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商榷】从经济学角度,文革反腐经济吗? -- 不打不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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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 达雅兄确实给我出了一个难题

您的意思是说:因为平衡点对应的漏网概率或许会对潜在腐败分子有鼓励作用,所以当由T年度漏网概率v(t)所决定的T+1年度新增腐败案P(v(T))大于当年破获的腐败案(1-v(T+1))S(T+1)时,腐败程度会逐年加深,进而失控。因此“矫枉必须过正,非过正不能矫枉”。

如果 P(v(T)) > (1-v(T)) S(T)

那么 S(T+1) > S(T)。

似应改为P(v(T)) > (1-v(T+1)) S(T+1)

这时如果反腐代价不变,则仍然只能抓住 (1-v(T)) S(T)起腐败,于是 v(T+1) > v(T),

P(v(T+1)) > P(v(T+1)).

似应改为P(v(T+1)) > P(v(T))

这些小问题无关宏旨。达雅兄的思考对我非常有挑战性。我承认这个问题难住我了,我考虑了好几天。试着回应一下。

诚如达雅兄、leqian兄所指出,我的分析没有考虑到平衡点的变化趋势,现在我引入时间坐标,把前图变成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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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因素变化,腐败损失曲线和反腐败代价曲线都会相应发生变化。腐败损失曲线向下移动的情形有:国退民进时,侵吞公共资产这类腐败行为,会逐渐减少。减少政府部门的审批权,掌握审批权的官员腐败减少。腐败损失曲线向上移动的情形有: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改革,相关领域的腐败案件会从无到由大幅度增加。出现新问题,需要政府加强监管,增加腐败机会。

反腐败成本曲线也会相应变化,它升高的情形有:当整个社会风气败坏,以腐败为荣时,只恨自己没有机会腐败时。官场系统性腐败,互相勾结,腐败案大到不能查时。反腐败成本曲线降低的情形:法律知识普及,互联网普及,公布公务员财产。

在反腐败成本曲线不变时,腐败损失曲线抬高使二者交点向较低腐败程度一端移动,整个社会有经济动力付出更大代价维持较低腐败程度。如果腐败损失曲线降低,平衡点向较高腐败程度一端移动,整个社会考虑反腐代价会维持较高腐败程度。腐败损失曲线不变,而反腐败成本曲线变化时分析略。

于是我们得到了一族交叉曲线,按时间轴展开。时间变化,交叉曲线未必变化,但当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某一重要因素变化时,可能迅速变化。这些变化总可以放在时间轴依次上表述。如果我们分析一个平衡点,必须限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诸因素不变,这两条曲线也不变。

在物理上,看某点是不是平衡点,一般这样解决:给平衡点一个腐败增量,比如T+1年某个胆大妄为的官员考虑到漏网概率v(T),冒险腐败了一把,给社会造成了一定损失,腐败程度增大。借用工程上一个词,任何调节系统都有死区。他走了狗屎运,漏网了。T+2年,更多官员看到v(T+1)>v(T),也加入腐败行列。出了死区后,社会感知到了,很多受害人举报、散步、在网上喊冤,不用反贪局去侦察,到菜市场上打听一下也能发现线索,沿反腐败成本曲线向下移动。社会造成了明显损失,沿腐败损失曲线上升,两曲线偏离加大。为了挽回损失,反贪局增加支出,加大打击力度,以较小成本承办了一批腐败案件,挽回的损失补偿了反贪局的支出。这时也不会在平衡点停止,一个机构总喜欢多拨款、多立功的吧,腐败程度会低于平衡点,一直到后来发现花了不少钱,只查了很少的案子,民间也没有什么新线索。于是裁减反贪局支出,反贪局办案能力下降,腐败程度经几次振荡后稳定在平衡点。不会出现达雅兄所说的情形,腐败愈演愈烈。

这不是架空分析。香港廉政公署刚成立时,社会腐败积重难返,前几年支出很高,后来逐渐下降。再以后,廉政公署的职责从警察到整个公务员乃至到私营部门后,它的支出随之增加。当时的确出现过警察暴动,后来对某一时间点前的小腐败罪行大赦才平息。水至清则无鱼,严厉打击腐败,会影响公务员士气,这部分损失必须计入反腐成本,毕竟整个社会不止一个腐败程度指标。腐败分子也不可等量齐观,抓堆苍蝇不如抓一只大老虎令腐败分子震撼。杀刘青山、张子善令新中国干部老老实实的,廉政公署起诉葛柏,比抓同样贪污收入的一百个警察都震撼,v(T)的内涵很丰富。

平衡点在“边际社会成本-时间”平面上的投影,依据香港廉政公署支出趋势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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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点在“腐败程度-时间”平面上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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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宝推:烟波钓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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