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天京事变”的祸首是谁？ -- 司马水镜

说明：在多数人印象中，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天京内讧，而天京内讧的起因又是杨秀清逼洪秀全封其为万岁，于是杨秀清就此成了目光短浅的野心主义者和太平天国的千古罪人。然而，对于这一似乎公认的史实，在史学界却颇有争议，如 倪正太的《东王杨秀清死难真相》，邹身城的《论天京内讧中的关键人物陈承熔》，奚椿年的《杨秀清“逼封万岁”之争及其我见》等等文章，都通过各种角度的分析考证，得出“逼封万岁”确无其事的结论。这里，选择一篇论述此事的史式先生的《逼封万岁说考谬》，摘录其中的主要论述。

(一) 有关逼封万岁最初等记载是荒谬的

要问“逼封万岁”是不是事实，我们首先需要考查的是持“逼封万岁”说的三种史料的真实性。在这三种史料之中，《李秀成自述》的记载最为简单，就是以下这样几句话：

“因东王，天王实信，权太重，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

这一记载无时间，无地点，未说明有哪些人物在场，亦无情节，难于考查其真实性。为了考查“逼封万岁”一事是否属实，有必要对记载时间较早，记载经过较详的两部私人著作――《金陵杂记（包括续记）》与《金陵省难纪略》――的有关内容加以探讨。

知非子《金陵杂记》的“续记”中说：

“咸丰六年秋，东贼杨秀清欲夺洪秀全伪位，先将洪党分调出城，遂私刻太平天国真命主杨秀清伪戳，于七月间，假称天父下凡，传洪逆之子部至，洪自往焉。入东巢，杨逆踞坐部起，云天父在此，洪逆即鬼。盖贼等本系串惯伎俩，互相诞语，以愚党下，有是语不得不鬼也。杨逆假天父语问洪逆云：‘尔打江山数载，多亏何人？’答云：‘四弟。’杨云：‘尔既知之，当何以报？’答以愿即加封。随出向众党云：‘嗣后均宜称东王为万岁，其二子亦称万岁。’贼众诺，杨色稍霁，洪亦不转。洪随回入己穴，命群贼即于穴外所筑土城上密布枪炮。韦至洪处，先遣伪北殿承宣某贼往传杨逆来洪处议事，杨怒不往，并将其贼使缚于庭柱，用炮轰毙，一面令伪东殿尚书傅学贤率东党众贼扎于汉西门大街以待北贼，不意北贼已率党从后街直入东巢，东贼急避登望楼，自去其梯，并在楼顶擂鼓，意在调党羽回巢自卫。北贼随目有伪北殿右二十承宣许宗扬者，即许十八，带刀缘楼柱而上，东贼见逼急，遂跳而下，潜匿厕坑间。许追至见履，捉缚北贼前。杨云：‘尔我金田起首，尔此时不能杀我。’韦答云：‘尔欲夺位，我奉二哥令杀尔，今日之事两不能全，不杀尔，我即当死。’佯拔剑欲自刎，随目环夺其剑乱砍，遂将东贼杨秀清即时戡毙。

对于太平天国历史略有所知的人看了上面的记载，都会觉得荒谬绝伦，试想：

一、 所谓“先将洪党分调出城”，“洪党”指的是哪些人？太平天国前期军政大权均集于杨秀清一身，正如蔡少卿同志在《关于评价杨秀清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说：“太平天国史上并不存在什么洪党。”“洪党”的说法，完全是不明太平天国情况的人所杜撰。

二、 说“杨秀清私刻太平天国真命主杨秀清伪戳”更是十分可笑。他篡位成功后再刻玉玺有何不可？为什么要事先“私刻”？难道缺少“伪戳”就不能“篡位”？说话的人究竟见过这个“伪戳”没有？为何称“戳”而不称“玺”？而且“伪戳”上的文字何以如此简单？杨秀清当时已有不少加衔，例如“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以及“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圣旨”等等。为什么均不刻入“戳”文之中？却私刻一个内容如此简单如此寒伧的“伪戳”！

三、 杨秀清“假称天父下凡”的次数不少，从来没有“传洪逆之子”的例子，难道说“洪逆之子”也可以封杨秀清为“万岁”？真是笑话。

四、 有关“逼封万岁”的最机密的“对话”是谁传出来的？有何根据？

五、 杨秀清“欲夺伪位”，却先“逼封万岁”，打草惊蛇，以致洪秀全“命群贼即于穴外所筑土城上密布枪炮，恐杨来暗算。”杨秀清何至如此愚蠢。

六、 洪秀全要想袭杀杨秀清，却先大张旗鼓地在天王府布防，并命韦昌辉的部下去传杨秀清来“议事”，洪秀全也绝不会这样愚蠢。

七、 当时天京城内带甲将士数万，皆由杨秀清直接指挥。韦昌辉是在深夜入京，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杀害杨秀清的。知非子的记载竟然说是双方公开对垒。如果是这样，则韦昌辉所部三千人就会迅速地被杨秀清的部下所消灭，岂能杀害杨秀清？

八、知非子的记载中还说许十八带了一把刀子，就能只身近入东王府“缘楼柱而上”，逼得杨秀清跳楼，而且在厕所里把杨秀清缚住，这简直是神话，试问杨秀清的警卫部队何处去了?这样的描写，就是在写小说，也会使人觉得荒唐。

知非子的记载既不符合史实，也很不近情理，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他自己耳闻目睹，还是道听途说而来？且看他木人的说明：

‘此卷(指《金陕续记》)系近日情形，告闻之于遇难播迁之人，及被掳脱逃之辈，方能知之最详，言之最确，复为成一编，参以己见。审机定策，立殄群魔，今日诚非难事，当局者其加之意乎？夫治病者必知其病之虚实，而后药有所施；攻贼者必审夫贼之很株，而后吉可以去，观之者即以为铸怪之鼎，照妖之镜亦可。”

既有这样的说明，这一记载的真实性就得大打折扣。因为：

一、这些记载都是听来的，并非作者耳闻目睹之事。

二、说话的人根本不是太平天国方面的人，而是“遇难播迁之人及被掳脱逃之辈”，他们既不可能了解太平天国内部的军机人事，又由于仇恨太平天国的心态，可能作出公允的真实的报

道。

三、作者在记载时复“参以己见“，写下许多臆断之事，其可信的程度自然更为降低。

我们再看看《金陵省难纪略》一书中对“逼封万岁”经过的记载：

“东贼旧托天父下凡以惑众，谓天父之言，籍传于东王金口，兵机政要，皆由天定，人莫得违。及破南省，众权独揽，虽洪贼亦拱手受成，北、翼贼无论矣。六年五月向帅移营丹阳，贼颇猖獗，先时仅据省城，东贼便称江山一致，至是又据溧水，句容，颇觉其事指顾可成，使北贼寇江西，翼贼寇宁国，率意指挥，益自尊大，有去洪贼而自称天王意。一日，诡为天父下凡，召洪贼至，谓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畲蠊?劳，何止称九千岁?’洪贼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又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贼曰：‘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东贼伪为天父喜而曰：‘我回天矣．’洪贼归，心畏其逼而无如何也。”

“某日合城闭门一日，不准出馆，违者合馆皆戮。至日，东贼著白绉短衫裤，腰利刃，杂于心腹参护数十人中，指天贼居而去，将刺天贼也。其门内司釜爆贼初见无仪从，不疑东贼出，既探兵去，急燃爆而炮声遂连作，附近各馆闻之，奔来跪天父，远者亦续至。东贼知计不行，急返宅，便为天父下凡状，召洪贼将就图之。方饱声连作时洪贼所属人亦奔赴，见东贼半道返，及结束非常状．向固窥其有异谋，及是遂信，反白于洪贼，而召洪者适至，洪贼大惧，托疾不行，急以情事[遣使达北贼。东贼军令，凡伪官率众出而败回者，不准入城．必待寇他处获利乃许入。时北贼寇江西败回，亦不准入，颇怀愤怒，得洪贼函．即晚率三千余人遽入南门，趋围东贼宅，自携数贼入，杀东贼及其妻小。先是贼取八九岁小儿数十，将阉之为内侍，不得法皆死。故是时宅中服役皆女人，尽杀之。适宅为东贼侍从馆，闻变各持械出，北贼挥众击避。天既的．函首致天贼，请标为老奸头，榜请罪状示众，下令局各门，几老奸所属，无论官兵男女悉自首，匿者连坐，数日拘得两万余人。方北贼之穷搜东党也，洪贼使人谓曰：‘尔我非东王不至此，我本无杀渠意，而今已拿戳之，此属又何辜，毋乃伤天父好生心，以宽纵为宜。’北贼怒曰：‘我为渠除大害，今反责我而欲沽名耶？’乃悉杀之，自使诸务自专，所为益横于东贼，洪贼愈畏其逼而亦无如何耶。又急使人召翼贼，翼贼归，城局已三月，不得入，射书城上，转请于北贼，令只身入，入即见洪贼得其情，然后见北贼，语不合，知有害己意，矣暮缒城出，北贼果率众围其居，搜翼贼不得，疑避洪贼所，遂执妻小去要洪贼，洪力白其无，乃杀之，暴示翼贼反顾偏心罪，悬赏格，有得翼贼者，官丞相，金六百两。一日，率众到洪贼居请朝，索翼贼，洪惧不敢见。薄暮，陈三千人于洪居前，谓不出翼贼即火攻。洪乘墉与对垒，枪炮互施，逾时无胜负。洪居服役亦女人，悉使裹发效男装，各持械启门，则竖伪制翼贼旗，大呼出冲阵。北贼不意其出，又见翼旗，谓石果久伏洪所，于同谋，大惊，众遂溃。其先锋某率众趋朝阳门，斩关尽苯出。洪乘胜围北贼居，尽杀其妻小，比晓传令，北贼所属皆不问。”

张汝南记载中荒谬得程度，较之知非子的记载有过之而无不及。试略举数端：

一、 既然“逼封万岁”，总得有各“封”的仪式，也需要“昭告天下”，岂能“诡为天父下凡”，双方对话几句，就算“封”过。

二、 既然已经逼封，目的已达，何必又要去行刺。在天京内讧之前，杨秀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搞政变是易如反掌，何至于要杨秀清本人“著白绉短衫窟，腰利刃”亲自去行刺。为什么不派遣刺客？

三、 行刺计划不成，又遣人去召洪秀全，杨秀清何至如此愚蠢！

四、 杨秀清既已逼洪秀全封其万岁，又遣人召洪，洪不至，难道他还不警惕，竟会被洪、韦所暗算。

五、 韦昌辉杀杨之后，下令杨的部下自首，数日之间即拘得两万余人，这些人何以如此驯服？难道完全没有反抗？最后“乃悉杀之”，竟回如此容易？

六、 天京内讧后，石达开回到天京不得其门而入，韦令他只身入城，为什么不能监视他，而让他会见洪秀全？既然韦石意见不合，韦有害石之意，何以又容石逃去？

七、 韦昌辉率部三千人围攻天王府时，洪令府中服役女子裹发效男装，“大呼出冲阵”，这更是笑话，天王府中服役得全是女人，这是当时天京军民人人皆知之事，难道韦昌辉不知道？一时“诸务皆自专，所为益横于东贼”的韦昌辉竟会被一群“裹发效男装”的娘子军冲垮了，而且一败不可收拾，真是不可思议。这些描写比小说家言还不如。小说家虽然不合史实，总得稍近情理，而张汝南得记载实在太不近情理。

张汝南的记载究竟是来自耳闻目睹还是得自传闻？我们从他儿子元熙、元英、元夔、元方四人所写的此书“例言”，就可以得到答案。“例言”中说：

“是书成于咸丰六年（1856），先君子馆于杭时之所述也。当癸丑（1853）二月城破之后，先君子两觅死不得，遂日谋所以脱身者，辗转至次年（1854）八月间，始得率眷属出重围，越三年丁巳（1857），馆于杭，课余忆及，信笔记之。故书中所载，皆咸丰三、四两年（1853，1854）贼中情况。贼令暮四朝三，纷更不定，其后虽有传闻，先君子以非亲见，概不记录。”

这里说得很清楚，张汝南住在天京城内只是咸丰三年二月到咸丰四年八月之间的事，此后他即逃出天京。天京内讧之时，他已走了两年之久，对于“逼封万岁”的经过，自然不是亲闻。“例言”中已申明，“其后虽有传闻，先君子以非亲见，概不记录．”张汝南对于并非亲见的“逼封万岁”一事．何以又加记录，而且描绘得活灵活现？足见其中许多情节只是他的杜撰，而非史实。

有关“逼封万岁”最早的两种记载，其中许多情节都是荒谬的，使人难以相信。正如罗尔纲先生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一文中所说； “关于杨秀清被杀的情况，有许多史籍的记载都是错误的．”“知非子这一节记载是错误的”“韦昌辉是不会有疑心石达开藏在天王府因而逼官开战的事，张汝南这一项记载是错误的。”

有些同志认为：知非子与张汝南的记载之中确有许多荒唐无稽的情节与史实相去甚远，我们当然可以加以否定。但是他们两家都记载了“逼封万岁”一事(当然还有不少出入)，这“逼封万岁”一事是否可以相信？笔者认九来自传闻或谣言的记载，不要说是相同的只有两家，就是多到十家，百家也同样不可相信。对于这些相同的记载，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即，当时的天京城里确实有此小道消息，有此传闻，有此谣言，但却不能认为确有事实，谣言可以闹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一旦澄清，自然烟消云散，化为乌有。谎言重复了一百次就变成事实的论点，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由许多细节所构成，正如一部庞大的机器是由许多零件所构成。许多劣质零件绝不能组成一部优质的机器，同样，许多不可靠的荒唐无稽的细节也就难以证明“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存在。既然知非于与张汝南这两种记载中的许多细节都被我们发现是荒唐的与虚假的，则我们完全有理由怀“逼封万岁”一说的真实性。”

作为一个无根据的谣言，流传得越久，马脚也会露得越多．为了证实这一论点，我们不妨把十一种史料中的最后三种----王滔《瓮牖余谈》、李圭《金陵兵事汇略》、李滨《中兴别记》有关“逼封万岁”的内容探讨一下。

王滔《瓮牖余谈》中说：

“东贼以向帅之亡为己功，谓自是无外忧，将谋篡位，告于下以功大将称万岁，皆阿附同声称贺。入告洪逆，称天父下凡，及群议莶同宜称尊号状。洪逆曰：“四弟功大酬轻，勋劳懋著，万岁之称，久宜顺天应人，顾将何以处我？”曰：“二哥当称万万岁。”洪逆佯喜，许之，期以八月。”

此说显然不近情理以往洪称万岁，杨称九干岁，相差不过。十分之一。杨封万岁后，洪称万万岁，相差达万倍，则杨又有何便宜可占？

同上书另记曰：

“丙辰向帅大营溃退，驻丹阳．忧瘁交迫，以病薨于军，东贼闻之喜。秋七月，先集伪丞相、伪尚书等．告之曰：“天父昨下凡，谓余等至天京，皆困于向荣，备极艰难．乃享福fu(左古，右假去立人)。今向兵退，秀清功大，当称万岁”莶曰：“有天王在，恐不能。”东贼怒杀之。召伪承宣、伪指挥入告之，莶曰：“必有以称天王乃。”东贼怒囚之。乃召伪参护、伪典舆入告，亦如之。咸踊跃舞蹈，谓东王功德巍巍，宜称万岁。东贼悦，白诸洪逆，洪逆佯许之，俟于八月中东贼生日进称。”

此说更为荒唐，杨秀清召集“伪丞相、伪尚书”．要大家拥护他当万岁，大家不肯，他就“怒杀之”。试想：太平天国前期丞相一共不过24人，都是重要人物。如果杀掉这样一批人，将是何等大事！为什么太平天国本身与清方对此均无一字记载？

同上书另记曰：

“北贼先二日得书，乃于八月初六日回金陵，东贼不许入城。再三请命，以轻骑入，随从毋得过十人。北贼请见洪逆，佯不许，谓“遣尔往援庐州，何得擅回?罪当诛。其急诣东府请命，倘赦尔罪，尚速赴援毋缓．”而阴授以意，谓如此则彼不疑。尔可于见时图之。北贼即往东贼府，请谒求赦。东贼立时廷见，曰：“弟事当代为之请，今我将以八月生日进称万岁，弟知之否? ”北贼曰：“四兄勋高望重，巍巍无比，久当名正号，特弟等不敢请耳。”因膝席前贺，从者亦皆额手欢呼，东贼大悦赐宴。北贼因即于酒间斩之，投其尸首于铁锅，煮之成糜，呼群贼啖之立尽。”

此说亦错误百出，例如：

一、韦昌辉带回了三干人，才有条件发动突然袭击，杨秀清只允许他带十个人进城，显然与史实不符。

二、太平天国前期禁酒甚严．岂能随时备酒赐宴。又“北贼因即于洒间斩之”，哪有如此容易！

三、把杨秀清尸体“煮之成糜，呼群贼啖之立尽”，这一记载过于荒唐。在发动突然袭击之时，你死我活只是一瞬间事，哪有闲暇来煮食人肉？

可见，王韬的记载不仅只是得自谣传，而且添油加醋．故意加以扩大。大凡谣传，越是加以扩大，露马脚的地方也越多，王韬的记载正是如此。

李圭《金陵兵事汇略》中说，

“洪逆乃密下伪诏，召北贼，翼贼回兵共诛东贼。北贼在皖得书，星夜疾驰，八月初六日回金陵，东贼不许入城，再三恳请，乃许以轻骑入，随从毋得过十人。北贼入，请见洪逆，佯不许。谓：“遣尔往援庐州，何得擅回，罪当诛，其亟诣东府请命，倘赦尔罪，尚速赴援毋缓。”而阴授意，谓：“如此则彼不疑。尔可于见时图之。”北贼即往东贼府请谒求赦。东贼立时廷见曰：“弟事当代为之请，”乃告以洪逆许称万岁，“弟知之否? ”北贼曰：“三兄勋望无比，久当明正位号，特弟等不敢请耳。”因膝席前贺，东贼大喜，赐宴，酒酣，北贼从者环伺左右。东贼问曰，“若辈何人也?”北贼以麾下立功之众对，东贼遍赐以酒，群前叩谢。北贼以目示意，咸拔刀斫东贼，诛其首。北贼探伪诏出，言：“天王有诏诛秀清，谋逆希僭大号，众共亟之！”贬为东孽，以五马分其尸，子女侍跨悉骈戮，火其伪府，投其尸于铁镬煮之成糜，呼群贼啖之立尽。”

通过这一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李圭完全照抄王韬的记载，而且再加扩大。例如王韬只说：“北贼固即于酒间斩之”，而李圭却扩大为；

“酒酣，北贼从者环伺左右。东贼问曰，“若辈何人也?”北贼以麾下立功之众对，东贼遍赐以酒，群前叩谢。北贼以目示意，咸拔刀斫东贼，诛其首。”

对于抄来的一句话又扩大了六七倍，说李圭不是任意杜撰，谁能相信！而且，以讹抄讹，必出大错。如杨秀清应称“四兄’， “三兄”是冯云山，李圭文中称杨秀清为“三兄”．显然是不明太平天后史实所闹的笑话。

李滨《中兴别记》中有关此事的记载是：

“庚寅，伪北王韦昌辉承伪天王洪秀全伪诏，以计刺杀伪东王杨秀清，焚伪东府，尽诛其戚属部党。初，秀清闻昌辉自庐州驰还，固不疑其图已，责以擅归，不许入城，再请，始许之。先诣伪天府，洪逆亦诡责之，趣赴伪东府请命，而阴授其计。既相见，秀清语以将称万岁，昌辉佯喜拜贺。秀清留宴，酒半酣，昌辉乘不意，拔所佩刀刺杀之，探怀出伪诏，宣示杨秀清大逆不道，贬为东孽，剖解其尸，烹啖群贼，而火其巢．”

李滨和李圭一样，也是照抄王韬的《瓮牖余谈》。二者不同的地方是：李圭是把内容尽量扩大，李滨则对文字加以压缩。例如王韬的书中说：“投其尸首于铁锅，煮之成糜，呼群众啖之立尽。”李滨则压缩为“剖解其尸，烹啖群贼。”文字虽然压缩了，错误依然。

总之，一切有关“逼封万岁”的史料不论是知非子、张汝南的记载，还是王韬、李圭与李滨的记载，都是远离史实，荒唐无稽，不近情理，错误百出。而且各种记载在许多情节上出现矛盾。不仅不能互相补充，反而足以互相否定。这样的记载虽多，不仅不能证实“逼封万岁”确有其事．反而使人更加怀疑此事的真实性。

“逼封万岁”的说法既已产生，又有不少同志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我们当然需要加以探讨。在争论中，或信其有，或辩其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百家争鸣，这是完全正常的。但是有个事实一定能够得到争论双方的承认，那就是：有关“逼封万岁”最初的两种记载――知非子与张汝南的记载――的内容有许多地方都是荒谬的。

(二) 从史料的考查来否定“逼封万岁”

如果说“逼封万岁”实无其事，那么，天京内讧究竟是由什么事件引起的呢?我们追查有关天京内辽的料，整理出天京内讧的起因共有五说。即，

一、逼封万岁说。

二、索取伪印说(包括索取金玺)

三、告密说(包括遭陷害说)。

四、加封万岁说(包括故意加封说)

五、自居万岁说。

在这五说之中，倘有一说可以成立，即足以否定其他的说法。‘逼封万岁”说显然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这一说法从太平天国文书，从清方记载，从外国人的记载中都找不到一点根据。

与“逼封万岁”说相比．“告密”说肯定要占上风．因为从太平天国文书，清方文书、外国人的记载中都能找到根据。

当时(距离天京内讧不到一年)有两个外国人所写的通讯都

认为天京内讧是由“告密”所引起的。布列治门发表在1857年l

月3日《华北先驱周报》上的一篇通讯中说

“先是杨秀清有一心腹部将为其亲信，不知何放，向

洪秀全告密，洪立即召其心腹盟弟北王韦昌辉回兵勤王，

一以保护其自己生命，次则以诛灭谋篡位者．。

“缘那大僭窃音(指杨秀清自1849年起即自称得上帝附体，因之而成为全军的实际元首，却被阴谋所算而被杀。人皆相信彼有奸谋欲弑天王而夺其位，他却被一同盟的高级人员所卖．对天王告密．而自告奋勇愿负扫除奸党之责。洪秀全于昏聩闭之中忽然醒悟．立即传谕召出征安徽之北王韦昌辉及方奔丹阳之顶天侯．或并有其他首领回京。“

“告密”说与“逼封万岁”说是完全对立的。如果杨秀请确已当面逼迫洪秀全封其为“万岁。．则篡位意图已经公开暴露，还有什么更甚于此之“密”可“告”？既然有人“告密”．说明杨秀清是在秘密活动，并没有公开“逼封万岁”。麦高文的通讯中还指出了告密者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物中的第八位。从洪秀全算起，第八位应是胡以晃。但胡以晃在内江之前早已病死，如果排除已死的人不算，则第八位应是朝内官领袖佐天侯陈承熔。

此事在清方文书中也可以找到根据。据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秦报：洪秀全在杀韦昌辉之后，又于十一月初一日将燕王秦日纲与佐天侯陈承熔同时处死。太平天国官方公开处死这三个人，显然与追究内讧责任有关。韦昌辉、秦日纲是袭杀杨秀清并大杀其部属二万余人的罪魁祸首，陈承槠则可能是犯了“告密”不实的陷害罪而被处死，此外就很难找出公开处死他的任何原因。

与外国人的记载、清方记载相比，太平天国本身的正式文书更能说明问题。洪秀全在《踢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记》中明确指出杨秀清之死是“遭陷害”的。这与“告密”说正好互相对应：“告密”者告密不实，被“告密”者就会遭陷害”。诏中说：

“爷遣东王来赎病，眼蒙耳聋口无声，受了无尽的辛战，妖损破颈跌横。爷爷预先降圣旨，师由外出苦难清，期至朝观遭陷害，爷爷圣旨总成行．”

在说明杨秀清遭受陷害之后不久，太平天国政府公开为之平反昭雪，定杨秀清被杀之日为东王升节扎，简称东升节。洪秀全在《天历六节并命官富作月令诏》中说，

“天历三重识东王，降托东王是父皇，爷前下凡空中讲，爷今圣旨降托杨。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王，谢爷降托赎病主，乃埋世人转天堂。”

虽然人死不能复生，但是平反与不平反还是大不相同的。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熔均系因罪被诛，爵除，家属成为罪人家属。而杨秀清则公开平反，追念前功．以洪秀全第五子袭爵、称幼东王。定其忌日为东王升天节，成为天国六节之一。如果真有“逼封万岁”一事，则叛迹已显，大逆不道，岂可如此险重平反！只有他确实遭到陷害，并无“逼封万岁”劣迹，才能得到这样的身后殊荣。太平天国官方公开宣布杨秀清之死为“遭陷害”为之隆重平反，这是对“逼封万岁”说最有力的否定。如果缺少有说服力的证据来否定“告密”说，那就没有理由肯定“逼封万岁”说，因为这两种说法不能并存。

与“告密”说相比，其他三说也都缺少有说服力的证据很，难与“告密”说抗衡。

“索取伪印”说首先见于怡良的奏报。但是写奏报的怡良本人也不敢加以肯定，只说：“所闻不一，而其内乱则不为无因”。这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值一提。

“加封万岁”说来自《石达开自述》。这个“自述”有三种不同的本子，《三略汇编》本是较原始的本子，其中说：

“达开自江南带人到湖北，，听闻洪秀全们在金陵彼此疑忌，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韦昌辉岔气，把杨秀清杀了．”

《骆秉章奏搞》本经过多次篡改，真实性不如上一个本子，其中说：

“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情杀死．“

《蜀？述略》本似为“奏搞”本的节本，其中说：

“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请洪诛杨，洪不许，转加杨伪号，韦不服，将杨杀死，“

三种本于内容大致相同，而以《三略汇编》本较为详细，说明了洪秀全故意加封杨秀渭的意图，但仍令人难以信服。因为：

一、天京内讧发生之时石达开远在湖北，只是“闻有内乱之信”，对于天京城门的实情无由得知．所记只能是揣测之词。

二、自述并非石达开亲笔．而是由石达开口述，清吏代笔，事后并经清方官员大肆删除，可信的程度不高。

“自居万岁”说最先见于《平定粤寇纪略》，是说杨秀清“阴有自立意，令其下呼以万岁”，因而为洪秀全所忌，以致爆发内讧；此说实在太简单了。杨秀清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可以引起洪秀全猜忌的很多，何至于只因此一事就引起内讧。

比较而言，在五说之中，以“告密”――“遭陷害”说最为可信。不推翻此说，则“逼封万岁”与其他三说均难以成立。

其实，当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的派系之争，洪、杨两人的虚位与实权之气都是人所尽知的。所谓‘告密“或“遭陷害”，不过是内部互相倾轧的一些表现形式，原无多少“秘密”可言。天京内讧，自然是这种内部矛盾的总爆发。王庆成同志从英国带回的新发现的《天父天兄圣旨》对于这种内部矛盾揭露得不少。尤其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早(即杨秀清被杀的18天之前)那一次天父下凡的记载与天京内讧的起因密切相关。现将原文照录如下；

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早

天父劳心下凡，诏曰：秦日纲帮妖，陈承熔帮妖，

(火)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午时，

天王御驾至九重天府。

天父复劳心下凡，降

圣旨云：‘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诏毕，

天父回天。”

这就说明在天京内讧正式爆发之前杨秀情已经察觉到秦日纲、陈承熔有背叛(帮妖)的行为，而且已经严重到“未有救矣”的程度。后来这两个人确实站到了杨秀清的对立面成为洪、韦杀杨的最大帮凶。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的互相倾轧由来巳久，天京内讧只不过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次大变化。如果是这样，笔者认为：天京内讧的爆发就不一定需要什么“起因”．没有杨秀清的‘逼封万岁’．没有陈承熔的’告密”，没有杨秀清的“索取伪印”，没有洪秀全的故意“加封’．没有杨秀清的‘自居万岁”这样一些原因，矛盾激化到一定的程度，内讧也会爆发。

杨秀清既已直接指出、秦。陈“帮妖”，但是并没有采取任何加以制裁的行动，说明秦、陈已经得到底护，矛盾已经激化，冲突即将开始。在这种形势下，找个借口作为爆发内讧的起因已经没有什么必要。这一新史料的发现有助于我们打开思路走出迷宫。

既然当时矛盾已经激化到剑拔弯张的程度，已不需要寻找一个适当的借口，则探讨内讧的所谓‘起因”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什么“逼封万岁”，什么“告密”等等，很可能都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事后编造的谎言而已。我们如果一定要给内讧找个言之成理的“起因’，那就可能钻进别人预设的圈套，上了编造谣言者的大当。

(三) 从情理上推断来否定“逼封万岁”

考查一件史事之有无。似不能全凭史料。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成了唯史料论。除了按求史料之外我们还得开动脑筋从情理上推断某一史事是否可能发生。如果从情理上来推断，对“逼封万岁”说是极为不利的。因为：

一、肯定此事证据不足。

二、否定此事史料有据。

三、此事不合礼制。

四、此事不近情理。

以下试加说明。

肯定此事最力的是简又文氏。他在《太平天国全史》第十七章中说；“无论如何，逼封万岁一事确是铁定的史实。也许他认为知非子与张汝南的记载荒谬之处太多，不足以取信于入，所以就用《李秀成自述》来作证，说；“忠王供称系由东王逼天王天至其王府加封，张汝南所记与此雷同且较详，谓系东王假托天父圣旨。忠王为天朝大将，所供系第一手直接史料，故此说当可信为史实。”笔者认为：他以《李秀成自述》来作证是远远不够的，因为：

一、李秀成成为天朝大将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事。太平天国前期，他不过是一员普通的战将，长期在外作战，很少来到天京。”《李秀成自述》中说：”移营回扎丁角村，离句容二十五里所屯，’杀东王即此时之间．。说明杨秀清被杀前后。他正在句容一带前线作战，根本不在天京。太平天国政府中的军机大事，他无从知道。所谓“逼封万岁”一事他也只能是从道听途说中得知。

二、认为“第一手”、‘直接”的史料就可信以为真，这未免把考查史料的工作看得过于简单。《李秀成自述》自然是第一手直接的史料了，但其中与史实有出入的地方竟有数十处之多。既有无心的错记与笔误，也有有意的说假话。说假话的动机也十分复杂，或为保密，或为回护，或为夸功，或为委过，各种情况都有，岂能一律相信。有时候，‘第二手”、间接的史料也有很大的用处，能够解决重要的问题。重视“第一手”、“直接’的史料是对的，迷信‘第一手”、“直接”的史料则是不对的。

简氏认为“逼封万岁”是“铁定的史实”，其根据只是《李秀威自述》中话焉不详的几句道听途说之风这种近于武断的结沦令人觉得遗憾。《李秀成自述》写于天京内讧八年之后．而最初记载“逼封万岁”事件的清方私人著作《金陵杂记》与《金陵省难纪略》两书的有关内容却又十分荒唐，错误百出，不足为据。此外，不仅清方官书，外人记载绝无“逼封万岁”的内容，连太平天日官方文书亦无一字涉及此事。正如吴椿年同志在《杨秀清“逼封万岁”之争及其我见》一文中所说：

“太平军建都天京后，杨代天父传言，事无巨细，一般都是把传言内容笔录下来作为文件保存的，而这一次‘逼封’的传言涉及到太平天国由谁来当最高领导人的问题，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可是却没有一个字的记录。此事在现存的天父诏书中也找不到，而洪秀全本人也从未提到过此事，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问题谁也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如果要想令人信服，唯一的答案只能是“逼封万岁实无其事”。

因此肯定“逼封万岁”一事的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相反的，如果否定“逼封万岁”一民倒是于史有据。

一、是“告密一遭陷害”说由布列治门、麦高文两个外国人首先提出，清方文书中继之提供告密者陈承熔被诛的信息，最后由太平天田官方公开承认杨秀清是因为告密者的诬告而被陷害冤死。此说若能成立，“逼封万岁”说即被否定。因为杨秀清既敢公开“逼封万岁”，告密者也就无“密”可“告。’

二、是有些同志考定“逼封万岁”的时间即最后一次“天父下凡”的时间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午时，但天父下凡“降旨”只说了“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欲拜帝真神”这14个字，根本没有提到“封万岁”之事，更用不着说“逼封”了。这一史料自然可以作为否定“逼封万岁”的证据。因此“逼封万岁”的说法，与太平天目的礼制诸多不合。

否定“逼封万岁”一事．于史有据。

一根据史实，洪秀全自入南京之后，足不出户。《李秀成自述》中说‘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不合太平天目的礼制与洪秀全的生活习惯。在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天京内讧之前的18天)，洪秀全确实破例去了东王府，但那一次的天父传言．丝毫也未涉及“逼封万岁”一事。

二、洪秀全自己这个“万岁”都是天父排定的，根据太平天国的宗教理论与礼制，洪秀全根本无权封杨秀清为万岁。如果杨秀清要称“万岁”，完全可以代天父传言来加封，用不着去逼洪秀全对自己加封。

三根据太平天国礼制，对于任何喜庆大事都要公开庆贺，何况“封万岁”这样的头等大事。不论是“逼封”还是“故意加封”，绝不会悄然进行秘而不宣。

四、根据太平天国礼制，凡天父、天兄下凡传言，虽片言只字，必须恭录，编入官书。“封万岁”这样的大事必经天父下凡认可，才能生效，因此必有记录。但事实上太平天国官方文书包括天父、天兄传言记录，无一字涉及此事。

因比“逼封万岁”的说法不合太平天国的礼制。

逼封万岁”的说法，有很明显的不合情理之处，

一、历代帝王之登大位，天降符瑞受命于天者有之；明为禅让实为夺位者有之，部下拥立黄袍加身者有之，但从未听说有前一个帝王被逼而封后一个帝王为“万岁”之事。既能逼封“万岁”，何不取而代之。

二、如真有“逼封万岁”之事，既“封”之后，太平天国局势应有较大之变化，岂能一切如常，若无其事。正如奚椿年同志在《杨秀清“逼封万岁”之争及其我见》一文中说：

“杨秀清逼封万岁的目的既然是篡夺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那么为什么在“封”了之后，洪秀全仍然是太平天国最高领导者，杨秀清依然是被领导者？这就是说：为什么从“逼封”到杨秀清波杀的若干时间内，洪与杨的关系始终是一个为天王，一个为‘东王”，为‘九干岁’，各就各位，地位没有发生过细微变化？”

三、杨秀清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韦昌辉所袭杀的，这一事实已被史学界所公认，大概不会有不同的意见。试想：如果他真的已逼洪秀全封其万岁，双方已经剑拔弯张，他怎么会丧失警惕，受到袭击？“正如周屯同志在《太平天国》(初稿)一文中所说，”杨秀清是在毫无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遭到杀害则是肯定的；而这也说明了杨秀清并没有逼洪秀全封其万岁，企图取而代之前。因为当时如果有这样的野心，毫无准备是不可能的。”当时杨秀清大权在握，天京城内数万将士由他直接指挥，只要他稍作准备，韦昌解所率领的三千人就会飞蛾扑火，自取灭亡。1981年3月14日即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我们全体代表都在由广州去桂平的船上。笔者向英国友人柯文南(c．A．Curwen＞博士提出自己的看法，；征求他的意见。他赞成这种看法并且作了补充。他说：“从近来发现的雷诺兹(E．A．R eynolds)写的有关天京内讧的通讯看来，内讧爆发之前，东王府非常宁静，毫无异常现象，内讧爆发之后，也可以看出，杨秀清是在未作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遭受袭击的。如果杨秀清“逼封万岁”是实，他能不作任何准备吗？”

’

四、从杨秀清的许多行为看来，他专权之事有之，‘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也有之。到了适当的时期，也可能取洪秀全而代之，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只是，他绝不会去做“逼封万岁”以致打草惊蛇这种蠢事。时机成熟之时，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废掉洪秀全，然后演出一次天父下凡的把戏来使自己的地位合法比，时机不成熟，他就不会轻举妄动。他可以假天父之名杖责洪秀全，又何尝不可假天父之名废掉洪秀全?他要“篡位”，完全不必让洪秀全来封他。如果让洪秀全来封他，置天父子何地？要是像传闻那样，“逼封万岁”只在东王府秘室内进行，并末公之于世，试问这种加封有何好处?除了刺激洪秀全而招来祸事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作用，聪明如杨秀清绝不会出此下策。

五、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常常是共患难易，共富贵难。自从冯、萧战死之后，太平天国政权实际上是由洪、杨共同领导。洪有其位，杨有其权。在大敌当前之时，大家可以和衷共济，但在事成之后，两雄则难以并立，势必一存一废或一存一亡。这是太平天国自己人、清方和外国人都能估计得到的。清方的张德坚老早就预言过“秀清叵测好心，实欲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擅大权，独得其实。其意欲仿古之权奸，万一事成则杀之自取．”(《贼情汇篡卷一?杨秀清传》)这一估计是不错的。如果在第一次打破江南大营之后，杨秀清认为大事已成，就很可能先下手为强，杀掉或废掉洪秀全，不必先去打草惊蛇“逼封万岁。他既没有任何行动，说明他心中有数，知道大事未成，尚须继续努力，并末被一次胜利冲昏头脑。而洪秀全对于形势的估计就不如杨秀清。因为杨秀清掌握军政实权，对于敌我力量的对比能够作出相对正确的估计。洪秀全并不亲理政事，估计形势缺少必要的根据，就会因一时的胜利作出错误的判断来。在第一次打破江南大营之前，他对杨秀清倚若长城，事事迁就。因为他自知才能不如杨秀清，不利用杨秀清难成大事；在大破江南大营之后，他就觉得大事已成，胜利在望，而对杨秀清下手了。从情理上推测．杨秀清在大事成功之后，杀洪自取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在第一次打破江南大营之时，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只能是洪秀全而不会是杨秀清。认为精明能干的杨秀清会被一次胜利冲昏头脑，干出“逼封”的傻事来。是缺少根据的。

因此，逼封万岁说不合情理。

(四) “逼封万岁”说是政治谣言

我门仅仅举出一系列的理由说明“逼封万岁”不是事实那还不够。也许有人会问：不是事实，又是什么？笔者认为，“逼封万岁”既然不是历史事实，那就只能是小道消息，政治谣言。如果反问：这种政治谣言是谁制造的？笔者认为‘可以顺藤摸瓜，谣言对谁有利，就可能是谁制造的。因为造谣者只会编造对自己有利的谣言，不会编造对自己不利的谣言。比较洪、杨双方，“逼封万岁”之类的谣言当然不利于杨而有利于汉。如果是洪秀全指使韦昌辉害杨秀清，作为杀害杨秀清的理由，谣言就可能直接来自媒秀全；如果是韦昌辉擅杀杨秀清，则作为擅杀的理由，谣言就可能来自韦昌辉。不过，韦昌辉造谣，也得要洪秀全点头。因为“逼封万岁”之时，韦昌辉远在江西。洪秀全事后不对他说，他又怎么会知道？这就可能是洪、韦共同造谣。

洪、韦制造这个谣言也是事非得已。如果杀杨之后，群众意见不大，也就没有造谣的必要。可是杨秀清是太平天国实际上的领导者，无辜被杀，群情愤激，天京城里的冲突逐渐扩大，不给杨秀清制造一些罪名．难以服众，谣言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正如周屯同志在《太平天国》(初稿)一义中说；

“说杨秀清逼洪秀全封万岁，事实只是事后为了继续巩固群众而虚构宣布的，这就是中外记载中传说的可能的由来。”

杨秀清虽然有不少缺点与错误，但是当时并未犯下什么不赦之罪，何至全家处死，并且株连部属。事变发生之后，众怒难平，人心涣散，数万将士怀着无限悲愤的心情．跟随石达开远征不返。杨秀清在世时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守将献城投敌――也连续发生。为了挽回人心，洪秀全被迫为杨秀清平反。如果认为这次平反是洪秀全真心悔过，怀念杨秀清那就是过于天真的书生之见。这实际上是一种姿态，一种策略。如果不是群众所加的巨大的压力，洪秀生是绝不愿意为杨秀清平反的。既已平反，“逼封万岁”之说自然不便再提，这就是谣言来日洪秀全而太平天国文书上又始终不提“逼封万岁”一事的真正原因。

有的同志认为天京内江之时洪秀全已经控制不住局势，杨秀清是韦昌辉擅杀的。但是从整个事变的过程看来，洪秀全完全能够控制局势。他先下令杀杨，并支持韦昌辉镇压杨的部属。在石达开大兵压境，天京军民又群起反对韦昌辉的情况下，他又见风使舵轻而易举地下令杀了韦昌辉。如果韦昌辉能够挟制洪秀全，洪秀全就无法杀他。正如贾熟村、王戎笙两位同志在《有关太平天国洪杨韦石事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说：像这样的洪秀全，恐怕不是韦昌辉等人所能挟制得了的。以洪秀全的权力和地位，制止韦、秦扩大事变，总比下令处死韦、秦要容易得多。但他不仅没有去设法阻止反而一再和韦吕辉、案日纲站在一起。这些都说明洪秀全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力约，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挟制。因此洪秀全在这个事件中的严重错误，就是十分明显的了．”

天京内江之时，各种小道消息，政治谣言不少。除了“逼封万岁”之外还有“无诏擅杀’、“诛杨密议”等等。这些谣言，都是为了满足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当时事态发展的轮廓大致如下：在洪、韦发动突然袭击杀害杨秀清之后，为了找个借口，推卸责任，于是出现了“逼封万岁”的谣言。由于杨秀清及其部属二万余人无辜被杀，群情愤激．为了挽回人心．在韦昌辉伏诛之后又出现了“无诏擅杀”的谣言。及到石达开离京不返，为了稳定人心，把罪责推给石运开，又产生了“诛杨密议”的谣言。根据“谣言对谁有利”的线索，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谣言都来自天王府，来自洪秀全。

“无诏擅杀”是谣言而非史实，这比“逼封万岁”一事容易鉴别。如果真的是韦昌辉“无诏擅杀”杨秀清．洪秀全为什么不追究他的罪责?为什么不阻止他继续残杀扬的部属？如果说当时韦昌辉已经非常专横，洪秀全已经控制不了他，那么最后洪秀全下令杀他又为什么那么容易?足见杀杨、杀杨的部属以及杀韦都是出洪秀全决定的。不论有无诏书，韦昌辉都是忠实执行洪秀全的指示，无“擅杀”之可言。

“诛杨密议”之为谣言更易鉴别。第一次打破江南大营之后，尤其是在所谓“逼封万岁”之后，韦、石皆在前线督师，天各一方，无会面密议之可能。他们两人的行踪均有大量史料可以作证，不难澄清。

在太平天国历史上，“逼封万岁”“无诏擅杀“、“诛杨密议”等等可以说是内讧中的一系列妹妹谣言。既然其中“无诏擅杀’、“诛杨密议”已经被史学界公认为不可轻信的谣言，则破绽百出的“逼封万岁”自然更不可信

(五) 结论：

天京内讧的燎发足必然的，洪胜杨败是偶然的。洪、韦在袭杀杨秀清之后编造了一个并不成熟也并不周到的政治谣言“逼封万岁”也是偶然的。事过境迁。这个谣言也就失掉了作用，没有记载在历史上的必要。后来这个谣言随着“退难播迁之人”及“被掳脱逃之辈”传播开去，当作茶余酒后的谈资而被知非子与张汝南所记载，又因为文化不高却又轻信谣言的李秀成在自述中提及此事，遂使谣言升格成为历史．越传越远，越说越像。但是仔细探讨起来，却又破绽百出，经不起推敲，难以令人相信。无人存心作伪，却又弄假成真．历史事实如此而巳。

笔者认为：“逼财万岁”一事并非不易查明的千秋疑案，而对杨秀清说来则是难以洗雪的百代沉冤。破千秋疑案，雪百代沉冤，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是史学家无可推卸的神圣责任。我们不应该再强调困难，对此事漠然视之，长期不理。现在来龙去脉已经大致查消，肯定此事的证据显然不足，否定此事的理由越来越多，已经到了可以下结论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快刀斩乱麻，下一个“证据不足，难以成立”的结论。过去洪大全一案史料甚多，情况复杂，许多假象，可以乱真，尚且能够查个水落石出。何况“逼封万事”一事来源并不复杂――两个清方文人的信口雌黄和一个轻信谣言的李秀成似是而非的记事――完全有加以推翻的可能。否定“逼封万岁”一事，此其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