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天京事变”的祸首是谁？ -- 司马水镜
家园 【文摘】“天京事变”的祸首是谁？ “天京事变”的祸首是谁？
燕河
“天京事变”的祸首是谁？
1851年~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历时十四年，先后克六百余城，势力波及十八省，曾使清政府如坐针毡，视为心腹大患。可是，1856年，正当其全盛之时，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京事变”，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从此衰落。“天京事变”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转折点，历来是研究者注目的焦点。但是由于史料缺毁甚多，留存下来的又多有出入，使这个问题疑云密布，成为太平天国历史上最具神秘色彩的事件之一。
大概是由于当时太平天国的大量文件被清廷毁去，所以后世学者大多认为太平天国没有对此事进行记载，从而怀疑此事件的真实性。从现有资料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太平天国相关的国史《天王诏书》中一定记述了这一事件。李秀成的《自述》中很多内容依据此书，他自己也有明确的说明。另外，太平天国官书《钦命记题记》所录的取士程文中有《东王升天节记》的题目，此书已佚，但在《能静居士日记》中存其梗概，可证当时太平天国对“天京事变”已有官方的说法。
从各类材料中，我们能看出一点事变的大致脉络：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万岁”；韦昌辉回京杀了杨秀清及其一家老小，又搜杀其部属；石达开回京排解，韦昌辉又欲杀石达开，石达开逃出天京，回到安徽军中，韦昌辉就杀了石达开全家；石达开挥师进逼天京，要求洪秀全杀韦昌辉；洪秀全杀韦昌辉，迎石达开进城；石达开受命总理政务，洪秀全封二兄为王，处处挟制掣肘；石达开出走，带兵“远征”不归，太平天国力量就此分裂。但是整个事件疑点甚多，研究者们众说纷纭，尤其是事变的责任者是谁，历来争论不休。
这场悲剧中首先出场的是杨秀清，引起争论的是他是否曾“逼封万岁”，从而引发天京事变。以现有的条件来说，相关材料莫衷一是，真伪莫辨，而当事人早已不在人世，都构成探究真相的障碍。
“逼封”的说法出自《李秀成自述》：“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似乎是杨秀清恃权而骄，希图篡位，洪秀全迫于形势，不得不屈从；在此后的事变中，洪杀杨是出于自卫。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看一看太平天国的政体。
经罗尔纲先生考证，太平天国实行的是军师负责的虚君制。天王为元首，不掌实权，军师是政府首脑，负责处理军政事务。公文、告示、外交照会、凭证等都以军师名义颁发。杨秀清从辛开元年武宣东乡建制起即任左辅正军师，萧朝贵为右弼正军师，冯云山是前导副军师，韦昌辉是后护又副军师，所以有记载说：“贼伪示多出自东贼，北翼间见，亦或出自西南，洪贼则绝无。”①“东王为天国左辅正军师，总理天国军务”②金田起义之时，洪秀全、冯云山最有威望，韦昌辉、石达开、胡以晃、秦日纲各有部众，萧朝贵、杨秀清的实力和威望最低。辛开元年二人任军师后，由于他们在众人心中的威望还不够高，所以政事还归洪秀全掌握，以利于指挥。在转战紫荆山区的过程中，杨秀清诛杀黄以镇，洪秀全又在茶地下诏，一切军务归杨秀清领导，杨秀清的领导威信逐步树立起来。永安封王后，杨有了一定的威信，但一些重要诏令还要借重天王威望，以天王名义来贯彻执行。这时杨的威信还在培植阶段，直到攻克武汉，定都南京之后，由于杨秀清出色的指挥和领导，太平天国走向极盛，杨秀清本人威信也如日中天。这时的洪秀全则是“深居简出，从无出令之事。”“画诺而已。”③外界甚至认为天王“实无其人”④麦华陀，鲍林于1854年7月14日（甲寅四年六月初八日）向包令的汇报中也说；“象太平王这样一个人是否存在，是有重大疑问的事，因为在我们同将军们等等的所有往来的书信里，只是把东王的意愿，他的权势、威严和影响突出地显示在我们面前，而对他那驰名的首脑，仅顺便提了提，显然，东王在他们的政体和宗教体系中是原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杨秀清不免骄傲自满、专横跋扈起来。东试出题“四海之内有东王。”可见其狂妄到何种程度。平时他欺压挫辱一同起事的弟兄，连洪秀全也不能幸免。李秀成说他“威风张扬，不知自忌”，确为实情。
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的天王和教主，从他创立拜上帝教起，一直就有很高威望。一八四四年赐谷村传教后，洪秀全与冯云山就去留问题争吵过。之后，洪秀全回广东，冯云山到广西紫荆山区继续传教。但冯云山传教时仍以洪秀全为号召，在传教过程中树立了“洪先生”的名望和权威。“冯云山虽是拜上帝会之开创者，但人们承认洪为会中至高首领，威权无能与比，其权力足以施诸会众各人”⑤此后洪秀全一直是革命的号召与旗帜，甚至神化为上帝次子。但是自杨秀清、萧朝贵二人代天父天兄传言之后，洪秀全必须顾全大局，不得不承认二人的这一特权，同时也就等于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即杨萧二人必要时可用天父天兄名义来挟制他。这对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来说，无疑是很不愉快的。随着杨秀清威权日隆，洪秀全逐渐退到“精神领袖”的地位。定都天京后，杨秀清是“一朝之大，是首一人”，一些政务即使上奏天王，也只是个形式，洪秀全既对这种“虚君”的地位不满，又恼恨杨的一些粗暴专横的作风，一直耿耿于怀，只是没有发作过。1856年太平军打破江南江北大营，天京的威胁解除了，太平天国事业正是蒸蒸日上之时，洪秀全认为自己眼看就有统一天下，取代清帝登上龙廷之势，对于威望日重的杨秀清自然更加忌惮，不论杨有无篡位野心，都要先行下手除去才好。古来常有大臣“功高震主”而被诛的事例，洪秀全早已自命为封建帝王，他的认识在这一点上也不会例外。洪杨矛盾已不仅是些小口角、脸面之争，无论杨秀清后来是否“逼封万岁”，洪秀全都不会放过他。
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万岁”之后，韦昌辉于九月一日赶回天京，悲剧拉开了第二幕。九月二日，韦昌辉带三千部众，一进入天京城就直扑东王府，杀了杨秀清全家及其部分部属，接着又在城中大肆搜杀“杨党”。多种史料中都有迹象表明，东王府余部也进行了有力的抵抗。双方关起门来大杀了两个月，尸积如山，死亡达两万余人。韦昌辉为什么在这时赶回天京？这个问题引出了有无“密诏诛杨”的争论。
韦昌辉在杨秀清领导之下，论地位、论人望，都远不及杨，假如没有洪秀全的支持，他是绝不敢擅自杀掉“一朝之大，是首一人”的杨秀清的。况且当时天京兵权掌握在杨秀清手中，而韦昌辉只带了三千亲兵，若没有天京城内部队的配合，怎么能抵挡东王部众的反攻？当时能调动城内部队反杨的，只能是洪秀全的命令。这里我们有必要提到一个人，他在后来的事件发展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这就是石镇吉。
石镇吉是石达开的族弟，本为“开”字辈，因天朝礼制，讳王名，故改名为镇吉。他随同石达开加入太平军，父子兄弟八人都在军中。清廷称其“最为犷悍，凶恶异常”。因为参与攻破江南大营，解了天京之围，他“因功进封左相”⑥。开始时，他一直跟随石达开，“又系翼王族弟，号为国宗，人多称石大王。其余前、左、右、后宰制，俱由翼王所封，都受镇吉节制。”⑦在1853――1855年间他又“随同北王，立功正多。旋受伪封为地勇将军，奉令率党五千，攻破江西临江、吉安、抚州等处……”⑧后来他又得到天王的重用，“此次镇吉加封为检点，独掌兵权，天王即委统带三万。”⑨天京事变时，他正在城中，“咸丰六年，镇吉统伙二万回南京留（守）。”⑩奉天王令帮助韦昌辉杀杨部众的，可能就有他。
还要说一句题外话：天王洪秀全不仅默许（或暗示）韦昌辉杀掉杨秀清，同样默许并帮助其屠杀杨的余部（这在他来说，是必要的镇压措施），但是所谓的“天府广场大屠杀”却是无中生有的谣言。那个爱尔兰水手肯能，为了达到耸人听闻的新闻效果，着实费了番心思。可惜他的无知使他的“见闻”破绽百出，居然将已死了半年的胡以晃指为向天王密告“东王谋反”之人。徐彻在《天府广场大屠杀事件质疑》一文中已论证得极为详尽，这里毋庸赘言。
十一月，翼王石达开闻讯赶回天京，随身只带张遂谋、曾锦谦二人。他责备韦昌辉杀人太多，这与天王镇压异己的意旨正相反，因而遭到洪韦的忌恨，认为他也是“杨党”。石达开发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就逃出了天京。韦昌辉如法炮制，杀了石达开全家，同时诛戮“石党”。对这一节，李秀成记道：“后翼王得悉此事，吊城由小南门而出，走上安省，计议报仇。”⑾麦高文也说：“……及至发觉他自己也要遭毒手，他急忙召集所属，乘夜打开血路而出城，距其回到天京，仅数小时耳。卒之，他安然回到安徽军中。”⑿石达开的部队都在安徽、湖北，随身只有两名随从，回京仅数小时，他从哪里“得悉此事”呢？城中大杀了两个月，恐怖气氛极浓，城门守卫严密，肯定不会有无人地带供石达开悄悄逃走。不论是“吊城”还是“打开血路”，都要先除去守城卫兵才行，而这不是三人力所能及的。麦高文说他“召集所属”，这“所属”又是从哪里来的？石达开逃走后，天王诏令悬赏捉拿，后面又有秦日纲的追兵，若没有兵马保护，怎能“安然回到安徽军中”？从这里，我们明显发现石镇吉的影子，他使这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但是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相关文献中都避而不谈他在天京事变中的作为。
要杀杨秀清的是天王洪秀全，要杀石达开的也是天王洪秀全，韦昌辉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帮凶而已。然而认为没有“密诏”的人将一切责任推在韦昌辉身上，说他矫诏杀了杨秀清及其部众。但城内大杀了两个月，天王不可能不知道，于是他们又为洪秀全开脱说：洪秀全受到韦昌辉的挟制。也就是说，当时洪秀全正在韦昌辉的掌握之中。那么洪秀全的处境到底怎样呢？我们看看他下面的表演就知道了。
正当石达开“走上安省，计议报仇”之时，陈玉成在宁国战场失利，石达开即移军宁国解围，同时上书向洪秀全索要韦昌辉首级，否则“班师回朝，攻灭天京”。石达开为人重义气，深得人心，天京城外的太平军全部倒向支持他。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对内继续支持韦昌辉清除异己，对外与石达开相抗；一是杀掉韦昌辉以谢石达开，与石言归于好。前者显然不利，自己可能连“天王”也作不成了。洪秀全斟酌利弊，加上韦昌辉“势逼太甚”⒀，促使他选择了后者。
这场悲剧拉开了第三幕，这是韦昌辉的悲剧。
韦昌辉在天京的倒行逆施早已引起众人义愤，但是为什么直到石达开宁国上奏，才“合朝同心将北王杀之”⒁呢？麦高文说：“洪秀全见全体军心皆归附翼王，不得不屈从其主张，将韦昌辉明正典刑。斯时，附从昌辉反抗王师者，只极少数；诛韦之役，所杀不过二百人，且交战仅两日耳。”⒂韦昌辉有能力在天京杀戮异己达两月之久，却不能保护自己免诛，交战仅两日即被杀，这说明什么？杨秀清的部属被韦昌辉屠杀殆尽，石达开在城内的部属也几乎同样命运，而石达开的大军尚在宁国驻扎，“附从昌辉反抗王师者，只极少数；诛韦之役，所杀不过二百人”，这“王师”又是那一部分的部队呢？韦昌辉的亲信死党只有二百余人，如果没有城内军队配合，当初怎么可能进行大屠杀？如果有助力，又是哪部分军队呢？很明显，当然就是奉天王令助韦昌辉杀杨，现在又奉天王令反戈杀韦的石镇吉等部。
假如洪秀全在韦昌辉掌握之中，韦既然可以矫诏杀杨捕石，自然也可以矫诏保全自己。即使这一骗局被戳穿，洪秀全在他手中，天京军民投鼠忌器，必不敢把他怎么样，石达开也不会发出那样一封措辞强硬、完全将韦昌辉逼上绝路的上奏了。由此可见，洪秀全当时是自由且安全的。这一切都证明，从诛杨到杀韦，都是洪秀全一手操纵。这一点连当时在天京的外国人都看出来了：“我们现在确知东、北两王均被杀了，其被杀之由，皆系出于天王的诏旨。”⒃石达开更不会不知道，他曾说过：“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封杨秀清为‘万岁’，韦昌辉忿气，把杨秀清杀了。洪秀全又欲杀韦昌辉，达开闻信，回南京与他们排解，因见事机不好，就到安徽。……达开回到南京，洪秀全把韦昌辉杀了，又疑心达开，有一并谋害之意，达开乃逃出南京。”⒄在石达开回京排解之前，“洪秀全又欲杀韦昌辉”，北王自身尚有性命之虞，哪里是“挟制天王”的样子？
韦昌辉被杀，天京城内的局势渐渐安定。由于韦在天京事变中的表现极为恶劣，成为后世指责的对象，甚至有些研究者从他的阶级出身找原因，认为他是事变的主要责任者。韦昌辉是地主出身，这是他自己也无法选择的事实，那么他这样一个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到底为什么要加入农民起义呢？
从韦昌辉的家境来看，虽富于资产，但是他家是“客户”，又是庶族，族微力弱，常受当地官僚士绅的欺压。他想通过合法途径――科举――跻身于士绅阶层，又受到排挤。于是他心中自然而然生出一种对现实制度的不满甚至仇恨，“挟忿图报”⒅。这时，“会冯云山自途逸回，住其家，诱使入会。”⒆他就加入了拜上帝会。有些人说他是因惧怕起义军势力而被迫加入，恐怕本于《贼情汇纂》的说法：“洪秀全倡乱，所过富室一空，掘地数尺。昌辉惧，献银数万入伙，封为北王。”在太平天国起义初期，清廷对拜上帝会的情况孤陋寡闻，猜测之辞很多。要知道，冯云山紫荆山传教时，韦昌辉就已经加入拜上帝会，而洪秀全直到金田团营之后才有力量去“杀富济贫”。可见，韦昌辉是主动投入拜上帝会的。
在起义准备阶段，韦昌辉毁家纾难，“倾其家产，助洪逆传教”⒇。金田起义就是在金田韦家举行的，起义用的兵器也是由其出资在家赶造。《武宣县志》载：“三十年八月，于韦源?da家竖旗举事。”《象州乱略记》载：“是年上帝会匪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以左道惑众，聚党于平南蓬化里金田村韦政b家。”这些记载都证明金田起义在韦昌辉家举行。起义初期，韦昌辉还担任了领导，“金田倡乱，率贼出队，贼中事无巨细，悉出其令。”c连咸丰皇帝都以为他是“贼首”。起义发展阶段，韦昌辉负责的是后勤粮物运输，兢兢业业保障后勤供给畅通无阻。太平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也有他的功劳在内。日常事务的处理本是冯云山的工作d，冯云山死后，即由韦昌辉负责。许多材料都记载了太平军每克一城，其余各王带兵驻扎城外四方，韦昌辉就入城安民，在衙门堂上“署事”，处理财政、行政事务。还有材料记载他在前线带兵时非常认真负责，“虽有病，亦令御者扶拥上马”（同c），亲自督战。至于他常打败仗的记录，只能证明军事非其所长，不能说明他的个人品质如何。
韦昌辉是太平天国的功臣，而杨秀清平日折辱过他，在政事上又倚重石达开，对他不信任……，这些都造成了他和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洪秀全利用这一点拉拢他，借他之力铲除异己，随后又把他作为替罪羊。韦昌辉在天京事变中铸成大错，以致身败名裂，成为洪秀全夺权政变的牺牲品。所以我们说，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的悲剧，也是韦昌辉个人的悲剧。
太平天国对韦昌辉的评价是功过参半，在否定他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肯定他的功劳，更没有搞株连。太平天国重要文献《天情道理书》中对其功劳作出高度评价：“昌辉、翼王亦是富厚之家，后因认实天父天兄，不惜家产，恭膺帝命，同扶真主。……盖自起义以来，不惮劳瘁，尽心竭虑，百计图维，又不知若何辛勤矣。”在天平天国的官方文件中，仅削去他的王爵，直称其名，而对其父兄仍称“国伯”、“国宗”，太平天国后期还有加封其父兄的记载。
内乱平定后，石达开回京提理政务。在他看来，虽然洪秀全应负杀杨导致事变的责任，但是杨秀清本人的骄蛮也是事变起因之一。所以他仍尊洪秀全为主，幻想以自己安于臣下的姿态来维系团结。他吸取杨韦的教训，力行宽仁谦下；为顾全大局，安定人心，既不计较洪秀全曾对他悬赏追杀的行为，也不对韦昌辉的部众和帮助韦昌辉制造天京内乱的天王亲信进行报复。众人“喜其义气，推为义王”e，他也坚辞不受。他还竭力安定内乱以来动荡不安的天京局势，并且进行了一系列军事部署，保障天京外围的安全。这些都说明石达开的头脑是清醒的。
杨秀清被杀后，太平天国出现了信仰危机。关于天父天兄的神话经洪秀全亲手戳穿，人心涣散，有歌谣说：“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打打包裹回家转，依旧作长工。”反映了人们当时那种极端失望的情绪。洪秀全“精神领袖”的地位动摇了。而石达开为人仁厚，重义轻财，深得人心；在天京事变中，他不但一直没有犯错误，而且兴师靖难，为平定内乱立了大功。内乱过后，首义诸王中只剩下他和洪秀全，论资历，论人望，论功劳，他是太平天国政权领导的最佳人选。在人们对“上帝”失去兴趣之后，人心很自然地转向了有气魄、有能力、文武全才的石达开。石达开此时已成为维系天国政权的凝聚力，太平天国军民视他为“中兴”的希望。
此时，洪秀全不得不加封石达开为“通军主将”、“圣神电”，与杨秀清的“圣神风”并称，可是“军师”却不肯让石达开作。他费尽心机，就是要将此权力抓在手中，岂肯再轻易与人？但是，此时石达开的地位和威望与当年杨秀清的“一朝之大，是首一人”极为相似，加上“圣神电”的称号，实际上杨秀清曾拥有的权力，石达开同样可以拥有。同样的，石达开的权力与威望也已到了“震主”的地步。另外，内乱中石达开曾责备洪韦二人杀杨，为洪秀全所忌；石达开逃走后，洪秀全曾下诏悬赏追捕他，现在又生怕他会记恨；石达开宁国上奏，措辞强硬，洪秀全在其威逼下不得不屈从，心中自然不快；石达开再次回到天京，即逼洪秀全杀了亲信秦日纲、陈承槠等人，洪秀全对其就更加忌惮了……石达开的存在在天王洪秀全看来已成为一种强大的威胁，故而深存疑忌。为了挟制和监视石达开，洪秀全封两个哥哥为王，参与政事。不但处处掣肘，甚至还对石达开采取了软禁性措施：“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f 在这种“重重生疑忌”g的情况下，石达开委曲求全，支撑了半年光景。
石达开年轻机敏，深有谋略，加之当时所处的地位，使他对洪秀全的动向很敏感。这种政治敏感性远非当年的杨秀清所能比。从《石达开自述》和他“远征”时所发的“布告”可以看出，他当时已认识到或说感觉到自己的危险处境。洪秀全既然可以杀掉功高震主的杨秀清，难道不能除掉他石达开？这时，他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任从洪的排挤和压抑，以尽愚忠之志，然后成为第二个杨秀清；一是打破这种紧张局面，公开与洪秀全决裂，进行一场火并；还有就是引兵远遁，保全自身。第一个办法显然不是血性过人的石达开所能做到的，而第二条路会使天京陷于新的混乱，于“兄弟”间的“义气”也不相容，自然为极看重义气的石达开所不取。于是他借口向南门守城的太平军讲道，再次逃出了天京。
逃出天京后，石达开即召集旧部，开始“远征”，太平天国力量从此分裂。有人就此指责石达开“负气出走”，造成太平天国起义不可挽回的损失。但是，以当时石达开的处境和思想认识，他不可能做出更好的选择。我们用现在的标准去要求前人，实在有失公允。还有人认为石达开一路上发布布告，公开其与洪秀全的矛盾，涣散了人心。可是，以石达开的性格和为人，又是在那样的处境里，是不得不“为沥剖血诚，谆谕众军民”h，对他的出走作出一定的解释。而人心则早在天京内乱时就已涣散，不应由石达开负责。
虽然直到“远征”开始，石达开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情合理、必要和正确的。但是我们要说，他对天京事变和太平天国的衰落也负有责任。那么他的错误是什么呢？他的错误在于出走之后“远征”不归，坚持其在建都天京之前“先行入川，再图四扰”的错误策略，一路上孤军征战，不与天京配合，甚至当天京危急向他求援时也不予理睬。这就未免太过意气用事了。当其出走之后，自身已无危险，如能在天京外围与陈玉成、李秀成互相配合呼应，也许太平天国的历史就将改写。可惜他的流寇战术使他脱离了太平军主战场，偏师入川，而且没有根据地，只是“遥奉洪秀全为主”又有什么用？看上去似乎保全了“义气”，实际上是陷自己和整个太平天国政权于绝境。1863年，石达开大渡河兵败被杀；1864年，天京失陷，天平天国政权就此被消灭。
石达开的出走，成为“天京事变”的最后一幕。至此，首义诸王死的死，走的走，天京城内只留下洪秀全一人。人心涣散了，力量削弱了，太平军最精锐的部分或在内乱中自相杀尽，或跟随石达开出走。天京外围的重镇如武昌、九江相继失守，太平天国的军事优势丧失殆尽，天京的安全受到威胁。而清廷上下拍手称快，有歌谣说：“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i 这样的恶果，都是洪秀全杀杨、杀韦、逼走石达开造成的。
洪杨韦石四人，都是首义诸王，因而天京事变看上去实在象是首义诸王的内讧。这不禁使人深思，难道真象一些人所说，萧朝贵、冯云山二人若还活着，天京事变就可以避免了吗？
早在起义之初，萧朝贵就得到“代天兄传言”的特权，作为右弼正军师，他与杨秀清同掌太平天国军政大权。他若活着，也是洪秀全地位的威胁，在必除去而后快之列。至于他与洪秀全的所谓姻亲关系，据考证实在是子虚乌有的，“洪秀全之妹洪宣娇”其人之有无都很成问题。冯云山为人据说是深明大义，但若让他身处其境，下场也不会比石达开好多少。
农民起义，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封建主义思想的局限，皇权思想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在太平天国起事之初，这种封建和反封建兼具的两面性特点就已表现出来。一些太平军将领对故旧吹嘘“我太守也，我将军也，岂汝辈耕田翁！”j “其妻妾亦笑谓其戚亲曰：‘我夫人也，我恭人也，岂汝辈村妇女也！’”k 洪秀全本人的皇权思想更浓，他发布的许多诏旨和诗文都带着明显的帝王口吻。什么“朕乃太平天子”，“天下钱粮归我食，天下百姓归我管”；什么“王独操威柄”，“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建都天京时，他说：“金陵为王气所钟，而建业于兹土矣。由是肃体统，大一尊，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l 他在天王府金龙殿宴请杨秀清之后，下诏说：“幼主以后，皆不准人臣在金龙殿食宴，设若臣有功者欲赐宴以奖其功，只准赐宴于朝厅，断不准在金龙殿内君臣同宴，以肃体统也。此一事极为关系，当记诏以垂永远也。”m在他心目中，太平天国政权早已成为他的私人财产，是他的“家天下”。正是这种皇权思想促使他铲除“震主”的功臣，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相继成为牺牲品；后来的李秀成也不例外，《李秀成自述》中那种沉痛悲愤的情绪，正与石达开在“自述”和布告中的“负气”相同。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牢牢地将权力抓在自己手中，虚君制被破坏，英国人吴士礼到天京“观光”时，再也看不到当年那种上下同心共理朝政的局面了。他看到的只是“专制的天王”，“一如清廷”n 。
天京事变已过去一百三十余年，事件的一切细节都渐渐沉埋于历史的尘埃，不复为人所知。下面分析一下各种相关资料及得到的一些推论，对我们理清一些线索、澄清一些事实可能会有帮助。
李秀成在自述中所叙述的事变经过，很有可能是洪秀全自造的舆论，而当时在场的石镇吉对此又讳莫如深，甚至说杨秀清是“被天王斥责，羞愤服毒身死”o 。杨秀清本人在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事变前十八天）（河案：这与前文不符，但是原资料如此，可能当时记载有误）的天父传言中说： “秦日纲帮妖，陈承槠帮妖，放?瓷针蕹橇艘樱?未有救矣。”似乎他已预见到什么。但是从此又无下文，也不见秦日纲、陈承槠受到什么惩罚的记载，反是十八天后这位“天父化身”自身难保，天京城内陷入一片血腥。这段记载似乎也隐约说明了洪秀全在其中的微妙作用。另外，当时清廷的探子曾报告说杨秀清欲刺杀洪秀全未遂p ，但其记载太过荒诞，令人不敢相信。还有据说是天王府王老妈所言：“（天王）即传集百头目，议诛伪东王，令伪北王某领兵，夜围伪东王府，杀戮一空，嗣后伪北王妄自尊大，伪天王又谋诛之。”q 但其于史实多所出入，似乎也不可信。还有一些野史作家为了耸人听闻，编造了许多关于事变的传闻，甚至说什么洪宣娇与傅善祥争风吃醋，鼓动洪秀全杀杨秀清云云，更是无稽之谈。
孙中山先生对此也有论述，于史实上虽然略有出入，道理却大致不差：“洪秀全当初在广西起事，打过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满清天下大半归他所有。但是太平天国何以终归失败呢？……最大原因，是他们那一般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太平天国势力便由此大衰。推究太平天国势力之所以衰弱的原因，……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
其实，不过如此而已！（全文完）
后记：这是大约六七年前交给老师的一篇论文，借着央视《太平天国》播映之机，修改了几处便发出来，虎头蛇尾，不值大家一哂。
案引和注解：
①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
②《天情道理书》
③《贼情汇纂》
④向荣奏章
⑤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⑥刘长佑《刘武慎公遗书》中《截剿石逆余匪折》
⑦⑧⑨⑩《石镇吉口供》
⑾《李秀成自述》
⑿《麦高文通讯》
⒀⒁《李秀成自述》
⒂麦高文《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记》
⒃布列治门《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
⒄《石达开自述》
⒅《盾鼻随闻录》
⒆《浔州府志》
⒇《粤寇起事记实》
a、 b韦源?d即韦昌辉之父，韦昌辉又名韦正。
c《金陵癸甲纪事略》
d有记载，冯云山曾在处理一封寄给洪秀全、杨秀清的信件时，被信中暗藏的炸药炸伤右臂。可知当时象处理信件这样的日常事务由冯云山负责。
e李秀成《自述别录》
f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
g、h《石达开布告》
i沧浪钓徒《劫余灰录》
j、k谭熙龄《紫荆事略》、《浔州府志》
l《建天京于金陵论》
m《天父下凡诏书》（二）
n吴士礼《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
o《石镇吉口供》
p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
q齐学裘《伪北王杀伪东王伪天王杀伪北王事略》
家园 请教numzero兄，洪秀全是否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我很疑心洪秀全在科举屡次不第后，那次回乡大病是得了精神分裂症。以前读书的时候写过一个读书笔记，找了一些史料，记得郦纯先生好象也有这样的看法。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中更是言之凿凿。
不知numzero兄对洪秀全这次患病怎么看？
家园 呵呵，是罗尔纲老先生考证洪秀全是轻度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地 不过我是觉得，虽他不无可能在那此患病中得了轻度的精神病(也许说“心理障碍”“神经质”更恰当？)且一直未能治愈，(比如他对宗教的沉湎或许就与其精神状态不无关系)，但精神分裂却未必。
老一辈的史学家似乎大都认为，洪秀虽然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却不容否认地是一个(至少曾经是一个)伟大英明的领袖人物，是太平天国起义的主要发动者，但又解释不了许多与此判断相矛盾的铁的事的事实，不知道是否因此才想到借助于“精神分裂”的说法？----这仅仅是我的私心妄揣而已。
有位网友评价洪秀全时说他“权术精深，见识浅薄”，另一位网友总结说“天国之兴，微其之功，天国之亡，真真其罪”，我是完全赞同的。我认为洪秀全从太平天国起义的酝酿和兴其时期开始直到天京事变甚至1860年二破江南大营为止，其作用都是很有限的，这方面影响过去被史学界远远夸大了。。而如果承认了这一点，那么此人在定都天京，特别是天京事变以后表现出的种种庸碌无耻(请允许我发自内心地把这个词汇用在洪天王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洪秀全唯一值得一赞的，也就是他拒绝外国侵略者时那段“我争中国，想欲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事若不成，因鬼入邦”的义正词严和头脑清楚吧。
附：洪秀全赞 (作者：雍容)
赞曰：
呜呼，秀全尊号“天王”，天国之兴，微其之功；天国之亡，真其之罪。虽援例为立本纪，能毋讥乎？
渠本一乡间塾师，累试不能登庠序者。识鉴本低，干谋复寡。半生抑郁，潜滋腾渊之想，一梦荒唐，漫兴逐鹿之思。四乡辏辐渐成，小子慎焉；天下苦秦久已，吾子勉之。观历代开基之君，碌碌如是者固鲜；然天朝忠勇谋国之士，如云如雨，渠若修身俟命，犹不失因人成事，为一太平之主也。
无如渠根薄而性嚣，岂能救乎！那邦村中，袍服赫赫；石头脚上，后房嘤嘤。政事已托天父，家务每劳天兄。逮及定鼎，基业稍拓，鸟喙早突于长颈；清妖未角，狼步终随乎鹰瞻。东殿之死，翼殿之去，固有其所自；虎兕出于柙，又谁之罪欤？遂令金陵城内，血沁街巷；大渡河边，魂化鹤猿。人心离散，天数可知。灭国之祸，虽后此数年；败亡之征，实已兆当日。
盛业之衰颓，诚难归渠一身；朝堂之乱命，莫不经此一人。诗矜圣明，先王之失德有说；法号平等，后宫之受辱何词。隔绝怨旷，民能安堵？燔焚诗书，士可归心？天位独尊一脉，滥封如此；王爵殆满三千，亘古不侔。扶弱枝作根本，视股肱如寇仇。明珠投雀，真怜六安之败？蹇驴寄重，肯悔雨花之失！有此一端，足令倾覆，况周备乎！纵英王有勇，忠王足谋，又乌能救其弊哉。围城九重，犹唱天神兵将；危脉四伏，仍夸铁桶江山。其昏也至此，悲夫！
噫！甜露可食，能堪九肠辗转？天父可恃，何为一病膏肓！虽然，身死危城，真侥幸也。城破之日，复不知何丑态向人。彼巍巍踞金龙殿者，实贻天国百代之羞也。
虽然，闭门揖鬼，宁失国而不失笑；对众咽糠，虽欺人而未欺心。纵身死国灭，尸骨为灰， 亦不可不为一击节也
家园 【评论】对徐彻《天京广场大屠杀再质疑》一文的不同意见 有外国人布列治门，麦高文和雷诺兹根据几位天京事变目击者的叙述整理而成的三篇外国通讯，自发现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概因资料来自清朝与太平天国以外的当事人，较为中立且提供了此前史料中未曾涉及的很多细节，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天京事变的真相。但史学界也有很多人对这三篇通讯的真实性表示了质疑，认为所谓的“目击者”只是道听途说兼凭空捏造伪证，这三篇通讯实为伪史料，不可相信。徐彻先生的《天京广场大屠杀事件质疑》即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本文谨想就此文观点提出一些商榷意见。
(一)
徐彻先生在文章中存在一再对所引用的史料加以主观诠释的现象，这一点是令人遗憾的。以对三篇外国通讯来源的说明为例，《天》文在开篇即援引了三份史料来源的说明，它这样写道：
“麦高文记载是根据一个跟随燕王秦日纲亲见内讧经过情况的爱尔兰人肯能的口述写的。布列治门记载是根据肯能和另一个不记姓名的洋人及一个不记姓名的中国人的口述写的。。。雷诺兹曾为目击天京事变的两个欧洲人作了口述记录。”
从以上陈述及原文中的相关说明来看，三份通讯的涉及的目击者应该有五个人，(四个洋人，一个中国人，其中雷诺兹提到的两个欧洲人只有一人提供了口述)因为在文中，为肯能做口述记录的布列治门和麦高文都明确指出肯能的同伴是美国人而不是欧洲人，作为美国传教士的麦高文还指出这个美国人曾经被美国领事馆拘留以证实其身份，可见和雷文提到的通行的两个欧洲人是不同的。而《天》文在总结三篇文献来源时却说：
“ 既然三篇通讯的材料来源相同，脱稿时间相近，通讯价值
相等。那么，三篇通讯的内容即应大体相当、基本符合，不应
出现前后严重对立、尖锐矛盾的现象。试想，同一个肯能在场
短一个月时间内向三名记者的口述不应该是基本相同的吗?”
从作者前文的引述看，三篇通讯中的任意两篇都并非完全相同的来源，实际上仅仅是其中两份文献的提供者中有一人重复而已。而只要有不同来源，记录人就可能根据自己的判断加以取舍，怎么能一口咬定“材料来源相同”，进而认定这三份口述就应该“基本相同”，否则就是捏造，“自相矛盾”呢？我们知道，几位口述人所陈述的事实有些是亲历，有些仅仅是耳闻甚至加上了自己的猜测，如果是后者，完全可能存在截然不同的说法，更何况，通讯的整理者并不全是忠实地记录口述，如麦高文的通讯就是完全以第三者报道事件经过的口吻，将肯能的口述加入了其他方面获取的咨讯，他本人也说本文是对布文的补充，这也是造成某些叙述前后不一的可能。即使这数人之中有人说了谎，也不能证明四位口述者都说了谎。如果仅仅用某些记载因为道听途说和自行猜测乃至记忆错误造成的错误或矛盾作为否定“亲历”的依据，那《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和《李秀成自述》都可以被列为伪史料了，两者中出于有意或者无意而出现的错误难道少吗？
然而《天》的立论主要就是基于这么一个前提之下：“同一个肯能在场短一个月时间内向三名记者的口述不应该是基本相同的吗?”然后就依据其中的矛盾断定肯能是信口胡说。下面举例对文中中几段论述予以说明。
(二) 所谓口述中“自相矛盾”的例子
(1) 在“关于石达开回京及逃走”一节中，《天》文首先对比了布列治门和麦氏的说法，然后通过以下四点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
(一)布文说石只回京一次，麦文说石回京二次
(二)布文说石回京即要“韦昌辉之头”，否则“攻灭天京”，麦文说石首次回京赞同诛杨，但反对株连。
(三)石达开不是自安徽，而是自湖北武汉洪山回京。
(四)石达开回京时间不是阳历九月初旬，而是一八五六年十月初。
关于(一)，《天》文所谓的石达开回京二次便是这样一句话：““翼王既回军以肃清君侧，即要求杀北王及其党羽。” 这里根本没有说翼王回天京，只说“回军”，也就是起兵向天京行进。这是不是事实？当然是事实！石达开在安徽举兵靖难，一面要求洪秀全诛韦，一面率军向靠进天京，途中遇宁国告急，乃移师宁国的。《天》文硬将石达开“回军”解释为“回天京”未免扭曲原意，如原文意系石达开已经带军回到天京，下文“要求杀韦昌辉及其党羽”当作何解？
关于(二)，实际上，布文根本没提石达开回京之事，原文只说“即得有足够兵力，便奏于天王，要求韦昌辉之头，同时致以恐吓，谓如不得其头即班师回朝攻灭天京”，明明是说石达开召集了靖难之师后奏于天王，如不得韦昌辉头才”班师回朝攻灭天京“，所谓石达开“首次回京便要求韦昌辉之头”，显然又是《天》文作者一厢情愿的诠释。实际文中的叙述与麦文所说石“既回军以肃清君侧，即要求杀北王及其党羽”如出一辙，并无矛盾可言？
关于(三)，石达开回京以后的行踪，天国上下都很清楚，肯能等人如在太平军中，必然知道，但肯能等并不在翼王军中，翼王回京之前的行踪，只可能来自耳闻，他们道听途说，加之中文水平有限，说法出现微小的出入并不奇怪，何况从种种情况看，翼王的确是先到安徽，后赴天京的，肯能等事后听说翼王自安徽返京，又逃往安徽军中，以为他是出征安徽，又何不可理解？
关于(四)，布文在开篇便提到提到“两个外国人不怎么熟悉中国语言”，因此无法提供确切的事件日期”，而雷文中口述者自己说“已完全不知何月何日”，四个外国人在太平军中既然在一道，对日期的模糊应该是共同的，在这点上，无论口述者还是记录者都是实事求是的。其中雷文的口述者记石达开返回天京的时间是东王被杀后的第六个星期，也就是1856年10月7日~14日，这和我们知道的石达开大约于10月上旬在到达天京是吻合的。口述者在这里“XX事件几个星期后”来叙述时间，他虽然说不出具体日期，事件间的相对时间却是正确的，可见说记不清楚日期不是故意推诿。照此看来，布文或麦文中的日期大约也都是后来推算的，即使出现记忆模糊或推算错误也可以理解。《李秀成自述》中对很多重大事件的记忆都有明显错误，1855年他本人在安徽带兵作战，却把1855年就已经失守的庐州说成是1857年6，7月以后才失守的，相差近两年，连载天京事变之前还是之后都弄错了，难道我们就能由此断定《自述》是后人伪造的吗？
接下来，《天》文又以布文说秀全密诏石达开回京杀杨秀清而石达开没有收行，而雷文说是杨秀清察觉自己处境不妙而召唤石达开回京相救，相互矛盾，作为存心做伪的证据。实际上，肯能等人并不在石达开军中，对石达开有没有收到过密函，以及密函是谁发出的，都只能是听说而已，可能是实情，可能是秦日纲韦昌辉造的谣言，又或者只是来自一些士兵甚至他们自己的猜度。当时天京内外谣言满天，无奇不有，布文和雷中的口述者既然是相同不同的人，对于自己没有亲历过的情况提供不同的传闻版本是完全正常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肯能和那个美国人与另一位欧洲人在石达开是否接到诏令及来自谁的诏令上说法矛盾，但却他们曾经同住在东王妻舅中，因而在叙述及东翼二王关系时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是“好朋友”。如果是有意捏造，那么说“东王发觉自己处境不妙，急忙召唤他的好朋友翼王回京”这样的编造还合常理，而“天王召翼王回京，东王本人却正是翼王的好朋友”，这样复杂微妙的关系恐怕就不是对太平天国内部情况没有切身接触的中文有限的外国人随意想象得出的了。在东翼二王关系这点上，恐怕不能认定他们是事先串通了“供词”，否则在关系更为重大的“密诏”问题上何以出现如此大的口径差异？由此看来他们曾经共同“历险”这点是可信的。对他们所持的说词，我们固然不能轻信，但至少可以作为当时流传在太平军中的两种说法予以参考。
综上所述，根据肯能等人自述，他们的经历是首先加入秦日纲的部队，然后随其至东王府，住在东王某妻舅府中，直到东王被杀，又再回到秦日纲部下，随之追杀翼王，然后因为各军都拥戴翼王而改为与清军作战，接着因为很多秦日纲的部众都投向翼王，他们也就趁机来到翼王军中，后随翼王返回天京，最终逃到上海。但凡不在这其中的叙述，只能来自传闻甚至是一己猜度，出现彼此矛盾是正常的。以不同口述者所说传闻的相互矛盾来断定口述者故意作假，恐怕证据不足。而《天》文作者由于一口咬定这些说法全都出自肯能一任，自然不免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
三 由于断章取义忽略背景造成的问题
在此以“秦日纲回京的问题”一节为例。
(1)
首先，《天》文指出，布文说洪秀全“同时宣诏北王及翼王二人”，只字未提宣诏秦日纲之事，后文只含糊说又有两位将领被诛--即排列第七第八位的”，麦文中却自称秦日纲身边的人，而且绘声绘色地讲自己在秦日纲身边的经历，又肯提秦日纲的名字，雷文中却由亲随秦日纲变为耳闻了，认为其相互矛盾。
考查三篇通讯，可以发现布文和麦文都是以第三者--即报道者的口吻叙述的，根本没有出现第一人称自述。之所以出现布文没有详细说明肯能在秦日纲身边的经历，麦文中却有陈述，是因为两篇文章视角不同，叙事的重点也不同。
布文的重点只在介绍天京事变经过，而且全篇相当概括简练，文章开头说“据我们确切得知，东王，北王都已被杀”，根本没提秦日纲，当时距离距离秦日纲被杀已有一个月，对事件细节有兴趣的报道者不可能不知道秦日纲也被杀，但此处只提东王北王，足见布文作者对秦日纲没有兴趣。文末又说明，所介绍的只是“此次事件的主要情节”，而文章题目也是《关于东王北王内讧的通讯报道》。
当时在作者看来秦日纲只是北王的跟从者而已。遍观现存众多有关天京事变的记载，绝大多数都没有提秦日纲，难道是因为这些著者都不知道秦日纲参与了天京事变？恐怕不是。天京事变的主角是领导核心成员，前期是东北天三王，后期是北翼天三王，秦日纲和陈承容等不过是些替人卖命的配角罢了。不要说清人笔记，连《石达开自述》也完全没提秦日纲，难道连石达开都不知道秦日纲参与了天京事变？布文既然是简单扼要报道事件“主要情节”，舍秦日纲不谈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因为他没写就认定肯能等没有提。而麦文作为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的长篇连载系列中的一篇，对事变细节的兴趣自然远远大于布文，它在介绍天京事变的同时，对肯能等的“冒险故事”也充满兴趣，所以才详细叙述了肯能等的经历及秦日纲在事变前后的作为。这也是为什么在麦文中为了叙述经历方便出现了布文中没有出现的“肯能”这个化名的原因。肯能等只是从布文的幕后走到麦文的幕前而已，无所谓自相矛盾。
说到布文中没有提到秦日纲的名字，我认为这很好解释，第一，整理者说得很清楚，肯能等因为中文不熟，说不清楚人物姓名，所以只提了爵位。第二，麦高文本人对太平天国颇有了解，而且他明确说自己的报道是”补充布文未载的部份”，因而他完全可能凭自己对太平天国的了解，布文中某些“第几位”换成实际的人物官爵和姓名。证据两个，一是麦文中有这样的文字，“那位据说被称作第八号的人物。。。。。。”可见肯能等对麦高文讲述时仍然使用的是“第七位，第八位”的说法，与布文并无区别。二是麦文中提到镇江守将时，麦高文在后面加力括号，注明“周胜坤”，又打上问号。这就表面，麦高文有根据自己对太平天国的了解把口述者所说的地位和官职对应出人名写入通讯的习惯，，这里之所以在括号中加问号是因为他没把握镇江守将是否系周胜坤(实际是吴如孝)。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是麦高文将肯能口述中的“第七位”变成了秦日纲，因为他是很出名的战将，而因为不了解“第八位”的情况，所以保留了这个叫法。不能因为麦文提了“秦日纲”的名字而布文没有，就认定是肯能在完善自己的故事。
再说到“雷文中由亲随变为耳闻了”一段，所谓雷文中“耳闻”的一段，就是口述者听说的所谓韦昌辉和秦日纲收到密诏而回京的过程，原文是“我们听说第二位曾经命令第五位的部队。。。官兵们说，如果第五位和第七位的部队不进来的话，第二位就要杀第一位了”。
对于雷文中“听说”的这部份事实，麦文是这样陈述的：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从1840年起。。。。。。北王和顶天侯二人应召返京。。。。。。正当深更半夜，寓居在东王妻舅家宅的外国水手们突然为枪炮和战斗的喧闹轰鸣之声所惊醒。。。。。。。”
这段叙述说得很清楚，北王和顶天侯应召返京的过程中几个外国人一直留在东王妻舅府中，直到东王被杀为止。根本不存在什么“亲随”，其口径与雷文完全一致。《天》所谓“由亲随变为耳闻”的指责不知从何而来。
第二，《天》 文中还有一段令人殊不可解的议论，在引述完雷文德“我们听说NO2...”一节后，《天》文写道：“对照上段记叙，我们回想一下肯能对麦氏言及的他们进京经过的那段报道。。。。。。等等。同一个肯能，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向两位记者麦高文和雷诺兹却说出了内容迥异的话。”
无论是雷文还是麦文，都明确地指出，几位水手是在天京东王妻舅府中住了数个月后发生的天京事变，那么雷文描述天京事变时秦日纲进京的经过和“肯能对麦氏言及的他们进京经过的那段报道”有什么可比性呢？这是两段完全不同的经历，作者居然办它们从不同的时间点上裁剪来，以此断定“同一个肯能，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向两位记者麦高文和雷诺兹却说出了内容迥异的话，”殊为令人不解。
第三，《天》文作者又举出雷文中一句“韦昌辉和秦日纲就在午夜未被怀疑地进了城”，然后说“东王杨秀清是有严格命令的，吃败仗者不准进城。而且正是用这一命令调走了韦昌辉。杨韦之间本有矛盾，杨忌韦怕韦。在杨要迫洪就范之时，对韦之返回不会无功无衷。事实上，杨正是拒韦入城的。”我们都知道，韦昌辉是秘密进京的，而杨秀清是在对韦昌辉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突然袭杀的，而《天》文作者却以东王的命令来否定否认韦昌辉秦日纲秘密进城这一点，甚至说什么杨秀清“忌韦怕韦”“拒韦入城的”，我们不由要问，在韦昌辉秦日纲进程的问题上，雷文和《天》文作者的叙述究竟哪一个更符合事实，更符合情理呢？
在第三点，《天》文作者实际是采信了清人笔记《金陵省难纪略》的说法。这本著作中对杨秀清被杀经过的记载十分荒谬，除了上面说到的内容外，它竟说杨秀清在逼封成功之后又亲自去行刺洪秀全，试想，既然逼封目的已经达到，又何必行刺？再说杨秀清大权在握，何至于要短刀白刃亲自去行刺洪秀全？《天》文作者将这样一篇充满荒诞情节的笔记奉为信史，仅以外国通讯与之不同这一点，就认定《纪略》是真而外国通讯是伪，实在太过武断----这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天》文中又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史料对比的方式问题。
四 史料甄别不可先存定见
上文中列举了《天》文作者仅以外国通讯与《金陵省难纪略》的记载
不同而断言其为错误和捏造的一个例子，此类例子在《天》中中举不
胜举，是该文用以判别通讯为伪的另一主要手段，在此举“肯能等被
东王接见”和“肯能等目睹东王尸体”两节为例，这两节中，有以下
一些论述
1)东府门外“有大鼓一面，有事无论大小，皆于门前击鼓，内中
即有妇女出问。”但肯能却说他们“一直跑到一所大公馆”，根本未
提入门击鼓事。可见，他根本没有进过东府大门。
2)据《金陵癸甲纪事略》载：“贼之伪府伪衙。。。门内不准
男子入。”又据《金陵杂记》谓：“(东府)其中妇女亦有千百，只
伴杨贼一人。”此点极其严格，洪、杨、韦、石、胡诸王皆然。但
是不了解太平天国礼仪的肯能却说，“(东府)院内充满军士”，
这纯系主观臆造！
3)《金陵省难纪略》称：“东王杨秀清，天父第四子，称九
千岁，其属上言呼九千岁千岁千千岁”。即“需三呼”。同书又
说；“(见东王)伪亟相入，三跪呼，然后起白事”。可见，拜见东
王要遵守严格的礼节，须三跪二呼，而肯能则只说“见了此人，
他们下跪。”并未三跪三呼，这乃是大不敬，应受惩处。
4) 杨秀情接见外人之地为“听事处”。《金陵省难纪略》说：
“听事处为船房，两旁嵌玻璃杜外窥，近上设贼座，座后立女官，
坐旁高笼，畜雀数十头以上为娱乐”。而对上述布置陈设肯能只
字未提，倒只说有“美丽的壁画”等人人皆知的东西。
5) 肯能自称亲睹东王之尸，请注意这是第二次口述时添加
的内容。但东王之尸是什么样的，穿着如何，何处受创，有无头
颅，如何辨识的，一概没说及。我们知道，诛杀东王是韦奉洪诏
之最根本的目的。因此，对他的尸首必然严加看管，不会同普
通尸体杂处。而且，东王的头颅必然要割掉，上交天王，以示奉
诏完成君命。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云：“天既明，(韦)函首致
天贼，请标为老奸头，榜诸罪状示众”韦被杀后亦如此。“函其
头，启致翼贼。”可见，重要人物被杀是要割头的。肯能如真的
看到东王之尸，也定为无头之尸，又如何辨认呢?何况，对东
王之尸。他仅只一提，而所有细节皆讳莫如深。从中可知，他根
午没有见列。肯能如若亲睹其尸，布列治门询问时，他一定迫
不及待地说起，因为这是作为目击者的最好证明。
(1) 且不说“有事无论大小，皆于门前击鼓，内中即有妇女出问”这种记载是否符合史实，肯能等是由秦日纲引见给东王的，就算要击鼓也用不着他们几个动手，秦日纲难道没有自己的仆从属下？
(2) 东王府不只是住所，也是天国军政所出之处，里面从早到晚只有东王一个男人？清人笔记出于某种目的做出这种荒谬记载并不奇怪，但《天》作者居然奉为信史却令人称奇。《天》文竟认为东王府“院内充满军士”是”不了解太平天国礼仪“的说法。试问东殿的上千名参护是住在哪里的？东殿的承宣官，同赞官，各种典官，也都是女人不成？《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根据史料整理出了东殿简单的结构：进入头门后，左为参护厅，右为承宣厅，接着是二门，后为大殿，内殿，九重天府，再后才是紫霞坞等处。难道参护厅，承宣厅里只有妇女，头门，二门直到大殿都没有守卫人员，或者只有女侍卫？
(3) 肯能等人是口述他们在太平军中的经历，不是介绍太平天国的礼仪制度，有必要对礼仪的细节一一详述么？肯能等并没说他们给东王磕头，长跪施礼是符合太平天国礼仪的。对细节吹毛求疵实无意义，在短短一篇通讯中对所有细节一一叙述更有失主次。呤俐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记载他自己第一次和忠王见面的情形时说：
“(李秀成)从他的王位上站起身来，用英国礼节来跟我握手，请我坐在他的近旁。”
就算李秀成不要求呤俐下跪山呼吧，难道这位出身绅士国度的前英国海军军官连声好都不会问么？就这么握了手便坐下？实在太过失礼了吧！
(4) 肯能等并不是时常出入东王府，未必能记住东王府的陈设，何况李秀成在自述中记载他敲登闻鼓请天王升殿的过程时，也没有记载天王府的建筑和殿内设施，是否也可以据此认定李秀成从来没近过天王府，因此只知道登闻鼓这种“人人都知的东西”呢？
(5) 前文已简要分析了《金陵省难纪略》对天京事变的记载有很多荒谬之处，这里再简要看一下这本著作的的成书背景，作者说：
“是书成于咸丰六年(1856)，先君子馆于杭时之所述也。当癸丑(1853)二月城破之后，先君子两觅死不得，遂日谋所以脱身者，辗转至次年(1854)八月间，始得率眷属出重围，越三年丁巳(1857)，馆于杭，课余亿及，信笔记之。故书本所载皆咸丰三、四两年(1853．1854)贼中情状。贼令暮四朝三，纷更不定，其后虽有传闻，先君子以非系见．概不记录。”
这里说得很清楚，他住在天京城内只是咸丰三年二月到咸丰四年八月，天京事变时，作者离开天京已经两年，其时正“馆于杭”，并不在天京，也不在太平天国属区附近，这样的记载有多大可信度？而且一面说“其后虽有传闻，先君子以非亲见，概不记录．”，一面有对于并非亲见的天京事变又加记录，而且描绘得活灵活现，足见其中许多情节只是他的杜撰，而非史实。”
对于这样一部极不严谨，言行不一的著作，尤其对其中仅为道听途说且充满荒谬之词的对天京事变经过的记载，《天》文作者居然深信不疑，一而再地引为信史，以不符合它的记载断言外国通讯的记载是捏造的！这样的态度实在令人遗憾。
作者对《金陵省难纪略》的记载甚至进一步推论，得出天国“重要人物被杀是要割头的。肯能如真的看到东王之尸，也定为无头之尸”，毋宁武断。作者接着又说，“肯能如若亲睹其尸，布列治门询问时，他一定迫不及待地说起，因为这是作为目击者的最好证明。”这段话是本末倒置，作者只有证明了肯能等没有见过东王尸体，才能证明肯能等不是真正的目击者，才能证明他们竭力假扮目击者，也才存在迫不及待证明自己的“目击者身份”的动机。怎么先能用这种动机倒推肯能等没见过东王尸体呢？
综上所述，《天》文作者先入为主地认定肯能等人 不是目击者，然后找出各种史料与肯能等的叙述对照，一但发现肯能等未曾提到的情况，或是有所出入，立即便引为证明肯能等说谎的证据。这不禁使人想起六七十年代，有人拿着领袖著作逐字逐段地对照出版书籍的论点，一但发现出入立即打为反动。史料间的相互对比当然是甄别的重要手段，但这种“对照”方式实在不宜提倡。
五 先入为主
在《天》文最后，作者认定
“ 肯能是个幸运儿。一到上海，他便成了宝贝。当时各资本
主义国家都在探听太平天国的虚实，以便制定对待太平天国
的政策。肯能恰逢其时，应运而生，因之大受报界的青睐。他投
投其所好，喋喋利口，借题发挥，一时成了不可多得的新闻人
物。好在当时洋人身临天国其境者实属届寥寥，肯能红嘴白牙，
说啥是哈，真假又无从对证：因此，才成就了假目击者肯能”
也就是说，作者认为肯能的动机是投“各资本主义国家所好”，
一心出名，变成“不可多得的新闻人物”，因而空口白话，捏造
自己的经历。然而，我们从有关介绍中可以知道，“肯能”并非
这位爱尔兰水手的真实姓名，他曾经在清军中服役，然而三天后
就逃了，他的美国同伴因为抢劫和杀人而被拘押，两人一起逃走
途中又被清军逮捕扣押，并被当作奸细看待。不久取得清军谅解
，被雇佣在镇江主帅大营服务，后被派去上海。接着他们转而参
加了太平军，并且跟随攻打清军。介绍中还提到，肯能一直渴望
得到清朝官僚们的谅解，以致得了个外号叫“谅解”。“肯能”
这个名字是麦高文为了行文方便而取的化名。他是害怕遭到清朝
方面的追究和迫害，才要求媒体对其真实姓名予以保密的！
从所有提供情报的洋人和中国人全部拒绝透露姓名，肯能以外的
四位外国人都拒绝透露国籍来看，他们从没想过，也绝对不曾成
为什么“不可多得的新闻人物”，否则隐去真实姓名乃至国籍岂非
意义何在？！实际情况和《天》文作者的判断恰恰相反，他们几乎
全都不愿意透露自己的情况给外界。那他们是出于什么动机，冒着
风险枉费苦心地捏造这一大通言论的呢？(如果是捏造了，那他们肯
定收集了不少太平天国的情报，因为他们叙述中涉及的历史比很多
笔记野史翔实得多，而错误也一般的私人笔记和野史少和小得多。
这对于据说中文水平非常有限的他们而言并不容易)
总之，作者对肯能等人捏造亲历事实的动机推测纯属臆测，而从种
种事实来看，竭力隐瞒自己真实身份的肯能等人是不愿意引起别人
对自己的注意的，这种捏造的动机是不成立的！
作者全然忽略三篇报道中写得很清楚
的，先后有数人提供口述这一事实以及作者或相关刊物对肯能等经历
真实的一再郑重保证，更置各位口述人竭力对自己的姓名国籍保密
这一事实于不顾，一厢情愿地认定一切都是肯能一人为了投资本主义
国家所好和成为新闻人物而肆意捏造杜撰的，实在难脱先入为主之嫌。
因为先入为主，对文中事件的叙述随意断章取义，只截取观点需要的部份引用和进行反驳就是十分自然的结果了，前面已经举了不少例子，这里再举两例
(1)对于太平军中有几位外国人的问题，《天》文指出布文中说太平军中有：五个马尼拉(菲律宾)人，而麦文中却变成了四个，以此显示肯能说话前后不一，但就在布文中的同一段内，作者又写道：“他们之中的―个被怀疑是广东人。”肯能等并没有见过这几个人，因为某种原因，他们怀疑其中一个是广东人，布文是根据肯能和另外两个人的口述写成的，麦文则是根据肯能个人的口述写成的，如果肯能认为有一个马尼拉人其实是广东人，那在他口述中把“五个”变成“四个”又有何奇怪？至少布文和麦文
在这点上没有矛盾。而《天》文作者一心寻找“矛盾”，以致对如此明
显的说明视若不见！
(2)《天》文作者又说：
“只要稍加留心，便不难发现其口述矛盾随在，破绽百出。其实
，布列治门在其采访过程中已发现肯能的口述有问题：
我在其谈话中，关于内讧事之确凿时日、真实人名、具体地名，有
不能尽得者。”
目击者却说不出确凿时日．真实人名，具体地名，显见其伪！”
且不论目击者说不出确凿时日，真实姓名，具体地名并不稀奇，就
论据本身言，这完全《天》文作者根据观点的剪裁，布文原文在这段
话的前面还有一句，“其中两名是外国人，又不怎么熟悉中国语
言，所以。。。”，以此作为无法清楚了解确证时日，真实人名，体地名的解释，在这段话的后面，也另有一句，“然而，除此以外，他们
所叙述的种种经历，似嫌其琐碎而不详细，却都是千真万确的事
实，那是不容有怀疑余地的！”《天》文作者置布列治门的解释
和断言不顾，独独选取中间一段，以示“布列治门在其采访过程
中已发现肯能的口述有问题”，用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实不足取！
当然，我们不否认，肯能等人在口述中除了道听途说的部份外，在亲历的
部份也可能有个别吹嘘自己的夸夸其谈的叙述，然而这种心理并不罕见，
从马可波罗到呤俐，从洪仁矸到李秀成，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哪一个能够
得免？从三篇外国通讯看，这种现象虽然存在，尚不至影响其全部经历的可信度，至多是些细枝末节的出入而已。遇到这类出入，我们不妨问一下，这种出入在确定真实的史料中是否也存在？这种出入是否直接影响重大事件的记载真实性？
碍于篇幅，本文无法对《天》中中所有指责一一分析，但基本问题，特别是对涉及石达开逃离，秦日纲回京，杨秀清被杀等重大事件的所谓“矛盾”大都作了说明。
最后还想补充一条史料，似可佐证肯能等到过东王府：当时所有公私文献均未提及东王府被毁一事，唯独肯能等人提到东王府被焚烧。而此后《蒙时雍家书》则提到了重修东王府之事
家园 就‘天京广场大屠杀’本身来说，无法让人相信 徐原文没有看到，对于‘天京广场大屠杀’一些学者认为
１．宣布天王诏谕的方式不符合天朝礼制
２．韦受鞭刑地点不符合天国宫禁实况
３．施刑情节不符合天国实际
４．肯能参与不符合肯能行迹
我没有那么专业，只是觉得事件太还是太离奇了。反而怀疑其真实性
家园 嗯，我倒是比较倾向于相信的说 当时天京城内外杨秀清的部众不少，如果不是用这种方式消灭其精锐，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韦昌辉即使能杀死杨秀清恐怕也很难应付杨秀清旧部的反抗。
假如肯能等人的经历是伪造的，必然有其动机，但这些人来自不同国家，也去向不同方向，甚至口述事件经过也是分别进行的。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如果说是为了出名，哗众取宠，却又为何对自己的姓名和身份都严格保密呢？
肯能等人到太平天国时间不长，而且中文水平有限，(估计最多相当于现在一个中学生的英文水准吧)，而且又经历了那样一场可怕的浩劫，事后回忆时一些细节不有出入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对地名的记忆----有兴趣的网友可以试着花一个月的时间记一批过去没见过的不清楚含义的英文地名及其在地图上的位置(形象对应比文字对应的记忆难度低才对)，过两个月后再回忆一下，看看还能准确记住多少？我想外语记忆中最困难的部份就是没有规律可寻又不能用句子来协助技艺的地名了。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著名将领，可是《李秀成自述》中有关太平天国史事的明显出入最少有几十处之多，连他自己封侯的时间记载都是错误的。呤俐曾在太平天国生活过数年且与李秀成相识是千真万确的事，可是《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对所谓“亲身经历”的记载中出现的明显违背史实的错误比比皆是，按比例计算比肯能等人等人还要高。
而且肯能等人的自述中提供了不少当时的其他史料中没有记载或记载错误的事实，例如陈承容向洪秀全“告密”引发天京事变一事，是史学家根据清方记载太平天国处死陈承容一事和洪秀全后来给外国人的诏书中称杨秀清系被陷害而死等等推断得出的结论，连李秀成都似乎不得而知，肯能等人却不但指出杨秀清遭亲信告密，更能指出这个人就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的“第八位”(即陈承容)。又如大报恩寺宝塔的被毁，清方史料说是太平军攻打南京时毁掉的，但是根据1862年《中国之友》报的转载报道可知，太平军进入南京后报恩寺宝塔仍然基本完好，而肯能等人早在1856年就说过大报恩寺宝塔是韦昌辉在天京事变中所毁。还有，东王府曾被焚毁一事，当时也未见于任何记载，直到后期的《蒙时雍家书》中提及重建东王府一事，方知确有其事，而肯能等人也说出了东王府被焚烧一事。肯能等人提供的很多情况，在当时都是独家报道的，而又为后来的一些记载所证实，如果肯能等人不曾跟随秦日纲参与事变，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当然，肯能等人在叙述时加入了道听途说的传言甚至是自己的夸张是完全有可能的。
家园 我认为那位国际友人的汉语水平如何对事件真伪至关重要 如果他的汉语太滥就不可能有什么道听途说，他根本就听不懂，他说的要么是真的要么是纯粹凭空想象。真伪比较好辨别。
如果他能听懂日常对话那倒要仔细推敲，因为这样有可能他说的是事实，也可能是听别人说的，这也有真有假，还有可能是他根据自己的观察推理想象的。
家园 肯能等人到天京后曾有一个翻译陪同 另外肯能曾在清军中服役，本身也应有简单日常会话能力，只是据整理者说，他们对中国语言尚不熟练。
据通讯说，他们到天京以后，有了一个翻译，所以很多事是可能听到听懂的。但听懂是一会事，一段时间以后再复述，精确程度想必大打折扣，尤其是时间，地名，官名，人名方面。
通讯依据的口述来源其实还有一个中国人，身份曾是一个太平军的士兵，可以想见有些情况是由他提供，或者是将他和外国水手的说法进行了对照整理。(当然，他应该是以和外国水手们不同的方式经历了天京事变)
我觉得肯能等人对一些具体细节记不清楚是很可以理解的，他们只进过天朝门一次，而且是在那样一种情况下----那时候让一个普通中国人到紫禁城里转上一圈，你问他在哪儿看到什么，恐怕也难以都说明白吧。要知道肯能等人是以士兵的身份而不是记者的身份经历这件事的，他们不可能事先预料到将会爆发新闻性的事件而对一切都加意留心，而且天朝宫殿是太平天国的神圣之地，也不允许他们随便留意吧。
家园 确实要感谢这个老外给后人提供了诸多史料
家园 【评论】就《谁是天京事变的祸首》一文与燕河网友商榷 天京广场上的大屠杀究竟是否存在，目下尚成争议，当然不能排除有人故意捏造诬蔑之嫌，但是也不排除很长时间里史学界存在替太平天国“掩恶”之倾向。无论如何，单以文中理由认定肯能捏造事实，证据恐怕不足。自徐彻先生的文章发表以来，史学界就肯能等爱尔兰水手口述的通讯真伪进行了热烈讨论，而绝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应该还倾向于肯定这三份通讯的。具体说来
第一，徐彻等人文中提到天京广场大屠杀时认为并无其事，并指责是爱尔兰水手肯能的捏造诬蔑，所持最关键的理由无非是肯能在叙及天京事变时竟然一再提到事变前已死的胡以晃(第八位)，由此认定肯能对天平天国事一无所知，纯属捏造。
仅就事而言，太平天国如果不算已死去的将领，那么排名第八的应该是陈承容。而种种迹象都显示，这个在事变前十八天被杨秀清借天父之名指为“助妖”，事变后又被以“诬告”罪名处死的陈承容，很可能正是事变发动的幕后关键人物。由此看来，如果肯能所说的“第八位”是指在世的第八号人物的话，则刚好与以上情形相符，互为佐证。如果是这样，那么肯能口述的可信度是相当高的，因为太平天国官方文献，清军的文献中，都提到杨秀清人“诬陷”之事，三方之中，肯能的报告最早出现，所以不可能是后来的捏造，更不太可能是巧合。换言之，不能只凭胡以晃已死就断定肯能的报告是一派胡言，相反，外国通讯中能明确指出身居幕后的陈承容在事变中的地位，刚好在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它们的可信度。
第二，徐彻等先生认为，以肯能等爱尔兰水手的地位，不可能有机会接连和东王，燕王，翼王接触。我认为这论述太武断了。英国人呤俐，在苏州谒见忠王李秀成的时候，他只是一位英国商人，而此前，忠王的军队刚好因为英国的背信弃义而在上海遭到攻击，失去了收复上海的最好时机。但是呤俐立刻成为忠王的坐上客，忠王对呤俐授予荣誉职务，并颁发路凭，要求太平所有关卡对呤俐一律放行。此后不长的时间里，呤俐便有机会与包括干王，英王，慕王，听王等大批太平军最高级将领接触。相较而言，肯能等人当时已经是太平军的战士，而且在战斗中立过功，东王接见并优待这几位杨兄弟，以及之后他们加入秦日纲的部队，有何稀奇？
第三 徐彻等先生认为肯能等人的口述前后矛盾，因此并不可信。但是，我们知道，几篇外国通讯中只有《麦高文自述》是依据肯能一个人的口述，而《镇江与南京》《东北王内讧纪实》两文 还有其他人的叙述，在自身被卷入天京事变那样的重大事件，人心煌煌，加之加入时间有限，语言不够熟练，对天国礼制不完全了解等因素，在叙述中出现与事实的少量与事实出入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呤俐的中文水准远远高于肯能等人，在太平天国生活了数年时间，他的书中叙及太平天国的情况时尚且错误百出误，《李秀成自述》短短三万多字，其中与事实有出入之处，自相矛盾之处竟达几十处乃至百处之多，难道我们就能因此否认呤俐和李秀成所记述的是亲历之事吗？另外，三篇通讯中提到自身经历时矛盾较少，而提到推测的情况时矛盾较多，尤其是提到洪秀全和石达开的行踪时矛盾较多，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们在事变中并无机会与这二人接触，他们只是听说石达开也收到了一份急函，这分函件是否存在，以及是天王颁发的勤王诏书还是东王发出的救援诰谕，他们也只是猜测。同样，对于杨秀清逼封一事，他们也只是听了秦日纲的一面之词而已。在这些方面出现差异，都是很正常的。有考证指出，外国通讯中，明确提到了东王府被焚毁一事，而这件事是当时一切公私文件中都没有提到的，直到多年后才有文件提到重修东王府之事，可见东王府的确曾遭焚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天京事变时，肯能等人的确可能身在天京。
第四，制造谣言的人总有某种动机，期望从中得到某种好处。肯能等人是否企图借此“诬蔑太平天国革命，向帝国主义请功”呢？我们都知道，“肯能”并非真名，口述此事的爱尔兰水手及其同伴，由于曾经参加太平军，又曾参加天京事变的大屠杀，害怕今后遭受某种牵连，因此强烈要求撰写和发表通讯的人对其身份严格保守秘密，也因此才在本应使用真名以加强可信度的通讯中使用“肯能”这个化名。连真实性命都不敢透露，说他们是为了诬蔑太平天国向帝国主义请功，恐怕难以令人信服。
纵上所述，对于三份外国通讯，否定的论据不足，支持的证据明显，因此其内容即便可信。至于杨秀清逼封一说，疑点甚多，已有众多史家加以考证。本人认为，天京事变就是陈承容点火，洪秀全利用韦昌辉秦日纲发动的夺权政变，在杀死杨秀清后洪秀全更想进一步除去韦昌辉和石达开，以达到独断专权的目的。至于韦昌辉，滥杀无辜的确有之，是否威胁了洪秀全的宝座，就只有天知道了。但把事变症结归于“大家都想当皇帝”证据明显不足，在整个事变中，能够确定想当“皇帝”的只有洪秀全，只有他是想废除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变“虚君制”为“实军制”。天京事变基本达到了目的，但天京军民推石达开主政，石达开虽无“军师”之职却有“军师”之望，他仍不能甘心，这就是他后来进一步逼走石达开的起因，亦即有史学家所称的不流血的“第二次天京事变”的缘由。
关于《石镇吉自述》，这份自述中并无提到“天京内讧”。石镇吉掩饰天京内讧的原因不明，有学者认为他是在为天国隐讳，我认为是有可能的，所谓“家丑不可外扬”，石达开在离京告示中对天京事变的前后自己的遭遇也只用了“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诏旨降仍频。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这样含混的字眼来描述，告示初稿中的“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一语在修改稿中还删了，恐怕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
石镇吉如果是想掩饰自己参与天京事变，就没有必要自称1856年时自率两万人在天京，这不是自相矛盾，不打自招吗？相反，如果石镇吉的目的是为了掩饰整个天京事变，那么将事变前后发生事件的时间都加以改动迁就是合理的。无论如何，我们既然已经知道石镇吉出于某种目的对天京事变加以掩饰，并对1856-1857年前后重大事件的时间全都有所更动，就没有理由单独采信其中“1856年居于天京”的说法。
《石镇吉自述》并非亲笔自述，而是石镇吉的口供。其中有不少夸大的成份，很可能是擒获石镇吉的清方将领为了邀功而加以篡改的。事实上，石镇吉在1858年随石达开进军浙江时，方始独当一面，天京事变之时，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级将领，甚至直到他独领一军在浙江捷报频传的时候，清军方面还弄不清楚他和石达开的关系及官爵。1856年时在年轻将领中表现最为突出的陈玉成最多时也不过独自统军几千而已，比陈玉成只大不到一岁，年仅20，职务，名气，战功都不及陈玉成的石镇吉，怎么可能统率两万人马！而且从情理上讲犹为不通。试想，天京事变时，韦昌辉不过几千人，倘若石镇吉拥兵两万就在天京城内，他就敢凭这几千人到翼王府做下灭门血案，而洪秀全就敢悬赏六百两黄金和丞相的高官取石达开首级？如果石镇吉当时真的带重兵在京，那么韦昌辉和石达开闹翻之后，就不应该是石达开缒城而逃，韦昌辉灭翼王府满门，而后派人追杀石达开，而应该是韦昌辉缒城而逃，石达开纠合石镇吉的部下，向韦昌辉兴师问罪了！石达开也完全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地逃到芜湖军营，再召集军队举兵靖难。由于外省军队全体归心于石达开，天京城内别说有两万支持他的军队，哪怕只有一万人，他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平息叛乱，则无论韦昌辉还是洪秀全既不可能血洗翼王府，也不可能对石达开通令缉拿。所以，所谓石镇吉在事变时拥兵两万于天京城的说法，不可轻信。
家园 石镇吉是奉命行事还是背叛了翼王？ 家园 应该是“背叛” 石镇吉自己在《自述》中说他是奉洪秀全命去广西招兵的，可能和杨辅清一样被洪秀全以高官厚禄了。
石达开如果不是因为1859年的宝庆会战失利，则其战略或为东下收复武汉，或为西上占领四川，绝不会进入广西，因此不可能在宝庆会战开始之前，以及和数万湘军展开主力会战的时候把自己的一支精锐派去广西。
也许说背叛有些太重了，石镇吉脱离后和石达开的私人关系仍然不错，两军也有声援配合，但比较令我不忿的是，石镇吉被洪秀全收买而率精锐部队脱离石达开，始终不肯返回本军，即使两军都回到广西后也是如此。可是，在他全军覆没走投无路的时候，又想回去投奔石达开。。。。。。虽然石达开向有“侠义”之名，可石镇吉这简直是在赤裸裸地利用他人的情义。。。。。。虽然可以理解其末路时的无奈，也算是对翼王为人信赖的表现，但让我想起来就不舒服。
家园 “杖责天王”事件的真相 杨秀清以“天父”之名欲杖责天王洪秀全的做法一直以来深受到后世的垢病，被指责为杨秀清专横跋扈，自取其祸的证据。但个人以为，杨秀清专权跋扈是事实，但就事论事，如果不带先入为主的偏见去看“杖责事件”，杨秀清的处理和对洪秀全的谏言均无不妥，确实是为太平天国大局着想的。洪秀全其人刚愎自用性情暴烈，很多时候杨秀清为了执行恰当的国策而不得不使用“天父”名义(比如对待尊重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洪杨之间有很大分歧，洪秀全主张对所有传统文化一律打倒，而杨秀清是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泊，为我所用”的，所以杨秀清只能借“天父”之名逼洪秀全让步，另外在恢复家庭的问题上，也因为洪秀全极为固执，致使杨秀清不得不两次借用“天父”名义宣布恢复家庭)，就拿杖责事件中杨秀清对洪秀全的许多谏言，如果不是首先以“天父”施压，洪秀全是听不进取的。(当然，用力天父名义也未必真能听进去，但至少表面上会知所自忌)，何况杨秀清毕竟还是给洪秀全留了点面子，没有真的打他。我们不应该用封建时代的君臣观去指责杨秀清“以下犯上”，把这完全归结为“野心”“弄权”(杨秀清提醒洪秀全教导幼主言行，不能说是为自己考虑的，幼主越庸碌，越昏聩，对他个人的专权来说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如果说以下犯上，洪秀全自己首先就是“乱臣贼子”，太平天国英雄们敢于向封建三纲五常挑战，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口号，是值得肯定的。不可否认，他们，特别是一些高层领导人，如杨秀清，在“反封建”的同时自身出现了蜕化，在一定程度上走向自己的反面。但应该被指责的恰恰是其“反封建”的不彻底性，而不是其没有遵守封建伦常。
以下是太平天国官书《天父下凡诏旨》，是“杖责事件”的原始记载，有助于撇开后人附加的诠释去了解这一事件的真实经过。(文字录入：紫荆魂/翼王坪)
十一月二十日是礼拜之辰，北王与顶天侯及丞相等官到东府请安，并议国政事务。议毕，北王同众官跪呼千岁，请东王宽心安福。东王命北王回府暨各官回衙。
东王回入内殿，不一时，天父下凡，诏杨水娇、胡九妹、谭晚妹、谢晚妹曰：“尔小女等前来听我天父吩咐。”杨水娇同女承宣官齐到天父面前跪下，请问曰： “天父劳心下凡，小女等齐到，敬听天父圣旨，求天父教导。”天父义怒，良久不语。女官又请曰： “操劳我天父下凡，小子小女实有错过，罪有余辜，恳求天父赦宥，请天父息怒。”待求之又求，求得甚多，天父始曰；“尔众小既知有罪，速传尔北王到来，听我天父吩咐。”女承宣官对曰： “遵天父圣旨。”女承宣官即趋出二府门鸣鼓，将天父下凡命北王到来之旨，传与男承宣官。男承宣官遵命即往北府，禀报北王到东府听天父下凡圣旨。天父又诏女丞相杨水娇、胡九妹曰：“尔北王现未到来，我吩咐尔，尔将我圣旨禀奏尔东王知道，命尔东王登朝，启奏尔主天王。我实因尔主天王性气太烈，性既似我，量亦要似我也。主宰天下，凡事皆要从宽，譬如女官在天朝佐理天事者，多是不明天情，每有不合事宜之处，务要悠扬教导，海量宽容，使其心悦诚服，天事方可周理。若是严性过甚，未免其方寸多乱，不知如何样作法方能称旨。以此心无定见，身无安居，一事既错，万事皆非。不若从容指示训诲，使其习炼，自可圆成。即今幼主，我天父降生，虽性本善，然亦要及时教导，方不至性相近而为习相远也。现今将其初生本性，顺机教导，使其炼得正正，为天下万国规模，使天下万国皆为法则。观其所言所行，合乎天情者，则可任其所言所行，若有不合天惰之处，便要节制，切不可任其率性所为。”女官对曰： “小女遵天亚爷圣旨。”天父又曰： “杨长妹、石汀兰现在天朝佐理天事，亦已有日。况此两小女分属王姑，情同国宗，至于朱九妹两大小亦有前功，准其一体休息，免其理事，或在天朝，或居东府，安享天福也。”又旨诏： “在天朝未免日近天颜，人臣侍君固属分所当然，但无理事，又不若令其在东府享福更为妥便也。至若天朝事务，乃系天事，人人亦该理得，另派他人理事可耳。”女宫对曰； “所蒙天父芳心下凡教导，小女遵旨，自当将天父圣旨禀奏东王。”天父曰： “尔等遵旨便是，我回天矣。”
天父回天后，维时北王与顶天侯等才到东府头门，未知天父回天，旋率众官跪下祷曰； “小于等屡多错过，致劳天父操心下凡，恳求天父赦罪开恩，教导小子。”祷求已毕，仍跪在地下，即命男承宣鸣鼓传女官禀奏事。女承宣听闻鼓响，即自内殿出至头府门，视见北王， 即禀报曰： “适才天父劳心下几，今已回天矣。北王同顶天侯大人平身。”北王起身问曰； “天父开恩下凡，是何教导？”女承宣官对曰： “天父圣旨，命东王与北王同朝官登朝，命东王将天父圣旨启奏天王，用性要宽，气要悠扬，又要教导幼主，并恩免天朝四女师理事等旨。东王遵天父旨命，今欲登朝矣。”北王曰； “尔当禀奏东王，说本军师到来请候金安。”女承宣即领命禀奏东王。东王曰： “北王既己来到，宜传进殿。”北王与众宫进殿，跪呼千岁，叩谢东王恩典曰： “今日我们一班弟妹真真好，得我四兄乃埋牵带，方得成人。今日天父开此大恩，下凡教导，小弟等实沾恩德靡涯，并天下弟妹重重，更沾天父之大福矣。”东王曰： “天父真是劳心，弟与众官总要知天恩可也。”北王与众官对曰： “遵东王金谕。”东王又曰：“天父有圣旨，命我们登朝，吾等当速登朝启奏也。”即令伺候。北王与众官跪呼千岁，请东王宽心乘舆。东王亦命北王与众朝官先往天朝。
北王将到天朝，忽谓北殿承宣官陈德松曰： “尔当急往迎着金舆，请东王金谕，或先到朝厅，或直入朝门。”承宣领命，飞迎金舆。传东殿仆射曰； “东王在舆内安福，不敢惊驾。”北殿承宣闻得东王安福，遂不敢重请，即飞回禀报北王。北王听得东王安福，连忙下舆，徒步赶赴途中，即跪下问曰： “天父劳心下凡？”天父诏曰：“是也，尔速将金舆抬至金龙殿前。”北王对曰： “遵天父圣旨。”即急传命天朝女官启奏天王。命毕，即偕丞相及众官将东王金舆抬进朝门。天王闻得女官传得北王所奏天父劳心下凡，亦忙步出二朝门内迎接天父。天父怒天王曰：“秀全，尔有过错，尔知么？”天王跪下，同北王及朝官一齐对曰： “小于知错，求天父开恩赦宥。”天父大声曰：“尔知有错，即杖四十。”其时北王与众官俯伏地下，一齐哭求天父开恩，赦宥我主，应有之责，小于等愿代天王受杖。天王曰： “诸弟不得逆天父之旨，天父开恩教导，尔哥子自当受责。”天父不准所求，仍令责杖天王。天王对曰：“小于遵旨。”即俯伏受杖。天父诏曰： “尔已遵旨，我便不杖尔。但有石汀兰、杨长妹当使其各至王府，与国宗一体安享天福，无用协理天事。朱九妹两大小前亦有功，亦准居王府安享天福。余皆等尔清胞奏尔也。”言毕，天父回天。
北王及众宫卫扶天王回殿。顶天侯负东王登殿。天王曰： “天父劳心下凡教导，我们小子总要知得天恩。”众官跪下山呼万岁，皆对曰： “遵旨。“北王禀奏东王曰：“四哥，天父又劳心下凡来。”东王喜曰： “又劳天父下凡，天父真正是劳心多矣!”东王遂启奏天王曰： “适才天父在弟府内下凡，命小弟等登朝启奏我主二兄。”天王问曰： “清胞，天父有何圣旨?”东王对曰： “天父圣旨，命二兄要将幼主时时教导，须要教得好好，使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总要合乎准则，不可任其心意所向。譬如天父降雨之时，幼主意欲出去游玩，若任其意游玩，是必雨淋身湿。即此一事，就要节制，使其天晴之时方可游玩。又言女官在天朝理事，多有不周之处。天父又命小第启奏我主二兄，女官若行小过，暂且宽恕，即使教导，亦要悠然，使他无惊慌之心。譬如凿池挖塘而论，不比筑城作营，若遇天时雨雪霏霏，即令其暂且休息，以待来日。现下雨雪寒冻，毋用紧挖。如此安慰，彼必宽意乐心，知恩感德，勇于从事，事必易成。前七月间天父下凡，改前诫语，有曰：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二兄上过高天，天情道理自然无所不晓。但这为女官者， 本是女流，知识有限，天情道理何能十分晓得？闲时见二兄在殿时，女官面觑天颜，未免理事不周，致触二兄义怒，故此时常惊恐。且为臣者在君殿前作事，亦不甚方便。即如韦正胞弟而论，时在弟府殿前议事，尚有惊恐之心，不敢十分多言，何况女官在二兄面前乎?”东土又启奏曰：“譬如男官、女官，或犯死罪，固是定由我二兄奉天法诛戮，以正大法，以儆后犯。然在小弟细思，其犯人固属死有余辜，但恐其中有些不明不白之冤，若遽杀之，未免有误。小弟大胆，凡属男官、女官有犯死罪之人，恳求二兄格外开恩，交付弟等细心严查，究问其所以得罪之原由。若遇情有可恕者，即恳二兄开恩赦；若实犯死罪至极，无可宽有者，启妄二兄御照处决。如此庶无不白之冤，而我二兄之恩威并行，赏罚更为周密矣。但不知是否，惟恳二兄开恩诏明。”天王诏曰： “胞所奏极是，真真天父爱善恶恶，慈祥市慎之仁心也。尔兄性本烈，未省胞奏，恐有误杀。今听胞奏，不但尔兄不致有误杀，后人观此，亦不敢草率也。自今以后，兄每事必与胞商酌而后行，使后人为君者，每事亦效法乎上，办与贤臣商酌而后行，庶不致有误也。”东王亦启奏曰： “此非小弟能想能周到，皆蒙天父天兄化心及我二兄之鸿恩优容也。”天王诏曰；“胞奏此理甚是，则必记诏以垂教万世，使万万世为主为臣皆些遵此行为，庶使天父好生之心永远常昭，而恬熙之风水垂不朽。”东土对曰： “此乃二兄明德，立于永远法式，真为美也。”东王又谕众官曰； “尔等为官者，凡遇下宫有事到案敬禀，或是或非，且随他直禀明白，切不可半途之中，见他有不合之处，即大声骂他，致他心无定见，常多惊恐。即有错处，亦须待他言毕，悠然教导，不然恐他日后即有合理之处，其亦不敢来禀也。”天王降旨诏众官曰： “尔为官者，须知尔东王所言，即是天父所言也。尔等皆当欣遵。”众官对曰； “遵旨。”天王又诏北王曰：“兄要遵天父圣旨杖责，方合道理。”北王对口： “大父开恩，不用杖责，二兄宽心，遵天父圣旨是也。”东工问北王曰： “天父下凡，圣旨如何？”北土对曰： “天父初时，即令杖责二兄。后因二兄遵旨，天父即开恩不杖。”东王启奏曰： “求二兄宽心，天父已经开恩，二兄遵天父圣旨无用杖责便是也。”天王曰： “我转高天之时，天亚爷之性还过烈也，总是天亚爷有海底量。今日天父劳心下凡，命杖责尔二兄者，因尔二兄肚量狭隘之过。从前尔兄转天之时，妖魔侵上天庭，天父还容得他过，命我暂且容他，他服便罢，何况今日女宫有些小过，即令杖责，非量狭而何？”东王对曰： “二兄性格乃是天父生成，子肖父性，非量小也。二兄宽怀，坐享天国万寿无疆者也。”奏毕，东王、北王偕众官跪下，山呼万岁，奏旨退朝。
退出朝门，北王与众宫即送东王回府。回至府内，东王升殿，众宫跪呼千岁毕，东王谕众官曰： “本军师今日将天父圣旨启奏我主二兄，未知是否？”北王与众宫对曰： “东王所奏者，乃奏天父圣旨，皆合天心，无有不是者也。”东王又曰：“尔等为官，凡尊者不合，尔为卑者，要直禀不妨，即如本军师有错，尔等亦要直禀奏也。”众官对曰： “遵令。”北王偕众官跪呼千岁，请东王回内殿安福，即偕众官出府，各令回衙。北王亦回府矣。
二十二日，东王因天父下凡在天朗，欲令杖责天王。自回府后，细思天父之所以教导天王者，正是教导天下万国臣民也。我们为弟者，正当登朝请安，劝慰二兄宽心安福，方合天情道理。立意已定，即令承宣宫飞马禀报北王及顶天候要去登朝，又令女官登楼，鸣伺候号令锣三阵，凡理东府事务之官员及舆官执事人等，一齐到东府门前伺候。东王立时坐殿。各官进殿，跪呼千岁，东王即谕众官曰： “我天王为天下万国之真主，前二十日，天父劳心下凡教导天王，即是教导我们及天下万国之弟妹也。我等固蒙天父教导，即天下万国亦皆同沾天恩。但前日天父教导天王，而天王之心虽未尝不欢怀，但我们为弟为臣须要各尽其道。譬如凡情，为长兄者被父母责骂，为弟者还要去兄面前劝解，何况我们天王乃是万国真主，蒙天父分心下凡，欲令杖责，竟不到天王面前请宽心安福乎?本军师昨日意欲登朝请天王御安，因天父劳心下凡，故身体十分困倦，致未果行。今欲登朝，尔众官以为何如?”其时天官又副丞相曾钊扬、秋官又正丞相卢贤拔对曰： “此种道理，非蒙东王教导，卑职等实想不到也。求东王赦卑职等不晓事主之罪。”东王曰： “众官无罪，天情道理不怪尔不晓得。据尔等以为，登朝劝慰天王为是，即便登朝可也。”遂舆而去。
及至朝门时，朝仪等官跪迎金驾，东王乃谕朝仪官黄期升曰： “尔为朝仪，谅熟天情道理。前日天父下凡教导天王，即是教导我们，不过天父圣意，将天王一人教导，以为我们天下臣民法则也。尔等要知，本军师今特来登朝恭请御安，求天王宽心安福。尔要传令众朝官皆要具本章来请天王御安，方合道理。譬如人情，兄被父责，弟不劝慰兄心，岂是为弟之道乎？尔可将此道理宣与众官知之。”黄期升对曰： “遵东王教导，卑职遵令。”东王曰； “非本军师教导尔等，实乃天父天兄化醒本军师之心使然也。尔可将此道理传谕各官，毋谓本军师教导可也。”黄期升对曰： “遵命。”
不一时，天王坐金殿，擂鼓启朝门。东王北王及顶天侯登殿山呼万岁，天王即诏曰： “清胞登朝，有何政事启奏?”东王对曰：“小弟特请二兄御安。”天王诏曰： “兄体安康。”又诏东王坐。东王谢坐，启奏曰： “小弟见昨日天父如此劳心下凡教导，虽是教导二兄，实是教导天下万国我们一班弟妹也。皆由我们为弟妹有过，故天父欲教二兄以为天下弟妹法则也。”天王诏曰： “尔二兄果然有差处，始操劳天父下凡教导也。”北王对曰： “二兄无差，总是找们为弟之错。”东王即求天王赦罪，乃直启奏曰；“二兄办有些错，何也?盖天兄升如此大恩，差我二兄为天下万国真主，实应化导天下万国人民个个合得天父之心。至二兄行为有些未合，则是二兄有过，就是天下人民未能尽合天心，致累二兄行些小之过也。然不独天下人民累二兄有些小之道，即弟亦累二兄戊此些小之过。以此推之，二兄本无过，其过仍在小弟也。何也？二兄有些想不到之事，我们为弟者即要想明，议定登朝启奏，方是我们为弟为臣之道。昔人云： ‘忠焉能勿诲乎?’何况我们今日荷蒙天父天兄开如此大恩，我二兄为君，我们小弟为臣，反不如成语之亲切乎？如遇我二兄有未经细想之事，始即宜事事想明，议定启奏，方合我们为臣为弟忠君敬兄之道。至若为君者有不明之处，君则诏臣参议，议定诏准施行；臣有不明之处，臣则启奏，请训于君，君则降旨施行。如此方合为君为臣之道。今小弟未尽厥职，正是小弟为臣之过也。”天王曰： “清胞，尔所奏者，件件皆合天情，真真得天父天兄及尔二兄之心也。”东王对曰： “小弟所见，实未合宜。此乃二兄过誉并天父化心所致也。”于是又启奏曰： “观前日天父下凡，开恩教导二兄，发令杖责，此更见天父是真神，二兄是真主，神爷教真子，丝毫无隐，为万世法则，使我二兄教导幼主，幼主以至万万世，皆知遵天父教我二兄之道如此式法也。况我主二兄曾经上过高天，得蒙天父亲自一一教过，然后始差下凡，为天下万国真主，今日尚且有错，还要劳天父下凡教导，何况我幼主年轻未知人性，尚属婴孩?今将天父所赐景物戏弄破坏则可，至若既知人性，将来天父赐来宝物其多，若是任其心性，把来故意戏弄破烂则不可。务要其体念物力维艰，为天下法则。成语云： ‘节用而爱民。’由此而推，可至万世万万世，为慈父教其子、忠臣谏其君之法则也。谚云：‘木从绳而得直，君从谏而得正。’是故君有未明，良臣启奏，君则当从；臣理君事，亦必先启奏始行。如此则君臣同德，上下一心，斟酌尽善，断无后悔，洵为万世良法也。”天王曰： “兄今日之听清胞所奏，真是言言金玉，字字珠玑，诚为启朕心沃朕心之良弟良臣也。”东王对曰： “此非小弟之良，皆托赖天父之权能也。”
天王见东工如此启奏，极为欣慰欢喜，遂降诏旨，命设御宴，恩赐东王，北王及顶天侯同休天父鸿恩。天王诏曰： “顶天侯，尔今日得在金龙殿内坐宴，是天父大开天恩与尔者也。肤同胞等皆是亲承帝命下凡，顶天父天兄纲常者。以理而论，惟联及胞等始可在此金龙殿设宴。若至幼主以后，皆不准人臣在金龙殿食宴。设若臣有功者，欲赐宴以奖其功，只准赐宴于朝厅，断不准在金龙殿内君臣同宴，以肃体统也。此一事极为关系，当记诏以垂永远也。”顶天侯即跪谢天恩，敬聆御旨。东王聆旨毕，对曰： “二兄诏得极是。必须如此方可为万世永远仪则也。”东王又启奏曰；“语云：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凡臣下食天之禄，忠君之事，因分所当然。然臣既有功，则君即当优养体恤，怜悯下忱，常加恩典，以奖其功。即如今天朝及弟等府之女官理天事者甚苦，且不是功臣、忠臣之妻，即是功臣、忠臣之母，或则有稚子，或则有立功之丈夫。彼为臣者，既能舍家而顾国，国尔而忘家，公而忘私，则为君者自当体彼一念之忠忱，或准其一月而半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三十日或二十日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一二礼拜日排班轮流而归其家省视，以哺其稚子，以侍其衰姑，或以事其丈夫，使彼亦得尽其先顾国后顾家之谊。且又如今娘娘甚多，其位尊，其权重，断非女官之有意所敢抗。然或有不得意于娘娘者，或多加谴谪之词，倘不准女官启奏，则冤抑无由而伸。此又宜准其女官启奏二兄，方行主断，则曲直自见也。此君使臣以礼之一道也。又如宫城内有修整宫殿，挖地筑城，或打禁苑，必需女官操作其事，但上可降旨如何布置，切不可御日常注，督其操作；盖天威咫尺，浴驾巡行之地，每为人之所敬畏，故宁可任其布置，方克有成，若亲督其操作，反不能成功也。此又君使臣以礼之道。人主既以如此推恩之礼以待其臣，则为臣者宁不愈加感激以忠其君乎?报之待女官如此，待男亦然。设使出师者必要怜主在外辛苦，枕戈而眠，冒雪而征，君既体恤臣下，臣下必自效其忠，答报主恩也。此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之明验也。至若闺门为王化之始，宫中为出治之原，故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而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今蒙天父开恩，娘娘甚众，天金亦多，固不可专听娘娘之词而不容天金启奏，亦不可专听天金之言而不容娘娘启奏。几有事故，必准其两人启奏明白，然后二兄将其两人启奏之词，从中推情度理，方能得其或是或北，不至有一偏之情也。又娘娘服事我二兄，固乃本分，但其中未免有触怒我主二兄。二兄务必从宽教导，不可用靴头击踢，若用靴头击踢，恐娘娘身有喜事，致误天父好生。且娘娘或身有喜事者，须开恩免其服事，另择一宫闱，准其休息，但使早晚朝见亦可。如此处待，方为合体。倘此娘娘仍有小过，触怒我主，亦当免其杖责，严加教导，使勿再犯使得。即或忤旨大罪，亦必待其分娩生后乃可治罪也。”天王赞曰： “清胞所言，真齐家治国平治天下之药石要论也。”东王又启奏曰： “适才小弟所言，君有想不到之处，皆要从良臣启奏。人君所以有想不到之处，皆由为弟为臣者不能因其心中当然之理，想得明明，议得定定，来启奏之故也。即如龙一事，前时我二兄概贬为妖，此必二兄诛妖心急而概贬之也。据小弟意见，或是宝贝龙方是龙，故金龙殿用之，服饰器件用之。其余东海老蛇及一切蛇妖迷蒙人灵者，方是妖也。”天王曰：“清胞所言是也。当前天兄耶稣下降平在山，谕尔兄曰： ‘龙是妖。’尔兄又问天兄曰： ‘金龙殿之龙是妖否?’父兄曰； ‘金龙殿之龙是大宝也，非妖也。’今奉天兄所言，宝贝龙实是龙，实非妖。其余东海老蛇即是红眼睛，凡间人所称阎罗妖及一概蛇妖迷害人灵者，名为龙，实是妖也。当前尔兄升天时，曾见有大金龙结成天上金龙殿也。又旧岁到汉阳，将铸金玺金龙头，尔兄曾梦见有一金龙来朝，此可见宝贝龙是龙而非妖也。今而后，大国天朝所刻之龙，尽是宝贝金龙，不用射眼也。”东王北王对曰： “遵旨。 ”天王诏曰： “前日胞等具本启奏，言现下天父赐得绸帛不甚过多，不知胞等袍服足用否?如不足用，尔二兄宫中袍服既足，发出些与胞等共穿也。”东王对曰： “小弟等既蒙天父及二兄鸿恩赐得亦有，不用发出也。”天王诏曰： “现今尔二兄之袍服既足，不用缝先。”北王启奏曰： “二兄为天下万国真主，富有四海，袍服虽足，亦要时时缝来。”东王启奏曰： “求二兄赦小弟之罪，容小弟直言启奏，袍是不足方要多，若云既足，缓些再缝，方见二兄节用爱人之德。正又弟何启奏要时时缝也?”天王赞曰： “清胞真是古之所谓骨鲠之臣。正胞，尔虽是爱兄之心诚，终不若清胞直言无隐更为可嘉也。自后在尔幼主之世， 凡为臣者，当如清胞今日之直言，方尽为臣之道也。”东王对曰： “小弟虽足为为臣者法，但后日幼主以后，亦要法我二兄海底之量，能受臣直谏，方尽为君之道也。自古以来，为君者常多情其气性，不纳臣谏，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误杀之，致使国政多乖，悔之晚矣。”天王赞曰：“清胞所奏件件皆是金玉药石之论，事事皆是至情至理之言，洵为万世之典章也。前天兄耶稣奉天父上帝命，降生犹太国，曾谕门徒曰，后日有劝慰师临世。尔兄观今日清胞所奏及观胞所行，为前天兄所说劝慰师圣神风，即是胞也。”东王对曰； “非弟能以药石进二兄，实二兄能从谏如流也。历代迄今，岂无直谏之臣?要其君之能纳不能纳耳!二兄欲以弟言为万世法，惟愿万世之主，自幼主始，皆如蜗二兄纳谏如流之英主，则千万世年受天之钓矣。”言毕，北王、顶天侯山呼万岁，请天王宽心安福，谢宴出朝。
北王、顶天候及东殿各官拥护随传东王回府升殿。众官跪呼千岁毕，东王谓北王及顶天侯曰： “尔四兄今日启奏之事，似有冒渎之罪，幸得二兄海底之量， 恩赦我们也。”北王对曰： “四兄所奏，句句都是天情天理，正是立天国万万年之基业，为后世万代君臣式法也。请四兄宽心。”东王又谕众官口： “今蒙天父大开天恩，差天王为万国真主，又差我们一班弟妹为辅助，各各总要真心秉正，同辅朝纲，以邀天眷也。”众官对曰： “遵东王教导。”谕毕，北王同众官跪呼千岁，请东王宽心安福。东王亦命北王回府暨各官回衙勤理天事也。
家园 天京事变一直有两个疑问：杨是否逼封万岁？石达开是否参与杀杨行动？莫衷一是，纷纷扬扬 家园 【文摘】杨秀清“逼封万岁说考谬”(节选) 说明：在多数人印象中，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天京内讧，而天京内讧的起因又是杨秀清逼洪秀全封其为万岁，于是杨秀清就此成了目光短浅的野心主义者和太平天国的千古罪人。然而，对于这一似乎公认的史实，在史学界却颇有争议，如 倪正太的《东王杨秀清死难真相》，邹身城的《论天京内讧中的关键人物陈承熔》，奚椿年的《杨秀清“逼封万岁”之争及其我见》等等文章，都通过各种角度的分析考证，得出“逼封万岁”确无其事的结论。这里，选择一篇论述此事的史式先生的《逼封万岁说考谬》，摘录其中的主要论述。
(一) 有关逼封万岁最初等记载是荒谬的
要问“逼封万岁”是不是事实，我们首先需要考查的是持“逼封万岁”说的三种史料的真实性。在这三种史料之中，《李秀成自述》的记载最为简单，就是以下这样几句话：
“因东王，天王实信，权太重，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
这一记载无时间，无地点，未说明有哪些人物在场，亦无情节，难于考查其真实性。为了考查“逼封万岁”一事是否属实，有必要对记载时间较早，记载经过较详的两部私人著作――《金陵杂记（包括续记）》与《金陵省难纪略》――的有关内容加以探讨。
知非子《金陵杂记》的“续记”中说：
“咸丰六年秋，东贼杨秀清欲夺洪秀全伪位，先将洪党分调出城，遂私刻太平天国真命主杨秀清伪戳，于七月间，假称天父下凡，传洪逆之子部至，洪自往焉。入东巢，杨逆踞坐部起，云天父在此，洪逆即鬼。盖贼等本系串惯伎俩，互相诞语，以愚党下，有是语不得不鬼也。杨逆假天父语问洪逆云：‘尔打江山数载，多亏何人？’答云：‘四弟。’杨云：‘尔既知之，当何以报？’答以愿即加封。随出向众党云：‘嗣后均宜称东王为万岁，其二子亦称万岁。’贼众诺，杨色稍霁，洪亦不转。洪随回入己穴，命群贼即于穴外所筑土城上密布枪炮。韦至洪处，先遣伪北殿承宣某贼往传杨逆来洪处议事，杨怒不往，并将其贼使缚于庭柱，用炮轰毙，一面令伪东殿尚书傅学贤率东党众贼扎于汉西门大街以待北贼，不意北贼已率党从后街直入东巢，东贼急避登望楼，自去其梯，并在楼顶擂鼓，意在调党羽回巢自卫。北贼随目有伪北殿右二十承宣许宗扬者，即许十八，带刀缘楼柱而上，东贼见逼急，遂跳而下，潜匿厕坑间。许追至见履，捉缚北贼前。杨云：‘尔我金田起首，尔此时不能杀我。’韦答云：‘尔欲夺位，我奉二哥令杀尔，今日之事两不能全，不杀尔，我即当死。’佯拔剑欲自刎，随目环夺其剑乱砍，遂将东贼杨秀清即时戡毙。
对于太平天国历史略有所知的人看了上面的记载，都会觉得荒谬绝伦，试想：
一、 所谓“先将洪党分调出城”，“洪党”指的是哪些人？太平天国前期军政大权均集于杨秀清一身，正如蔡少卿同志在《关于评价杨秀清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说：“太平天国史上并不存在什么洪党。”“洪党”的说法，完全是不明太平天国情况的人所杜撰。
二、 说“杨秀清私刻太平天国真命主杨秀清伪戳”更是十分可笑。他篡位成功后再刻玉玺有何不可？为什么要事先“私刻”？难道缺少“伪戳”就不能“篡位”？说话的人究竟见过这个“伪戳”没有？为何称“戳”而不称“玺”？而且“伪戳”上的文字何以如此简单？杨秀清当时已有不少加衔，例如“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以及“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圣旨”等等。为什么均不刻入“戳”文之中？却私刻一个内容如此简单如此寒伧的“伪戳”！
三、 杨秀清“假称天父下凡”的次数不少，从来没有“传洪逆之子”的例子，难道说“洪逆之子”也可以封杨秀清为“万岁”？真是笑话。
四、 有关“逼封万岁”的最机密的“对话”是谁传出来的？有何根据？
五、 杨秀清“欲夺伪位”，却先“逼封万岁”，打草惊蛇，以致洪秀全“命群贼即于穴外所筑土城上密布枪炮，恐杨来暗算。”杨秀清何至如此愚蠢。
六、 洪秀全要想袭杀杨秀清，却先大张旗鼓地在天王府布防，并命韦昌辉的部下去传杨秀清来“议事”，洪秀全也绝不会这样愚蠢。
七、 当时天京城内带甲将士数万，皆由杨秀清直接指挥。韦昌辉是在深夜入京，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杀害杨秀清的。知非子的记载竟然说是双方公开对垒。如果是这样，则韦昌辉所部三千人就会迅速地被杨秀清的部下所消灭，岂能杀害杨秀清？
八、知非子的记载中还说许十八带了一把刀子，就能只身近入东王府“缘楼柱而上”，逼得杨秀清跳楼，而且在厕所里把杨秀清缚住，这简直是神话，试问杨秀清的警卫部队何处去了?这样的描写，就是在写小说，也会使人觉得荒唐。
知非子的记载既不符合史实，也很不近情理，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他自己耳闻目睹，还是道听途说而来？且看他木人的说明：
‘此卷(指《金陕续记》)系近日情形，告闻之于遇难播迁之人，及被掳脱逃之辈，方能知之最详，言之最确，复为成一编，参以己见。审机定策，立殄群魔，今日诚非难事，当局者其加之意乎？夫治病者必知其病之虚实，而后药有所施；攻贼者必审夫贼之很株，而后吉可以去，观之者即以为铸怪之鼎，照妖之镜亦可。”
既有这样的说明，这一记载的真实性就得大打折扣。因为：
一、这些记载都是听来的，并非作者耳闻目睹之事。
二、说话的人根本不是太平天国方面的人，而是“遇难播迁之人及被掳脱逃之辈”，他们既不可能了解太平天国内部的军机人事，又由于仇恨太平天国的心态，可能作出公允的真实的报
道。
三、作者在记载时复“参以己见“，写下许多臆断之事，其可信的程度自然更为降低。
我们再看看《金陵省难纪略》一书中对“逼封万岁”经过的记载：
“东贼旧托天父下凡以惑众，谓天父之言，籍传于东王金口，兵机政要，皆由天定，人莫得违。及破南省，众权独揽，虽洪贼亦拱手受成，北、翼贼无论矣。六年五月向帅移营丹阳，贼颇猖獗，先时仅据省城，东贼便称江山一致，至是又据溧水，句容，颇觉其事指顾可成，使北贼寇江西，翼贼寇宁国，率意指挥，益自尊大，有去洪贼而自称天王意。一日，诡为天父下凡，召洪贼至，谓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畲蠊?劳，何止称九千岁?’洪贼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又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贼曰：‘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东贼伪为天父喜而曰：‘我回天矣．’洪贼归，心畏其逼而无如何也。”
“某日合城闭门一日，不准出馆，违者合馆皆戮。至日，东贼著白绉短衫裤，腰利刃，杂于心腹参护数十人中，指天贼居而去，将刺天贼也。其门内司釜爆贼初见无仪从，不疑东贼出，既探兵去，急燃爆而炮声遂连作，附近各馆闻之，奔来跪天父，远者亦续至。东贼知计不行，急返宅，便为天父下凡状，召洪贼将就图之。方饱声连作时洪贼所属人亦奔赴，见东贼半道返，及结束非常状．向固窥其有异谋，及是遂信，反白于洪贼，而召洪者适至，洪贼大惧，托疾不行，急以情事[遣使达北贼。东贼军令，凡伪官率众出而败回者，不准入城．必待寇他处获利乃许入。时北贼寇江西败回，亦不准入，颇怀愤怒，得洪贼函．即晚率三千余人遽入南门，趋围东贼宅，自携数贼入，杀东贼及其妻小。先是贼取八九岁小儿数十，将阉之为内侍，不得法皆死。故是时宅中服役皆女人，尽杀之。适宅为东贼侍从馆，闻变各持械出，北贼挥众击避。天既的．函首致天贼，请标为老奸头，榜请罪状示众，下令局各门，几老奸所属，无论官兵男女悉自首，匿者连坐，数日拘得两万余人。方北贼之穷搜东党也，洪贼使人谓曰：‘尔我非东王不至此，我本无杀渠意，而今已拿戳之，此属又何辜，毋乃伤天父好生心，以宽纵为宜。’北贼怒曰：‘我为渠除大害，今反责我而欲沽名耶？’乃悉杀之，自使诸务自专，所为益横于东贼，洪贼愈畏其逼而亦无如何耶。又急使人召翼贼，翼贼归，城局已三月，不得入，射书城上，转请于北贼，令只身入，入即见洪贼得其情，然后见北贼，语不合，知有害己意，矣暮缒城出，北贼果率众围其居，搜翼贼不得，疑避洪贼所，遂执妻小去要洪贼，洪力白其无，乃杀之，暴示翼贼反顾偏心罪，悬赏格，有得翼贼者，官丞相，金六百两。一日，率众到洪贼居请朝，索翼贼，洪惧不敢见。薄暮，陈三千人于洪居前，谓不出翼贼即火攻。洪乘墉与对垒，枪炮互施，逾时无胜负。洪居服役亦女人，悉使裹发效男装，各持械启门，则竖伪制翼贼旗，大呼出冲阵。北贼不意其出，又见翼旗，谓石果久伏洪所，于同谋，大惊，众遂溃。其先锋某率众趋朝阳门，斩关尽苯出。洪乘胜围北贼居，尽杀其妻小，比晓传令，北贼所属皆不问。”
张汝南记载中荒谬得程度，较之知非子的记载有过之而无不及。试略举数端：
一、 既然“逼封万岁”，总得有各“封”的仪式，也需要“昭告天下”，岂能“诡为天父下凡”，双方对话几句，就算“封”过。
二、 既然已经逼封，目的已达，何必又要去行刺。在天京内讧之前，杨秀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搞政变是易如反掌，何至于要杨秀清本人“著白绉短衫窟，腰利刃”亲自去行刺。为什么不派遣刺客？
三、 行刺计划不成，又遣人去召洪秀全，杨秀清何至如此愚蠢！
四、 杨秀清既已逼洪秀全封其万岁，又遣人召洪，洪不至，难道他还不警惕，竟会被洪、韦所暗算。
五、 韦昌辉杀杨之后，下令杨的部下自首，数日之间即拘得两万余人，这些人何以如此驯服？难道完全没有反抗？最后“乃悉杀之”，竟回如此容易？
六、 天京内讧后，石达开回到天京不得其门而入，韦令他只身入城，为什么不能监视他，而让他会见洪秀全？既然韦石意见不合，韦有害石之意，何以又容石逃去？
七、 韦昌辉率部三千人围攻天王府时，洪令府中服役女子裹发效男装，“大呼出冲阵”，这更是笑话，天王府中服役得全是女人，这是当时天京军民人人皆知之事，难道韦昌辉不知道？一时“诸务皆自专，所为益横于东贼”的韦昌辉竟会被一群“裹发效男装”的娘子军冲垮了，而且一败不可收拾，真是不可思议。这些描写比小说家言还不如。小说家虽然不合史实，总得稍近情理，而张汝南得记载实在太不近情理。
张汝南的记载究竟是来自耳闻目睹还是得自传闻？我们从他儿子元熙、元英、元夔、元方四人所写的此书“例言”，就可以得到答案。“例言”中说：
“是书成于咸丰六年（1856），先君子馆于杭时之所述也。当癸丑（1853）二月城破之后，先君子两觅死不得，遂日谋所以脱身者，辗转至次年（1854）八月间，始得率眷属出重围，越三年丁巳（1857），馆于杭，课余忆及，信笔记之。故书中所载，皆咸丰三、四两年（1853，1854）贼中情况。贼令暮四朝三，纷更不定，其后虽有传闻，先君子以非亲见，概不记录。”
这里说得很清楚，张汝南住在天京城内只是咸丰三年二月到咸丰四年八月之间的事，此后他即逃出天京。天京内讧之时，他已走了两年之久，对于“逼封万岁”的经过，自然不是亲闻。“例言”中已申明，“其后虽有传闻，先君子以非亲见，概不记录．”张汝南对于并非亲见的“逼封万岁”一事．何以又加记录，而且描绘得活灵活现？足见其中许多情节只是他的杜撰，而非史实。
有关“逼封万岁”最早的两种记载，其中许多情节都是荒谬的，使人难以相信。正如罗尔纲先生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一文中所说； “关于杨秀清被杀的情况，有许多史籍的记载都是错误的．”“知非子这一节记载是错误的”“韦昌辉是不会有疑心石达开藏在天王府因而逼官开战的事，张汝南这一项记载是错误的。”
有些同志认为：知非子与张汝南的记载之中确有许多荒唐无稽的情节与史实相去甚远，我们当然可以加以否定。但是他们两家都记载了“逼封万岁”一事(当然还有不少出入)，这“逼封万岁”一事是否可以相信？笔者认九来自传闻或谣言的记载，不要说是相同的只有两家，就是多到十家，百家也同样不可相信。对于这些相同的记载，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即，当时的天京城里确实有此小道消息，有此传闻，有此谣言，但却不能认为确有事实，谣言可以闹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一旦澄清，自然烟消云散，化为乌有。谎言重复了一百次就变成事实的论点，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由许多细节所构成，正如一部庞大的机器是由许多零件所构成。许多劣质零件绝不能组成一部优质的机器，同样，许多不可靠的荒唐无稽的细节也就难以证明“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存在。既然知非于与张汝南这两种记载中的许多细节都被我们发现是荒唐的与虚假的，则我们完全有理由怀“逼封万岁”一说的真实性。”
作为一个无根据的谣言，流传得越久，马脚也会露得越多．为了证实这一论点，我们不妨把十一种史料中的最后三种----王滔《瓮牖余谈》、李圭《金陵兵事汇略》、李滨《中兴别记》有关“逼封万岁”的内容探讨一下。
王滔《瓮牖余谈》中说：
“东贼以向帅之亡为己功，谓自是无外忧，将谋篡位，告于下以功大将称万岁，皆阿附同声称贺。入告洪逆，称天父下凡，及群议莶同宜称尊号状。洪逆曰：“四弟功大酬轻，勋劳懋著，万岁之称，久宜顺天应人，顾将何以处我？”曰：“二哥当称万万岁。”洪逆佯喜，许之，期以八月。”
此说显然不近情理以往洪称万岁，杨称九干岁，相差不过。十分之一。杨封万岁后，洪称万万岁，相差达万倍，则杨又有何便宜可占？
同上书另记曰：
“丙辰向帅大营溃退，驻丹阳．忧瘁交迫，以病薨于军，东贼闻之喜。秋七月，先集伪丞相、伪尚书等．告之曰：“天父昨下凡，谓余等至天京，皆困于向荣，备极艰难．乃享福fu(左古，右假去立人)。今向兵退，秀清功大，当称万岁”莶曰：“有天王在，恐不能。”东贼怒杀之。召伪承宣、伪指挥入告之，莶曰：“必有以称天王乃。”东贼怒囚之。乃召伪参护、伪典舆入告，亦如之。咸踊跃舞蹈，谓东王功德巍巍，宜称万岁。东贼悦，白诸洪逆，洪逆佯许之，俟于八月中东贼生日进称。”
此说更为荒唐，杨秀清召集“伪丞相、伪尚书”．要大家拥护他当万岁，大家不肯，他就“怒杀之”。试想：太平天国前期丞相一共不过24人，都是重要人物。如果杀掉这样一批人，将是何等大事！为什么太平天国本身与清方对此均无一字记载？
同上书另记曰：
“北贼先二日得书，乃于八月初六日回金陵，东贼不许入城。再三请命，以轻骑入，随从毋得过十人。北贼请见洪逆，佯不许，谓“遣尔往援庐州，何得擅回?罪当诛。其急诣东府请命，倘赦尔罪，尚速赴援毋缓．”而阴授以意，谓如此则彼不疑。尔可于见时图之。北贼即往东贼府，请谒求赦。东贼立时廷见，曰：“弟事当代为之请，今我将以八月生日进称万岁，弟知之否? ”北贼曰：“四兄勋高望重，巍巍无比，久当名正号，特弟等不敢请耳。”因膝席前贺，从者亦皆额手欢呼，东贼大悦赐宴。北贼因即于酒间斩之，投其尸首于铁锅，煮之成糜，呼群贼啖之立尽。”
此说亦错误百出，例如：
一、韦昌辉带回了三干人，才有条件发动突然袭击，杨秀清只允许他带十个人进城，显然与史实不符。
二、太平天国前期禁酒甚严．岂能随时备酒赐宴。又“北贼因即于洒间斩之”，哪有如此容易！
三、把杨秀清尸体“煮之成糜，呼群贼啖之立尽”，这一记载过于荒唐。在发动突然袭击之时，你死我活只是一瞬间事，哪有闲暇来煮食人肉？
可见，王韬的记载不仅只是得自谣传，而且添油加醋．故意加以扩大。大凡谣传，越是加以扩大，露马脚的地方也越多，王韬的记载正是如此。
李圭《金陵兵事汇略》中说，
“洪逆乃密下伪诏，召北贼，翼贼回兵共诛东贼。北贼在皖得书，星夜疾驰，八月初六日回金陵，东贼不许入城，再三恳请，乃许以轻骑入，随从毋得过十人。北贼入，请见洪逆，佯不许。谓：“遣尔往援庐州，何得擅回，罪当诛，其亟诣东府请命，倘赦尔罪，尚速赴援毋缓。”而阴授意，谓：“如此则彼不疑。尔可于见时图之。”北贼即往东贼府请谒求赦。东贼立时廷见曰：“弟事当代为之请，”乃告以洪逆许称万岁，“弟知之否? ”北贼曰：“三兄勋望无比，久当明正位号，特弟等不敢请耳。”因膝席前贺，东贼大喜，赐宴，酒酣，北贼从者环伺左右。东贼问曰，“若辈何人也?”北贼以麾下立功之众对，东贼遍赐以酒，群前叩谢。北贼以目示意，咸拔刀斫东贼，诛其首。北贼探伪诏出，言：“天王有诏诛秀清，谋逆希僭大号，众共亟之！”贬为东孽，以五马分其尸，子女侍跨悉骈戮，火其伪府，投其尸于铁镬煮之成糜，呼群贼啖之立尽。”
通过这一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李圭完全照抄王韬的记载，而且再加扩大。例如王韬只说：“北贼固即于酒间斩之”，而李圭却扩大为；
“酒酣，北贼从者环伺左右。东贼问曰，“若辈何人也?”北贼以麾下立功之众对，东贼遍赐以酒，群前叩谢。北贼以目示意，咸拔刀斫东贼，诛其首。”
对于抄来的一句话又扩大了六七倍，说李圭不是任意杜撰，谁能相信！而且，以讹抄讹，必出大错。如杨秀清应称“四兄’， “三兄”是冯云山，李圭文中称杨秀清为“三兄”．显然是不明太平天后史实所闹的笑话。
李滨《中兴别记》中有关此事的记载是：
“庚寅，伪北王韦昌辉承伪天王洪秀全伪诏，以计刺杀伪东王杨秀清，焚伪东府，尽诛其戚属部党。初，秀清闻昌辉自庐州驰还，固不疑其图已，责以擅归，不许入城，再请，始许之。先诣伪天府，洪逆亦诡责之，趣赴伪东府请命，而阴授其计。既相见，秀清语以将称万岁，昌辉佯喜拜贺。秀清留宴，酒半酣，昌辉乘不意，拔所佩刀刺杀之，探怀出伪诏，宣示杨秀清大逆不道，贬为东孽，剖解其尸，烹啖群贼，而火其巢．”
李滨和李圭一样，也是照抄王韬的《瓮牖余谈》。二者不同的地方是：李圭是把内容尽量扩大，李滨则对文字加以压缩。例如王韬的书中说：“投其尸首于铁锅，煮之成糜，呼群众啖之立尽。”李滨则压缩为“剖解其尸，烹啖群贼。”文字虽然压缩了，错误依然。
总之，一切有关“逼封万岁”的史料不论是知非子、张汝南的记载，还是王韬、李圭与李滨的记载，都是远离史实，荒唐无稽，不近情理，错误百出。而且各种记载在许多情节上出现矛盾。不仅不能互相补充，反而足以互相否定。这样的记载虽多，不仅不能证实“逼封万岁”确有其事．反而使人更加怀疑此事的真实性。
“逼封万岁”的说法既已产生，又有不少同志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我们当然需要加以探讨。在争论中，或信其有，或辩其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百家争鸣，这是完全正常的。但是有个事实一定能够得到争论双方的承认，那就是：有关“逼封万岁”最初的两种记载――知非子与张汝南的记载――的内容有许多地方都是荒谬的。
(二) 从史料的考查来否定“逼封万岁”
如果说“逼封万岁”实无其事，那么，天京内讧究竟是由什么事件引起的呢?我们追查有关天京内辽的料，整理出天京内讧的起因共有五说。即，
一、逼封万岁说。
二、索取伪印说(包括索取金玺)
三、告密说(包括遭陷害说)。
四、加封万岁说(包括故意加封说)
五、自居万岁说。
在这五说之中，倘有一说可以成立，即足以否定其他的说法。‘逼封万岁”说显然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这一说法从太平天国文书，从清方记载，从外国人的记载中都找不到一点根据。
与“逼封万岁”说相比．“告密”说肯定要占上风．因为从太平天国文书，清方文书、外国人的记载中都能找到根据。
当时(距离天京内讧不到一年)有两个外国人所写的通讯都
认为天京内讧是由“告密”所引起的。布列治门发表在1857年l
月3日《华北先驱周报》上的一篇通讯中说
“先是杨秀清有一心腹部将为其亲信，不知何放，向
洪秀全告密，洪立即召其心腹盟弟北王韦昌辉回兵勤王，
一以保护其自己生命，次则以诛灭谋篡位者．。
“缘那大僭窃音(指杨秀清自1849年起即自称得上帝附体，因之而成为全军的实际元首，却被阴谋所算而被杀。人皆相信彼有奸谋欲弑天王而夺其位，他却被一同盟的高级人员所卖．对天王告密．而自告奋勇愿负扫除奸党之责。洪秀全于昏聩闭之中忽然醒悟．立即传谕召出征安徽之北王韦昌辉及方奔丹阳之顶天侯．或并有其他首领回京。“
“告密”说与“逼封万岁”说是完全对立的。如果杨秀请确已当面逼迫洪秀全封其为“万岁。．则篡位意图已经公开暴露，还有什么更甚于此之“密”可“告”？既然有人“告密”．说明杨秀清是在秘密活动，并没有公开“逼封万岁”。麦高文的通讯中还指出了告密者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物中的第八位。从洪秀全算起，第八位应是胡以晃。但胡以晃在内江之前早已病死，如果排除已死的人不算，则第八位应是朝内官领袖佐天侯陈承熔。
此事在清方文书中也可以找到根据。据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秦报：洪秀全在杀韦昌辉之后，又于十一月初一日将燕王秦日纲与佐天侯陈承熔同时处死。太平天国官方公开处死这三个人，显然与追究内讧责任有关。韦昌辉、秦日纲是袭杀杨秀清并大杀其部属二万余人的罪魁祸首，陈承槠则可能是犯了“告密”不实的陷害罪而被处死，此外就很难找出公开处死他的任何原因。
与外国人的记载、清方记载相比，太平天国本身的正式文书更能说明问题。洪秀全在《踢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记》中明确指出杨秀清之死是“遭陷害”的。这与“告密”说正好互相对应：“告密”者告密不实，被“告密”者就会遭陷害”。诏中说：
“爷遣东王来赎病，眼蒙耳聋口无声，受了无尽的辛战，妖损破颈跌横。爷爷预先降圣旨，师由外出苦难清，期至朝观遭陷害，爷爷圣旨总成行．”
在说明杨秀清遭受陷害之后不久，太平天国政府公开为之平反昭雪，定杨秀清被杀之日为东王升节扎，简称东升节。洪秀全在《天历六节并命官富作月令诏》中说，
“天历三重识东王，降托东王是父皇，爷前下凡空中讲，爷今圣旨降托杨。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王，谢爷降托赎病主，乃埋世人转天堂。”
虽然人死不能复生，但是平反与不平反还是大不相同的。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熔均系因罪被诛，爵除，家属成为罪人家属。而杨秀清则公开平反，追念前功．以洪秀全第五子袭爵、称幼东王。定其忌日为东王升天节，成为天国六节之一。如果真有“逼封万岁”一事，则叛迹已显，大逆不道，岂可如此险重平反！只有他确实遭到陷害，并无“逼封万岁”劣迹，才能得到这样的身后殊荣。太平天国官方公开宣布杨秀清之死为“遭陷害”为之隆重平反，这是对“逼封万岁”说最有力的否定。如果缺少有说服力的证据来否定“告密”说，那就没有理由肯定“逼封万岁”说，因为这两种说法不能并存。
与“告密”说相比，其他三说也都缺少有说服力的证据很，难与“告密”说抗衡。
“索取伪印”说首先见于怡良的奏报。但是写奏报的怡良本人也不敢加以肯定，只说：“所闻不一，而其内乱则不为无因”。这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值一提。
“加封万岁”说来自《石达开自述》。这个“自述”有三种不同的本子，《三略汇编》本是较原始的本子，其中说：
“达开自江南带人到湖北，，听闻洪秀全们在金陵彼此疑忌，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韦昌辉岔气，把杨秀清杀了．”
《骆秉章奏搞》本经过多次篡改，真实性不如上一个本子，其中说：
“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情杀死．“
《蜀？述略》本似为“奏搞”本的节本，其中说：
“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请洪诛杨，洪不许，转加杨伪号，韦不服，将杨杀死，“
三种本于内容大致相同，而以《三略汇编》本较为详细，说明了洪秀全故意加封杨秀渭的意图，但仍令人难以信服。因为：
一、天京内讧发生之时石达开远在湖北，只是“闻有内乱之信”，对于天京城门的实情无由得知．所记只能是揣测之词。
二、自述并非石达开亲笔．而是由石达开口述，清吏代笔，事后并经清方官员大肆删除，可信的程度不高。
“自居万岁”说最先见于《平定粤寇纪略》，是说杨秀清“阴有自立意，令其下呼以万岁”，因而为洪秀全所忌，以致爆发内讧；此说实在太简单了。杨秀清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可以引起洪秀全猜忌的很多，何至于只因此一事就引起内讧。
比较而言，在五说之中，以“告密”――“遭陷害”说最为可信。不推翻此说，则“逼封万岁”与其他三说均难以成立。
其实，当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的派系之争，洪、杨两人的虚位与实权之气都是人所尽知的。所谓‘告密“或“遭陷害”，不过是内部互相倾轧的一些表现形式，原无多少“秘密”可言。天京内讧，自然是这种内部矛盾的总爆发。王庆成同志从英国带回的新发现的《天父天兄圣旨》对于这种内部矛盾揭露得不少。尤其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早(即杨秀清被杀的18天之前)那一次天父下凡的记载与天京内讧的起因密切相关。现将原文照录如下；
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早
天父劳心下凡，诏曰：秦日纲帮妖，陈承熔帮妖，
(火)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午时，
天王御驾至九重天府。
天父复劳心下凡，降
圣旨云：‘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诏毕，
天父回天。”
这就说明在天京内讧正式爆发之前杨秀情已经察觉到秦日纲、陈承熔有背叛(帮妖)的行为，而且已经严重到“未有救矣”的程度。后来这两个人确实站到了杨秀清的对立面成为洪、韦杀杨的最大帮凶。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的互相倾轧由来巳久，天京内讧只不过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次大变化。如果是这样，笔者认为：天京内讧的爆发就不一定需要什么“起因”．没有杨秀清的‘逼封万岁’．没有陈承熔的’告密”，没有杨秀清的“索取伪印”，没有洪秀全的故意“加封’．没有杨秀清的‘自居万岁”这样一些原因，矛盾激化到一定的程度，内讧也会爆发。
杨秀清既已直接指出、秦。陈“帮妖”，但是并没有采取任何加以制裁的行动，说明秦、陈已经得到底护，矛盾已经激化，冲突即将开始。在这种形势下，找个借口作为爆发内讧的起因已经没有什么必要。这一新史料的发现有助于我们打开思路走出迷宫。
既然当时矛盾已经激化到剑拔弯张的程度，已不需要寻找一个适当的借口，则探讨内讧的所谓‘起因”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什么“逼封万岁”，什么“告密”等等，很可能都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事后编造的谎言而已。我们如果一定要给内讧找个言之成理的“起因’，那就可能钻进别人预设的圈套，上了编造谣言者的大当。
(三) 从情理上推断来否定“逼封万岁”
考查一件史事之有无。似不能全凭史料。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成了唯史料论。除了按求史料之外我们还得开动脑筋从情理上推断某一史事是否可能发生。如果从情理上来推断，对“逼封万岁”说是极为不利的。因为：
一、肯定此事证据不足。
二、否定此事史料有据。
三、此事不合礼制。
四、此事不近情理。
以下试加说明。
肯定此事最力的是简又文氏。他在《太平天国全史》第十七章中说；“无论如何，逼封万岁一事确是铁定的史实。也许他认为知非子与张汝南的记载荒谬之处太多，不足以取信于入，所以就用《李秀成自述》来作证，说；“忠王供称系由东王逼天王天至其王府加封，张汝南所记与此雷同且较详，谓系东王假托天父圣旨。忠王为天朝大将，所供系第一手直接史料，故此说当可信为史实。”笔者认为：他以《李秀成自述》来作证是远远不够的，因为：
一、李秀成成为天朝大将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事。太平天国前期，他不过是一员普通的战将，长期在外作战，很少来到天京。”《李秀成自述》中说：”移营回扎丁角村，离句容二十五里所屯，’杀东王即此时之间．。说明杨秀清被杀前后。他正在句容一带前线作战，根本不在天京。太平天国政府中的军机大事，他无从知道。所谓“逼封万岁”一事他也只能是从道听途说中得知。
二、认为“第一手”、‘直接”的史料就可信以为真，这未免把考查史料的工作看得过于简单。《李秀成自述》自然是第一手直接的史料了，但其中与史实有出入的地方竟有数十处之多。既有无心的错记与笔误，也有有意的说假话。说假话的动机也十分复杂，或为保密，或为回护，或为夸功，或为委过，各种情况都有，岂能一律相信。有时候，‘第二手”、间接的史料也有很大的用处，能够解决重要的问题。重视“第一手”、“直接’的史料是对的，迷信‘第一手”、“直接”的史料则是不对的。
简氏认为“逼封万岁”是“铁定的史实”，其根据只是《李秀威自述》中话焉不详的几句道听途说之风这种近于武断的结沦令人觉得遗憾。《李秀成自述》写于天京内讧八年之后．而最初记载“逼封万岁”事件的清方私人著作《金陵杂记》与《金陵省难纪略》两书的有关内容却又十分荒唐，错误百出，不足为据。此外，不仅清方官书，外人记载绝无“逼封万岁”的内容，连太平天日官方文书亦无一字涉及此事。正如吴椿年同志在《杨秀清“逼封万岁”之争及其我见》一文中所说：
“太平军建都天京后，杨代天父传言，事无巨细，一般都是把传言内容笔录下来作为文件保存的，而这一次‘逼封’的传言涉及到太平天国由谁来当最高领导人的问题，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可是却没有一个字的记录。此事在现存的天父诏书中也找不到，而洪秀全本人也从未提到过此事，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问题谁也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如果要想令人信服，唯一的答案只能是“逼封万岁实无其事”。
因此肯定“逼封万岁”一事的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相反的，如果否定“逼封万岁”一民倒是于史有据。
一、是“告密一遭陷害”说由布列治门、麦高文两个外国人首先提出，清方文书中继之提供告密者陈承熔被诛的信息，最后由太平天田官方公开承认杨秀清是因为告密者的诬告而被陷害冤死。此说若能成立，“逼封万岁”说即被否定。因为杨秀清既敢公开“逼封万岁”，告密者也就无“密”可“告。’
二、是有些同志考定“逼封万岁”的时间即最后一次“天父下凡”的时间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午时，但天父下凡“降旨”只说了“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欲拜帝真神”这14个字，根本没有提到“封万岁”之事，更用不着说“逼封”了。这一史料自然可以作为否定“逼封万岁”的证据。因此“逼封万岁”的说法，与太平天目的礼制诸多不合。
否定“逼封万岁”一事．于史有据。
一根据史实，洪秀全自入南京之后，足不出户。《李秀成自述》中说‘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不合太平天目的礼制与洪秀全的生活习惯。在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天京内讧之前的18天)，洪秀全确实破例去了东王府，但那一次的天父传言．丝毫也未涉及“逼封万岁”一事。
二、洪秀全自己这个“万岁”都是天父排定的，根据太平天国的宗教理论与礼制，洪秀全根本无权封杨秀清为万岁。如果杨秀清要称“万岁”，完全可以代天父传言来加封，用不着去逼洪秀全对自己加封。
三根据太平天国礼制，对于任何喜庆大事都要公开庆贺，何况“封万岁”这样的头等大事。不论是“逼封”还是“故意加封”，绝不会悄然进行秘而不宣。
四、根据太平天国礼制，凡天父、天兄下凡传言，虽片言只字，必须恭录，编入官书。“封万岁”这样的大事必经天父下凡认可，才能生效，因此必有记录。但事实上太平天国官方文书包括天父、天兄传言记录，无一字涉及此事。
因比“逼封万岁”的说法不合太平天国的礼制。
逼封万岁”的说法，有很明显的不合情理之处，
一、历代帝王之登大位，天降符瑞受命于天者有之；明为禅让实为夺位者有之，部下拥立黄袍加身者有之，但从未听说有前一个帝王被逼而封后一个帝王为“万岁”之事。既能逼封“万岁”，何不取而代之。
二、如真有“逼封万岁”之事，既“封”之后，太平天国局势应有较大之变化，岂能一切如常，若无其事。正如奚椿年同志在《杨秀清“逼封万岁”之争及其我见》一文中说：
“杨秀清逼封万岁的目的既然是篡夺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那么为什么在“封”了之后，洪秀全仍然是太平天国最高领导者，杨秀清依然是被领导者？这就是说：为什么从“逼封”到杨秀清波杀的若干时间内，洪与杨的关系始终是一个为天王，一个为‘东王”，为‘九干岁’，各就各位，地位没有发生过细微变化？”
三、杨秀清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韦昌辉所袭杀的，这一事实已被史学界所公认，大概不会有不同的意见。试想：如果他真的已逼洪秀全封其万岁，双方已经剑拔弯张，他怎么会丧失警惕，受到袭击？“正如周屯同志在《太平天国》(初稿)一文中所说，”杨秀清是在毫无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遭到杀害则是肯定的；而这也说明了杨秀清并没有逼洪秀全封其万岁，企图取而代之前。因为当时如果有这样的野心，毫无准备是不可能的。”当时杨秀清大权在握，天京城内数万将士由他直接指挥，只要他稍作准备，韦昌解所率领的三千人就会飞蛾扑火，自取灭亡。1981年3月14日即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我们全体代表都在由广州去桂平的船上。笔者向英国友人柯文南(c．A．Curwen＞博士提出自己的看法，；征求他的意见。他赞成这种看法并且作了补充。他说：“从近来发现的雷诺兹(E．A．R eynolds)写的有关天京内讧的通讯看来，内讧爆发之前，东王府非常宁静，毫无异常现象，内讧爆发之后，也可以看出，杨秀清是在未作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遭受袭击的。如果杨秀清“逼封万岁”是实，他能不作任何准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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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杨秀清的许多行为看来，他专权之事有之，‘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也有之。到了适当的时期，也可能取洪秀全而代之，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只是，他绝不会去做“逼封万岁”以致打草惊蛇这种蠢事。时机成熟之时，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废掉洪秀全，然后演出一次天父下凡的把戏来使自己的地位合法比，时机不成熟，他就不会轻举妄动。他可以假天父之名杖责洪秀全，又何尝不可假天父之名废掉洪秀全?他要“篡位”，完全不必让洪秀全来封他。如果让洪秀全来封他，置天父子何地？要是像传闻那样，“逼封万岁”只在东王府秘室内进行，并末公之于世，试问这种加封有何好处?除了刺激洪秀全而招来祸事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作用，聪明如杨秀清绝不会出此下策。
五、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常常是共患难易，共富贵难。自从冯、萧战死之后，太平天国政权实际上是由洪、杨共同领导。洪有其位，杨有其权。在大敌当前之时，大家可以和衷共济，但在事成之后，两雄则难以并立，势必一存一废或一存一亡。这是太平天国自己人、清方和外国人都能估计得到的。清方的张德坚老早就预言过“秀清叵测好心，实欲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擅大权，独得其实。其意欲仿古之权奸，万一事成则杀之自取．”(《贼情汇篡卷一?杨秀清传》)这一估计是不错的。如果在第一次打破江南大营之后，杨秀清认为大事已成，就很可能先下手为强，杀掉或废掉洪秀全，不必先去打草惊蛇“逼封万岁。他既没有任何行动，说明他心中有数，知道大事未成，尚须继续努力，并末被一次胜利冲昏头脑。而洪秀全对于形势的估计就不如杨秀清。因为杨秀清掌握军政实权，对于敌我力量的对比能够作出相对正确的估计。洪秀全并不亲理政事，估计形势缺少必要的根据，就会因一时的胜利作出错误的判断来。在第一次打破江南大营之前，他对杨秀清倚若长城，事事迁就。因为他自知才能不如杨秀清，不利用杨秀清难成大事；在大破江南大营之后，他就觉得大事已成，胜利在望，而对杨秀清下手了。从情理上推测．杨秀清在大事成功之后，杀洪自取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在第一次打破江南大营之时，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只能是洪秀全而不会是杨秀清。认为精明能干的杨秀清会被一次胜利冲昏头脑，干出“逼封”的傻事来。是缺少根据的。
因此，逼封万岁说不合情理。
(四) “逼封万岁”说是政治谣言
我门仅仅举出一系列的理由说明“逼封万岁”不是事实那还不够。也许有人会问：不是事实，又是什么？笔者认为，“逼封万岁”既然不是历史事实，那就只能是小道消息，政治谣言。如果反问：这种政治谣言是谁制造的？笔者认为‘可以顺藤摸瓜，谣言对谁有利，就可能是谁制造的。因为造谣者只会编造对自己有利的谣言，不会编造对自己不利的谣言。比较洪、杨双方，“逼封万岁”之类的谣言当然不利于杨而有利于汉。如果是洪秀全指使韦昌辉害杨秀清，作为杀害杨秀清的理由，谣言就可能直接来自媒秀全；如果是韦昌辉擅杀杨秀清，则作为擅杀的理由，谣言就可能来自韦昌辉。不过，韦昌辉造谣，也得要洪秀全点头。因为“逼封万岁”之时，韦昌辉远在江西。洪秀全事后不对他说，他又怎么会知道？这就可能是洪、韦共同造谣。
洪、韦制造这个谣言也是事非得已。如果杀杨之后，群众意见不大，也就没有造谣的必要。可是杨秀清是太平天国实际上的领导者，无辜被杀，群情愤激，天京城里的冲突逐渐扩大，不给杨秀清制造一些罪名．难以服众，谣言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正如周屯同志在《太平天国》(初稿)一义中说；
“说杨秀清逼洪秀全封万岁，事实只是事后为了继续巩固群众而虚构宣布的，这就是中外记载中传说的可能的由来。”
杨秀清虽然有不少缺点与错误，但是当时并未犯下什么不赦之罪，何至全家处死，并且株连部属。事变发生之后，众怒难平，人心涣散，数万将士怀着无限悲愤的心情．跟随石达开远征不返。杨秀清在世时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守将献城投敌――也连续发生。为了挽回人心，洪秀全被迫为杨秀清平反。如果认为这次平反是洪秀全真心悔过，怀念杨秀清那就是过于天真的书生之见。这实际上是一种姿态，一种策略。如果不是群众所加的巨大的压力，洪秀生是绝不愿意为杨秀清平反的。既已平反，“逼封万岁”之说自然不便再提，这就是谣言来日洪秀全而太平天国文书上又始终不提“逼封万岁”一事的真正原因。
有的同志认为天京内江之时洪秀全已经控制不住局势，杨秀清是韦昌辉擅杀的。但是从整个事变的过程看来，洪秀全完全能够控制局势。他先下令杀杨，并支持韦昌辉镇压杨的部属。在石达开大兵压境，天京军民又群起反对韦昌辉的情况下，他又见风使舵轻而易举地下令杀了韦昌辉。如果韦昌辉能够挟制洪秀全，洪秀全就无法杀他。正如贾熟村、王戎笙两位同志在《有关太平天国洪杨韦石事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说：像这样的洪秀全，恐怕不是韦昌辉等人所能挟制得了的。以洪秀全的权力和地位，制止韦、秦扩大事变，总比下令处死韦、秦要容易得多。但他不仅没有去设法阻止反而一再和韦吕辉、案日纲站在一起。这些都说明洪秀全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力约，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挟制。因此洪秀全在这个事件中的严重错误，就是十分明显的了．”
天京内江之时，各种小道消息，政治谣言不少。除了“逼封万岁”之外还有“无诏擅杀’、“诛杨密议”等等。这些谣言，都是为了满足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当时事态发展的轮廓大致如下：在洪、韦发动突然袭击杀害杨秀清之后，为了找个借口，推卸责任，于是出现了“逼封万岁”的谣言。由于杨秀清及其部属二万余人无辜被杀，群情愤激．为了挽回人心．在韦昌辉伏诛之后又出现了“无诏擅杀”的谣言。及到石达开离京不返，为了稳定人心，把罪责推给石运开，又产生了“诛杨密议”的谣言。根据“谣言对谁有利”的线索，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谣言都来自天王府，来自洪秀全。
“无诏擅杀”是谣言而非史实，这比“逼封万岁”一事容易鉴别。如果真的是韦昌辉“无诏擅杀”杨秀清．洪秀全为什么不追究他的罪责?为什么不阻止他继续残杀扬的部属？如果说当时韦昌辉已经非常专横，洪秀全已经控制不了他，那么最后洪秀全下令杀他又为什么那么容易?足见杀杨、杀杨的部属以及杀韦都是出洪秀全决定的。不论有无诏书，韦昌辉都是忠实执行洪秀全的指示，无“擅杀”之可言。
“诛杨密议”之为谣言更易鉴别。第一次打破江南大营之后，尤其是在所谓“逼封万岁”之后，韦、石皆在前线督师，天各一方，无会面密议之可能。他们两人的行踪均有大量史料可以作证，不难澄清。
在太平天国历史上，“逼封万岁”“无诏擅杀“、“诛杨密议”等等可以说是内讧中的一系列妹妹谣言。既然其中“无诏擅杀’、“诛杨密议”已经被史学界公认为不可轻信的谣言，则破绽百出的“逼封万岁”自然更不可信
(五) 结论：
天京内讧的燎发足必然的，洪胜杨败是偶然的。洪、韦在袭杀杨秀清之后编造了一个并不成熟也并不周到的政治谣言“逼封万岁”也是偶然的。事过境迁。这个谣言也就失掉了作用，没有记载在历史上的必要。后来这个谣言随着“退难播迁之人”及“被掳脱逃之辈”传播开去，当作茶余酒后的谈资而被知非子与张汝南所记载，又因为文化不高却又轻信谣言的李秀成在自述中提及此事，遂使谣言升格成为历史．越传越远，越说越像。但是仔细探讨起来，却又破绽百出，经不起推敲，难以令人相信。无人存心作伪，却又弄假成真．历史事实如此而巳。
笔者认为：“逼财万岁”一事并非不易查明的千秋疑案，而对杨秀清说来则是难以洗雪的百代沉冤。破千秋疑案，雪百代沉冤，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是史学家无可推卸的神圣责任。我们不应该再强调困难，对此事漠然视之，长期不理。现在来龙去脉已经大致查消，肯定此事的证据显然不足，否定此事的理由越来越多，已经到了可以下结论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快刀斩乱麻，下一个“证据不足，难以成立”的结论。过去洪大全一案史料甚多，情况复杂，许多假象，可以乱真，尚且能够查个水落石出。何况“逼封万事”一事来源并不复杂――两个清方文人的信口雌黄和一个轻信谣言的李秀成似是而非的记事――完全有加以推翻的可能。否定“逼封万岁”一事，此其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