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茗谈（二十九） -- 本嘉明

这一段说完，是真的不说孔子了。

其实中国的战国时期，同日本的战国时期（由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前后努力，最终结束战国，统一全日本）有很多的相似处，兵慌马乱中，社会反而有一种朝气蓬勃的味道，野生的味道。这两个时代，相差近2000年，但我有时候忍不住想：如果把理学兴盛的宋明二朝抽掉，是中国的战国时期或者汉唐时期，遇到了西方国家以鸦片为先导的入侵，会怎么应对呢？

这里我假设清朝不存在。大多数人认为明清两朝是儒教最盛时期，我看不是。因为在宋明，大儒可以自由地办“书院”，仿照孔子收徒，在讨论中探讨“义理”，而这在清朝是不允许的。清朝只是表面尊儒，儒文化的生命活力已经不存在了。

我认为哪怕是在战国的分裂中遇到了英国的坚船利炮，中华民族的应对也会比清王朝要好得多。英国人初来中国时，非常不可思议，就是中国是由不到总人口1%的鞑靼人（他们对满族的称呼）在统治着，还很舒服和谐的样子。中国成为“东亚病夫”，由“野生”进化到“家养”，儒家的责任是逃不掉的，因为当时儒学是唯一处于“执政地位”的类宗教文化体系。

由于儒家是“义字当头”，不是“利字当头”，就是说，讲求“春秋大义”，不惜“杀身成仁”，而不是实用主义。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如果儒家处在理想的时代，面对理想的局面，处理理想的对象，那非常好，好过实用主义，甚至好过理性科学。但如果没有这些呢？它会不可理喻，跟现实硬撞，有时候非常悲壮（丹心照汗青），有时候则真是不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一）

周朝的“礼崩乐坏”，起自内乱。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犬戎来袭时，诸侯不应，幽王被杀，镐京被毁，平王把国都迁往洛邑，大量的礼乐文物和人才已经流失，周天子勉强保持了天子身份，但排场已大不如前，敷衍着过。而各分封国之间，跳过天子自行交往，对外交人才的需求就增加了。

第二，在原权力体系瓦解中，各国的卿大夫们乘机从公室（国君）夺权，大夫们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需要养士，所以大夫们对士（各类人才）的需求也增加。

第三，以齐桓公重用管仲，秦穆公重用百里奚为标志，对人才的起用，已经不究既往，不拘一格。这给了非贵族阶层学习的动力，书中真有黄金屋啊。

这时的“士”，是指出身于贵族，但家道已衰败失去贵族头衔，由于家世关系仍拥有贵族的礼乐知识和气质的人，也泛指有一技之长对大贵族的统治有帮助的人。

这里，我们先解释一下孔子提倡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孔子并不是说，大夫犯法，就可以免责，而是副总理们比较高级，你不能像对待老百姓那样，请北京老引开个警车，汪汪汪去给他上了铐子，铐在水管子上慢慢审；而是应该派萨苏去请他来“双规”，晓以大义，大夫当然最后觉悟，痛感对不起党的培养，如果是杀了人了，他肯定自裁；如果伤了人了，他肯定自伤，总之会还你小老百姓一个公道。人什么档次，会跟你一般见识？

而“礼不下庶人”，是因为周礼非常繁复耗时，比如葬礼，按《礼记》所载，有50道手续。你一个天桥摆摊的，不配耽误那工夫，看什么看？一边凉快去。

由于经济发展了，周礼在实用中，开始不断简化，各国推进简化的步伐不同，如果外交大会，就只能以原始版为准。而贵族子弟好逸恶劳，不好好学习，红白喜事又有下人代劳，因此对于礼，渐渐怠慢疏忽。比如鲁哀公七年（大约孔子20岁），哀公在大夫孟僖子陪同下出访楚国，路经郑国，郑公出城迎接举礼，鲁国君臣竟不会答礼。到了楚国，同样的洋相又出一次。回国后，孟僖子后来派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一起向孔子学礼。

孔子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发奋学习周礼，在这种大环境下获得了回报。就是说，他的私学之所以能经营起来，主要是因为他是礼乐专家，各国贵族和非贵族的子弟，纷纷来投，方便将来考个公务员。而孔子认为这些学生（最多时有一千以上，号称三千），是仰慕他的政治道德主张而来，这不能算对，也不能算错。

因为孔子的政治主张，不但很多人反对，现实也反对。

（二）

一个大夫，拥有国君封给的采邑，但本人一般是在国都建官邸居住，留在权力中枢继续“运作”。那么，他就拥有两种家臣，一种是留在京城照管府邸的（内家臣），一种是外派采邑负责当地的治安和税收，给留京的大夫提供财物，人力，甲兵的（外家臣）。

国君的权力下移到大夫后，如果接班的新科大夫不能镇服家臣，就会出现权力再度下移，“陪臣执国命”的局面。鲁国季孙氏的季平子死后，内家臣阳虎（又名阳货）夺权，执掌了鲁国朝政。这一年，孔子大约46岁。4年后，阳虎失败逃跑，季桓子夺回政权，痛定思痛，鲁定公和三桓召孔子入朝为官。因为在地方上主政出色，孔子很快被升为大司寇。于是，为了防止“陪臣执国命”的情况再来，大家商议，决定“堕三都”。

当时，季孙氏的采邑是费邑，邑宰（外家臣）是公山不狃；叔孙氏是郈邑，邑宰是侯犯；孟孙氏是成邑 ，邑宰是公敛处父 。这三个都是能力很强的老家臣，在当地人心归附，有随时叛变的能力，所以三个大夫都不反对孔子去收拾他们一下。

郈邑首先叛乱（你看侯犯这名字，他想不叛都不行啊），叔孙氏调动归本府辖制的鲁军，两次围攻，好不容易攻克。“堕三都”的政策一开始执行，当然郈邑的城墙就先扒了。

费邑的公山不狃立刻先下手为强，突击曲阜，鲁定公和三桓猝不及防，逃到季孙府的炮楼“武子台”上死守，要不是孔子救援及时，都变了烤鸭了。公山不狃兵败逃跑，费邑的城墙也就顺利强拆。

最难办的，就是孟孙氏的成邑。成邑离齐鲁边境很近，是鲁国提防齐国的北面门户。因为备战，成邑的城墙坚固高大，居然比周天子的洛邑的墙都要高，如果一拆，齐国势必入侵。孟家的大夫孟懿子，是孔子的学生，不好公然违抗，于是邑宰公敛处父就跟他唱起红白脸，公敛处父抗命不拆，鲁定公亲自率兵围城，而三桓却按兵不动，于是鲁公无功而返。

至此，“堕三都”功亏一篑，宣告失败。鲁定公愤恨之余，迁怒于孔子。孔子失去鲁定公的支持，而三桓早在“堕三都”过程中，已经看出孔子欲借此削藩，因此对他阳奉阴违，那么孔子就无法再在鲁国政坛立足了。

孔子在“堕三都”中的失败，在于人民对于这种上层的争权夺利，漠不关心。在没有民心向背因素影响下，参与争斗的各方，谁拳头大就听谁的，而大夫们的力量当时已经凌驾于国君之上了。

同时，我们要看到，下克上对老百姓反而是有利的。比如说，阳虎在鲁执政，宽徭简赋，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还能运转国事，就是压制了鲁公和大夫们的穷奢极欲。齐景公好治宫室，聚犬马，有马千驷。新中国在山东探到一个古墓，淄河东岸的殉马坑里，殉葬的马匹高达600匹，都是雄骏的战马，专家们一致认定，这墓非景公莫属。景公为了维持这样靡费的生活，厚赋税，严峻法，苛待国民，而田氏却大斗接济，小斗收回，等于给民众鞠躬退税，维持一线生机，对此连齐相晏婴都装聋作哑。那么这样的下克上，是好还是不好呢？

在孔子那里，毫无疑问，这是罪大恶极。权力必须毫无制衡地归于国君，国君要虐待百姓，是他的自由，你一个臣子看不下去，可以哭谏，可以死谏，算尽到你的责任了，老百姓再死光光也就不关你事了。你他妈的来个兵谏，这还得了？！

（三）

孔子见南子，《论语·雍也》写得简略，“《史记》-孔子世家”则极生动，而孔子后人则否认有这么浪漫地一见。

这段公案且放一放，大把的资料，大家自己去搜吧。我们就说一说卫灵公。

卫灵公，史评是个糊涂国君，我说不是。前一节说了，为了给卫国创造一个好的国际环境，预防晋国在卫国东侧找到一个盟友，灵公舍身为国，娶了南子。但两人的年纪相差几十岁，而且南子如此漂亮风流，所以灵公对于南子的生活作风问题，不但不闻不问，甚至替她物色了男宠弥子瑕。

而反晋统一战线的幕后推手，是齐国。齐国对于灵公的表现很满意，因此同卫国签了EPAC，提携卫国的经济。卫国的地理位置，固然是四战之地，同时也就是通商枢纽，危就是机，因此大获其利，然后卫国又识趣，没有穷兵黩武，去买那晋国的什么“他奶奶的3型”盾牌系统。所以整个卫国，民富物丰，一派繁荣，人口众多，连孔子看到，也忍不住称赞。

灵公表面上生活混乱腐化（弥子瑕同时也是他自己的男宠），但对于国事相当谨慎。弥子瑕有如此大的恩宠，也仅限于任由他侵占一些田亩，对国事则不得插嘴。同时，灵公倚重一批有才能的大臣，如渠牟，庆足，蘧瑗。而他自己的爱好，是养鹤，看起来高雅，其实耗费有限。因此卫虽然是小国，国力却不平常，以至于他随随便便就给了孔子相当于鲁国司寇的年俸，却不需要孔子做任何事。这样一个富裕的小国，如果国君不是佯狂一点，而是励精图治，要当什么什么亚洲的灯塔之类的，恐怕早就没影了。

但即便已经到了春秋末期，国君这种荒唐的私生活，依然是社会舆论所不容，也是儒家的礼教伦常所反对的，所以子路对于孔子那么热心去见南子，非常生气，逼得孔子赌咒发誓，才算摆平。由于卫灵公的长子（太子）对这个后娘极其憎恶，最后终于爆发了太子行刺南子不成，逃往晋国，并在晋国出兵帮助下，偷袭卫国，夺回王位，并杀死了孔子的大弟子之一，当时在卫国为官的子路。

平心而论，大家认为，卫灵公算是一个及格的国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