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遥远的敦煌 -- 江上苇

老和尚去世近两百年后，莫高窟忽然乱哄哄地来了一帮僧人，他们把老和尚的塑像从影堂里搬了出来，移到别的地方。然后，这帮人又把不知从哪里运来的许多书籍、经卷、版牍，帛画，一股脑地搬进这间小小的石室，将原本狭窄的空间塞得满满的。这样打搅一位高僧身后的宁静，自然是罪过，然而，这些人似乎也有着不得已的理由吧？

石窟的门，随即被封闭了。墙壁被重新涂抹平整，又画上一层崭新的壁画，谁也看不出来，在墙背后曾经发生过多少故事。

谁也不知道，这是哪一年的事。后人只是推测，大概是在公元1049年之后，那是北宋仁宗皇帝在位时期，年号皇佑。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小说名著《敦煌》，就在此时展开。

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些过客只是匆匆地为一千年后的人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印迹，随即把自己隐藏在历史沉沉的铅幕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后，党项人、蒙古人、吐鲁番人、满洲人、东干人先后经过这里，他们都是些匆匆过客，怀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对这处佛教的遗迹或修缮或者毁弃，但都做得很不彻底。

厚厚的黄沙，薄薄的古墙，一直保守着那个秘密。

直到有一天，有人叩响了密室的大门。

近千年后，当法真道长打开这间密室的大门时，面对堆积如山的典籍经卷，他多少是会有些震撼的——虽然他并不很清楚这些东西的实际价值。

他知道唐僧，但也仅限于晓得悟空、八戒事迹的程度，他并不知道玄奘、义净甚至是鸠摩罗什这些伟大的名字就在这个黑乎乎的密室里拈花微笑。他更不知道，法兰西巴黎国家图书馆的回鹘文写本藏件，用一只手的指头就可以数得过来，而且还是穆斯林的转抄，可是在他那个黑乎乎的密室里，稍微找找，就可以搜出一二十倍于此，价值也高得多的写本。他恐怕也不知道，他手里有整部的十世纪以前的藏文写本《甘珠尔》，而在欧洲，柏林博物馆的珍藏品，也不过就是能上溯到十五世纪初叶的，已经散叶的几卷而已……

法真道长当然不会知道。

当欧洲的年轻人在校园里孜孜不倦地汲取全欧洲积累了数百年的知识时，千千万万个王元箓正在颠沛流离，为生计发愁。让他们去学习如何辨识中古文献的价值？那是个奢望。这个古老的民族，没有能够为自己的年轻人提供这样的条件。

色当与萨多瓦的光荣，属于日耳曼的小学教师，道长的愚昧无知，难道就仅仅该归罪于他个人？大人物或许能改变历史，但小人物注定只会被历史改变，是时代造就了这群人。

然而，他仍然捡了些卷子，送到衙门里去了。可是愚昧无知的，还不仅仅只是这个王道士。

肃州兵备道廷栋老爷、敦煌县令汪宗翰汪老爷以及本县知名的官员乡绅们，陆陆续续都得到了一些密室中的经卷、画像、铜佛什么的。汪县令则继续把这些东西往上送，但大多如石沉大海。直到藏经洞被发现两年之后，才有个甘肃学政，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省教育厅厅长的叶昌炽，对金石学有研究，知道这是宝贝，就向藩台建议最好将其全数运到省城来，妥为保管——咸丰、同治年间，莫友芝偶然收集到唐代写本《说文》“木”部的一些残页，世人便惊诧不已，以为是惊人的“秘笈”，连见多识广的曾国藩也感慨道：“世上何曾见唐本！”可是藏经洞里，满世界都是“唐本”，甚至更古老的本子也可以轻易找到，这不是宝贝是什么？

但省里的会计算算账，七马车左右的运量，运费竟要五六千两银子之多！这笔账，按当时的汇率算，将近一千英镑，不知是怎么算出来的，即便在那个时代，也是个高得离谱的天价了。没有哪个部门，愿意当冤大头出这笔钱，政府也没有特批经费的意思，这件事，就这么搁置了。直到光绪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907年，甘肃布政司才下了道命令，责令敦煌县令汪大老爷就地封存，汪大老爷则大作官样文章，严令法真道长妥加保管，不得外流——他们甚至都懒得去清点造册。

这距离藏经洞被发现，已经过去七个年头了，她的祖国仍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她的实际价值，任由她衰朽不堪的身躯在岁月的风中消磨，残缺。即便是懵懂无知的王道士，也要暗地里替这些久远的经卷抱屈了。

二十多年前，塞切尼伯爵的中国探险之旅，使欧洲人更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的西北角。这些被影响的人当中，有一位便是塞切尼伯爵的匈牙利老乡，斯坦因——这个名字，在人类历史上，将永远和中亚考古联系在一起。

斯坦因，1862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青少年时代，便游学于欧洲各国，二十一岁上，便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在英国伦敦、剑桥、牛津等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主攻东方语言和考古学。1888年起，在时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教育系统任职，担任过英属旁遮普大学注册官和拉合尔学院东方学院院长等职务。

虽然少年得志，生活安逸，但冒险家的血管里，永远是对未知世界的憧憬与向往。作为一个东方学者，斯坦因的眼光理所当然地指向了遥远的中亚。

1900年，斯坦因终于得到足够的资助，开始了他的中亚探险之旅。在他的资助者中，有印度勘探局、大英博物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等官方机构，囊中羞涩的冒险家将不得不和这些世俗的机构分享自己的所得。在探险中，斯坦因甚至常常不得不将繁琐的地理勘察放到考古探索之前。至于勘探的结果，在斯坦因看来，当然是供学术研究之用，至于更隐讳的用途，则已非他能够把握了。

那是中国随时可能被瓜分豆剖的年代。早在数十年前，热衷于此道的英国人，就已经盯上了中国新疆，曾为此派出了数批探险队，但这些探险家居然连塔里木文化到底属于哪一个文明体系都说不清楚。直到斯坦因探险，这个问题才算有一个初步的结论。在斯坦因探险中，理所当然地参杂了一些不那么和谐的因素。

然而，知识本身，并无罪恶，她依然属于全人类。

在1900到1901年之间，斯坦因第一次深入中国新疆，考察了塔里木盆地南缘，发现了尼雅遗址。

1906年，斯坦因再次来到中国，在远赴新疆考察。1907年初，在取得大量成果后，斯坦因走出瀚海，进入了位于沙漠边缘的绿洲敦煌，准备在这里休整一段。当然，他也想看看马可.波罗游记里提到过的，沙州地区的唐古特人那些很久以前的奇特信仰风俗——唐古特，就是中国史籍中的“西夏”。促使斯坦因前往敦煌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1902年，斯坦因从他的老乡，匈牙利地质勘探协会会长兼匈牙利地理学会主席洛克兹教授那里，听说了雄伟的敦煌“千佛洞”。这位洛克兹教授，便是当年塞切尼探险队的成员之一，他向斯坦因生动地描述了二十三年前所见到的那些壁画和彩塑，激发了斯坦因前往敦煌考察的兴趣。

斯坦因能够发现瑞典人、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他们都于此前开始了西域探索）未能发现的瑰宝，和他与塞切尼同是匈牙利人不无关系——这，就是知识与文明的层叠意义。

这，也即是敦煌藏书的意义。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孜孜不倦地研究敦煌学了——因为那厚厚的卷牍下，埋藏着能解开无数秘密的钥匙。

1907年3月16日，斯坦因来到千佛洞。三四十年前，“陕甘回乱”中被烧掉的栈桥，至今没有恢复，眼前依旧是一片疮痍。洞窟的最高一层，无法攀登，只有最下层的几个大窟，洞里有精致的木制通道——不消说，那是法真道长的功德。

斯坦因面对着令人惊异的壁画和塑像，不住地懊恼自己在汉学上花的工夫太少，以至于无法读懂那些深邃的眼神。

在深邃的眼神背后，是一些久已消逝的王朝，曾经辉煌的背影。

然而，斯坦因很快就从痴醉中醒来了。他想起了在敦煌城中，扎西德伯克曾对他讲过的一个传说：就在这些石窟的洞中，有人发现了一大批埋藏的古代书稿，其中有些并非由汉语写就，而是一些让人莫名奇妙的字符。后来，这些古老的文件被官府下令封存了。

它们还在哪里吗？

一个过路的僧人帮了他的忙，确切地说，那是个喇嘛。他们找到了藏经的石窟，然而道士却不在家，他出去化缘了。幸好，喇嘛的师父手里，还有一卷——这还是为了装饰自己的私人佛堂，特意向邻居道士先生借来的。那是一英尺宽，十五码长的一个卷子，看起来很古老的样子，虽然是用汉文书写的，但年代却无从考证，连斯坦因博学多识的助手蒋师爷也读不懂。

鉴于道士先生要外出一段时间，斯坦因只得悻悻地离开，一路上，脑海里回想的都是那些生动的壁画和精美的塑像。

在此后的两个月里，他勘踏了敦煌附近的古长城和古玉门关遗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获得了大量的汉代简牍。然而，真正让他惦记不已的，还是传说中的石室藏书。

五月二十一日，他又来到了千佛洞，这一次，法真道长在家。

通过蒋师爷的帮助，斯坦因与道长进行了沟通。毫无疑问，斯坦因是个玄奘式的人物，而法真道长新绘的壁画，正是歌颂这样一位圣僧传播文化的功绩。

双方找到了契合点。

第二天，斯坦因被获准进入藏书的石室，他随即被那些丰富的藏品惊呆了。然而，他没有时间，把这些堆得像山一高的写卷吃透，他匆匆忙忙地挑选了些东西。

道长要求的承诺是，除他们三个人外，不得泄露一点交易的风声，而且只要斯坦因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不得向任何一个活物透露这些古老文本的来源——当然，外加四个马蹄银，差不多是两百两银子。在斯坦因看来，这完全是给道士先生个人的贿赂。然而在道士先生看来却要崇高的多，他把这算作是洋鬼子对宗教事业的捐款，而且毫不犹豫地画到账本里去了。

最后，斯坦因拿走了二十四箱写卷和五箱画卷以及别的艺术古玩，运出中国的代价是：一百三十英镑的税款，折算起来，还不到八百两银子。这些珍品，最后被送到大英博物馆，那是个为斯坦因探险掏了五分之二费用的大股东。

一路上，斯坦因尽量压抑住自己的好奇心，不去动那些绘有精美图案的丝织品，因为这样会加重折痕处的破损程度。

这些美术品需要进行及其细致的修复和整理，将近一千年的层压，已经使得它们不堪重负。后来，大英博物馆的印刷和美术部，在赛迪尼.科尔文爵士的领导下，花了一年多的功夫，才不过处理了这些织物画卷中的三分之二。

斯坦因即便没有发现敦煌文书，他一样可以凭借在中亚考古中的卓越贡献名垂青史。然而敦煌，如果错过了斯坦因，是否还能够成为中亚考古发现中，那颗灿烂夺目的明珠？

这里，需要打一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