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移民的故事（六）阿尔泰语的旧事之二 -- 矽藻

　金理新论证，原始汉藏语使动形式加后缀-d，后来加前缀s-成了主流。如藏语skjeba发生，skjedpa使发生；汉语*kha枯，*khad竭（星号表示构拟形式）。汉语使用汉字，看不出词形变化，但从上古文献的读音可以知道，汉语确实是有过词形变化的，词缀与藏语相同。

汉语最初是粘着语，与日语、朝鲜语、蒙古语一样，名词要变格，动词有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命令式等不同形式，定语在中心词之后，宾语在动词之前。天哪！真会如此吗？是的，我们的语言原本如此。

在甲骨文里，第二人称代词“女”用在主位和宾位，“乃”只用在领位（所有格）。这说明两个词的区别是格的区别。“其”意为“他的”，也是所有格形式，如“谓其妻曰”。现在报刊上常有人写“其的”，文白混杂，语义重复。南方方言和藏语里的所有格助词ki，就是“其”，它在应用时有一些变体。

定语后置在先秦并不少见，现代汉语里也有。《礼记》说“大夫不得造；车马”，“马”不用造，“车”才用造，“车马”就是“马车”。《楚辞.涉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巍。”这是形容词后置，这是原始汉藏语固有语序的遗留，不少学者不肯承认，是不科学的。温州话有“菜咸”（咸菜）、“墙围”（围墙）、“鞋拖”（拖鞋），湘方言有“牛公子”（公牛）、“牛婆子”（母牛）。鲁迅先生的笔下，也有不少定语后置的例子。如： (1)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藤野先生》)

(2)她一手提着竹篮，内有一个饭碗，空的。(《祝福》)

又如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各界人民，不分阶级、信仰和职业，均望保持秩序.......”“不分”以下，做“人民”的定语。

汉语有文字记载以来，看不到动词变化和SOV语序一统天下的情形。龙山文化晚期，山东丁公陶文已是完整的句子，但没显示宾语与动词的关系。古文里，宾语是代词，又有否定词时，宾语必须前置。白话文里把字句（介词还有将、给等）很常用。极“左”岁月里的口号“将革命进行到底”和“以阶级斗争为纲”都不能变成宾语在动词后的次序。上海话里，SOV与SVO语序都有，如“侬饭吃了否？”（你吃饭了吗？）

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在语法方面接近汉语。特征是：量词丰富，无词形变化，SVO语序。但是，这两个语族与汉语同源词极少，常用词几乎是固有词的天下，当然汉语借词再多，也与此无关。正由于这个原因，国外学者主张把这两个语族分出去，划入澳泰语系。

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壮侗、苗瑶两个语族的异乎寻常的强大影响，使华夏族的语言由藏缅语族变成了藏缅、壮侗、苗瑶语族的综合体。炎帝后期九黎族强盛，蚩尤雄踞中原。此时有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军事、医药、天文学等。黄帝统一各部落后，九黎族既有融入炎黄联盟的，也有南下的。少昊后期，三苗再次崛起......苗蛮集团历来与中原交锋，以败绩居多。楚人强大起来，以苗蛮的身份参与缔造了汉族。在这几千年里，苗瑶、壮侗语族语言对华夏语言发挥了不止一次的影响，最关键的应在蚩尤时代。

语言在短时期内发生巨变是完全可能的。蒙古族入主中原，蒙古语成为国家法定语言。元代统治者不肯放下架子学习汉语，使用汉语的人在学习和使用蒙古语的过和中，把汉语SVO语序与蒙古语SOV语序叠加起来，于是产生了SVOV的特殊句式。《水浒传》有“小人便是白虎山前庄户孔亮的便是。”元曲《西游记》有“我乃是观音弟子木叉行者的便是。”句末的“便是”是受蒙古语影响而增加的。《元典章》有“金银是钞的本有。”句末“有”字是蒙古语“是”字的音译。蒙古语的后置词包括格词尾也通过意译进入了汉语。如“马飞似跑”，汉语原有结构是“似”在喻体前。“似”不是格助词，其结构沿用下来，真正表示“格”的词如：“但是来的和尚都管底上头，唤‘都僧省’。”（少林寺圣旨碑）其中“上头”表示对象。还有“根底”、“上”表示对象，“里”表示行为的依据，“上头”也表示原因。这些结构与SVOV结构到了明代，就渐渐消失了。应该指出，梵语、女真语等语言早就对汉语施加过这种影响，但没有生命力。

美国印第安人的莫哈克语，是黄帝时代的活化石。这种语言使用的语序为SOVO，宾语在动词两边对称分布。这在多层动宾关系的句子中十分麻烦，但为什么保留下来？我认为黄帝与炎帝同宗共祖，固有语言是藏缅语族的，SOV句式，宾语在动词后边重现，应当是受九黎族影响，正如蒙古语对汉语产生影响。迁往美洲的易洛魁人保留了迁出时的语言特征，而在故土的SOVO句式早已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