 末页
家园 如果只是讳中的一个字,汉朝固然无需避

袁绍如果字“知本”,“续初”,“子始”,“仲建”之类,在汉朝肯定没人管。不像后世,连同音字都需要严格避讳。但是汉朝毕竟有避讳制度,皇帝和皇后的名字就不可以用,自己父母的名字也不可以用。否则,东汉时期也无需将“秀才”改成“茂才”了。像“本初”这样完全不改,实在太明显,太过分了。如果人们将来说袁绍“本初好”,“本初坏”,无异于公开评论先帝,这毕竟是汉朝不能容忍的。此仆所以惑之一也;

同样的道理,如果说名字互训,那么可以和“绍”字互训的组合实在太多太多,为何偏偏要用袁绍出生前后的那个年号“本初”?以袁氏深厚的家学,难道会找不到一百个与“绍”字互训的合适组合?此仆所以惑之二也。

再比如,袁术的字“公路”和“术”肯定没法互训,但倒是和图谶中“代汉者当涂高”里的“涂高”互训。目的何在,不言而喻。

可能没有说清楚,请各位见谅。

家园 又查了一下,年号避讳自晋永康始

晋武帝太康元年,改永安县为永康,到了晋惠帝永康年间则改永康为武康。《经史避名汇考》卷十(清 周广业 著)说“避年号始此”。

所以东汉应该是不避年号的。而避年号也不是定规。后世有避有不避,见前文例子。而即使避,也主要避前朝的年号,以免引人思念前朝。但是年号这东西太复杂。各朝重复使用同一年号的,甚至同一朝代重复使用同一年号的都在所多有。故避讳与否端看当时情势而定。

家园 成败都在易啊。真没想到易经对东汉的影响这么大。
家园 【原创】第二回 楚藩王拜佛取祸 袁郡守平冤救民

※字数太多,7千字以上不能发,只好把一些不重要的段落略去,对全文影响不大。

对于汉光武帝刘秀来说,公元41年一定是个让他扬眉吐气的年份。在这一年的年初,即三统历前一年的年底,流亡到匈奴的代王卢芳回国投降,北方的边患得以解除;不久后发生了日食,但并没有带来什么天灾人祸;十月辛巳日,刘秀终于公布了他期待已久的诏书:废失宠已久的皇后郭圣通为中山太后,改立自己年青时的梦中情人阴丽华为新皇后。

刘秀与阴丽华本是一对老夫老妻,在公元23年便已结婚。但当刘秀北渡黄河讨王郎时,为了得到河北豪强的支持,在公元24年又娶了真定望族之女郭圣通为妻,反把阴丽华降为二房,长年不与同居。公元25年,郭圣通生下皇子刘强,因而在次年被册立为皇后。公元28年,阴丽华产下皇子刘庄,便对郭圣通的地位重新形成了威胁。刘秀对郭圣通本无多少感情,等到卢芳臣服,河北平定之后,他们的这段政治姻缘自然也就走到了尽头。

出于多方面考虑,在赶走郭圣通之后,刘秀便大封诸子为王。此时,他的三位妻子已经为他生下了十一位皇子,其中郭圣通生刘强等五子,阴丽华生刘庄等五子,许美人只生了刘英一子。因为刘强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刘秀没有借口废掉他的太子之位,只得让郭圣通到她的次子中山王刘辅那里去养老。其余九皇子,除刘衡已经夭折之外,八人同日受封:刘庄封东海王,刘英封楚王,刘康封济南王,刘苍封东平王,刘延封淮阳王,刘荆封山阳王,刘焉封左翊王,刘京封琅玡王。自古母以子贵,子以母贵,鉴于生母郭圣通已废,刘强颇不自安,多次要求让位给阴丽华的长子——东海王刘庄。刘秀犹豫了两年,公元43年终于下旨,诏命刘强与刘庄换位:立刘庄为皇太子,改封刘强为东海王。随着郭圣通在公元52年去世,刘强彻底丧失了政治前途。为了崇阴贬郭,刘秀命洛阳官吏捕斩郭家宾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

【光武帝驾崩,明帝继位:约400字,略】

作为汉光武帝的次子,汉明帝的皇位起初不甚牢固。他的长兄刘强虽然早已不是皇太子,但依然拥有庞大的政治资源,而这就是潜在的威胁。刘秀的遗体尚未下葬,宫内便爆发惊天大案:山阳王刘荆给异母兄刘强写信,说刘强有天子相,何况“上以求天下事必举,下以雪除沉没之耻,报死母之仇,”应当东合诸王,西联羌戎,两面夹击洛阳。不久后,烧当羌果然兴兵攻陇西,先战于允街,又战于允吾,汉军大败,谒者张鸿阵亡。当年秋天,汉明帝察觉内情,降刘荆为广陵王,命他和刘强都离开洛阳,返回封地,严加看管。刘强一回封地就病倒了,汉明帝闻讯后十分关心,立即派中常侍、钩盾令【管理皇宫近池、苑囿、游观的大宦官】和太医前去探视。几个月之后,刘强就撒手人寰。在汉朝历史上,这类的巧合并不是第一次,也绝不是最后一次。此种宫廷黑幕虽然令人惊讶、悲伤和愤怒,却也的确是为了政局稳定所必需的帝国之恶。

刘强死后,汉明帝仍有八个弟弟为王,其中沛王刘辅、楚王刘英与东平王刘苍博学多才,最负盛名,而刘辅擅长的便是《京氏易》和图谶,由此也可窥见当时的学术风气。诸王都是郭圣通与阴丽华的儿子,惟独楚王刘英的母亲是许美人,因为母亲的地位低下,自己也不受光武帝宠爱。汉明帝却最喜欢这个弟弟,大约是因为此人最不可能威胁自己的皇位吧。公元64年,皇太后阴丽华驾崩,而诸藩王都已返回各自的封地,汉明帝虽然得以控制了整个中央政权,却又不免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和危机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来自印度的佛教登上了中国上层贵族社会的大雅之堂。

【佛教的起源:约800字,略】

【佛教的早期发展:约1200字,略】

【佛教传入东汉帝国:约1000字,略】

迦叶摩腾与竺法兰完成第一部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翻译的时间是公元67年,而在此之前,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便早已成了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虽然他的佛学水平肯定非常有限。鉴于当时尚无成书的汉文佛经,这倒也不太令人吃惊。奇怪的是,他居然同时祭祀黄帝、老子与佛陀,而在此之前,并没有中国人祭祀佛陀与李耳的记载,所以楚王刘英可以被视为中国最早的佛教徒和道教徒。很明显,佛教的传入促进了道家思想的宗教化,而道家著作也对佛教思想的中国化起到了重要的帮助作用。更有甚者,早期的汉文佛经不仅借助道家文献的语言表达方式,而且还以老子与佛陀两人同时代为依据,炮制出“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奇特理论(“浮屠”是“佛陀”的另一种译法)。后来,西晋道士王浮以此理论为蓝本,写了《老子化胡经》一书,宣扬老子晚年离开中原西行,经过秦国与河西走廊,又翻越帕米尔高原到印度传教,印度人称他为佛陀,所以佛教乃是道家的支派。此书的内容虽然荒诞,却还一度被列为道家经典,可见这种说法的影响力之大。

公元65年,以往多次入侵长城防线的北匈奴遣使请求和亲,汉明帝很高兴地同意了,派越骑司马郑众前往北匈奴谈判。当时,匈奴已分裂为南北二部,北部在戈壁以北,与东汉为敌国;南部在戈壁以南,臣服于东汉。东汉政府将南匈奴部落安置在今内蒙古南部和山西北部一带,负责防御北匈奴南下侵扰。出长城之后,汉使发现南匈奴贵族须卜骨都侯等人与北匈奴有联系,打算叛离东汉政府,迁往漠北。郑众等人于是立即上书,请求朝廷征发天下兵卒,到今内蒙古南部和甘肃中部驻扎,阻止南匈奴部落北迁。但东汉帝国承大乱余弊,户口稀缺,正苦于兵源不足。形势迫在眉睫,汉明帝只得下诏,命令全国暂时停止执行死刑,将已经定案的死囚都减罪一等,赐弓弩衣粮,发配到北方前线去充军;不愿意充军的死囚既可以找亲戚代服兵役,也可以捐缣帛来赎罪。即便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者,最多不过下蚕室阉割而已。这一决定很快就被证明为正确而及时的:没过几天,在中国便观测到了日食,汉明帝下罪己诏,同时北匈奴果然也南下犯塞。

这份暂停执行死刑,捐缣帛赎罪的诏书发到楚国首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楚王刘英因为受了佛教“原罪”思想的影响,以赎罪为名,派人给楚相送去黄缣白纨三十匹,说自己“过恶累积”。楚相上奏朝廷,汉明帝回诏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恐有悔吝,其将缣帛发还,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伊蒲塞”和“桑门”都是梵文译音,“伊蒲塞”即并未出家的信佛居士,“桑门”即“沙门”,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和尚”。可见,在公元65年时,楚国已经聚集起了大量的和尚与并未出家的信佛居士,其中必然有不少来自南亚和中亚的和尚,而居士当以汉人为主。道教和佛教这两种新兴宗教,不仅有楚王刘英等贵族的支持,也受到汉明帝的高度赞许,前途可谓一片光明。

不过,支持道教和佛教的传播只是汉明帝铲除异己的政治手段,而非改造社会风气的终极目的。公元67年,东汉帝国中央政府与外地藩王之间的矛盾再次激化,这回首当其冲的是广陵王刘荆。他虽是汉明帝的同母弟弟,却向来同情东海王刘强。以往因为有皇太后阴丽华保护,汉明帝不敢治刘荆之罪。现在阴丽华已死,而广陵地方官员又举奏,刘荆与门客沈凉等人召巫师祭祀,疑似在诅咒皇帝。汉明帝得报,便诏命长水校尉樊矹与羽林监任隗调查此案。樊矹是汉明帝的表叔,为人谨慎,善察中央政策,素来不与藩王往来。他在调查之后,便与任隗上奏,请求以谋反罪判处刘荆死刑。汉明帝见证据不足,担心天下人议论,佯怒道:“各位爱卿恐怕因为刘荆是我弟弟,才想置他于死地吧!如果他是我的儿子,看你们敢?”樊矹引周公诛弟,季友鸩兄等先秦故事,冠冕堂皇地回答道:“臣等正是因为刘荆是皇太后临终前特意托付给陛下的皇弟,才专门来向皇上请示。如果他是陛下的儿子,臣等连请示都不必,直接就诛杀了。”这话切合上意,汉明帝闻言一声叹息,便下诏赐广陵王刘荆自杀。

刘荆是汉光武帝诸子中,第一个不仅非正常死亡,而且公诸于世的,其罪名又与巫师祭祀有关,这便为楚王刘英等其它藩王敲响了警钟。刘英倒也机灵,听说判刘荆死刑的是樊矹,想要讨好他,又无法直接与之结交,便找到樊矹的弟弟樊鲔,请求将女儿敬乡公主嫁给樊鲔的儿子樊赏。樊矹听说后急忙跑去阻止,可是为时已晚。当年樊矹就去世了,他的死令诸藩王长出了一口气,殊不知更大的灾难正在逼近他们。

公元70年三统历十月壬辰日,中国又观测到了日食。这是汉明帝即位以来发生的第二次日食,朝廷三公都免官谢罪,请求辞职,以向上天表示歉意。汉明帝立即下诏,请三公立即复职,说发生日食的责任主要在自己昏庸无能。但是,日食这种自然现象的本质,是有黑暗的东西挡住了天穹,使阳光不能普照大地。这提醒我们,帝国内部可能存在各级官吏大事不请示,小事天天送,蛇鼠一窝,欺上瞒下,朝廷的政策难以贯彻到基层,百姓的冤情不能上达中央等等官场陋习。现在应当以日食为契机,详加整肃。在这份圣旨的最后,汉明帝宣布,责成各地的“刺史、太守详刑理冤。”在这句话中潜藏的深意,恐怕是当时大部分人都难以察觉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份责成各地政府部门“详刑理冤”的整风圣旨一下达,立即就有一个叫燕广的人上奏朝廷,告发楚王刘英同渔阳人王平、颜忠等伪造图谶和符瑞,其心可诛。同时,三公之一的司徒虞延也接到报告,说楚王打算谋反。虞延看了报告之后,感觉证据不足,又知道刘英是皇帝喜爱的弟弟,与朝廷的关系一向和睦,又专心修炼道教与佛教,不至于策划谋反阴谋,就将报告搁置下来,没有上奏皇帝。他哪里知道,这份报告的背后有大贵族集团指使,主要目的就在于陷害自己。

原来,虞延自青年时代起参加法律工作,为官清正廉洁,不阿附贵族集团,素来民望甚高,但也树敌不少,其中最主要的便是东汉帝国第一大外戚集团——南阳新野的阴、邓集团。早在刘秀起兵之前,这两个家族便已与刘家结为三角婚姻关系:阴丽华皇后的母亲是邓家之女,阴丽华的哥哥阴识是破虏将军邓奉的副将,邓奉是西华侯邓晨的侄子,而邓晨又是刘秀的姐夫。东汉建国之后,阴、邓两家除了不断奉女进宫、迎娶公主之外,仍然时常相互联姻,与皇室结成了“铁三角”。公元48年,阴丽华皇后的弟弟——信阳侯阴就的门客马成犯法,时任洛阳令的虞延将其逮捕归案。阴就闻报,不胜其愤,到宫中告御状,弄得汉光武帝只得亲自省理此案。在法庭上,阴就与虞延公开争吵,随后竟在皇帝面前厮打起来。虞延身高八尺六寸,腰带十围,力能扛鼎,阴就根本不是对手,几乎被打死,最后卫士只得举戟刺虞延,逼他放开阴就。最终,光武帝判虞延判案正确,下令将马成处决,并批评了阴就。作为豪门外戚,阴就不仅被一个没有政治背景的洛阳令当庭痛打,损失了一名重要门客,还遭到皇帝的公开批评,他对虞延的仇恨可想而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22年之后,这次燕广等人告发楚王刘英谋反事件背后的导演,便是树大根深的阴氏家族,特别是汉明帝的舅舅阴就。虞延假若以此案上奏,很可能会被认定诬陷藩王,罪当反坐;假若不上奏,则正是知情不报,势必又会成为招致日食灾变的罪魁祸首,无论如何都将难逃一死了。

既然虞延不上奏楚王谋反,那么楚王当然就必须有罪。汉明帝得到燕广的奏折,立即命令司法机关展开调查。很快,调查结论便顺利出炉,报告说:楚王刘英长期以来网罗全国各地的奸诈之徒,伪造图谶和符瑞,欺骗朝廷,并越权擅自设置贵族、将军、二千石级别高官等职,大逆不道,理应判处死刑。在楚王官邸中还搜出与其交往的名人录,共计竟达数千人之多,他们都有涉案的嫌疑,需要一一逮捕调查。何况现在正值发生日食的敏感时期,可见这些奸诈之徒的恶行已经上干天怒,绝对不能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必须顺藤摸瓜,彻底清查,以便向上天有个交待。

汉明帝得报,也知道刘英并非真要谋反,便只削掉了他的楚王封号,废除封国,徙居丹阳泾县,赐给五百户属民,并允许携带原楚国的卫士、奴婢和妓乐前往封地。但其它涉案人员,特别是虞延,可就没有这么宽大的待遇了。公元71年三统历三月,汉明帝给虞延发诏,指责他隐瞒告发楚王谋反案的材料不报,还曾经推荐与楚王有来往的幽州从事公孙弘,性质恶劣,已经不仅是尸位素餐而已,理应对近年的天灾人祸负责。虞延得旨,明白自己这次难逃厄运,便立即自杀谢罪,死后全家一贫如洗。同时,汉明帝又封燕广为折奸侯,委托他来调查楚王一案。

【刘英自杀,上万人遭到牵连,数千人下狱,多位“云台二十八将”的后裔遭到打击;河东太守焦贶、千乘太守薛汉与吴郡太守尹兴、郑弘、廉范和陆续等冤狱:约2500字,略】

经过半年多的审讯,公元71年夏季,在侍御史寒朗的极力劝谏下,汉明帝开始着手了结楚王谋反案。当时都城洛阳周围天干地裂,久旱不雨,明帝一日突然驾临洛阳狱,亲自过目案卷,点名释放了上千名囚徒。据说他刚录完释放者名单,洛阳城上空便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城郊农民欢声震天。明帝听到百姓对自己的歌功颂德,心中不免得意,回宫以后又与马皇后等人讨论,终于下诏定性说:“大狱一起,冤者过半,” 要求各地政府在坚持“详刑理冤”原则不动摇的情况下,对政策略作调整。

洛阳狱中的蒙冤者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但在楚王谋反案的主要事发地,更多的囚徒还在苦等着平反昭雪的甘露。楚藩国原本由许多块互不联结的飞地组成,南至淮河北岸的取虑,北至黄河南岸的须昌。自从楚案一兴,楚藩国便被废除,各块飞地分别被并入邻近郡国,东汉政府又在楚藩国的首都彭城一带改设了楚郡。既然立郡,就要有太守。在如此敏感的时期,这个职务可是个烫手山芋,汉明帝让三公联合商议合适人选。结果,三公一致向皇帝推荐字“邵公”的任城令袁安,说他为人“严重有威,见敬于州里,” “所在吏人畏而爱之”,能断、敢断大案,最适合出任楚郡太守。而这位袁邵公,正是那位精通《孟氏易》的成武县令袁良之子,也就是袁绍、袁术兄弟的第五世祖。

楚郡太守袁安走马上任之时,正是楚王谋反案风头最劲之际,仅楚郡一地,涉案人员就多达数千名。官吏们知道皇帝龙颜大怒,人人自危,为求自保,竞相酷刑逼供,所以许多囚徒死在狱中,更多的人屈打成招。袁安深知“冤者过半”,所以一到彭城,连太守府都不去,就直接住进监狱,日夜审案,将在押嫌疑犯中没有过硬的罪行证据者,一律上报释放,总数多达四百余家,上千口人。府丞和掾史大惊失色,都向袁安下跪,叩头苦争,说这是“阿附反虏”,罪当反坐,将会弄得大家全部满门抄斩,断断不可。袁安平静地回答:“凡是在官场上混的,眼光高的都想当宰相,低的也巴望着作太守,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不能为此丧了良心。今逢圣世,却因为阿附上司的意思,让大批无辜者在狱中受折磨,陷君父于不义,太守我没法下这个狠心。如果上面不同意我的裁决,按照大汉法律,本太守一个人去顶罪,连坐者也不过是我的家属,绝不会殃及你们。”

袁安的表章传到洛阳,恰逢汉明帝开始调整“详刑理冤”政策,双方一拍即合。得到平反的四百余家人出狱后,莫不交口称赞袁安的仁德,使他很快名满天下。次年,汉明帝将袁安调任河南尹,这个官职相当于太守,主管首都洛阳及其周围的荧阳、开封、成皋、偃师等二十城,名义上是平调,实际上是升迁。袁氏家族虽然不是东汉的开国元勋,也没有立过多少显赫的功劳,却从此进入帝国中央政府,而且在官民之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成为楚王谋反事件中的主要受益者之一。

当然,要论楚王谋反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肯定还是汉明帝本人。通过这次为期近一年的大狱,他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大地主和新兴的宗教势力,巩固了自己的中央集权统治。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借着没收涉案人员的私人财产,解了自己在财政上的燃眉之急。汉制用周礼,讲究事死如事生。西汉制度:天子即位一年后就应该开始着手给自己建造皇陵,美其名曰“寿陵”,建造费用要占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东汉承大乱之后,加之光武帝重赏开国元勋,财政匮乏,光武帝本人性格又节俭,在位26年之后才开始造“寿陵”。而在明帝在位的第14年,他就开始为自己修建“寿陵”,而且比光武帝的原陵规模更大。据《汉晋春秋》记载,原陵实高六丈,而汉明帝的显节陵实高八丈;现存的原陵遗址高17米,而显节陵遗址高达25米,可证史册所载不虚。查清建造显节陵的巨额费用来源也不困难:显节陵开工的年份,是明帝在位的第14年,也正是楚王刘英自杀的那一年。实际上,就连显节陵工程都用不了这么多钱,但有钱总是不愁花:在楚王刘英自杀、显节陵开工的后一年,汉明帝又大封自己的儿子们为王,同时赐天下男子每人升三级爵位,工龄超过20年的高级公务员每人赏帛100匹,工龄超过10年的每人赏帛20匹,工龄不足10年的每人赏帛10匹,官府吏每人赏5匹,书佐、小吏每人赏3匹。

至于刚刚传入中国内地的佛教,虽然也处于楚王谋反事件的风口浪尖之上,却反而没有受到它的很大影响。据东汉末年文献《牟子理惑论》称,汉明帝本人酷爱佛像艺术,不仅在白马寺,也在显节陵、南宫清凉台和开阳城门上雕画了佛像,可见他终生迷恋于此,也可见他兴起楚王谋反案,其实与楚王信奉佛教和道教并无真正关系。打击兄弟藩王势力是如此有利可图,以至于汉明帝在公元73年又发动了一场类似的大狱,而这次倒霉的是根本不信佛教的淮阳王刘延。一年之后,汉明帝便又大赏了天下公务员。如果汉明帝不是在公元75年驾崩的话,没有人知道,类似的肥皂剧还会重复上演多少回。听啊,在楚郡和淮阳郡,那首古老的西汉民谣依然在回响:“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元宝推荐:铁手,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家园 嗯,先花再看

其实您完全可以把一章分为上下两节,俺也好多一个地方献花。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俺也不例外。。。

家园 “天下男子每人升三级爵位”?

汉明帝又大封自己的儿子们为王,同时赐天下男子每人升三级爵位,工龄超过20年的高级公务员每人赏帛100匹,工龄超过10年的每人赏帛20匹,工龄不足10年的每人赏帛10匹,官府吏每人赏5匹,书佐、小吏每人赏3匹。

这怎么可能呢?整个大汉帝国人人封爵???

家园 汉承秦制,大部分男子都有爵位

由低向高,第一等爵位叫公士,二等叫上造,三等叫簪褭,四等叫不更,五等叫大夫,六等叫官大夫,七等叫公大夫,八公乘,九等叫五大夫,十等叫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等叫左更,十三等叫中更,十四等叫右更,十五等叫少上造,十六等叫大上造,十七等叫驷车庶长,十八等叫大庶长,十九等叫关内侯,二十等叫彻侯。当然还有别的说法,各个时代不完全一样。

“彻侯”在汉朝中后期避汉武帝刘彻的讳,改为“列侯”;“关内侯”又名“关中侯”。后来,列侯中又发展出“县侯”与“亭侯”两级。

当然,汉朝与秦朝不同,还有最高等的“王”爵,单字王如“赵王”、“楚王”、“齐王”又比双字王如“济北王”、“淮南王”、“江陵王”高。所以东汉朝至少有23等爵,男人们要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且有的升呢。升爵以后,很多税费和劳役可以减轻或免除,财富大大增加。第四等爵“不更”就是不必定期服劳役的意思。

这些怨我没说清楚。

家园 明白为什么每人升三级了

如果升四级的话,天下就没人服劳役了...

不过这种大赏天下的气魄可真是罕见...

家园 阿~~~嚏~~~~~!!
家园 记得民爵根据等级高低还要授予一定量的土地

关于秦西汉的爵位制度,简单给个说明

如果东汉沿用的制度包括授田,就意味着汉明帝手头一下子多出了那么多田地可供分配,那么东汉初年的土地兼并状况之严重,就很清楚了。汉明帝打击的多半是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土地兼并。

西汉东汉屡有赐民爵数级之举,其他的都好办,是否涉及到土地分配一直是我最感兴趣的。

家园 一字王可是最高的爵位啊

没听见老戏里大臣的最高愿望就是当个“一字并肩王”么?

家园 估算了一下,这个赐民爵三级还真有味道

如果东汉沿用秦西汉制度,赐民爵三级意味着要授予三顷耕地,15亩田宅。按照我手头的资料做个估算,秦汉时一顷相当于现在1.8公顷,一亩相当于现在0.7亩左右,估算下来三顷为120汉亩。如果拿后世的占田法作个类比,晋武帝司马炎的占田法,一户基准为100亩,还有些杂七杂八的名义可以多获得一些;唐朝一户基准为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合计100亩,但是唐朝一亩大约为580平方米,换算到汉朝度量衡正好是一家120-130汉亩左右。看来历代都把这个看作一户农户适合耕种的面积。赐民爵三级,正好把耕地按照合理的标准分给了无土农民。

这里面就引申出两个问题。第一,土地哪里来的。如果是打击楚王和旧贵族、大地主的战利品,那堪称东汉版的“和绅跌倒,嘉庆吃饱”了。第二,赐民爵三级如果不是汉明帝太大方而是实际需要,就说明世上无土地的农民太多了,急需分配土地。综合看,估计是汉明帝通过楚王谋反事件打击旧贵族和landlord,将其原有土地分配给了原来没有土地而不得不租种其土地的佃农。按照东汉的历史背景,光武帝刘秀对豪强都有所不满却又无可奈何,这恐怕也是能采取的唯一手段了。

家园 打土豪,分田地嘛,说得好,花之

只是中国的事情很多都没法较真,赐民爵三级是否代表每位成年男子都授予三顷耕地,15亩田宅?怎么授,什么时候授,授多少,几等田,位于什么位置,具体实施中还是有许多文章可作。不好再多说了,否则该有人怀疑影射什么的。

光武帝承大乱余弊,官府在册户籍人口锐减,和西汉后期相比,不到三分之一。这么多消失者肯定不会都死于战乱,许多人应当是为了躲避税役而故意隐瞒,地主豪强们也乐得为他们提供保护,以便逃税。明帝普遍赐百姓土地,对隐瞒户口的人来说是沉重打击,因为邻居都轻松地升爵发财了,你再不主动向官府审报户籍就太蠢了。这样,国家的人口统计肯定要比以前准确多了,将来关于税收、兵役之类的政策也就更容易制订,更容易落实。

楚王英谋反案,一王八侯被“国除”,他们的封地全部被中央收为郡县,至少增设了一个郡和十个县。没收的土地田宅一定很可观。没有涉案的人员被赐三级爵位,至少也是“不更”了,说明帝国已经有了足够的刑徒,无需再无偿地征用民力。即便将来需要的话,中央政府也有足够的经费可以雇佣工人。

所以,开国功臣问题很难解决,革命时不能不大赏,江山太平后又必须收回他们的特权和财富。光武帝自己不解决,留待明帝去解决,也算是个办法,比刘邦和吕后高明。似乎后代只有宋朝做得比较厚道,其它朝代往往都只能靠暴力和阴谋解决,代价太大。

家园 这个问题有意思

所以,开国功臣问题很难解决,革命时不能不大赏,江山太平后又必须收回他们的特权和财富。

关键在于封侯以上的爵位,至少一定的经济权益是世袭的。即使大家都奉公守法,原来的世袭原封不动,以后的皇亲功臣越赏越多,国力总是有限的,理论上就是一个到最后无法支撑的体系。因此采取种种手段中途予以消灭,无法避免。

秦灭六国后,根除了世袭的土壤。上层人士想搞例外,也不那么容易了。宋以后的事情我不太清楚,只是凭感觉贵族的世袭特权也大大削弱了,所以手段上温和一点?

家园 这回书有意思,花顶——
全看树展主题 · 分页首页 上页
/ 10
下页 末页


有趣有益,互惠互利;开阔视野,博采众长。
虚拟的网络,真实的人。天南地北客,相逢皆朋友

Copyright © cchere 西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