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官僚的僵化与民间的活力(1) -- fullerene

建国前三十年的巨大成就勿庸置疑。工业化，几乎是从无到有，到1979年已经基本门类齐全，还具备了某些高级技术能力，比如卫星，比如远程导弹，以及核潜艇。农业方面，农村的水利设施前所未有的完备，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到1979年差不多已经可以自给，有了全面解决温饱问题的条件。官方的宣传口径对于这些经济成就也是肯定的，只是有些人似乎不满于“文革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一说法。近几年看到一些言论，说后三十年基本没有技术成就，是在吃前三十年老本，甚至是在破坏毛主席前三十年建立的工业基础云云，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工业化之前的中国，大多数痛苦都来自因为技术落后而导致的低劳动生产率加上过度增长的人口。满清末年，农业劳动力相对于土地已经明显过饱和，就是说一块只需要一个人耕种的土地，当时恐怕有三四个人在耕；丰年尚可温饱，一有灾荒，一点储蓄都没有，就只能流亡乞食了。这一点与汉唐宋明是绝大的不同，这也就是为什么满清在所谓“康亁盛世”时仍然四处有农民暴动。人口太多了，生产力太低了，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平衡之中，平衡一破，人民必流离失所，填于沟壑。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人均劳动剩余极少，整个社会对于上层阶级的过度消费，承受能力是很低的。从有产者的角度看，就是积累太少，水平太低，“地主家也没余粮”，民间要搞工业化也就很难搞得起来。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国内的政治混乱更是雪上加霜，要让民间自主却搞“产业升级”几乎是没有可能的。虽然民间有张骞，有范旭东，但是做到最后还是进入不了高层次的工业。

毛主席的伟大之处在于成功地把中国人民组织了起来。上层阶级的过度消费被抑制住，而底层劳动人民的温饱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了保障，起初的劳动生产率虽然依旧很低，但由于天下大定，人人可以致力于生产，虽然人均劳动剩余依然很少，但可以有效地集中组织起来，放到一起也比较可观，能做一些事了。有了这些劳动剩余，我们可以五年计划一个一个地搞，工业从无到有，门类也渐渐齐全了起来。全民的教育也可以渐次展开，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对工业技术的掌握能力也逐渐增强。而组织起来的人民，力量也让人不敢小看，帝国主义者终究也没敢大规模入侵以打断我们的工业化进程。回头看看，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走的这工业化之路，应该就是落后国家想要翻身的唯一路径。想到这里，由衷地喊一句：毛主席万岁！

但是就在毛主席还在世的最后几年，一些问题也开始显现出来，而且越来越严重。建国后毛主席把大量的精力用在构造和改造官僚系统，他是很反对以“党八股”为表现形式的僵化的，而且非常痛恨官僚系统的特权化，为此甚至采用了最为极端的改造手法。但是事实证明，基本上没有用。人民群众大民主，搞掉当权派，但是新上来的“革委会”马上变成官僚。最基层的，生产队的队长，多小的干部啊，分粮食的时候都会给自己的族人多分一些；对于下乡的漂亮女知青，这些小干部还是要想方设法地占有的。根本没办法避免。依我看有管理层就会有特权，这个是改造不了的东西。毛主席搞文革，搞到最后官僚的特权依旧，我想这也就是他老人家为什么说他“只改变了北京周边一小块地方”吧。

但对于中国，这种改造的尝试代价就比较大了。虽然很多人说文革时经济是持续增长的，但是在文革中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能力却受到了很大的破坏。我说的是教育和科技方面。文革中有科研成果，但那些做事的人是文革前，甚至解放前培养的。文革中都培养了什么样的人呢？这个断代很明显，许多人都说过，自己学校里的那些55岁上下的人，学术水平不行，还特爱搞政治斗争。比他们年纪大的，和比他们年纪小的，在学术上都会好很多。高科技要靠的是精英教育，而精英教育在文革中显然是荒芜了。基础工业化所需要的基础教育显然也受到了很大的破坏。据前辈说，他们当时上中学，基本不怎么学数理化，过半的时候在修家具，糊纸盒，大搞全民健身之类。去年我岳母来瑞士，看到一处风光秀美处，非常想表达一下，却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形容。这就是被文革害的，基础语文都没学好。对教育的破坏是文革最大的恶果。

从工业发展本身的规律看，从无到有亦总是比从低水平到高水平要容易的，越往上走越需要全面的科技基础和高水平的教育，这就不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所能解决的了，因为问题太多，细节太细，非要全社会的能力都跟上来不可。到这个层次，就需要更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了。而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不管毛主席喜不喜欢，其中最关键的执行人是官僚，而不是泛泛的“人民群众”。

而官僚最容易僵化了。

讲个故事。我在瑞士的AG州办往返签证，AG州的人说因为我在ZH州工作，所以需要ZH州的移民局出示一份工作证明。于是我花两个小时跑到ZH州移民局，排了一个小时的队，ZH州移民局的却告诉我，他们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不给我工作证明。第二天我再去一次AG州移民局，告诉他们ZH州的人不给我开证明，于是他们就给我办了往返签证。

这个故事是要告诉大家，拖延、推委是官僚的本性，不分中外，大体如此。1970年代时中国的官僚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文化技术水平普遍低下。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能怪他们。但是在他们的管治之下，效率可能就很成问题了。80年代有反映改革的电影，工厂的一个女领导做报告，全厂职工都得参加，女领导说：“下面我讲一下，第二大点的第三小点的第四条。”我虽然是80后，但旧国企员工的松松垮垮还是有直接的印象的。我记得我家附近有个国营轧钢厂，总是一个人在慢条斯理地做着什么，三五个人坐在一边发呆。反映在产品上，就是一个产品定型后能生产十年二十年，没有修改，更没有创新。比如解放牌汽车，到改开前是不是只有那一代？

在农业方面，这种僵化更是严重压抑了农村的活力。中央要求“以粮为纲”，基层就有干部强令农民砍光经济作物，比如我们村的竹子、芒果、荔枝、龙眼全被砍掉，山坡地上种粮食；种了几年没产量，只好改种地瓜。从这个角度看，我是相信大包干初期，农民的生活是会有明显改善的。

这种僵化的状态，如果没有严重的外来威胁，硬要维持下去也不是不可以。朝鲜不就维持到现在了么？但是当时的国际大环境显然不允许了。从1979年算起，再过不到20年就要东欧局变，再过22年苏联就要玩完；而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一个辉煌时期，其公司运作效率之高，从感观上正在把中国这初具规模的工业越拉越远。1980年代初，据说德国大众的人考查上海汽车后说上汽用的设备都是他们爷爷辈用的东西，中国能配套生产的只有车载收音机。1960年代设计的强5，离世界先进水平并不远，但在此以后一直没有后续机型，到1980年代强5已经落后得快不能要了。

既然有了基础，就要考虑在这个基础上更有效率地进一步改进。不改是不行的，活不下去。

（2）改革的必然性链接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