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茗谈(二十九) -- 本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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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茗谈(二十九)-6

这一段说完,是真的不说孔子了。

其实中国的战国时期,同日本的战国时期(由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前后努力,最终结束战国,统一全日本)有很多的相似处,兵慌马乱中,社会反而有一种朝气蓬勃的味道,野生的味道。这两个时代,相差近2000年,但我有时候忍不住想:如果把理学兴盛的宋明二朝抽掉,是中国的战国时期或者汉唐时期,遇到了西方国家以鸦片为先导的入侵,会怎么应对呢?

这里我假设清朝不存在。大多数人认为明清两朝是儒教最盛时期,我看不是。因为在宋明,大儒可以自由地办“书院”,仿照孔子收徒,在讨论中探讨“义理”,而这在清朝是不允许的。清朝只是表面尊儒,儒文化的生命活力已经不存在了。

我认为哪怕是在战国的分裂中遇到了英国的坚船利炮,中华民族的应对也会比清王朝要好得多。英国人初来中国时,非常不可思议,就是中国是由不到总人口1%的鞑靼人(他们对满族的称呼)在统治着,还很舒服和谐的样子。中国成为“东亚病夫”,由“野生”进化到“家养”,儒家的责任是逃不掉的,因为当时儒学是唯一处于“执政地位”的类宗教文化体系。

由于儒家是“义字当头”,不是“利字当头”,就是说,讲求“春秋大义”,不惜“杀身成仁”,而不是实用主义。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如果儒家处在理想的时代,面对理想的局面,处理理想的对象,那非常好,好过实用主义,甚至好过理性科学。但如果没有这些呢?它会不可理喻,跟现实硬撞,有时候非常悲壮(丹心照汗青),有时候则真是不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一)

周朝的“礼崩乐坏”,起自内乱。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犬戎来袭时,诸侯不应,幽王被杀,镐京被毁,平王把国都迁往洛邑,大量的礼乐文物和人才已经流失,周天子勉强保持了天子身份,但排场已大不如前,敷衍着过。而各分封国之间,跳过天子自行交往,对外交人才的需求就增加了。

第二,在原权力体系瓦解中,各国的卿大夫们乘机从公室(国君)夺权,大夫们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需要养士,所以大夫们对士(各类人才)的需求也增加。

第三,以齐桓公重用管仲,秦穆公重用百里奚为标志,对人才的起用,已经不究既往,不拘一格。这给了非贵族阶层学习的动力,书中真有黄金屋啊。

这时的“士”,是指出身于贵族,但家道已衰败失去贵族头衔,由于家世关系仍拥有贵族的礼乐知识和气质的人,也泛指有一技之长对大贵族的统治有帮助的人。

这里,我们先解释一下孔子提倡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孔子并不是说,大夫犯法,就可以免责,而是副总理们比较高级,你不能像对待老百姓那样,请北京老引开个警车,汪汪汪去给他上了铐子,铐在水管子上慢慢审;而是应该派萨苏去请他来“双规”,晓以大义,大夫当然最后觉悟,痛感对不起党的培养,如果是杀了人了,他肯定自裁;如果伤了人了,他肯定自伤,总之会还你小老百姓一个公道。人什么档次,会跟你一般见识?

而“礼不下庶人”,是因为周礼非常繁复耗时,比如葬礼,按《礼记》所载,有50道手续。你一个天桥摆摊的,不配耽误那工夫,看什么看?一边凉快去。

由于经济发展了,周礼在实用中,开始不断简化,各国推进简化的步伐不同,如果外交大会,就只能以原始版为准。而贵族子弟好逸恶劳,不好好学习,红白喜事又有下人代劳,因此对于礼,渐渐怠慢疏忽。比如鲁哀公七年(大约孔子20岁),哀公在大夫孟僖子陪同下出访楚国,路经郑国,郑公出城迎接举礼,鲁国君臣竟不会答礼。到了楚国,同样的洋相又出一次。回国后,孟僖子后来派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一起向孔子学礼。

孔子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发奋学习周礼,在这种大环境下获得了回报。就是说,他的私学之所以能经营起来,主要是因为他是礼乐专家,各国贵族和非贵族的子弟,纷纷来投,方便将来考个公务员。而孔子认为这些学生(最多时有一千以上,号称三千),是仰慕他的政治道德主张而来,这不能算对,也不能算错。

因为孔子的政治主张,不但很多人反对,现实也反对。

(二)

一个大夫,拥有国君封给的采邑,但本人一般是在国都建官邸居住,留在权力中枢继续“运作”。那么,他就拥有两种家臣,一种是留在京城照管府邸的(内家臣),一种是外派采邑负责当地的治安和税收,给留京的大夫提供财物,人力,甲兵的(外家臣)。

国君的权力下移到大夫后,如果接班的新科大夫不能镇服家臣,就会出现权力再度下移,“陪臣执国命”的局面。鲁国季孙氏的季平子死后,内家臣阳虎(又名阳货)夺权,执掌了鲁国朝政。这一年,孔子大约46岁。4年后,阳虎失败逃跑,季桓子夺回政权,痛定思痛,鲁定公和三桓召孔子入朝为官。因为在地方上主政出色,孔子很快被升为大司寇。于是,为了防止“陪臣执国命”的情况再来,大家商议,决定“堕三都”。

当时,季孙氏的采邑是费邑,邑宰(外家臣)是公山不狃;叔孙氏是郈邑,邑宰是侯犯;孟孙氏是成邑 ,邑宰是公敛处父 。这三个都是能力很强的老家臣,在当地人心归附,有随时叛变的能力,所以三个大夫都不反对孔子去收拾他们一下。

郈邑首先叛乱(你看侯犯这名字,他想不叛都不行啊),叔孙氏调动归本府辖制的鲁军,两次围攻,好不容易攻克。“堕三都”的政策一开始执行,当然郈邑的城墙就先扒了。

费邑的公山不狃立刻先下手为强,突击曲阜,鲁定公和三桓猝不及防,逃到季孙府的炮楼“武子台”上死守,要不是孔子救援及时,都变了烤鸭了。公山不狃兵败逃跑,费邑的城墙也就顺利强拆。

最难办的,就是孟孙氏的成邑。成邑离齐鲁边境很近,是鲁国提防齐国的北面门户。因为备战,成邑的城墙坚固高大,居然比周天子的洛邑的墙都要高,如果一拆,齐国势必入侵。孟家的大夫孟懿子,是孔子的学生,不好公然违抗,于是邑宰公敛处父就跟他唱起红白脸,公敛处父抗命不拆,鲁定公亲自率兵围城,而三桓却按兵不动,于是鲁公无功而返。

至此,“堕三都”功亏一篑,宣告失败。鲁定公愤恨之余,迁怒于孔子。孔子失去鲁定公的支持,而三桓早在“堕三都”过程中,已经看出孔子欲借此削藩,因此对他阳奉阴违,那么孔子就无法再在鲁国政坛立足了。

孔子在“堕三都”中的失败,在于人民对于这种上层的争权夺利,漠不关心。在没有民心向背因素影响下,参与争斗的各方,谁拳头大就听谁的,而大夫们的力量当时已经凌驾于国君之上了。

同时,我们要看到,下克上对老百姓反而是有利的。比如说,阳虎在鲁执政,宽徭简赋,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还能运转国事,就是压制了鲁公和大夫们的穷奢极欲。齐景公好治宫室,聚犬马,有马千驷。新中国在山东探到一个古墓,淄河东岸的殉马坑里,殉葬的马匹高达600匹,都是雄骏的战马,专家们一致认定,这墓非景公莫属。景公为了维持这样靡费的生活,厚赋税,严峻法,苛待国民,而田氏却大斗接济,小斗收回,等于给民众鞠躬退税,维持一线生机,对此连齐相晏婴都装聋作哑。那么这样的下克上,是好还是不好呢?

在孔子那里,毫无疑问,这是罪大恶极。权力必须毫无制衡地归于国君,国君要虐待百姓,是他的自由,你一个臣子看不下去,可以哭谏,可以死谏,算尽到你的责任了,老百姓再死光光也就不关你事了。你他妈的来个兵谏,这还得了?!

(三)

孔子见南子,《论语·雍也》写得简略,“《史记》-孔子世家”则极生动,而孔子后人则否认有这么浪漫地一见。

这段公案且放一放,大把的资料,大家自己去搜吧。我们就说一说卫灵公。

卫灵公,史评是个糊涂国君,我说不是。前一节说了,为了给卫国创造一个好的国际环境,预防晋国在卫国东侧找到一个盟友,灵公舍身为国,娶了南子。但两人的年纪相差几十岁,而且南子如此漂亮风流,所以灵公对于南子的生活作风问题,不但不闻不问,甚至替她物色了男宠弥子瑕。

而反晋统一战线的幕后推手,是齐国。齐国对于灵公的表现很满意,因此同卫国签了EPAC,提携卫国的经济。卫国的地理位置,固然是四战之地,同时也就是通商枢纽,危就是机,因此大获其利,然后卫国又识趣,没有穷兵黩武,去买那晋国的什么“他奶奶的3型”盾牌系统。所以整个卫国,民富物丰,一派繁荣,人口众多,连孔子看到,也忍不住称赞。

灵公表面上生活混乱腐化(弥子瑕同时也是他自己的男宠),但对于国事相当谨慎。弥子瑕有如此大的恩宠,也仅限于任由他侵占一些田亩,对国事则不得插嘴。同时,灵公倚重一批有才能的大臣,如渠牟,庆足,蘧瑗。而他自己的爱好,是养鹤,看起来高雅,其实耗费有限。因此卫虽然是小国,国力却不平常,以至于他随随便便就给了孔子相当于鲁国司寇的年俸,却不需要孔子做任何事。这样一个富裕的小国,如果国君不是佯狂一点,而是励精图治,要当什么什么亚洲的灯塔之类的,恐怕早就没影了。

但即便已经到了春秋末期,国君这种荒唐的私生活,依然是社会舆论所不容,也是儒家的礼教伦常所反对的,所以子路对于孔子那么热心去见南子,非常生气,逼得孔子赌咒发誓,才算摆平。由于卫灵公的长子(太子)对这个后娘极其憎恶,最后终于爆发了太子行刺南子不成,逃往晋国,并在晋国出兵帮助下,偷袭卫国,夺回王位,并杀死了孔子的大弟子之一,当时在卫国为官的子路。

平心而论,大家认为,卫灵公算是一个及格的国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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