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芮传明--论古代民间教团之变(一)ZT -- 木瓜

四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专制统治者们对于民间宗教性群体的敌意，绝对不是来自意识形态方面，因为他们自己也十分热衷于这类信仰，经常有意无意地鼓励和推进着这些信仰的发展、流行，以至有不少民间“淫祀”实质上是官方祀典的翻版和演变。可以认为，统治者们至少以自己长年累月的实际行动，为民间教团提供了大量意识形态方面的“资助”。

专制统治者出于其切身的政治利益，决不允许他人，特别是广大民众与其共享权力，因此必然会千方百计地使人们相信，他所拥有的一切，是“天然的”，是理所当然地属于他的。于是乎，“君权神授”之类的理论就出笼了，亦即“造神”运动开始了。所以，越是想保住自己特权的专制统治者，就越是努力地制造神灵，制造迷信，以便愚弄民众，使之轻信“权威”的一切言行都是正确的，使之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只知盲目地崇拜权威，乃至愿意为其流血、献身。

经过千百年长期的精心渲染，民众确实在不知不觉之中被改造了，“愚民”由此形成：他们会盲目地高呼“万岁，万万岁”，对统治者敬畏如神灵。然而，“愚民”也是双刃剑，他们既易于盲目崇拜现成的帝君，也易于盲目崇拜帝君以外的其他人物，而宗教性群体的首领，不仅像帝君一样也是个被神化者，还不时施展一些貌似真实的“法术”或“奇迹”来提高“神性”，更重要的是，他们通常还能兼顾民众的切身利益，为民众提供统治者所未能提供的服务（诸如治病、济贫之类）。因此，他们往往取代了帝君在“愚民”心目中的地位。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专制独裁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积极推行的愚民政策，最终很可能为自己制造了一个乃至多个强大的对立面。所以，当人们嘲笑那些愚昧的“善男信女”怎么会如此轻易地相信了“邪教首领”明显的谎话时，当统治者惊惧于教团首领对于其徒众非凡的驾驭能力时（“宗师之御其徒，如君之于臣，父之于子；而其徒之奉其宗师，凛然如天地神明之不可犯，较然如春夏秋冬之不可违也，虽使之蹈白刃赴汤火，可也。” [44] ），应该想到，这都是拜专制统治者及其体制所赐。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专制社会越是发展到后来，即越是“成熟”，教团变乱就越是频繁和激烈：因为它本来就专制社会的特产。

再看历代民变所建立的组织和体制，几乎都以专制体制为模仿对象，足见专制统治者及其体制本身，无时不刻地孕育和培养着教团和民变。

例如，三国时期，以五斗米道徒众为基础的张鲁，占据蜀地三十年，自称“师君”，最后因曹操的招抚而全家归附，当上了“镇南将军”和“阆中侯”。 [45] 张鲁的所思所行，不正是以世俗的政体为模仿对象么？

又如汉末张角以太平道徒众为核心力量，发动以“黄巾”为标识的暴动。其组织为“三十六方”，而“方”即将军之号；充任首领的三弟兄分别号称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其起事的宣传口号则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46] 显然，“将军”云云的组织形式，源自当时的世俗政权；至于以“黄天”取代“苍天”，则更包含了“轮流做皇帝”的意思，是翻版的另一专制政体。

北魏时“大乘教”主法庆谋反，对属下封爵封王（如李归伯被封为“平魔军司”、“定汉王” [47] ），其做法与专制帝君毫无二致。隋炀帝大业九年（613）十二月，向海明以弥勒教徒举兵造反，更是明白地自称皇帝，改元白乌。 [48] 五代后梁时，陈州的毋乙率摩尼（＝末尼）教团造反，“末尼党类立毋乙为天子” [49] ，也只是想当专制的“天子”。北宋的方腊由于家乡“相传有天子基”，故“益得凭信以自信”；后来则“自号圣公，建号永乐”，真正尝试“天子”的甜头 [50] 。元代至元四年（1338）六月，江西袁州的周子旺率领白莲教徒众举事，自称“周王”，并建立年号 [51] ，依然落入称王称帝的“俗套”。明代白莲教魁首李松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九月聚众暴动，他宣传自己道：“左手有山河，右手有社稷，脚底有乾坤二字，实系真命主”；“天下该换，我已各处招兵，你们亦招兵助我。明年三月内起兵，成事俱有大官。” [52] 足见李松所追求的，只是纯粹的世俗君主！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综观古代教团的变乱，无论其最初的动机是什么，到头来，几乎无一例外地试图建立另一个专制政权，首领自己则充任独裁者――帝君。正是专制的社会环境为教团提供了最好的“奋斗目标”，所以，如若追根溯源，则可以认为，专制统治者及其体制是最大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