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英国报业的历史也就是国外新闻的历史。作为一个航海小国，三百年来英国几乎不会区分国内新闻与国外新闻。来自北美殖民地，牙买加，印度与加拿大的新闻报道得全都是亲戚家的事。从布里斯托到雷斯，船运与贸易新闻是当地商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汉堡、罗斯托克、里斯本与热那亚的新闻对于当时的商业世界来说就好比今天的道琼斯指数一样重要。在宗教与王朝纷争不断的世纪里，欧陆新闻也有力地吸引了受过教育的英国读者，例如土耳其与奥地利的冲突以及波旁王朝与瑞士的动作。获取信息的方式是海量的人际接触。任何人都有能力前往欧洲旅游，很多人上大学去得也不是牛津，而是莱顿与乌德勒支。一代代的丈夫与儿子将会与荷兰人、法国人、西班牙人以及丹麦人作战而死——同时也与他们通商贸易。伦敦从建城伊始就是国外商人与冒险家的集散地。看看当年的报纸，人们会强烈感到英国正在一个勾连紧密的世界里载浮载沉，连接世界各部分的是为期几周的海上航行以及漫长的泥泞车辙。尽管今天的欧洲已经实现了高度整合，出行也变得廉价便捷，但是从很多方面来说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的的英国报业要更加外向，对于其他国家与英国的密切关系以及重要性有着更强烈的感受。

早在职业记者出现之前英国人就已经有了采访的本能。特派记者的前身就是写信人。贵族旅行家寄回本国的信件，公开出版的游记，现役军人与行商的家信——这一切都是英国历史的基础。从鞑靼领地的商人到伊比利亚半岛战役期间惠灵顿麾下的士兵与下级军官，从游历土耳其与西班牙的贵妇到詹姆斯.博斯威尔这样走遍法国、瑞士、德国与科西嘉的杰出旅行作家，都曾经留下过清晰而卓越的报道。这些内容当中的大多数一开始都是私信或者书籍，但是在报纸上刊登信件的理念可以追溯到报纸的起源时期。在十八世纪期间，人们将关注重点从顺便往报社发送的私信转移到了专门为报社出版而写作的公开信上。报纸与信件你中有我，很难分清。《泰晤士报》对于特拉法尔加战役以及滑铁卢战役的第一批报道都是用纳尔逊手下军官以及前线士兵的家信拼凑起来的，此后官方报道才发送回国并交付印刷。因为读者与商界都需要强新闻信息，许多来自敌军或敌对方面信息来源的信件也得到了采用，一般不会添加评论——例如愤怒的外国大使的信件，或者旅居巴黎与莫斯科的英国公民对于敌方首都报纸内容的转述。

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报界都乐于发表足够有趣的信件，内容涉及一切想得到的海外话题，落款则是“来自某通信员。”在新闻稿件署名的时代来临之前，大多数情况下读者们都不清楚自己读的究竟是二手的私信还是专业记者的作品。“来自特邀通信员”这个头衔就好比“本报通信员”一样，用意在于将专业记者与业余写信人区分开来，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报道克里米亚战争的威廉.拉塞尔。因此为了谁才是英国第一位特派记者而费力争论实在没有意思。职业战地记者基本上都拿拉塞尔当祖师爷，尽管比他还早的特派记者也有，例如《泰晤士报》的亨利.克拉布.罗宾逊（1）或者《早间邮报》的查尔斯.格朗森。真正的区别在于专业记者无暇优哉游哉，必须在第一时间将稿件发回来。某龙骑兵上校或者女探险家会希望自己的叙述能化为书刊杂志，但是报社的雇员就等不起了。当前文提到了活跃报界文化开始发展之后，海外特派记者的故事也就成了各种新技术你争我抢相互取代的过程。

克里米亚战场上的拉塞尔至少与此前的所有特派记者有一点相同之处——将文稿发回后方交付印刷所需要的时间漫长得令人头大。就算依靠电报发送最重要的新闻，一篇报道在发送之后也要等上三个礼拜才能见报。蒸汽时代来临之前的报社依靠快马、信鸽与专用船只组成的团队来传达稿件，但新闻总会远远落在事件的后面。这也意味着第一代专业特派记者身上肩负的压力要比后来者们稍微少一点，有余力进行更详细的描述。拉塞尔的报道之所以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政坛如此轰动正是因为这些报道篇幅很长且细节充实。读者们经常要在一版报纸当中消化接连好几天的成捆信件内容——有点像新闻连载，每一位特派记者都会在自己的信件里对前一封信件的内容进行补充修改。

只要看一看军官、旅行医生、奴隶商人与传教士的目击纪录，人们自然不会相信当年或今天的专业记者一定就比其他人的文笔更好。但今天英国媒体对于世界新闻的兴趣与投入无疑源于对于全球军事、外交与金融新闻的需求，无论出自谁的手笔。BBC全球服务以及更加夺人眼球的英国电视与海外报业机构都是由此发展而来的。以路透社为例。路透社始建于1851年，创始人是一位德国移民，当年曾豢养信鸽在亚琛与布鲁塞尔两地之间传递新闻。路透社最初的业务是借助刚刚铺设的多佛-加莱海底电缆在伦敦与巴黎两地之间传输股市报价。伦敦对于强新闻的需求以及最新电缆与电报技术的应用意味着路透社除了股票价格之外也报道了1865年的林肯总统遇刺。1872年路透社将业务范围扩展到了远东地区，两年后又覆盖了北美。路透社首先是一个盈利机构，不过事到临头也会承担起更为广泛的国际视角。

风帆与马背的时代过去了。美国内战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达到现代杀戮规模的现代战争，同时也是第一场现代报界战争。波斯顿、纽约与费城的各家报社纷纷撒出大量记者赶赴这场智勇相争的盛宴，争先恐后地抢夺着杀戮场当中的头条新闻。战争初期仅仅华盛顿一地就汇聚了500多名特派记者，接下来几年里这些人中有许多都命丧沙场或者沦为了战俘。早联邦面临强兵压境之时，林肯总统就十分依赖《纽约论坛报》之类报纸派驻前线记者发回的最新新闻。随着战争的进行，蒸汽船与观察气球，便携式照相器材与联邦军电报系统一起上阵，将新闻发回各家报社总部。其中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电报。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电报还只能用来发送简短的信息片段。美国记者最早采用了电报来发送完整新闻稿件。因为发报成本很高而且发报人技术不甚过硬，此时的新闻文体与此前记者的手写急件相比要紧凑简洁一些。这些新闻传送得快，看得也快。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美国记者将电报技术引入了伦敦。法国《论坛报》与伦敦的《每日新闻报》合作，将依赖拉塞尔与老一套方法的《泰晤士报》打了个落花流水。

就这样，跨大西洋电缆，航空邮件以及有线照片传输等等新技术纷至沓来，总有新的技术发展可供利用。二战是第一场广播战争，前方记者会将战线上的枪炮声发送回来；手持摄像机与电视报道在朝鲜战场崭露头角；到了越战时期又有了彩色画面；导弹接近并摧毁目标的阴森绿色镜头使得两场海湾战争被戏称为游戏机大战。卫星，电子新闻采集设施，卫星电话以及数字摄像机等等当代技术所造成的影响在前文中都已经提到过了。每一个阶段的技术进步都会起到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新闻的传输速度与生动程度得到了显著提升。谁能不为技术进步带来的新闻新鲜度而欢欣不已呢？今天我们可以将摄像头安装在士兵头盔或者炸弹上，可以如同身临其境一般从士兵的视角实时观看战争。伊拉克战俘营里的美军士兵可以用电子邮件将数字化虐俘照片发回国内。从新闻角度而言，这一切都令人兴奋得难以自持。

但是记者观察、思考、倾听与构思的时间越长，对于新闻的掌控力也就越强。每一项技术进步都将记者与报社或电视台、截稿期以及既定宣传路线更为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将新闻更快发送回后方的电报线与卫星也将后方的指示同样快速地发送到了记者身边。对于身处实地的记者来说，能动性与思考空间都遭到了钳制。《卫报》某前驻外记者兼主编维多利亚.布雷顿曾这样说过：

“我记得在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在越南与后方通信要靠电传打字机，我们与伦敦之间的唯一联系就是每月的差旅支票与不定期的剪报寄送。越南与英国在时区上的差异意味着记者可以花费一整天的时间与士兵、难民、僧侣以及政客们交谈，等到晚饭酒醒之后还有时间完成稿件。在整个七十年代，从阿尔及尔到内罗毕，从摩加迪沙到亚的斯亚贝巴，从喀土穆到坎帕拉，我们费事地在电传打字机上组织词句，整整五年时间里国外新闻主编总共跟我通过一次电话，告诉我他跳槽了，并将马上要在名义上主宰我的命运的继任者的名字告诉了我。在卫星通信与网络之前的日子里，前方记者完全过着自行其是的生活。”

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好事了。尽管罗伯特.菲斯克也从反面说明过这个问题。他指出驻外记者在工作中遇到的最严重问题是误解——原本语气和蔼的报道在伦敦见报之后却怒火中烧，或者原本的信息遭到了误解，这些问题都会令人上火。他认为手机的便捷性能改善了他的工作环境。

菲斯克还指出，优秀驻外记者都是很寂寞的，因此有必要在想象当中为自己构建一个由同行组成的团体。驻外记者与其他任何记者群体相比都更加注重前人传承，归属感也更强烈，尽管事实上他们总是散落天涯不通声气。他们一般对于总部都没什么好印象。驻外记者分为两类：百无一用型与疑神疑鬼型。任何有点水平的驻外记者都忍不住整天担心国内那帮无知混蛋们会把自己的稿件蹂躏成什么德性。新闻业本来就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行业，而这种感觉在海外记者这里又遭到了进一步强化，因为记者本人不在国内，而且其他许多琐事也相当烦人——时区差异，器材磕碰，插头不能用，等等。一位记者远离报社或电视台总部的时间越长，世界观的转变就越显著。对于前任BBC驻印度特派记者马克.图利（2）这样的人来说，别人所谓的“他乡”才是他们的故乡。前往西非、巴黎或者东京报道当地政治局势的记者往往会爱上那个地方。

但是他们的老板与读者可没这么浪漫。一次又一次，驻外记者们总会很快会意识到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大多数新闻都是当地新闻。外国首都的大事在国内看来似乎无关紧要。我经常能见到在海外工作的同事，他们往往一口啤酒还没下咽就会滔滔不绝地说起派驻地区某当地政客性丑闻的最新进展，或者当地爆发的枪战。他们满心苦涩地意识到，这些他们知根知底的事件在伦敦“根本没法露头”。每一位记者都有叙述的冲动。对于海外记者来说这种冲动往往会遭到压抑。报纸记者尤其如此，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报道会遇到怎样的对待。日复一日的每天寄回八百字的稿件，希望能在头版独占一栏，结果却发现自己的稿件只能屈居第八版底部，篇幅也只剩下了一百五十字。他们不知道国内的侧重点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国内报纸要用沉闷的欧洲政治充斥版面，却无视关于以色列定居点的独家报道呢？他们怎么能把路透社的胡言乱语粘贴在我的稿件开头而且事先不告诉我呢？他们难道不知道我就在现场而其他人都不在吗？我应该以辞职相要挟吗？这一手一个月来两次是不是有些过分呢？海外新闻主编说话怪里怪气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假如他们不肯用我这篇关于俄国黑手党的专题文章，明年秋天他们还会如约将我派往华盛顿吗？这份报纸以前还有人认真对待，如今却似乎用性与购物之类的破烂玩意儿搞乱了真正的世界新闻，事已至此我还有必要在这里干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