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遥远的敦煌 -- 江上苇

两千多年后，放眼黄沙漫漫，古道音尘已绝，当年与大汉争夺西域的匈奴帝国也已烟消云散，已经在中国的史籍中失落了上千年。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几个还记得这条道路曾经有过的辉煌，只是庸庸碌碌地打发着日子，在频繁的战乱中苟延残喘。

西元1879年，也就是垂暮的中华帝国刚刚从外族手里夺回新疆之际，一群装束异样的人来到这里。这帮人高鼻深目而多髯，一望而知不是汉人，然而在敦煌，红胡子绿眼睛大鼻子的回回正多着呢，只这一点，也引不起老百姓的注意——这帮人与众不同的是，他们扛着画板，到处写写画画。

他们自称来自泰西欧罗巴之地，但祖上却是自东方迁徙过去的，虽已历经若干世代，然而思乡念祖之情未泯。他们这次回来，是想寻找祖先的坟茔，为邦国祈求福祉。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拜会过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訢等人，取得了总理衙门和顺天府盖了印信的旅行护照，还曾经与北洋大臣李鸿章、陕甘总督左宗棠会晤，所以是非常合法的的探险队。

地方上并没有为难这些虔诚的洋鬼子，由他们去了。他们画了些素描，采集了一些标本，但似乎并没有找到他们想望中的祖宗坟茔，充其量，也就是膜拜了那些古道遗迹。

这个探险队游历了他们的祖先曾经盘马弯弓与卫青、霍去病、陈汤、班超等人竞逐的旧地，发其怀古之思咏，还经过敦煌，参观了千佛洞——照例又画了些素描。

又过了十年，这个探险队的所见所闻被编撰成厚达两千余页的《塞切尼.贝拉伯爵东亚科学考察成果，1877-1880》。书名是以探险队的领队，匈牙利伯爵塞切尼.贝拉的名字命名的。传说匈牙利人是匈奴人的后裔，所以这个民族对于神秘的东方有着特殊的感情，塞切尼伯爵东亚之行，也正是企图借助当时的科学手段，来揭示自己民族的初始历程。无独有偶，以雅利安人的优越性相标榜的希特勒，也曾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准备由戈倍尔组织一个探险队，前往雅利安人曾经活动过的喜马拉雅山考察，但最终未能成行。

塞切尼探险队离开后，又过了十八年，这已经是光绪二十三年，西历的1897年了。

这一年，一个四十八岁的邋遢道士来到了敦煌，据后人回忆说，他是湖北麻城人，姓王，名元箓，早年避乱乞食，背井离乡。二十出头的时候，他来到甘肃，在肃州巡防营当了一段时间的兵，退役后，又当了道士，道号“法真”。这位法真道长曾经远游新疆，但我们今天不知道，他这次远行到底是为了信仰，还是为了生计——那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被命运驱使着，做着各种莫名其妙的事。数十年过去了，青春就这样虚耗了，在大清朝的夕阳中，法真道长也老了。

他回到自己熟悉的甘肃地面，在风华已逝，日渐寂寥的敦煌落下脚来，准备迎接那个人人难逃的大限。可是在大限到来之前，人还得过日子不是？法真道长在当地人的默许下，住进了最为破败的千佛洞下寺里。上寺和中寺里都是些藏族喇嘛，浑不把这些破败的洞窟放在心上，所以也懒得管他。

法真道长很费了些功夫，才把荒废破败的古窟从深深的黄沙中清理出来，再把那些妖艳的壁画用石灰涂掉，用泥塑几座道家的神像，一个简单的道观就建立起来了，他所选的地方，就在今莫高窟第十六窟旁边。他没啥文化，也没有产业，更没有家室，年纪也不小了，只能靠供奉香火，收受布施过日子。

虽然敦煌已经不再辉煌，然而残存的那点香火生意，也足够法真道长过上安闲的生活。道长还雇了个帮手杨先生做文案，在冬春农闲时帮忙抄写道家经文，再在夏秋间游人多时，把这些经文卖出去换些现钱。

法真道长虽然是道家弟子，却懵懵懂懂地找来画工，画上了满墙的唐僧西天取经壁画——不知是画技不佳还是洋鬼子秉性刁钻，反正后来据一个来自印度的洋鬼子说，他看到的的唐僧徒弟，一个是牛脸，一个是马脸。

那年头，大家都很艰难。今天的我们，与其去谴责他的无知与愚昧，还不如去怜悯他的无知与愚昧，他没什么坏心眼，只是碰巧出生在那么一个糟糕的时代，被命运所捉弄罢了。

时光悄悄地溜走，又过了三年。新世纪的曙光中，中国老百姓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法真道长也老了一岁。这年的初夏，因为生意还在淡季，道长的雇员杨先生闲得无聊，就躲在他的办公室，也就是十六窟的甬道里抽烟。点完火，顺手就把用来点火的草芊往墙上的缝隙里插，碰巧今天这根草芊长了点，咦，居然还插不到底？蹊跷，再拿烟锅在墙壁上磕磕——所有的敦煌学家都应该庆幸的是，杨先生太穷，抽不起当时算是奢侈品的纸烟卷，用的是中国特色的旱烟枪——他正好磕在甬道的北壁上，墙壁后发出了空洞的回音。

杨先生平时并非没有这么干过，只是今天，他碰巧闲得慌，好奇心重了点。再敲敲，呵，还真是有那么点古怪呢！

由此我们不得不相信，许多震惊世界的发现，常常只是由于手欠。

历史是多么喜欢和人开玩笑啊！

既然是因为手欠瞎敲，所以这事儿杨先生也没怎么上心。直过了好一段，和法真道长闲磕牙，杨先生才把这古怪事儿拎出来当闲话讲。法真道长也正闲着呢，咦，俺还没注意到呢，咱再敲几下试试！

人做事儿，就怕个认真。一番敲打和倾听之后，道长和杨先生初步断定，甬道的墙后有密室，然而密室里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他们可猜不出来。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俩于这一年的五月二十五日半夜，悄悄地敲开了那堵被封闭近千年的古墙。

墙后面，是一个尘封已久的时代，一个中华帝国从辉煌转向衰落的时代。那个久远的时代，和他们当下所身处的时代，又是多么的相似啊！

这一年，是公元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岁次庚子。此刻，大批勇敢而又愚昧的义和团民，因为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的强力镇压，无以容身，正转而向北京、天津进军，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多米诺”骨牌般的后果，史称“庚子拳变”。在整个华北，但凡无力抵抗的洋人及中国教徒，多被暴民甚至是正规军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某些杀人手段，已非残忍二字可以概括，在勇敢无畏与爱国主义的名头之下，暴民们并无两军阵前斩将搴旗的勋绩，却多是屠戮妇孺的武功。老佛爷随即凭这一股虚劲，一口气竟向全世界十一个主要国家宣战。可是齐聚北京城里，号称本事天大地大的各路神仙们，费了老牛鼻子劲，却拿不下一个理论上几无还手之力的使馆区——东郊民巷。

愚昧与欺哄所滥造的“勇敢”，敌不过大轮船与电话线赋予的力量，血肉之躯，纷纷在枪炮喷吐的火舌下枯萎。传说中的神仙们——或者说是虚幻的精神暗示抑或亢奋的暴民癔症——并不足以保卫自己的国家与人民，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这个古老民族的最后一点自尊瓦解了，天朝上国的神话也随之而破灭。

这一切，虽然遥远，但并非和敦煌毫无瓜葛。东郊民巷里，有一位年轻的法国见习士官生Paul. Pelliot，作为翻译，参加了这次旷日持久的战斗。战斗中，在世界列强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夺取了一面义和团的军旗，为自己的祖国赢得了荣誉。这面军旗后来被作为战利品，保存在法国荣军院——那也是安葬拿破仑皇帝的地方，象征着法国军人的最高荣誉。

后面，我们还要提到他。他是法国派来研究东方古文化的官费生，碰巧遇上打仗，这个孔武有力的书呆子，就稀里糊涂地给抓了丁——那年他才二十一岁。

然而远在西陲的法真道长并不知道这一切，他只是隐隐约约地嗅出，古墙后面，仿佛是一个辉煌时代的背影。

公元九世纪中叶，正当辉煌的大唐朝逐渐走向没落的时候，和她较劲达两个世纪之久的老冤家吐蕃王朝，也即将油尽灯枯。

唐宣宗大中四年或者是五年的时候，位于狼山之南，乌加河东岸的天德城（位于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在长安城正北约700公里），忽然来了一群陌生的客人。这帮人衣衫褴褛，狼狈不堪，显然是经过了长途跋涉方才到达此地。领头的叫高进达，内中还有一个法号悟真的和尚。他们自称来自于沙州——天德城的军民知道，那座城市已经沦陷于吐蕃之手长达七十年了——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和堵截，他们不得不放弃河西走廊的正途，冒险穿越方圆数百公里的巴丹吉林沙漠，绕道今内蒙前往关中。他们在途中耗费了约两年多的时间，其中艰苦可想而知。

他们给大唐朝带来了沙州军民起义的消息。

遥远的敦煌，也就是曾为大唐朝治下的沙州，已经沦入异族吐蕃之手许多年了。上一个世纪中后期，大唐朝为平息“安史之乱”，被迫将西北边防军全数调往中原，从此无暇西顾。吐蕃趁机侵入，河湟西域，遂告沦陷，此即陆游诗中所谓“天宝胡兵陷两京，北庭安西无汉营”。

这些城池在沦陷前，大多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抵抗。如伊州城（当时属陇右道，即今新疆哈密），全城军民在刺史袁光庭率领下，苦战累年，最后兵尽粮竭，方才陷落。城陷时，袁刺史杀死妻子，跳入火中自焚而亡。直到781年，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安西四镇留后郭昕，还曾派遣使者，借道回鹘，前往长安与朝廷通音讯。然而，这也就是大唐之声在河湟西域最后的回响了。

沙州也是这样一座坚强的要塞，全城军民在孤立无援的境况下，自770年起，一直为唐朝坚守城池，苦战了十一年，直到公元781年才不得已投降吐蕃。然而吐蕃虽长于征战，却并不善于统治，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沙州人仍然心怀故国，不愿意臣服。

公元847年，日趋衰落的吐蕃，在盐州（今宁夏盐池县）之战中，大败于唐军，加之历年来政局动荡，饥馑相属，也逐渐丧失了对边镇的控制。沙州大族张义潮，趁机在当地世家豪强和僧侣人等的支持下，于公元848年发动起义，击败了吐蕃军队，迅速控制了沙州城。张义潮在占据沙州后，曾派出信使，向自己的父母之邦唐朝通报消息，自然也有乞求援助的意思。当时向东方去的通路，尚掌握在吐蕃人手里，这些使者只能绕道而行。

张义潮派出了多支使团，但只有高进达这一队抵达了唐朝的土地，他们所走的，大概就是781年北庭、安西使者入朝的旧路。天德军防御使李丕随即将这队勇敢而幸运的使者送抵长安，这时距他们离开沙州已有两三年了。

时当大唐宣宗皇帝在位，他对沙州军民的义举，极为赞叹，大加封赏，其中有些封授的制书，还是出自时任知制诰的大诗人杜牧之手。悟真和尚，作为沙州僧侣集团的代表，也给他的师父洪辩大师带回去了一纸敕封告身，那已经是大中五年，也即公元851年的事情了。

洪辩和尚是当时沙州僧侣中的领袖人物，在吐蕃时期，他便“充沙州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在张义潮起义中，支持义军，起了很大作用。故唐朝以此功敕封他为“释门河西都僧统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授“京城内外临坛大德”称号，并赐穿紫袍。作为一个在异族铁蹄下生活了一辈子的出家人来说，能在暮年得到祖国的承认，这是多大的欣慰啊！

悟真等人回到沙州时，洪辩和尚在世的日子已经无多，然而能够在有生之年，得复故国衣冠，他仍然欣喜万分。老和尚立刻命人将这份敕封诏书刻石立碑，嵌进了自己“影堂”西壁的壁龛内。

“影堂”，是当时高僧身后的纪念堂，修建影堂之风盛于唐时。在日本的唐招提寺中，至今犹存有鉴真和尚的影堂供后人纪念。老和尚修建影堂，也就是留给后人作纪念之用。

洪辩和尚的影堂，就建在沙州城东南的莫高窟。据唐人《莫高窟记》云：“右在州东南二十五里，三危山西。”《敦煌录》也说：“州南有莫高窟，去州二十五里。中过石碛，带山坡至彼，斗下谷中。其东即三危山，西即鸣沙山。”三危山，传说是大舜放逐不服王化的三苗的地方，是古中国人心目中，遥远的异域。

中国的石窟建造艺术，源起于古印度，后随佛教一并传入。河西走廊既为当时丝路交通之枢纽，中外文化交流亦莫不经由此地，故历来受外来宗教影响颇深。河西走廊沿线石窟遗迹甚多，如安西有古名榆林窟的万佛崖和昌马之东千佛洞；玉门有红山寺；酒泉有文殊山；张掖有马蹄寺等等。据历史记载，武威也有十六国时代北凉国主沮渠蒙逊所开凿的石窟,可惜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无可寻踪了。

敦煌石窟，也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据敦煌写本记载，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禅僧乐僔在距敦煌二十五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岩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是为莫高窟开凿之始。自前秦以来数百年间，在狂热的宗教信仰的推动下，莫高窟的开凿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即便是在吐蕃占据沙州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开凿也仍在继续。洪辩和尚就是开凿工作的主事人之一。

老和尚多年来主持开凿石窟多座，大权在握，未能免俗，也做了一点点假公济私的勾当——出于对自己身后的考虑，特意在一个大石窟的甬道北边，额外开凿了一间小小的石窟，作为自己的“影堂”。面积约7.5平方米，顶部为覆斗形，除去一些附件，可利用空间也不过19个立方多一点。

当张义潮的使者们历尽千辛万苦从故国返回的时候，沙州根据地已经相当巩固。非但如此，沙州义军还在张义潮的指挥下屡屡出击，多次击败吐蕃军队，收复了大片土地。大中五年，也即公元851年，张义潮第二次向长安派出使团时，给朝廷的礼物已是河西十一州的图籍，而此前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也已不复存在了，朝廷即以沙州设归义军，以张义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并河西陇右十一州观察使。公元861年，张义潮征服了吐蕃人在河、陇地区占据的最后一座要塞凉州，陷没近百年的河西、陇右之地，至此重归中华帝国版图。时人记载，方其盛时，“内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众”。

唐咸通八年，张义潮入朝长安，于咸通十三年，即公元872年，在长安去世，继而统治河西陇右的，是他的侄儿张淮深。张淮深初期的统治还是稳定的，然而其晚年，却很悲惨。公元890年至896间，多起政变接连发生，张淮深全家和继任的索勋相继被杀，直到唐光化三年，即公元900年，张义潮的孙子张承奉出任归义军节度使，政变风潮才算告一段落。公元905年，由于中原大乱，唐王朝存亡未卜，张承奉索性也过一把皇帝瘾——自立为“金山国白衣天子”，号“西汉金山国”。

然而，这已经不是他爷爷张义潮称雄于河西的时代了，由于内乱连连，金山国的力量被大大削弱，只能坐视甘州回鹘雄张东道，于阗李氏虎踞西陲，沙州陷入两面受敌的不利境地。公元906年到911年之间，金山国与甘州回鹘时战时和，曾经为河西走廊霸主的金山国，只剩支吾之力。911年，甘州回鹘可汗遣其弟狄银率军进逼沙州，张承奉力屈，终于签订了城下之盟，沦为回鹘的属国，被迫尊可汗为父。

914年，张承奉郁郁而终，州人推戴长史曹议金为主，曹议金改弦易张，与两个强邻回鹘和于阗都缔结了婚姻关系，同时遵奉中原正朔，接受了后梁封授的归义军节度使等职衔。在曹氏统治时，归义军又一次进入了稳定期，到曹议金的儿子曹元德统治时代，他东巡甘州，已经可以和回鹘可汗平起平坐，而其弟元忠继位后，干脆自称为“敦煌王”。

在中原正史中，沙州军民这一段传奇往事被记述得极其模糊，那时候毕竟资讯极不发达，这原也怨不得那些远在数千里外修编历史的秀才们。在沙州发生的这一切，都具备历史中那些被淹没的事迹的共性，所以，这段历史理所当然地被后人遗忘了。

然而，谁也不曾想到，这一段合当湮灭的历史，因为机缘巧合，竟被一群没名没姓的匆匆过客，偷偷地保存了下来，藏在尘封的石窟里，历千年而不朽。

洪辩和尚去世后，继任的僧统先后是法荣和悟真，悟真就是自长安给老和尚带回告身的那位——有这位高徒在，洪辩和尚身后自然尽享尊荣。

弟子们火化了老和尚的遗体，将残存的十余块骨殖用白色丝棉和白麻纸包裹，再装入早已准备好的骨灰袋中。骨灰袋外层是白色细绢，内层是紫色细绢，袋口用白色丝线捆扎，再用儿童练习书法的麻纸包裹，然后从背部放入早已塑好的真容像中，用细泥小心地封堵，抹平，晾干，然后将真容塑像移入影堂中供奉，遗骸的收敛工作就算完成了。

既然是作为供后人膜拜悼念的地方，这座影堂自然就没必要封闭。因此，在这以后的许多年里，它一直是开放的。

洪辩和尚的塑像，就这样端坐在他那间小小的影堂里，在这一两百年中，接受着徒子徒孙的供奉，旁观大千世界的红尘起伏，恩怨情仇，一言不发。

老和尚去世后的一两个世纪，就这样过去了。

在这期间，中原的皇帝，换了一茬又一茬，大唐朝终于灭亡了，中华帝国的都城，自关中迁到了中原，又从洛阳搬到了开封，在大运河畔落了脚。从此关洛故地，空有山河之固，却再也没有成为过一个统一帝国的中心。乱世的枭雄们，专心致志地经营中原，谁也没有闲工夫去关心西方。敦煌所在的沙州，虽仍保持着一个汉族政权，但却已经被中原王朝视为不折不扣的异域了。

李唐王朝之后，继起的是梁、唐（沙陀族所建）、晋、汉、周五个短命的王朝，史称“五代”——为了和此前的同名王朝相区别，这些王朝的前面，都被史家加上了一个“后”字；斯时军阀割据，为雄国者十，并称“十国”。纷纷扰扰五十秋中，军阀们各自风光几年，便即黯然无声。

那是一段离乱纷扰的岁月，即便是帝王世胄，功臣宿将，也朝不保夕，大家都活得战战兢兢。公元960年，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兵不血刃地夺取了后周江山。

向有天下之志的陈抟老祖，闻知此讯，高兴得竟从驴子背上掉下来，拊掌笑道：“天下于是定矣！”从此望峰息心，入华山中为道士。后世乃以“骑驴倒堕”指代太平盛世。

然而太平是有代价的，中华帝国从此进入了长达数百年的内敛期，大扩张的时代结束了。使用汉字的军队，从此不再越过瀚海去争雄于异域，敦煌也定格为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分隔符。大唐朝不亡于外而亡于内的教训，使新帝国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自身内部。

赵匡胤虽然是武将出身，以勇猛善战闻名，但却并不黩武，做事也很委婉。他宁可婆婆妈妈地“杯酒释兵权”，妇人之仁地让被篡位的后周小皇帝在大宋朝终其天年，还啰里啰唆地立下誓约，让继位的皇帝不得杀文人和上书议论朝政者……他还很小气，自己舍不得乱花钱，七夕节送给太后的礼金不过是三千钱，皇后更少，只有一千五百钱，然而对臣下的赏赐，他从来都很慷慨，范质生病，赐钱两百万。

所以后人说这个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取江山的大黑胖子“稍逊风骚”，大概也是有些道理的。然而，这恐怕也正是他人格魅力所在吧？

中原总算是再度恢复了秩序，然而作为世界性帝国的风采，却一去不复。而河西道上风尘依旧，老和尚虽然还端坐在他的影堂里，也早已被世人遗忘了。

可恶的吐蕃人终于不再涉足河西走廊，在西域也看不到他们的踪影，然而党项人又开始捣乱了。丝绸之路上的敌人和朋友，总是在变化的。在数以千计的时空里程上，无数帝国的兴起与衰落，都只是一眨眼的功夫，无论是大唐朝、吐蕃王朝还是金山国或是后来的西夏、蒙古，都只是过客之一罢了。

崛起于今宁夏的党项人，在首领李元昊的率领下，于1038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史称“西夏”。党项人向西进军，于1036和1068年两度攻陷瓜、沙二州，从此敦煌故地又成为了西夏王国的西大门，直到速不台带着风尘仆仆的蒙古骑兵来到这里。

人间帝国如风一般飘逝，却留下莫高窟，伴着鸣沙山月和牙泉独守岁月。

从当年的筚路蓝缕，到今天的文化像征。

敦煌是中华发展的一个缩影。

此江上苇可是天涯煮酒的江上苇？

有些好奇

老和尚去世近两百年后，莫高窟忽然乱哄哄地来了一帮僧人，他们把老和尚的塑像从影堂里搬了出来，移到别的地方。然后，这帮人又把不知从哪里运来的许多书籍、经卷、版牍，帛画，一股脑地搬进这间小小的石室，将原本狭窄的空间塞得满满的。这样打搅一位高僧身后的宁静，自然是罪过，然而，这些人似乎也有着不得已的理由吧？

石窟的门，随即被封闭了。墙壁被重新涂抹平整，又画上一层崭新的壁画，谁也看不出来，在墙背后曾经发生过多少故事。

谁也不知道，这是哪一年的事。后人只是推测，大概是在公元1049年之后，那是北宋仁宗皇帝在位时期，年号皇佑。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小说名著《敦煌》，就在此时展开。

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些过客只是匆匆地为一千年后的人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印迹，随即把自己隐藏在历史沉沉的铅幕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后，党项人、蒙古人、吐鲁番人、满洲人、东干人先后经过这里，他们都是些匆匆过客，怀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对这处佛教的遗迹或修缮或者毁弃，但都做得很不彻底。

厚厚的黄沙，薄薄的古墙，一直保守着那个秘密。

直到有一天，有人叩响了密室的大门。

近千年后，当法真道长打开这间密室的大门时，面对堆积如山的典籍经卷，他多少是会有些震撼的——虽然他并不很清楚这些东西的实际价值。

他知道唐僧，但也仅限于晓得悟空、八戒事迹的程度，他并不知道玄奘、义净甚至是鸠摩罗什这些伟大的名字就在这个黑乎乎的密室里拈花微笑。他更不知道，法兰西巴黎国家图书馆的回鹘文写本藏件，用一只手的指头就可以数得过来，而且还是穆斯林的转抄，可是在他那个黑乎乎的密室里，稍微找找，就可以搜出一二十倍于此，价值也高得多的写本。他恐怕也不知道，他手里有整部的十世纪以前的藏文写本《甘珠尔》，而在欧洲，柏林博物馆的珍藏品，也不过就是能上溯到十五世纪初叶的，已经散叶的几卷而已……

法真道长当然不会知道。

当欧洲的年轻人在校园里孜孜不倦地汲取全欧洲积累了数百年的知识时，千千万万个王元箓正在颠沛流离，为生计发愁。让他们去学习如何辨识中古文献的价值？那是个奢望。这个古老的民族，没有能够为自己的年轻人提供这样的条件。

色当与萨多瓦的光荣，属于日耳曼的小学教师，道长的愚昧无知，难道就仅仅该归罪于他个人？大人物或许能改变历史，但小人物注定只会被历史改变，是时代造就了这群人。

然而，他仍然捡了些卷子，送到衙门里去了。可是愚昧无知的，还不仅仅只是这个王道士。

肃州兵备道廷栋老爷、敦煌县令汪宗翰汪老爷以及本县知名的官员乡绅们，陆陆续续都得到了一些密室中的经卷、画像、铜佛什么的。汪县令则继续把这些东西往上送，但大多如石沉大海。直到藏经洞被发现两年之后，才有个甘肃学政，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省教育厅厅长的叶昌炽，对金石学有研究，知道这是宝贝，就向藩台建议最好将其全数运到省城来，妥为保管——咸丰、同治年间，莫友芝偶然收集到唐代写本《说文》“木”部的一些残页，世人便惊诧不已，以为是惊人的“秘笈”，连见多识广的曾国藩也感慨道：“世上何曾见唐本！”可是藏经洞里，满世界都是“唐本”，甚至更古老的本子也可以轻易找到，这不是宝贝是什么？

但省里的会计算算账，七马车左右的运量，运费竟要五六千两银子之多！这笔账，按当时的汇率算，将近一千英镑，不知是怎么算出来的，即便在那个时代，也是个高得离谱的天价了。没有哪个部门，愿意当冤大头出这笔钱，政府也没有特批经费的意思，这件事，就这么搁置了。直到光绪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907年，甘肃布政司才下了道命令，责令敦煌县令汪大老爷就地封存，汪大老爷则大作官样文章，严令法真道长妥加保管，不得外流——他们甚至都懒得去清点造册。

这距离藏经洞被发现，已经过去七个年头了，她的祖国仍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她的实际价值，任由她衰朽不堪的身躯在岁月的风中消磨，残缺。即便是懵懂无知的王道士，也要暗地里替这些久远的经卷抱屈了。

二十多年前，塞切尼伯爵的中国探险之旅，使欧洲人更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的西北角。这些被影响的人当中，有一位便是塞切尼伯爵的匈牙利老乡，斯坦因——这个名字，在人类历史上，将永远和中亚考古联系在一起。

斯坦因，1862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青少年时代，便游学于欧洲各国，二十一岁上，便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在英国伦敦、剑桥、牛津等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主攻东方语言和考古学。1888年起，在时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教育系统任职，担任过英属旁遮普大学注册官和拉合尔学院东方学院院长等职务。

虽然少年得志，生活安逸，但冒险家的血管里，永远是对未知世界的憧憬与向往。作为一个东方学者，斯坦因的眼光理所当然地指向了遥远的中亚。

1900年，斯坦因终于得到足够的资助，开始了他的中亚探险之旅。在他的资助者中，有印度勘探局、大英博物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等官方机构，囊中羞涩的冒险家将不得不和这些世俗的机构分享自己的所得。在探险中，斯坦因甚至常常不得不将繁琐的地理勘察放到考古探索之前。至于勘探的结果，在斯坦因看来，当然是供学术研究之用，至于更隐讳的用途，则已非他能够把握了。

那是中国随时可能被瓜分豆剖的年代。早在数十年前，热衷于此道的英国人，就已经盯上了中国新疆，曾为此派出了数批探险队，但这些探险家居然连塔里木文化到底属于哪一个文明体系都说不清楚。直到斯坦因探险，这个问题才算有一个初步的结论。在斯坦因探险中，理所当然地参杂了一些不那么和谐的因素。

然而，知识本身，并无罪恶，她依然属于全人类。

在1900到1901年之间，斯坦因第一次深入中国新疆，考察了塔里木盆地南缘，发现了尼雅遗址。

1906年，斯坦因再次来到中国，在远赴新疆考察。1907年初，在取得大量成果后，斯坦因走出瀚海，进入了位于沙漠边缘的绿洲敦煌，准备在这里休整一段。当然，他也想看看马可.波罗游记里提到过的，沙州地区的唐古特人那些很久以前的奇特信仰风俗——唐古特，就是中国史籍中的“西夏”。促使斯坦因前往敦煌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1902年，斯坦因从他的老乡，匈牙利地质勘探协会会长兼匈牙利地理学会主席洛克兹教授那里，听说了雄伟的敦煌“千佛洞”。这位洛克兹教授，便是当年塞切尼探险队的成员之一，他向斯坦因生动地描述了二十三年前所见到的那些壁画和彩塑，激发了斯坦因前往敦煌考察的兴趣。

斯坦因能够发现瑞典人、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他们都于此前开始了西域探索）未能发现的瑰宝，和他与塞切尼同是匈牙利人不无关系——这，就是知识与文明的层叠意义。

这，也即是敦煌藏书的意义。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孜孜不倦地研究敦煌学了——因为那厚厚的卷牍下，埋藏着能解开无数秘密的钥匙。

1907年3月16日，斯坦因来到千佛洞。三四十年前，“陕甘回乱”中被烧掉的栈桥，至今没有恢复，眼前依旧是一片疮痍。洞窟的最高一层，无法攀登，只有最下层的几个大窟，洞里有精致的木制通道——不消说，那是法真道长的功德。

斯坦因面对着令人惊异的壁画和塑像，不住地懊恼自己在汉学上花的工夫太少，以至于无法读懂那些深邃的眼神。

在深邃的眼神背后，是一些久已消逝的王朝，曾经辉煌的背影。

然而，斯坦因很快就从痴醉中醒来了。他想起了在敦煌城中，扎西德伯克曾对他讲过的一个传说：就在这些石窟的洞中，有人发现了一大批埋藏的古代书稿，其中有些并非由汉语写就，而是一些让人莫名奇妙的字符。后来，这些古老的文件被官府下令封存了。

它们还在哪里吗？

一个过路的僧人帮了他的忙，确切地说，那是个喇嘛。他们找到了藏经的石窟，然而道士却不在家，他出去化缘了。幸好，喇嘛的师父手里，还有一卷——这还是为了装饰自己的私人佛堂，特意向邻居道士先生借来的。那是一英尺宽，十五码长的一个卷子，看起来很古老的样子，虽然是用汉文书写的，但年代却无从考证，连斯坦因博学多识的助手蒋师爷也读不懂。

鉴于道士先生要外出一段时间，斯坦因只得悻悻地离开，一路上，脑海里回想的都是那些生动的壁画和精美的塑像。

在此后的两个月里，他勘踏了敦煌附近的古长城和古玉门关遗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获得了大量的汉代简牍。然而，真正让他惦记不已的，还是传说中的石室藏书。

五月二十一日，他又来到了千佛洞，这一次，法真道长在家。

通过蒋师爷的帮助，斯坦因与道长进行了沟通。毫无疑问，斯坦因是个玄奘式的人物，而法真道长新绘的壁画，正是歌颂这样一位圣僧传播文化的功绩。

双方找到了契合点。

第二天，斯坦因被获准进入藏书的石室，他随即被那些丰富的藏品惊呆了。然而，他没有时间，把这些堆得像山一高的写卷吃透，他匆匆忙忙地挑选了些东西。

道长要求的承诺是，除他们三个人外，不得泄露一点交易的风声，而且只要斯坦因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不得向任何一个活物透露这些古老文本的来源——当然，外加四个马蹄银，差不多是两百两银子。在斯坦因看来，这完全是给道士先生个人的贿赂。然而在道士先生看来却要崇高的多，他把这算作是洋鬼子对宗教事业的捐款，而且毫不犹豫地画到账本里去了。

最后，斯坦因拿走了二十四箱写卷和五箱画卷以及别的艺术古玩，运出中国的代价是：一百三十英镑的税款，折算起来，还不到八百两银子。这些珍品，最后被送到大英博物馆，那是个为斯坦因探险掏了五分之二费用的大股东。

一路上，斯坦因尽量压抑住自己的好奇心，不去动那些绘有精美图案的丝织品，因为这样会加重折痕处的破损程度。

这些美术品需要进行及其细致的修复和整理，将近一千年的层压，已经使得它们不堪重负。后来，大英博物馆的印刷和美术部，在赛迪尼.科尔文爵士的领导下，花了一年多的功夫，才不过处理了这些织物画卷中的三分之二。

斯坦因即便没有发现敦煌文书，他一样可以凭借在中亚考古中的卓越贡献名垂青史。然而敦煌，如果错过了斯坦因，是否还能够成为中亚考古发现中，那颗灿烂夺目的明珠？

这里，需要打一个问号。

1906年，当年东郊民巷里那个勇敢的候补士官生Paul. Pelliot，已经是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汉语教授了。他的祖国，浪漫的法兰西，突然发现自己在中国新疆的探索与发现，居然远远落后于英国、德国、俄国、日本甚至瑞典！为此，不甘心的法国人准备进行一次和自己国家地位相称的探险，深入地考察中国新疆。

法国地理学会主席埃米尔.塞纳尔推荐这个Paul. Pelliot去领导探险队。这个Pelliot，中文名就译做“伯希和”。他在敦煌学的研究中，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6月15日，刚满过二十八周岁伯希和，率领他的探险队，从巴黎出发，经由俄国，前往中国新疆。俄国人为法国朋友准备了一支哥萨克卫队，领队是个挂上校军衔的芬兰裔男爵，参加过日俄战争，名叫Emil.Mannerheim，后来他又站在俄国人一方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站在芬兰人一方参加了苏芬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芬战争中，那条让斯大林格勒英雄崔可夫蒙羞的曼纳海姆防线，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时候他已经是芬军统帅，挂元帅衔了。再后来，他还当过芬兰总统，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名的人物。

然而这位曼纳海姆男爵的护卫是假，俄国人的意思，不过是借着法国人的名义蒙混过境去刺探军情和搜集文物罢了。

那也算是一支“探险队”，在世界列强对新疆虎视眈眈的背景下，一支特殊的“探险队”。

那时候的迪化（今乌鲁木齐），是流放者的世界，和沙俄时代的西伯利亚一样，虽然蛮荒却充斥着人文气息。伯希和在这里碰上了一些老朋友，比如说，在安南边境上和法国人打过很多交道的前广西提督苏元春，“庚子拳变”中极力支持义和团的辅国公载澜等人。

当年，伯希和在东交民巷夺取义和团军旗时，站在他对面的，正是这位澜国公阁下。七年过去了，那种排外的狂热，如今在载澜身上一点都看不出来了，他和法国人成了好朋友，隔三岔五地把探险队中的摄影师努埃特召去讨论摄影技巧。

从这些文化名流口中，伯希和听说了敦煌藏经洞，载澜甚至还送了他一卷出自那里的《金刚经》写本，从题款上看，那是大唐贞元二年的作品了。

于是，1908年3月3日，伯希和来到了藏经洞。即便已经被斯坦因取走了许多经卷，留下的卷子，仍旧让见多识广的伯希和惊诧不已。

伯希和回忆道：“我简直被惊呆了。自从人们从这一藏经洞中淘金的8年来，我曾认为该洞中的藏经已大大减少。当我置身于一个在各个方向都只有约2.5米、三侧均布满了一人多高、两层或有时是三层厚的卷子的龛中时，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

无论是二十一岁上便获得博士学位的斯坦因，还是同样二十多岁便成为法国东方学院教授，通晓多门语言的伯希和，在面对敦煌石室藏经时，在惊讶和震撼之余，都不约而同地发现，自己的知识竟是那么的匮乏。斯坦因也就罢了，伯希和可是欧洲汉学界数一数二的人物呢。连这样这两个博学的知识分子都自叹“浅薄”，那该是怎样丰富的宝藏啊！

为了尽可能挑出有价值的经卷，伯希和将藏经洞中所剩的一万五千到两万卷写本全部浏览了一遍。在前十天中，在摇曳的烛光下，他每天打开一千捆经卷，平均每小时一百捆。在藏经洞里，伯希和看到的是中原文明在敦煌地区的衰落，看到的是这种伟大的文明在无情流逝的岁月中苦苦支撑的往事。

最后，伯希和精心选取了六千余种，约相当于剩余藏经量三分之一的卷子，此外还有两百多幅幡、画、织物及其他物品。虽然法国人来得晚，但作为第一流的汉学家，伯希和在西域的考察，远比他的同行成果显著。可以说，他的发现在此后引导了整个法国汉学界的研究方向。我国史学界中鼎鼎有名的元史大家韩儒林先生，便是这个文化“强盗”的及门高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

然而法国人是很有意思的。伯希和从西域带回那么多瑰宝，但除了学术界，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在糟蹋政府的钱，不怎么瞧得上那些中世纪的废纸和破铜烂铁，甚至连整理和发表它们的经费都难以筹措。

和斯坦因的大肆宣扬不同的是，虽然伯希和取得了大得多的成绩，但他与敦煌的故事，却于史寥寥。一方面是他成名之后，爱惜羽毛，也知道骗东西说起来不好听，能不提则不提。但另一方面，讲起来则让人忍俊不忍。

原来伯希和生前人缘奇差，学术上的仇家遍天下都有，欧洲就更多些。这家伙少年成名，虽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然而有个坏毛病，恃才傲物，学术眼光贼刁，批评起人来尖酸刻薄，甚至是吹毛求疵，落在他手里简直生不如死——偏偏他老先生最大的爱好还是写书评，人家想“敬鬼神而远之”都难。对后生晚辈，自不待言，即便是同年甚至前辈，也同样不假辞色，加之他又是世界汉学界权威，一言九鼎，自然杀伤力惊人，据说有些人被他批评得从此不敢研究汉学。几十年中，伯学霸不知得罪了多少人！人家做学问数十载，是桃李满天下，他是埋怨满天下。所以直到他死掉，也没有人肯替他说好话，除了他任会长的法国亚细亚学会不得不然外，整个欧洲学界居然一片寂寥，既没有什么纪念文章也没有什么追悼活动。这也叫做“失声”，不过不是哭的，而是乐的。

伯希和平生刻薄，难得与人为善，自然也最怕人家挑刺，做论文非四平八稳，绝不敢轻易出手。所以他先生学问虽深，著述却不多，平生心血，都在那几本藏书上——字里行间，全是他的小楷批注。

等到伯先生去世后，他的白俄夫人，继承了他的藏书。大概是物以类聚，这位伯夫人也是个极有意思的妙人儿。

同样是东方学家，人家马伯乐、沙畹、葛兰言、戴密微死掉后，家人都大公无私，大大方方地把先人藏书奉献给了社会。什么亚细亚学会哪，汉学研究所哪，法兰西学院哪，远东学院哪，巴黎国家图书馆哪什么的，每家都送几本书。既显得先人修齐臻治，又便宜了后生晚辈——想为先生们树碑立传也容易些——拔一毛而公私兼顾，何乐而不为呢？

伯夫人却偏偏不干。她干什么呢？卖旧书。还嫌伯先生在书上乱涂画，卖相不好看，索性亲历亲为，拿块橡皮一本一本地把所有铅笔字全部擦掉……然后，再卖。

所以伯先生，虽然名高于世，但身前身后，始终都是个低调人物。坊间的伯批铅笔本，那更是绝对的珍品。

离开敦煌后，伯希和来到北京，又做了两件名垂千古的事。第一件，为巴黎国家图书馆买了一大批汉文典籍（据说自十八世纪以来，巴黎的图书馆便没有充实过这类书籍），伯希和在几个月时间里，搜买了近三万卷，虽然买得高兴，但是公费却不够了。于是，伯希和先生便晚上去北京俱乐部打桥牌，凭着他惊人的记忆力，居然百战百胜——第二天便有了买书的钱。凭着他个人的努力，巴黎国家图书馆，成为了整个西方在这方面的最富有者。伯先生平生，于私德上大概只有两件事做得漂亮，此其一。其二，在巴黎解放前夕，在敌人还没有完全撤离的情况下，他便在自己做保管员的埃内里博物馆升起了法兰西国旗，那是巴黎上空最早飘扬的国旗之一。

第二件事，便是得意忘形，大肆张扬，搞得整个北京城都知道他在敦煌得到了许多宝贝，身为方面大员，在清末政局中举足轻重的端方，也曾找他借了卷子些看，归还的时候，遗憾不已。以罗振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官僚学者，遂向朝廷施压，要求立刻将敦煌遗书妥善保护起来。朝廷虽然允诺了，但中国官场的效率一向低下，更何况那还是个暴风雨的前夜呢？因为，辛亥年就快到了……

伯希和去后，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队、俄国的鄂登堡探险队接踵来到敦煌，又有大批经文被他们带走了。

直到俄国人离开后约一年，也就是公元1911年，中国军队才姗姗来迟。在政府派来的军人把石室里的藏本搬走之前，法真道长又偷藏了一些，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时，又从他那里得到了五百七十多卷藏本。军人们把能找到的卷子全数收集起来，用草席草草地捆扎起来，运往北京。然而，政府也并没有把这些极其珍贵的卷子真的当成宝贝来对待，一路上，押运者监守自盗，许多卷子下落不明。为了使总数不至于差得太离谱，一些完好的卷子竟被撕成两段以充数。这些窃取卷子的人，只是隐约听说那是“宝贝”，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却不是能够从中找到宝藏的人——所以，这些瑰宝，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湮灭或是毁弃了。

虽然十世纪的人们已经无法再制作那些七、八世纪的漂亮写本，但他们至少将这些前人的瑰宝保存了下来。又过了九百多年，这些卷子，却以这样的让人扼腕的方式被毁灭了。谁也不知道，那些被毁掉或丢失的卷子里，有多少未知的秘密。也许，无知者贪婪的私欲，才是这些古老的卷子最大的敌人吧？

伯希和曾夸下海口，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余敢决其无有”。他是欧洲第一流的汉学家，至少人们可以幻想，那些最有价值的本子，或许还在人世间。

法真道长死于1931年，在当时的中国人中，算是难得的高寿了。他从斯坦因、伯希和这些人手里，累计得到了一千五百多两银子，但在他看来，这些只是善款，不能算是自己的钱。他备有一个详细的账本，把所有的收入都记录在案，其中自然也包括“司大人讳代诺”、“贝大人讳希和”的“捐款”。道长也确实是克己奉公的，除去自己和徒弟们最基本的生活开销外，余下的都用来做了功德——虽然以考古学家的眼光看来，他那些“修缮”行为简直是在破坏文物。

斯坦因、伯希和们取走的敦煌遗书，大多妥善保管于各大图书馆，免费供需要者研究，其中不乏来自中国的学者。

然而在敦煌遗书的故乡，却正好相反。民国初年，张广建执掌甘肃，为求飞黄腾达，以石室写经贿赂上司，几乎将甘肃民间藏经搜刮一空。民国二十七年，也就是1938年，当时的敦煌县长某君，为搜刮残存的民间写经，竟迭兴大狱，让敦煌的老百姓见识了什么叫做“匹夫无罪，怀壁其罪”。侥幸漏网的藏经，主人也讳莫如深，不敢告人了。

这，恐怕才是敦煌遗书，最大的悲哀吧？

在敦煌遗书中，斯坦因取走了九千种，另有藏文写本、纸本、绢本绘画、刺绣品二千余件。伯希和取走五千余件，另有数目不详的绢画、纸画。俄国、日本和民间散落的，约在六千件以上。北京图书馆也收藏有敦煌遗书，总数约一万余件。敦煌石室中，还有大量的藏文写本，这些写本大多留存在国内，然而到七十年代末，仅存不足四百件，其中的十分之九，下落不明。

在藏经洞旁边的一个低矮的石窟中，一尊高僧塑像蹊跷地坐在那里，他的脑袋顶着窟顶，连一千年后的旁观者，都很替他感到不舒服。

他在痛苦中守望着久远的文明，然而他的脸上却仍带着淡淡的微笑——那是千年的苦难也未能湮灭的微笑。

(全文完)

从天涯卸任後跑到这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