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卡尔西顿会议终究没能请到聂斯托里，尽管会议安静低调地接受了他的大部分神学思想。与此同时，二性论叛逆者们的处境看上去极其困难。不像拥有亚历山德拉的一性论者那样，他们在拜占庭帝国内部没有根基。甚至就连拜占庭帝国以东萨珊帝国境内的叙利亚基督徒们也无法为他们提供庇护。五世纪中期的琐罗亚斯德当局再次发动了针对基督徒的大屠杀。在亚兹得格尔德二世治下杀戮尤为惨烈，足有十位主教以及据称153000名基督徒（显然是具有圣经行文夸张风格的象征性数字，尽管实际数字也一定非常骇人）在如今伊拉克的基尔库克市惨遭杀害。但是迫害基督教并不是萨珊帝国的长期政策，教会挺过了这一关并且更加巩固。要么因为拜占庭帝国重新确立了卡尔西顿基督教，要么因为其试图拉拢一性论者，总之叙利亚东部的基督教开始越发明确地向二性论路线靠拢。

489年发生了一场重大变故。拜占庭皇帝芝诺为了平抚一性论者而终于关闭了伊德萨伯（今土耳其乌尔法市）的波斯学院。这里曾经是整个东罗马帝国境内外基督徒的高等教育中心，但是此时在该城市以东150英里多一点，萨珊帝国境内的尼西比又落成了一座专门培训二性论教士的学校。在尼西比，希腊语著作会得到翻译并向叙利亚语听众们进行详解，使其转化为与卡尔西顿派以及一性论基督徒进行辩论的知识武器。这一手可谓影响深远。更有甚者，尼西比的知识并非仅仅来自西方。尼西比有一位基督教学者名叫塞维鲁斯.塞博赫特（他的姓氏源自波斯地区），他是幼发拉底河畔某修道院的院长兼主教。此人在七世纪中期首次描述了一套由印度人发明并流传进伊斯兰文化的数学符号，也就是阿拉伯数字。*36*

尼西比的学者们并没有垄断基督教高等教育；另一个最重要的教育中心位于遥远南方的贡德沙普尔。统治当地的库斯鲁一世（531-579年在位）是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的同代人，有着非同一般的宽容性情与文化修养。在他的推动下德沙普尔的基督教学校成为了一座一般性教育中心，拥有典藏丰富的图书馆，将希腊与印度这样相隔遥远的文化收纳联系在了一起。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是叙利亚语。贡德沙普尔培养了一系列医术精湛的二性论基督徒，借此将历经惨痛摧残的叙利亚基督教与萨珊精英的生活结合在了一起。这些人一开始为萨珊国王服务，后来还服侍过塞琉西-泰西封的伊斯兰教统治者。直到二百年后巴格达建城并设立学校，才把贡德沙普尔在学术与古老文化保存方面的重要性比下去。但是这座巴格达的榜样，名动一时的权力与学术中心如今已经荡然无存。贡德沙普尔的遗址位于一座伊朗小镇附近，几乎湮灭不见，至今为止未曾得到过考古发掘。*37*

二性论也向帝国南部扩展，进入了阿拉伯半岛，当地一直存在欢迎基督教的部落。由于一性论埃塞俄比亚人与迦萨尼德人所施加的外力，当地存在着促使现存基督教转向一性论的强大反向影响力。但是政治斗争意味着阿拉伯基督徒绝不可能全体循例；实际上有些人之所以选择二性论恰恰是因为迦萨尼德人选择了一性论。阿拉伯地区基督教活动二重性的重要之处在于阿拉伯基督徒很不愿意认同卡尔西顿的帝国教会。他们更认同基督教的闪族层面。借助迦萨尼德势力保持畅通与安全的叙利亚商路向南通过阿拉伯地区与红海，也将叙利亚的神学与崇拜活动带进了半岛。这也造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在古兰经这部阿拉伯基督教头号大敌的典籍当中存在着大量源自叙利亚语的外来词汇。这些词汇很可能来源于穆罕默德本人对于叙利亚语版本犹太教以及基督教典籍的了解。这一点表明，就像其他地区源自叙利亚的基督教一样，阿拉伯基督教的礼拜仪式与经文用语也是叙利亚语而不是阿拉伯方言。

就这样，东方教会在六世纪完全建立了起来，一方面完全独立于任何拜占庭帝国主教的干预，另一方面则坚守遭到卡尔西顿会议谴责的神学理念。东方教会的宗主教一般居住在萨珊帝国的主要城市里，被人们称为Catholico，或者说“普世主教”——考虑到分布广泛且人数日益增加的基督徒将这位主教视为自己的主教，这一头衔听上去就像罗马或者君士坦丁堡主教的高傲主张一样合理。麦尔基派卡尔西顿会议拥护者与一性论者一样，都依靠扩张迅速的修道生活来维系自己的属灵生活。五世纪后期的动荡岁月当中，许多东方修道院都陷入了混乱无序当中。571年，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修道人士，卡斯卡的亚伯拉罕（Abraham the Great of Kaskhar），为恢复修道生活的规范而制定了一套规则。十七年之后，他的继承者达蒂肖院长（Abbot Dadisho）在尼西比的伊兹拉山大修道院进一步强化了这套规则。他坚定主张教义纯洁性：“任何不接受正教教父（大数的）迪奥多、（摩普绥提亚的）西奥多以及聂斯托里的人都不应与我们有任何瓜葛。”萨珊国王库斯鲁二世在地中海东部打击拜占庭帝国取得的军事胜利强化了二性论修道院。自605年之后的一二十年里，萨珊国王控制了图尔阿布丁的山头，这里的修道院此前要么属于麦尔基派，要么属于一性论派。从此以后，有些二性论修道群体一直坚守着图尔阿布丁。直到1838年东方教会的最后一批修士才离开了这块非同一般的基督教神圣飞地。

东方教会此时已经从此前各个世纪的基督教核心地带出发并流传了到令人惊异的遥远异邦。教会沿着将拜占庭/萨珊与中国/印度连接在一起的陆路与海路向东扩展——而且期间始终没有获得任何政治支持。对于远赴他乡的传道者们来说，踏上这样的旅程大概就相当于履行教士任期一样。但是这趟传道之旅也很需要天然的语言表达能力与推销才能，而这正是叙利亚商人在亚洲取得重大成功的法宝。四五世纪期间，东叙利亚的基督徒们远离了萨珊帝国，在中亚民族当中建立了基督教前哨站。接下来的几百年里，他们继续稳步推进者自己的活动，这意味着今天的人们可以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他们的遗迹。例如长期以来一直是伊斯兰教领地的撒马尔罕山地与平原，在这里人们有可能震惊地遇到中世纪石刻十字架或者叙利亚语铭文。*41*

叙利亚基督教的早期扩张分支之一就是印度。当地的多马教会声称自己的创建者是使徒多马，并将这一出身视为至宝。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了罗马帝国与印度在一世纪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早在三世纪初期，崇敬多马的传统就在叙利亚引发了诸多关于多马在次大陆行止事迹的次经记述。到了四世纪，印度西南的马拉巴海岸已经出现了组织完备的教会，以至于需要专门作出安排，将该教会置于萨珊帝国主要贸易港口城市瑞尔-阿尔达希尔（Rew Ardashir）（今波斯湾布什尔港）的主教权威之下。*42* 一个世纪之后，亚历山德拉的一位基督教作家科斯马斯在非比寻常地游历了一番印度之后为自己起了一个绰号，Indicopleustes，“游历印度的旅人”——尽管此人也见识过别的大世面，例如六世纪二十年代卡勒布国王在也门的大手笔活动。尽管科斯马斯来自埃及，但是他却是个二性论者，常年浸淫于大数的迪奥多与摩普绥提亚的西奥多的著作当中，对于遭到流放的亚历山德拉主教狄奥多西嗤之以鼻，将其称作最近的“分裂教父”。他为东方教会感到骄傲——此时东方教会已经将基督教从波斯传播到了印度乃至斯里兰卡——还因为自己的旅程所见而欢欣鼓舞，在他看来整个人世间“充满了福音，福音已经传遍了世界。”就当代历史学家看来十分遗憾地是，他的唯一一部传世作品主要研究得是天文问题，其中着重探讨了无甚前途的天圆地方理论。这部作品当中对于科斯马斯所知道的世界只有一鳞半爪式的记述，但是我们依然有必要为此而心存感激，因为其他的证据实在太少了。*43*

“多马的基督徒们”在印度立足之后与身边的非基督教社会以及精英阶层建立了融洽的关系。关于这些人的历史，除了众多石刻十字之外，可以确定时代的最古老文物是八九世纪当地统治者授予他们的五块铜牌，上面镌刻着税收优惠政策以及结社权利。*44* 尽管这些人当中也有着各色各样的个人习惯，但就总体而言与印度教邻居们非常类似。他们在印度教社会也拥有了颇受尊敬的一席之地。不过他们也从未完全切断自己与中东二性论教友或者西方教会的联系。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接触可能发生在九世纪，接触的对象是英格兰。好几个版本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都提到了一位显赫的盎格鲁撒克逊廷臣，名叫西格海姆。此人曾奉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之命前往印度拜谒圣多马之墓。直到十六世纪他们与全副武装的西方天主教基督徒再次在印度碰面时，“多马的基督徒”在印度社会当中的悠久地位才成为不利因素。天主教徒们既反感他们在文化层面上的妥协，也痛恨他们的聂斯托里异端学说，并且花费了很大气力来破坏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历史记录。

东方教会一直依靠坚守叙利亚根源而维持着团结一致，展现着叙利亚基督教在创始时期就显示出来的蓬勃个性。西方基督教已经步入了歧途，而东方教会则因为自己与西方的差异而感到光荣。无论东方教会传播到何方，都会将先知约拿的故事（圣经当中最有趣的一篇虚构文字）奉为至宝。大多数基督徒尊奉约拿是因为他在大鱼腹中熬过的三天暗合基督的死后复活。不过东方教会却记得约拿之所以要在大鱼腹中憋屈三天是因为他徒劳地试图逃避上帝的召唤，不想去尼尼微——而现在尼尼微已经有了一位力图完成约拿当年工作的东方教会主教！信奉基督具有二重本质的神学使得东方教会始终忠于摩普绥提亚的西奥多的教诲，相信人类本质的基督就是亚当第二。因此他是所有亚当儿女的真正楷模，而人类完全可以效仿他的圣洁。这种观念的确使得出身于叙利亚传统的修士们为了效仿基督而采取了极端的自我惩罚，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观念也表现了基督教思想光谱当中对于人类价值、潜力与能力的乐观看法。假如耶稣拥有完整的人性，那么人性必然是善的，因此无论后来遭遇了怎样的侵蚀污染，所有人的本性一开始都是善良的。这种观念与希波的奥古斯丁强调原罪观念之后经常在拉丁语西方基督教当中浮现出来的生猛悲观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一见解继续照耀着东方教会的神学观念。尽管此类教诲在400年前后的拜占庭帝国教会遭到了谴责，但是东方教会对于这些谴责却不以为然。日后帝国教会对于修士兼属灵作家艾瓦格利欧斯的谴责同样没有得到东方教会的响应。许多艾瓦格利欧斯的著作如今都只剩下了叙利亚语译本，希腊语原文都已经遭到了销毁。*46* 七世纪的卡塔尔有一位名叫以撒的修士，后来曾经短暂地担任过声名显赫的尼尼微主教。他发扬了艾瓦格利欧斯从大胆包天的奥利金的著作当中推衍而来的理念，宣称所有世人到头来都能得救。他甚至在地狱的烈火中也能看到神圣之爱，因为地狱烈火不过是为人类步入进一步的极乐境界所进行的准备工作：

“蕴含其中的上帝之爱、上帝之力与上帝之智将会得到更加深刻的认识，汹涌不休的上帝之善的不懈威能也将更加显明。慈悲的造物者创造具有理性的生灵不是为了让他们遭受永无休止的折磨……因为早在这些生灵成型之前，上帝就知道他们会犯下那些过错。”

以撒有一位八世纪的继承者名叫达亚沙的约翰（John of Dalyatha），此人的著作将叙利亚人对于肉体惩戒的强调推向了极致，成为了返回人性原始纯净境界的道路。约翰声称通过谦逊冥想（尤其是在采取匍匐姿势的时候），修士不仅可以将自己净化后的本质与世间一切造物相联，甚至还能与造物主结合为一体，从而得见上帝荣光的异象。“正如火焰向眼目显示升腾明灭一样，上帝也会向纯洁而理性的存在彰显自己的荣光。”约翰还进一步声称在家的俗人无法体会自我净化所导致的与上帝的神秘结合。“基督不能与俗世共存……但他经常造访灵魂之家并在其中驻留，假如家中全无俗世之物的话。”就像基督教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每当神秘主义者们试图解释超然的体验时，非神秘主义者们往往会觉得他们的说辞不仅难以理喻，而且还逾越了造物主与受造之物的界限。约翰死后不久，东方教会就在一次会议上对他的教导表示了谴责，但是许多神秘主义者们依旧对其兴致勃勃，他的言论当中的许多内容也会在日后的许多其他历史场景当中得到应和。*48*

东方教会对于单一传统的信仰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由于一系列在历史关键阶段取得的政治胜利以及与地方当权者的成功结盟，一性论者很乐意在多种不同语言当中发展自己的文化与神学，例如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科普特语，努比亚语以及古闪语，而且并没有确立作为参考标准的通用语言。相比之下，尽管二性论者的确喜欢将众多圣经文本、礼拜词或者其他文本翻译成东方语言，但是即便到了中国这样的遥远异邦，他们也依旧将叙利亚语当做通用的礼拜与神学语言，他们所使用的景教体文字则由原始叙利亚字母表组成。与大部分字母文字不同，景教体文字与叙利亚西部的对应物谢尔特体文字都没有发展出便于快速书写的花体或小写体系，因此几百年后的读者们依旧可以看懂并理解用这种语言写成的十分古老的文本。人们认为这正是叙利亚基督教历时悠久却少有变化的原因之一。*49* 但是东方教会中的通用叙利亚语不仅带来了力量与稳定，也造成了弱点。东方基督徒面对着众多文化，而二性论基督徒在这些文化当中注定只能成为操一口异乡通用语的少数派——叙利亚语在东方教会的地位远远不能与帝国用语拉丁语在西方教会的地位相提并论。对于他们的受欢迎程度更为不利的是，他们在反基督教社会往往会成为拥有一定社会地位与特权的少数群体。无论在哪里他们都没能达到成为主导文化所必需的临界质量。

另一个关键之处在于，与埃塞俄比亚、努比亚以及亚美尼亚的一性论者相反，东方教会从来没有永久性地获取任何皇室家族的衷心拥护，尽管东方教会的基督徒们经常在各种君主王侯的宫廷里扮演重要角色。在这个时期东方教会仅有一次差点达成这个目标，而且从长期来看还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正如下文所见，全体基督教都难逃此劫。628年，萨珊国王霍斯劳二世的统治遭到了十分暴力的终结。王储什洛依（Shiroi）谋杀了他，而且为了以防万一还杀死了自己所有的兄弟，之后自封卡瓦德二世。卡瓦德二世的政变得到了好几个二性论基督教望族的支持，而且由于他的父亲针对拜占庭帝国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萨珊的领土向西扩展了相当大的面积。在萨珊帝国的历史上基督徒第一次可能在萨珊国王的臣民当中占据了多数。*50* 早在霍斯劳二世的执政后期，先后娶了两任基督徒妻子的他就时断时续地对教会显示了一些策略性的善意。此时此刻，新任国王或者他的继位者真的有可能决定像当年的梯里达底、君士坦丁以及埃扎纳一样转而投靠基督教。

新政权的存在时间很短，政变成功之后没过几个月卡瓦德二世就死了。但是帝国对基督徒的显著善意姿态以及基督徒向帝国活动中心挺进的趋势仍旧持续了下去。登基之后的卡瓦德立刻下令为萨珊教会选择一位新任普世主教。霍斯劳二世曾经阻止过普世主教职位得到填补，因此这个职位的传承整整中断了二十年，至此才得以恢复。被选中的埃索亚伯二世（Ishoyahb II）具有杰出的政治才能与宽阔眼界，正是他以官方身份鼓励了向中国传教的活动。他向唐朝皇帝派去了一个使团，团长是一位中国人称作阿罗本的主教。635年阿罗本抵达中国并受到了热情接待。中国的基督徒们长久以来一直纪念着这一事件，因为正是这次来访导致了中国第一座修道院在官方支持下的建立，而且这座修道院还有幸坐落在当时的帝国首都长安附近，具体地点是今天距西安市西南55英里的周至县。这座修道院曾在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一个世纪左右得到过重建，至今周至县的修道院原址上依旧保存着一座藏经宝塔。尽管接下来的千百年里道教徒与佛教徒都曾在此落脚，但是这座建筑依旧保留着凸显基督教与地中海东部世界的中文名字：大秦寺。当地人从来都很熟悉它的基督教由来，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座建筑的重要性才真正得到广泛认识。宝塔骄傲地矗立在一道山坡上。值得注意且一定饱含深意的是，这座宝塔与旁边的山头遥遥相望，山上坐落着著名的道教圣地楼观台。唐朝初期东方教会在当地繁荣发展的时候，这座道观是唐朝皇帝们十分重视的高等教育中心。中国人与东方教会之间存在着切实的联系，尽管这一联系早已逝去，却也坚持了七百年。最近在日本京都进行的调查显示当地也保存着最初由东方教会兴建的建筑。这些意料之外的再发现恐怕并不会就此告终。*51*

东方教会向西打入拜占庭的举动同样前景看好。霍斯劳二世对战拜占庭期间最显赫的战利品并非土地，而是一件重要的基督教遗物：耶稣基督当年受刑的真十字架（True Cross）。在四世纪耶路撒冷将自己当做圣地进行自我推销期间，这件遗物不知怎么的就冒了出来。令拜占庭皇帝赫拉克里既怒且羞的是，霍斯劳在614年洗劫耶路撒冷的时候把真十字架也抢走了。但是霍斯劳很尊重这件遗物，将其交给自己的基督徒妻子保管。后来萨珊女王布伦上台，在赫拉克里的成功反击面前认清了现实，而真十字架也成了十分好用的外交筹码。萨珊方面派遣了一个由埃索亚伯二世宗主教率领的和平使团去返还真十字架。630年埃索亚伯二世当着拜占庭皇帝与众多卡尔西顿派主教的面按照二性论的礼拜式举行了一场圣餐礼，如此扬眉吐气之举在二性论基督教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合约的签订对于赫拉克里皇帝来说同样是不小的胜利，因为皇帝可以向惨遭萨珊军队蹂躏的耶路撒冷大肆展示这件遗物并为自己加分。*52*

可悲的是，两大传统敌对强权之间的和平高潮对未来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卡瓦德二世的弑父之举以及他本人随后不久的死亡严重毒化了萨珊宫廷政治，一连串短命统治者为了王位而争斗不休，与此同时与拜占庭之间经常性的前线战争将中东地区蹂躏得一塌糊涂，也令双方军队元气大伤。此外两大帝国的碰撞使得夹在其中的较小基督教军事力量纷纷化为了齑粉，其中最主要的受害者就是信奉一性论的迦萨尼德人。一百多年以来拜占庭正是通过他们才能了解到阿拉伯世界的各种动态，当地的稳定局势也是由他们维持的。当伊斯兰军队这一意料之外的的新兴军事力量在帝国南面逐渐成型时，迦萨尼德人原本可以向拜占庭方面提出警告。穆斯林的登台对萨珊帝国造成了致命一击。历经三个世纪的帝国在七世纪四十年代期间沦为了废墟。最后一任国王亚兹得格尔德三世战败被杀。他的葬礼并没有遵循琐罗亚斯德教的仪式，而是由一位东方教会的主教主持的。他的儿子逃到中国并得到了礼遇，他在中国的活动之一就是在长安建立了第二座二性论修道院。但是来自皇家的青眼相待对于此时的东方教会来说已经来得太迟了。此时各地基督教都面临着一位阿拉伯新先知造成的后果，这其中的是非成败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也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