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由此可见，在一般性希腊文化当中存在着一股渴望，希腊人渴望理解并创造一个关于神圣知识的系统化结构，因为正是这些知识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秩序。希腊人如此尊崇荷马的两部史诗，以至于荷马作品也成了这方面的探求对象。希腊人为荷马史诗撰写了整整一卷评注，分析叙事表面下的真意。希腊人的好奇心催生了寓言这种文学形式：一类必须要加以深层领会或者必须剥开其表面含义的故事，故事中还会有一位评论员负责把隐藏意义挑拨出来。很久以后的犹太人与基督徒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圣典。希腊人相信，像埃及人这样古老的民族，他们的知识积累当中一定隐藏着应当更广泛传播的智慧。当他们最终遇到犹太文学时也十分折服于其悠久特质。但是他们并不惧怕将历史抛在一边，自行寻找新的智慧。这项任务被他们交付给了所谓的“爱智慧者”，也就是哲学家。

哲学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早在巴比伦与埃及时期，甚至早在极北之地舍得兰群岛那些根本没有留下书面记录的文化当中，就存在着花费大量时间仰望天空的人：日月星辰的运动对于计量时间有着很实用的意义，人们需要借此计算农时并安排宗教活动。希腊哲学的覆盖面还要广泛得多，而且希腊人所知的所有早期文化基本都不像希腊哲学那样对于质疑、分类以及推导如此痴迷。人们通常认为希腊人采取了字母文字是他们取得哲学成就的主因之一，理由是抽象字母拼写比起包含大量图案的象形文字更有利于表达抽象思想。但这一说法很难解释为什么腓尼基人或犹太人没有受到自己的字母文字的刺激并取得可以与希腊相媲美的智力探险成果。

一个更能令人满意的答案存在于希腊早期受地理条件决定的独特历史当中：希腊充满了大量小规模独立社区，它们最终从西班牙一直蔓延到了小亚细亚。每个社区都是一个“polis”——这又是一个类似于“逻各斯”那样第一眼看上去很好翻译的希腊词汇，似乎只要翻译成“城市”就可以了。不过即便再加上一层含义将其翻译成“城邦”，依旧无法完全表达原词所带来的共鸣，就好像英语中的“home”一样包含着难以言喻的意义。城邦不仅仅局限于神庙附近的房屋群落，这只是有形可见的部分。城邦还包括环绕城区的高山、河流、森林、神龛、以及所属区域的边界。城邦也是社区居民的集体心态，这些人的日常互动与进行决策的努力就是“政治”（politics）。只有深入考虑了城邦里的政治，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希腊人为西方文明以及基督教的塑造做出了如此之大的贡献。

到头来，马其顿与罗马的超级大国体制吞噬了这些城邦的自由。但是在荷马的时代过去将近一千年后，希腊人的城邦依然为地中海沿岸已经转向基督教的社会提供了观念上的典范。正如二十世纪伟大的哲学历史学家R.G.科林伍德所说：“在每一位罗马人内心深处，以及在每一位希腊人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一个毋庸置疑的坚定信念。亚里士多德对此的总结是：令人类脱离野蛮……进行生活而非仅满足于生存的关键在于他归属于某一个具体的城市。”*7* 当基督徒第一次描述自己的共同身份时，为了概括自己所有的习俗、结构以及内部职务而使用了ekklesia（市民议会）这个希腊词汇（即英语中的“教会、教众”一词，ecclesia——译注）。这个词几乎没有遭到多少改动就进入了拉丁语以及后来的继承性语言。早在基督徒出现之前，说希腊语的犹太人就用这个词来形容以色列。Ekklesia在希腊文新约当中随处可见，在新约中这个词指代教会，但它是从希腊政治词汇当中借用而来的，原本的着重指得是在于整个城邦的公民为了进行决策而举行的公民大会。

因此ekklesia是polis的代表，是基督教世界整体内部范围较小的地方身份，正如希腊语中的“城邦”代表着“希腊性”这个大整体当中范围较小的地方身份一样。但是对于基督教而言ekklesia还要复杂一些，因为在基督教中ekklesia既可以指代普遍性的教会，相当于希腊性，也可以指代地方教会——不要忘了许多具有特殊自我认同体系的基督教碎片也自称教会，此外容纳所有上述实体的建筑或者说教堂也是这个词。Ekklesia还有一个有趣之处。假如ekklesia指代的是城市或者侍奉上帝的教会，那么这个词就暗示着信众们对于教会未来走向的决策负有集体责任，正如希腊城邦的公民那样。这个观点与另一个出自希腊语并进入多种北欧语言的词汇正好用意相反。这个词在英语中就是“church”，在苏格兰英语中就是“kirk”，一开始这是个形容词，源自晚期希腊语中的kuriake，“归属于主的”。这个词强调主宰的权威而非众人的决策。这两个观点之间的紧张关系贯穿了ekklesia/kirk、信众/教会的历史，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于基督教当中。

城邦以及市民议会之间的联系最早出现在一个充满政治与社会动荡的时代。多亏了当代历史学家喜欢给过往时代贴标签的做法，这一时期得到了“古希腊”（公元前800-500年）这个概括性描述*8*。绝大多数古希腊城邦都由贵族集团统治，但是在这三百年间，许多统治精英都面临着来自民众的挑战，因为在民众看来他们往往执政无方。根据当时希腊的制度，欠债还不上就要卖身为奴。这日益加深了社会分化程度，也削弱了城邦通过自由民军队来组织防御的能力。人口增长为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这也是为什么某一城市要在地中海沿岸其他地区建立殖民地的原因之一，例如法国南部的马赛就是一块早期殖民地，福西亚的爱奥尼亚城在远离自己的小亚细亚西海岸建立了这座城市。不过即便是这个安全阀也没能解决问题。在希腊各地的不同时期，这一问题曾反复导致政权倾覆。为了避免混乱并恢复稳定，权力往往会落入一位个人之手，此人被称作僭主（tyrannos）。这个词原本的含义并不像今天暴君（tyrant）一词那样险恶，它所指的只是一位有权废除任何传统立法的统治者。有记载的第一例僭主夺权事件发生于公元前650年的柯林斯。

此类政变很难说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但是绝大多数古代文明都会向神意请求批准，借此掩饰政变行为。例如希伯来文写成的撒母耳记中就将大卫推翻扫罗王朝的行动展现为上帝对于悖逆老国王的抛弃。*9* 不过古希腊时期突如其来的政治动乱发生得或许太过频繁，以至于无法全部依靠神意来摆平。因此一位僭主如果想要行使权力而不借助传统或宗教的正当化，就必须寻找另外的统治基础。 希腊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对未来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城邦的居民们在默许篡权行动之后将会决定即将统治该社区的立法。这是一种极为新颖的获取权力方式。即便某个希腊城邦将某位传说或现实中的个人尊称为立法者——例如雅典的梭伦与斯巴达的利库尔戈斯——这依旧意味着一位人类在不涉及任何神祗的前提下就司法与政府的构建作出了决定。其他文化中的立法者大都声称自己的法典拥有神圣权威，例如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或者摩西十诫。在犹太人的描述中，摩西手捧上帝的详细指示从雷轰、闪电和密云遮蔽的山顶走下来，面皮发光，望之不似凡人。*10* 希腊人的自信是希腊文化当中反复出现的特质，这意味着希腊人制定法律用不着这么大的排场。僭主将会（或者说应当会）和其他人一样服从法律。*11*

毫不意外的是，并非所有僭主都一贯同意这一做法，他们的统治也往往持续不久。这使得希腊城邦的演化发展到了关键性的一步。城市开始组建一种新型政府，每一位年满三十岁并加入市民议会的男性公民都对政治决策有发言权（“政策”（policy）与“政治”一样都源于polis一词）。这一在亚非欧三洲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历史中全都没有先例的体制被人们称为民主制：由民众统治（或者说由暴民统治，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主意的话）。最早带头的是雅典。这是所有希腊城邦当中地理位置最居中、建立过程最精彩且风格最浮华的一个。公元前510年，雅典结束了为期两年的内战并驱逐了僭主，最终建立了民主制。这往往被视为古希腊向“古典”希腊过渡的重要象征性时刻。在接下来的二百年里，希腊民主取得了足以位居地中海地区乃至西方文化中心的成果。雅典的民主制实际有效运作的时间相对而言并不长，但却激发了很久之后的后续世代的想象力，而雅典城也变成了一座主打希腊生活方式的主题公园。或许正是因为人们对古典时期的雅典如此迷恋，才使得所有创作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希腊诗歌当中只有雅典的作品得以流传，尽管这个时代本身极具创造力。*13*

类似雅典的民主制存在着大量好说不好听的局限性。城邦内许多豪门大族挺过了丧失权力的局面并继续在公共生活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力，正如日后所有的豪门一样。他们占据了雅典城内的多少政府职务，他们一以贯之的贵族习气意味着势利眼与对精英生活方式的追捧一直与民主冲动相竞争。占一半人口的妇女在民主制度中毫无地位。希腊文化对于男性之间的感情与智力关系远比两性关系更感兴趣，而女性一般被局限在家门之内——例如在伯利克里的葬礼致辞上就有人说过，最优秀的雅典妇女是被男性谈论最少的妇女，无论褒贬。*14* 考虑到当时寿命预期较短，三十岁这个门槛又将一大部分男性挡在了民主制门外。希腊民主制还禁止任何并非出生于自己目前居住的城邦的人参与当地民主。此外民主制的运作还得仰赖一批有足够闲暇时间来参加政策辩论并参与决策的公民。这就需要大量奴隶来承担一大部分公民们的工作，而奴隶的观点自然是没有人听的。将所有这些因素全部加以考虑之后，在以民主制度而自豪的古典希腊内部恐怕只有五分之一的成年居民能够自称参政公民，最有资格代表整个城邦的人。但是尽管存在如此之多的附加条件，大量既无门第荫蔽又无神意撑腰的普通人依旧肩负起了为自己以及社区未来负责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