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歲月回眸 (41) 调总指挥部 -- 内燃机车

52 摘地主帽子

黑五类、地主婆、精神病！这些年、这恶梦、这苦难！长萦心间，驱之不散！

1979年，打倒“四人帮”几年了，我常为自己“评成份”。我父亲一辈子当职员，母亲是小商，解放前三年已没什么土地了。主要生活来源，都是劳动所得。老妈这地主帽子，到底戴得对不对呢？这过去从不敢想的事，现在我突发奇想。

我老家垫江县，属涪陵地区管辖。恰好，我有个熟人在涪陵地委工作。我去信问他，这成份问题可不可以改啊！他不知道凭什么回信说：“可以改，正是时候。”

我向厂党委书记岳异同志说明情况，他觉得我讲得有理，他说：“去就去吧，算我派你去。”岳书记爱人陈厂长知道这事后，她出于关心和爱护，劝了我几句：“这些年，谁也没把你这出身问题当回事，你现在还去找这麻烦干什么呀？”陈厂长讲得有情有理。我说：“没啥，就是气不过，心里憋得慌！一想到这些年的遭遇，就是想问个青红皂白。不为啥！”

我乘火车、换轮船，风尘仆仆赶到涪陵。有幸见到了秘书长。秘书长向书记转达了我的来意。听介绍，书记是新提拔的一个年轻干部，他明确表示，请秘书长打电话给垫江县委，让他们复查一下。

我马上换乘汽车，翻山越岭，回到垫江。我堂弟有个邻居是副县长，我特地到他家拜望，问他知道这事不？他说：地委确实来过电话，县委很重视，已指定专人复查这事。查什么？我家历来只有一个佃户，一问便查清。事容易查清，可问题越问越吓人，这“土改”的事谁敢碰？谁负得起责任？县委又向地委反复请示，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两全的办法。县委书记安慰我说：“问题已经查清，文件正在打印，你先回去，材料我们给厂里寄去。”我真高兴，这天大的难事，办得真顺利。

回到厂里，一大早，我闯进厂政治部主任李副书记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就问他：“垫江发来什么文件没有？”“来了！”我毫无顾忌地表示：“好了，这回真没白跑。”李书记拉开抽屉，把文件找出来递给我，指了指，你看看这后边两句。我接过打印的文件一看，李书记说的两句话，是平时惯用的名词，叫“留尾巴”。文件承认我家属于错划地主，但鉴于“土改错划”，中央没有正式文件，等有了文件后，再作处理。四平八稳，上下左右谁也没有得罪，谁也不负任何责任。只是对于我，等于不说。

这事咋办？李书记再没说一句话。潜台词是：地方政府都不敢表态，叫我有什么办法！

我不服气。一次，我到北京出差，上班的时候，在路上碰见铁道部办公厅主任老孙同志，我拦着他讲了这件事，他以一种打抱不平的架势，告诉我：“把材料交我，这事我来办。”我遇上了救星，痛快。不久，部里把我的材料转下来了，刘部长在材料上批了几个字：“象这样的事到底该怎么办？”问谁？李副书记更有话说了，连部长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能知道？

我仍然不死心，中央不是天天讲：“有错必纠吗？”我到北京参加谷燕民同志追悼会，利用这次机会，我走访了中组部，要再没有结果，我就死心了。可中组部就是不一样，看了材料，问清情况，大笔一挥：“应按中央指示精神，实事求是予以纠正。”盖了个来访专用章。我如获至宝，这不就有了中央精神了吗？

下一步咋办？想来想去，对口，找省委组织部去。一位处长接待了我，他看了材料和中组部的批示，听我介绍了情况。他说：“你把材料留在这里，我帮你办！”我提心吊胆地提醒了他一句：“这东西丢不得呀！是我唯一的命根子啊！”他说：“不会，过两天，你再来。”过了两天，我先跑到他门外等着，一见他上班，就堵住他。他说：“你这些东西，我让三个部长都传阅了，我正在拟文件，内江、涪陵地区、你们厂，一家一份。文件中我加了一句，限期将处理结果报来，你放心了吧！”果然，不久涪陵地委给我厂里党委发来了函，正式给我妈摘了“地主”帽子。我的“出身”问题、女儿的“狗崽子”问题，通通都完满地得到了解决。“气不过”的气，烟消云散。

几年后，我再次见到我涪陵地委那位朋友，他主动地向我握手称谢，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说：“你帮我们地区办了件好事，那时，‘土改错划’，是禁区，谁都不敢碰、怕触雷，你这问题一解决，该办的冤案，大都办了。”

我老妈平反了，她能再迁回成都吗？县公安局表示：“可以迁，要成都来个准迁证。”好，到成都派出所去办，人家说：“已经回乡的不能再回城。”那时，城乡是二元结构，还没人敢讲“一体化”。

现在，大讲孝顺父母，我是个独生子，这个伤残老妈，总不能不养吧？幸好，我们居委会主任李伯伯，了解我家情况，一脚一手包办。先是居委会向派出所申请，报公安分局，再报市公安局，终于发了准迁证。我专程去垫江，把老妈接回成都。

老妻来车站接车，多年不见，发现这老妈不用拐杖，已不能走路。后瘫痪不起。

1991年老妻脑溢血病逝。1992年老妈走了，死时因长期卧床，手脚已不能伸直。她艰难地走完了大半生“地主”、小半生“非地主”的人生。

年轻的朋友们，我讲了这些，你们现在听起来，可能觉得不懂、无聊。不懂吗？那是社会历史。无聊吗？那是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