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驻外记者先驱们的日子要比今天好过得多。暴力与饥荒的图像还没有令他们感到厌倦，想要震撼或者煽动他们也更简单。如今可是没这么容易了。驻外记者必须随时重新发明自己的新闻。更为生动即时的报道手段并没能促使观众更加富有激情地投入到新闻当中。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彩色电视上的交战画面一开始的确暗示了进步社会发动战争的政治成本将会上升。电视在越战问题上对于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就是最著名的例子——造成了影响广泛的反战效果。人们认为正是美军士兵遗体在摩加迪沙街头示众的画面使得美国政府一段时间内无法在海外动用美军。同样，一段时间里即时性更强的饥荒与自然灾害报道也使人们相信受到感动的观众将会采取行动。尼日利亚内战令人惊骇，埃塞俄比亚饥荒在著名歌星鲍勃.吉尔道夫的助力下也令不少人为之动容。但是今天的饥荒报道已经无法产生那样强烈的反应了。

图像的力量耗尽了。巴尔干冲突的凶残影像的确导致了姗姗来迟的西方世界干预。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媒体也的确为了促成干预而发动了愤怒的宣传活动。但是假如你查阅一下当时政客们的回忆录，很容易就能看清西方世界在这起事件当中本来就跃跃欲试，最终的参与也不是什么艰难决定。公共舆论并没有表明人们像二战或冷战期间那样感到自身遭受了切近的威胁。对于在屏幕上不断闪烁的痛苦与死亡的图像早已习以为常的观众不费多少力气就能转身过去，重新将自己浸泡进消费社会繁荣景象的慰藉当中。非洲内战的野蛮景象在西方导致了无助乃至厌倦感觉——人们很有些种族主义倾向地以为非洲将会一直如此。非洲大陆面临的挑战，某些非洲领导人的愚蠢龌龊，另一些非洲领导人的贪污腐败——无非是一再重复的无解难题而已。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的事实在于新闻必须是故事，必须是叙事。假如某条新闻看起来“无处可去”而只能原地打转，读者和观众自然会丧失兴趣。北爱和平进程，巴以问题以及当代非洲困局都面临过或面临着这个问题。

除了图像疲劳之外，技术还导致了另外一套问题。记者现在对于电脑与电子邮件的依赖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程度。菲斯克在都柏林曾经接受过电传打字机的拆装维修训练，因此即便在最为肮脏偏远的地区也能照常工作。但就算是他在电脑死机面前也束手无策。“我不会修电脑，也不知道哪个记者会修电脑。”技术跃进对于海外广播来说影响尤其重大。正如前文所见，二十四小时新闻频道使得杰里米.鲍温（1）与马丁.贝尔这样的BBC驻外记者必须一直坚守在镜头前，难以抽出时间亲身到处走访。卫星电话与高速电子新闻编辑系统意味着记者们有了提供更多报道的技术能力，而伦敦办公桌旁的主编们也想看到更多报道，因为他们要与CNN和天空台竞争。从前的海外记者可以告诉主编自己打算跟着一队士兵向前赶路，然后一连三天与后方失去联系。如今他们每小时都要向后方报到一次。正如凯特.阿迪所说：

“记者们被卫星天线拴得越来越紧了，随时准备进行‘现场直播’。因为人们很奇怪地相信冲着镜头喋喋不休是相关性更强且信息量更大的报道形式。实际上，一连几个小时呆在卫星天线旁边的人根本了解不到任何新鲜信息，甚至对于二十码之外发生的事情都一无所知。”

今天的维多利亚.布雷顿也发表过类似观点，她认为如今出现了一种新款海外记者，这些人随时都准备着一把抄起防弹衣与卫星电话飞往全世界任何地点。

“人们指望这些身价不菲的家伙们通过采访新闻的庞大体量与出产新闻的竞争性速度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去体验，去思考，更没有时间去彻底熟悉某个国家或地区……比方说CNN的克里斯汀娜.阿曼珀尔（2），人们不仅指望她穿着防弹衣轻松自如地报道波黑、伊拉克或阿富汗等地的新闻，还指望她换一身行头就以同样的调门来报道全套排场的英国皇室葬礼。在各个新闻机构总部里，坐办公桌的主编已经开始彻底驾驭驻外记者了。前者早上起床，看完报纸杂志，浏览过新闻网页，然后就对后者发号施令，告诉他们该往哪儿去，该写什么。”

这番话对于驻外记者与广播主持同样适用，尽管对于后者而言没有这么粗暴。《独立报》主编莱纳德.道尔的故事就能很好地说明技术时代的利与弊。他的报社相对比较穷，只有九名海外记者。如今这家报纸在莫斯科、柏林以及北京都已经无人值守了。但是他还是坚持了下来。“过去五年发生的最主要变化就是在线媒体的兴起，我们现在可以阅读来自全世界的英文报纸，种类之多远非从前可比，我们的新闻编辑室也远比以前更加消息灵通。”《独立报》也会雇佣其他驻外记者，包括BBC的特邀记者，来追踪伦敦方面感兴趣的题材。如今通过谷歌新闻他可以浏览众多美国报纸以及印度、巴基斯坦、俄国。澳大利亚甚至于柬埔寨的英文报纸。我跟他进行这番谈话的时候他刚刚从巴基斯坦拉合尔某报纸收到一条关于外交动荡的通报。《独立报》也会临时聘用其他机构的驻外记者，例如BBC的当地特邀记者，专门追踪伦敦方面感兴趣的题材。对于更重大的新闻，道尔总还可以动用他手下为数不多的优秀驻外记者之一，例如德里的菲尔.里维斯，华盛顿的鲁伯特.康沃尔或者巴黎的约翰.利奇菲尔德。一方面，这意味着尽管道尔手下员工数量有限，但依然可以完成相当全方位的报道，而过去他光靠这点人手只能干瞪眼。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采访倡议必须来自于他，来自于伦敦。总部的参与程度越深，来自四处寻访的当地记者的理念与故事就越少。就像所有英国新闻机构的大多数美国分社所做的那样，新闻业完全可以被简化为一门看上去风光时髦的改写手艺。

但是这种现象也还有另外一面，也就是所谓的“救火队员”，这些人总是一有风吹草动就要从伦敦出发赶赴全世界任何地点，而且还必须立刻成为相关报道题材的专家；舰队街里许多最杰出的人才都是干这个的。今天表现这一点的最佳范例就是《每日邮报》的安.莱斯丽。考虑到她在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与“不能让女人搞正经采访”的愚钝男性偏见作对，最后一位了不起的“救火员”居然叫做安这一点的确是个令人愉快的讽刺。她是个修道院出身的姑娘，早年拿过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在报界一路拼杀终于闯出了名头。在六十年代初加入《每日快报》的北方办公室对于一位中产阶级女青年来说可不是等闲小事。第一天上班的时候（0穿戴得整整齐齐来到办公室，结果她的主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小姐，你今天可不是在他妈的萨沃伊饭店——你把一位大好男性的饭碗砸了。”为了把她打垮，报社总给她最棘手的任务。有一次她受命去奥德姆采访一位侏儒，此人是加里.格兰特当年的校友。她顶风冒雪地来到此人家门前，侏儒把她让进屋里并用自己的水壶倒威士忌来招待她，正当此时侏儒的河东狮老婆冲了进来并且将醉醺醺的莱斯丽一脚踢了出去。她挺过了重重刁难，而且越战越勇。她率先就青年问题采访了一个不为人知但却很有想法的流行音乐组合，报道篇幅如此之长以至于她的主编决定不能让这个什么“披头士”占据自己的整张报纸。然后伦敦的《每日快报》为她提供了一个撰写专栏文章的岗位，还在公共汽车侧面为她打广告，将她包装成青年一代的代言人——“她很年轻，她语出惊人，而且她只有22岁。”

此时的莱斯丽可以说已经上道了，她完全可以就这样成为一名专门产出二手意见的专栏作家，按照报社上层的命令口出恶言甚至煽风点火。但是她做了一件出人意表的事情。“我不喜欢我的专栏——你也知道老话是怎么说的，‘有人令我厌烦得够呛，我觉得那人就是我’——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储备实在不够，于是我就退出了。”以绝大多数标准衡量，放弃一份全国性大报的专栏作家职位对于记者来说都无异于职业自杀，就好比拒绝你的第一份唱片签约合同一样。但是这一决定实际上挽救了莱斯丽的职业生涯。她先替《每日快报》写了一段时间的特刊，之后年轻的大卫.英格力士发现了她。刚刚从华盛顿赶回来的英格力士为她提供了她的第一份驻外记者工作，日后他成为《每日邮报》主编时又把她招募进了报社。尽管从来都不是报社的正式员工，但从那以后她一直在《每日邮报》工作，并且对于一辈子钟情于国外新闻的英格力士倾慕有加。她的足迹踏遍全球，从非洲到中东，从美国到前苏联加盟国，她目睹了柏林墙的倒塌，并且干巴巴地将这段经历描述为“我的家庭主妇超级明星时刻”。她总是一马当先，孤军深入，到处笼络联系人。她是一位直觉敏感的记者，将自己看得特别通透，赢得了无数奖项并且维护着救火员的角色。“这份工作的优势在于你总会捎带着读者……常年驻外的记者可能会受到当地人的同化，在他们看来某一条新闻可能很无聊，但是国内读者可是从来没听说过。”

与此同时国内的消费社会也越发富裕起来。新闻路线开始转向园艺、度假、励志与时尚。海外新闻部门的预算遭到了削减，海外办事机构纷纷关门，外籍特约记者纷纷作鸟兽散。在六七十年代几乎走遍了全球所有战场的著名战地摄影师唐.麦考林在1984年遭到报社解雇之前发现：

“我依然在为《周日泰晤士报》工作，但是他们用不着我了。我站在办公室里却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这份报纸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这份报纸成了消费刊物，与邮寄商品目录没有什么区别。我能干什么呢？当冲锋衣模特吗……人们开始拒绝或者至少说回避我这种人。他们对于报业的发展方向十分满意。他们不需要我来展示血淋淋的照片。我应该放聪明一点的。报社老板就算听说我死在战场上也不会眨眼的，那我还这么拼命干什么呢？”

在他的书中，他认为一道冲击波席卷了整个舰队街以及报刊世界。

“这是摄影新闻终结的非正式宣告。这是货币主义者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他们再也不想看到战争、恐怖与饥荒的骇人图像了。他们要追求时尚。他们需要消费图像。任何营销活动都不希望自己的产品广告安排在某个埃塞俄比亚或者贝鲁特的濒死儿童旁边。现在他们不用再操心了，因为报纸站在他们那一边。”

或许关于国外新闻新悲观主义最到位的例子来自于戈弗里.霍奇森，另一位《独立报》的前海外新闻主编，他后来投奔了路透社。2000年他分析了人们对于国外新闻兴趣的下降并总结道：

“与苏联解体之前相比对于国外新闻的兴趣有所下降的观众与读者们并不愚蠢……他们表现得十分理性。从1914年到1999年，国际新闻都令人惊惧，足以致人死地。今天，无论是非对错，人们已经不再担心国外战争会影响到自己了。承担战争后果的是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外国难民，或者少数几名自愿接受与从前相比相对较小的伤害风险的职业军人……西方的读者与观众们纯粹出于无所事事的好奇心才会关注国外事件，只有少数人才会将理解并干涉世界上的冲突争端当做个人的责任。”

他对于内向型的消费社会表达了近乎厌恶的个人情感，就像唐.麦考林一样。他注意到西方人已经不再害怕战争了。现在他们害怕的是性病，不称职的外科医生，食用过量黄油导致的后果，不协调的性生活，或者陷入官司诉讼的危险。“宏大叙事的终结”使得国外新闻陷入了困境。

然后就发生了911事件。不过霍奇森绝对不是什么恰逢其时的预言家。恰恰相反，在基地组织动手之前将近十八个月，他就辩称道假如西方新闻路线不能全力报道前苏联部分地区公民社会的崩溃，或者非洲某些国家政府的失败，或者中东局势的变化，“我们就算不上地位优越、确信贫困世界几十亿愤怒居民不能伤害我们一分一毫的后现代人，而只不过是一帮爱德华时代的茫然无知之辈，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正在火山口的边缘玩耍嬉戏。”于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假如西方世界的驻外记者数量再多一些，再受重视一些，那么西方世界对于原教旨主义或许能有更深入的了解，也会知道原教旨主义者们对于萨达姆的叙利亚社会党政权多么无感。

但是事后遭到急切寻求的阿富汗、土耳其、印尼、巴基斯坦以及阿拉伯半岛等地的驻外记者——如今伦敦的国外新闻主编整天都在抱怨手头缺乏会说阿拉伯语的驻外记者——恰好全都安插在了当初办事处纷纷关门并且一度看似再无开门之日的地方。2002年5月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报业自由日大会上，菲利普.奈特利问道：“那些能解释当前事态的驻外记者们都怎么样了？他们全都遭到了解雇，为时尚、演艺以及其他此类琐事让路。预算削减意味着记者们不得不在世界各地冲突现场之间往返奔波。”这话说得很对。作为一名九十年代后期的报社主编，我还记得罗伯特.菲斯克有一次来到我的办公室提交了一份独家专访，受访者是一位客居非洲、籍籍无名的奥萨马.本.拉登。菲斯克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个人以及他所领导的基地组织，并且相信他要与美国全面开战的警告应当得到严肃认真的应对。我们以相当充分的篇幅刊登了菲斯克的报道。但是我不得不心怀愧怍地承认当时我觉得这条报道无聊至极——谁知道这个奥仨麻是哪根葱呢？这个故事充分阐明了优秀驻外记者的重要性。他们的工作不是提供国内主编们自以为了解的信息，而是向他们通报他们不知道的情况。国内人员唯一的职责就是倾听。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Jeremy_Bowen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ristiane_Amanpo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