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深深根植于基督教传统中的是一套关于“悔改”（repentance）与“皈依”（conversion）的词汇表。这两个词都意味着“调头”。因此本书将描写若干个人被基督教拨转调头的经历，以及他们又如何反过来调转了基督教的原本含义。我们将会见到大数的保罗，他被一条在他耳中面向全人类的宏大信息震撼得动弹不得，此后他便与将基督仅仅视为犹太人弥赛亚的耶稣门徒们展开了激辩。还有奥古斯丁，阅读保罗著作扭转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教师的生活，而他的著作则于千年之后深刻影响了另一位满心苦闷的学者马丁.路德。还有君士坦丁大帝，这位一路砍杀赢得罗马帝国全面控制权的军人后来相信了自己做到这一切完全出于基督教上帝的意旨——而他也投桃报李，将基督教从饱受骚扰打压、背负颠覆帝国罪名的邪教拔擢成为所有罗马宗教中地位最高、最受追捧的宗教。

在耶路撒冷旧城有一座中世纪教堂，位于当年君士坦丁大帝及其母亲修建的一座会堂的原址上，这里是时人认为耶稣遇害、埋葬与复活的最可能地点。*3* 在西方教会所谓圣墓教堂（东正教对这座教堂有着截然不同的称呼，他们称之为Anastasis，即复活教堂）的围墙之内，君士坦丁当年决策产生的结果今天依旧清晰可见，当年四分五裂的帝国教会各教派的追随者们今天依旧在这座教堂进行礼拜活动，而他们的表现简直恶劣得无以复加。某个12月的早晨，笔者曾在此亲眼目睹了一幕很能说明问题的场景。在救主空坟上方，两套从古时候就彼此竞争的礼拜仪式同时面对着一座难看且破败不堪的十九世纪圣墓神龛的两面唱起了嘈杂不堪的对台戏。这是卡尔希顿基督教与非卡尔希顿基督教的绝妙对照：一边是深沉悠长的拉丁文弥撒，辅之以管风琴伴奏，另一边则是一性论哥普特教会的空灵咏唱，两边此起彼伏、互不相让。笔者本人最欣赏的一幕是哥普特教会那边拿着香炉的神职人员特意环绕神龛走到对面礼拜仪式面前，喜滋滋地将滚滚香烟洒向西方拉丁教会的异端。基督教各个极端的分化源于其对人性中最为深刻且极端激情的掌握。基督教的故事决不能仅仅流于抽象的神学讨论或历史变迁。

基督教的核心文本是圣经，这套文本正如安伯托.艾柯在《玫瑰之名》一书中描写的那样极尽神秘曲折之能事。圣经分两部分。首先是希伯来语经文（Tanakh），也就是基督徒所谓的旧约，然后是一套着力于基督耶稣生平、遇害、复活以及后事的丛书，也就是新约。圣经描述了上古时期人们与上帝远非直来直去的接触。只有上帝知道上帝是谁，正如其通过燃烧的灌木向摩西表达的那样。犹太教与基督教传统都认为上帝与人类个体有着十分密切的私人关系，同时又奥秘难测、无法名状。这一悖论激励着人们不断尝试描述不可描述之物，这正是圣经试图完成的任务。圣经并不提供所有的答案，而且——很多人都忘记了这一点——在全书中这一声明也仅在最后一批挤进圣经的文本中得到过提及，即提摩太后书。圣经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声音，包括指斥上帝的怒吼。圣经讲述了其自身从未假装发生过的故事，借以说明重大的道理，例如约拿书与约伯书中的内容。此外圣经还以先知预言的形式包含了大量针对教会传统的攻击，这些先知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谴责他们所处时代的神职人员与讲道内容上。对于所有那些迫切希望以圣经为基础来指导他人行为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很有裨益的警示。

从圣经文本当中，为数众多的基督教以及前基督教主题在各种伪装之下周期性地反复出现。在埃塞俄比亚，一性论基督教回归了主流犹太教的日常做法，借用了许多犹太教礼拜与生活规范（例如割礼与禁食猪肉），这曾使得来自十六世纪反宗教改革欧洲的耶稣会会士们大惊失色。作为当代基督教动员人数最多的运动之一，五旬节主义（Pentecostalism）主要以灵言（speaking in tongues）这种与神交流的特殊形式来吸引追随者。保罗对这种做法深恶痛绝，而且（尽管五旬节教徒可以理解地持有相反说法）在公元一世纪到十九世纪之间基督教基本没怎么采取过这种做法。

一个重现频率更为频繁的主题是基督教创始人迄今为止尚未实现的基本立论，即审判日的来临——出于某些原因，这一主题在西方教会远比在东方教会更受欢迎。在中世纪的欧洲这一主题还主要是弱势群体的财富，但是到了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该主题已经打入主流，成为了战争与革命的主要幕后推手之一。在十九世纪添加了前千禧年主义（premillennialism）以及获救者“被提”（Rapture）这两个主要次生主题之后，该主题也成为了美国保守福音派新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又在随着西方五旬节主义在亚洲、南美以及非洲的落地生根与本土化扩散开来。如此之多的人们都这样追捧审判日其实并不奇怪。对历史的书写与讲述总是受到人类两大官能性神经缺陷的祸害：对看似毫无定法、缺乏模式的历史事件的恐惧，以及对逝去的黄金岁月与太平盛世的追悔。把这两个毛病拧在一起，人们就有了动力来编织各种精致模式借以理解事物，并创造黄金时代正静待复苏的场景。正是这一冲动令亚瑟王的骑士们沉眠于高山深处等待有朝一日解救世人，也正是这一冲动导致了对圣殿骑士团与阴谋论的痴迷，后者又将《达芬奇密码》一书推进了畅销榜单。

圣经曾不止一次为某个特定民族或文化群体带来拯救，圣经不仅救下了他们的灵魂，还保存了他们的语言并借此保存了他们的自我认同。比方说威尔士，1588年新教主教威廉.摩根主持出版了第一本文采优美的威尔士语圣经。在英格兰更为雄厚的人力物力以及殖民式自信面前，摩根圣经保存了威尔士文化的特质。此外这本圣经也使得威尔士地区的宗教表达在早期宗教改革时期能够逆势而动，以新教为压倒性主流。*5* 十九世纪的朝鲜人也是如此。朝鲜文圣经复活了朝鲜语字母表并成为了国家骄傲的象征，支撑着朝鲜人挺过了日占时期的压迫，也使得基督教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韩国取得了空前成功。此外导致东正教教会的顽强幸存与浩大复苏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圣经翻译（西方教会对这个故事知之甚少），俄国东正教会为东欧地区以及前苏联境内数量令人吃惊的众多语言族群全都提供了相应的圣经译本。

因此圣经所代表的并非一国一家的传统，而是众多传统的集成。自封的“传统主义者”们往往会忘记，传统的本质并非一成不变、拥有确定造型的人造机制或建筑结构，而是一株充满生命脉动的植物，为了保持其最根本的身份而不断变换外形。圣经之所以对基督徒具有权威是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类似父母与子女的特殊关系，这一关系是无法更改的。这并不能否定基督徒与其他同样深刻且悠久书籍的关系，也并不必然使亲子关系轻松简单。这只是一种不同的关系，一种无法取消的关系。一旦看明白这一点，当代社会诸多关于圣经权威性的问题就都可以搁置在一边了。或许的确可以严肃地对待圣经而不必拘泥字句。

书籍是人类思想的仓库。发源于中东的三大宗教都以一本圣典作为自己宗教活动的核心，因此它们也通常被称为经教。本书以信奉一部经书的人群为主题，自然难免要讨论各种思想。许多读者可能希望看到叙事性的写法：学生与学者们可能会对神学如何滋养并改造了社会史与政治史感兴趣。思想一经诞生就往往会在历史进程中获得自己的生命，而且有必要在这些思想与社会和其他结构互动时结合其具体情况对其加以理解。基督教最初五个世纪的历史在许多方面都是犹太教与希腊-罗马哲学之间的对话，这番对话试图解决诸如某个人类如何同时又是神、如何合理描述基督教上帝三种具现形式之类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后来被统称为三位一体。在大量气氛不甚友好的辩论之后，卡尔西顿会议终于得出了这一结论。这是当时政治环境所决定的结果，并没有得到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认可。接下来西方教会组织的十字军东征、十字军转而对东方教会信徒的攻击以及十字军最终既未能夺回圣地也没有保护东方教会免受伊斯兰教挤压的结果激起了大量政治创伤，跟随卡尔西顿会议所产生的分裂就此固定下来。所有这些天翻地覆的事件都起源于一场主教大会总结出来的思想。

至少直到公元二世纪晚期为止，圣经还一直是一套充满争议的文本。但是即使在基督徒就哪些文本应当收录进或排除出圣经而争执不休力图达成共识时，他们遇到了一个所有有经之人都会遇到的问题。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发现自己的经文无法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因此才有一系列的宣讲、诠释、以及对新问题的实用主义解决方案，这一切在基督教各个分支当中都形成了各种不同传统。早在公元四世纪，地中海东部就有一位饱受尊敬的基督教权威人士——凯撒利亚的巴西尔（Basil of Caesarea）——曾经说过，有些传统的重要性与权威性相当于圣经自身。这些超出圣经文本之外的传统是否应当被当作身为基督徒的必然要求是欧洲宗教改革的重大议题之一。罗马天主教的答案是肯定的——官方教会是传统的捍卫者，在一切方面都应当得到遵从。新教徒的答案则是否定的——绝大多数传统都是教会为了玩弄普通基督徒的信任而耍的花招，意在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使其忽视圣经信息辉煌灿烂的单纯性。在这方面新教徒的言行并非完全一致。否则他们就不会对在圣经中找不到根据的婴儿受洗仪式进行正当化了。原教旨主义者们经常批评新教徒行事虚伪，这话也并非全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