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在法兰克王国，历时两个半世纪的梅罗文加基督教王朝在751年气喘吁吁地迎来了颜面丧尽的结局。当时已经有名无实的梅罗文加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得到通知，他和他的儿子刚刚“感到”宗教召唤，并且“决心”投身修行生活。之后他就落发出家，在修道院里了却了残生。玩出这一招的是一位名叫丕平的铁腕贵族，他的哥哥卡洛曼兴许也有份。这个先例日后发展成了处置棘手君主或政客的常用基督教手法，而且男女通吃（有时还可以用来同时解决夫妻二人）。丕平兄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了法兰克王国的实际统治者，他们明面上的身份是廷臣，但是人们都将他们称为“宫中双相”。这兄弟二人的父亲名叫查理.马特或者说“铁锤”查理，此人是政绩斐然的前任王国宫相。732-733年他与阿拉伯人在普瓦蒂埃交战并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遏制了伊斯兰教继续挺进欧洲的势头。*52* 卡洛曼和他的家族很快就在一系列政治事件之后被抹杀掉了，其中种种晦暗肮脏的情节足以令当时的史官们无法启齿。丕平的登基称王打断了历史性继位传承，完全不合法统。因此就像当初发动政变推翻扫罗的大卫一样，丕平也需要尽可能地寻求神意与圣所的支持。

于是法兰克主教们也就投其所好，为新任国王丕平三世的登基张罗了前所未有的盛大排场。丕平尤其关注梅罗文加王朝的皇家圣徒图尔的马丁与邓尼斯，借此全盘接收了前王朝与宗教界的密切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他的家族面无惭色地将梅罗文加家族的名字安在了自家孩子头上，例如路易或者洛萨，以便与梅罗文加家族的光辉时代扯上关系。为了进一步加强来自圣徒的支持，丕平还征召了另一位饱受尊崇的前巴黎主教日耳曼努斯。此人不失时机地在死后向一位虔诚的妇女显灵，命令她去发动人们以更豪华的气派重新安葬自己在巴黎的遗体。闻听此事的丕平立刻虔诚地服从了已故主教的命令，并且在众多法兰克贵胄面前把这件任务操办得大张旗鼓风头十足。此外他还向以这位圣徒命名的修道院（位于当时巴黎市郊的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奉上了大片曾经属于梅罗文加家族的土地。*53* 丕平就这样将他们的政治冒险与教会的重大变革联系在了一起。他们那些强大且早已故去的圣徒盟友的遗骸安置在各个主要修道院当中，这些修道院也就成了他们的重点支持对象。

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新兴王朝依然只是最显赫且最成功的法兰克贵族集团之一，这些贵族们在梅罗文加王朝的解体过程中发现了攫取权力的机会，也很乐意与教会振兴计划联手，借此将个人利益与上帝的荣光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当中最杰出的一位名叫柯罗德干，此人是个大贵族，也是梅罗文加王朝的廷臣之一。他在八世纪四十年代成为了梅兹主教，地点位于今天的法国东北部。他很可能是751年丕平受膏仪式上的首席主教。 *54* 他精力旺盛地召集自己手下的教士召开了多次会议，并在自己的教区里推行了许多改革措施，例如为他亲自管理的主教堂内的神职人员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他所设立的体系一方面如同修道院章程一样严格规范了教士们的集体生活，另一方面又赋予了他们足够的自由来进行主教堂以及教区内的各种工作——这个模式日后得到了众多效仿。由于希腊语中的“规则”或“尺度”一词是kanon，教规（canon）一词也被越发广泛地应用于主教堂或其他大教堂内部受监管的教职人员群体。

柯罗德干主教还在梅兹启动了雄心勃勃的教堂修建计划，旨在将梅兹变成神权中心，就好像丕平着力为巴黎圣所增光添彩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当他在自己的教区里推行礼拜仪式与礼拜音乐创新时，他所借助的理由是这些仪式与音乐都是从罗马学来的。值得注意的是，柯罗德干专门在梅兹的各个教堂轮班举行了一般而言要由教皇主持的守斋弥撒礼。罗马主教早在三世纪就开始采用这种仪式来团结罗马教会了。这套做法在北欧尚属首次。柯罗德干主教甚至还从罗马请来了几具圣徒遗体，重新安置在自己教区的主要修道院当中，这一手在当时的阿尔卑斯山以北同样没有先例。如此大度的举止很可能为他赢得了不少好感，要不然各种根深蒂固的势力很可能给他的权威找麻烦。*55*柯罗德干在梅兹着力宣扬罗马的行为密切反应了他在新王朝里的资助人的目标——丕平同样不仅仅在法兰克教会的教士当中寻求支持，还将目光投向了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罗马。这是他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于未来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早在八世纪历史年代，法兰克的教会史学家们就开始不遗余力地向人们灌输以下观点：丕平废黜梅罗文加末代国王的行为得到了教皇的专门授意与授权（他们还竭力将最后几任国王们描绘成某种天生事故体质的倒霉鬼，就算上帝亲自卖保险也不敢卖给他们）。*56* 毫无疑问，丕平改朝换代的突然举动一定得到了扎迦利教皇的支持，而扎迦利的继任者司提反二世也随即因为前任的肯定性表态而得了好处。就在丕平将希尔德里克送进修道院的同一年，伦巴第人终于从拉韦纳驱逐了拜占庭皇帝的代表并且吞并了拜占庭在意大利的残留领土，向南一直推进到了罗马。成为国王的丕平重新夺取了这些土地，不过他并没有将这些土地送还给拜占庭政府，而是（令他们大为光火地）将其转送给了司提反教皇。这项决定足足影响了未来一千年的历史走向；他建立了欧洲最持久的政治体之一，也就是位于意大利中部的教皇国。这个直到十九世纪才最终解体的政治体至今依然影响着当代教皇的思路。

法兰克人与教皇的同盟越发成熟。柯罗德干成为了丕平与罗马打交道的重要谈判专员，他的辛劳付出最终换回了一件大主教法衣。而历届教皇也开始在法兰克宫廷派驻永久性代表，就像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应对君士坦丁堡宫廷的做法一样。*57* 有一个举动非常到位地象征了这段新兴关系，这样做不仅符合逻辑，也很有革命性。阿德里安一世教皇（772-795年在位）更改了前任教皇们使用的日期记录习惯。他不再利用拜占庭皇帝的年号来确定行政文献与信件的日期，而是改用了他自己的在位年份与法兰克国王的年号。此时的国王是丕平的儿子查理。他在774年发动战争并沉重打击了伦巴第势力，战争期间他也成了第一位造访罗马的法兰克国王。查理的统治时间很长，从768年一直延续到814年。历史很快就赋予了他一个响亮的头衔：查理大帝（Carolus Magnus）或者“查理曼”。他的名字如此如雷贯耳，以至于穿越了他的国土边境，进入了他在匈牙利的家族仇敌所使用的马札尔语当中，成为了指代国王的单词kiraly，此外还以korol以及其他类似形式进一步进入了俄语以及其他斯拉夫语种当中。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东正教地区仅仅将他当做国王而不是皇帝——对于这个胸怀帝王之志的人来说，这也是某种语言学上的贬低策略。对于西方世界而言，这份志向实现于800年。

与当年暴起于西欧地区并粉碎了罗马帝国中央结构的阿里乌斯派蛮族首领相比，查理已经成为了大不相同的人物。他经常前往自己位于亚琛的新建首都快乐地泡温泉：像古罗马人那样泡公共浴池令他非常享受。实际上他非常痴迷于古罗马——但同时也是基督徒的罗马：他本人就曾经在使徒教堂的地穴里当着彼得遗体的面与教皇相互宣誓永为盟好。不过基督教并没有妨碍查理曼兴兵征讨其他基督徒。查理曼的加洛林王朝之所以能控制新兴帝国的贵族集团，全靠打胜仗之后分发战利品，换句话说他必须与北方以及东方的撒克逊人或者阿尔瓦人交战，而基督教在很早以前就已经传进了这两个民族当中。对于这个问题的最佳应对之道就是告诉子孙后世，自己的交战对象要么是异教徒，要么是基督教异端，总之需要法兰克教会的匡扶指正。加洛林王朝的史官们也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个新兴基督教帝国所必需的粉刷工作当中。*59* 于是乎就出现了一个从西南方向的比利牛斯山脉一直延伸到今天德国腹地的政治体。在800年的圣诞节，里奥三世教皇在罗马城里将查理曼加冕为罗马皇帝。加冕仪式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在此前一年，曾经有人试图在罗马城里发动政变，并且凶残地将教皇剜目割舌。但是他后来却奇迹般地痊愈了。致残事件与后来的神奇痊愈恐怕都很成问题（尽管查理曼手下主管宣传的教会人员对此颂扬有加），而且这两件事在里奥三世的所有事迹当中远远算不上最不靠谱的部分。不过它们的确毋庸置疑地证明了教皇极其迫切地需要西欧地区最强大之人的政治支持。里奥三世教皇也是唯一一位曾经向西方世界皇帝下跪的教皇，他的所有继任者都没有重复这一错误。

还有一个更严肃的问题，即此时在君士坦丁堡依旧健在的东罗马帝国对于这个不受欢迎的分身会作何感想。查理曼认为自己或许可以包抄拜占庭，于是就向远在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派出了外交使节。这一举动使得新任皇帝得到了一件来自东方的国礼：一头大象。这头来自异域的珍兽在皇宫里备受宠爱地生活了九年。*61* 查理曼的策士们还以同样混不吝的态度宣称拜占庭帝国此时帝位空悬，因为此时的拜占庭恰逢女主当政。不过这位伊琳娜女皇可是个不容等闲视之的铁腕人物——毕竟不久之前她刚刚为了夺权而刺瞎了亲生儿子的双目，地点正在他的出生房间当中——于是查理曼改变了策略，公开商谈迎娶这位女皇的可能性。结果查理曼的求婚起到了加速女皇倒台的反效果：女皇的廷臣们对于这场可能的婚姻惊骇不已，因此合力搞掉了女皇。结果查理曼现在只能着力将教皇对自己的加冕当做新帝国的法统基础。同样，拜占庭方面也没有多少选择，最终只得承认这个西方的新兴政体与新兴帝国，尽管整整拖了十二年。*62*

大概就是在查理曼统治临近终了的最后阶段，他下令制作了一批做工精美夺目的铸币。这批钱币的做工直到今天依然令人惊叹不已。查理曼手下的铸币工匠们竭尽所能地模仿了五百多年前古罗马帝国的钱币制式。*63* 他们大胆地吸收了历史，为这位法兰克君主塑造了一副头戴桂冠、面颊刮得干干净净的形象，恰似当年的奥古斯都，与查理曼本人的日常仪容毫无相似之处。正如奥古斯都一样，查理曼在西方创立了一个新帝国。但是他与奥古斯都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一直将自己当做基督教的捍卫者，就像拜占庭皇帝一样。在神学问题方面与拜占庭对抗时，查理曼从来没有犹豫过。在查理曼统治期间，圣像破坏问题成为了引发误解与敌视的主要题材之一，致使法兰克主教与神学家们在一场由查理曼亲自主持的会议上发动了大量针对东方教会的抨击，他这么做是在有意识模仿君士坦丁大帝。另一个问题是对于一项麻烦不断的尼西亚信经补充内容的推广。这项内容名叫和子说（filioque），即三位一体当中圣灵通过圣父与圣子双重发出的理论，其灵感来自奥古斯丁关于三位一体的论述。这次又是查理曼的宫廷鼓励了这一理论的发展。尽管这条短语最早在七世纪的西班牙就被人加入了礼拜辞的信经诵读段落当中，但是全靠查理曼的宫廷教士与主教，这条短语才最终在西方教会赢得了广泛的接受与尊重。因为正是这些教士将这个短语引入了亚琛宫廷的崇拜活动，而主教们则在亚琛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发表公开声明，公然将其奉为正统。这项看似无足轻重的礼拜仪式创新日后将会导致无数的麻烦。

查理曼的父亲亲手建立了教皇国，查理曼的西方新帝国也注定将会在接下来的一千年里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担当欧洲体系的奠基石。在十二世纪中期，皇帝们开始将其称之为“神圣”帝国，后来又称之为“神圣罗马帝国”，主要原因是他们与里奥教皇的继承者打交道时都遇到了问题。尽管这些历任教皇们已经意识到他们促成了一个无法由罗马加以控制的强大机制，但是教皇在帝国奠基过程当中的参与已经强烈地肯定了教皇对于自己所扮演的全局性角色的新兴自信，也象征着生命力再度回归了拉丁语西方世界。此时纷纷面世的一大批文献充分反映了这两大特点，文献内容证明此时的新局面其实也是古已有之。我们尽管可以将这种做法称之为伪造，但是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态度实际上受到了十五世纪意大利出现的人文主义历史学者的影响。在这些人的引导下，我们认为历史记录必须基于小心核对且证实过的证据。但是千百年前的人们生活在一个文献资料缺乏的社会当中，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证明他们热烈相信的事情的确是真的。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自行撰写来补齐缺失的文献。*65*

本着这种精神，历史上最为意义重大的赝品之一就这样问世了，史称《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Donation of Constantine）。这份文献号称是君士坦丁一世的著作。文献开篇首先引述了一段君士坦丁在西尔维斯特一世教皇手下得到治愈，并且由他施洗之后皈依基督教的故事。之后文献就授予了教皇以及他的所有继任者们普世教会教皇的荣誉，此外还赋予了他们掌管西罗马帝国的世俗权力，而君士坦丁自己则保留了拜占庭帝国的统治权力。这份文献的具体创作时间很成问题，不过人们一般认为应当早于查理曼加冕皇帝——查理曼的加冕很容易使得这份赠礼的第二部分看上去非常尴尬——在教皇与拜占庭关系紧张且法兰克教会改革劲头十足的八世纪后半期创作而成。*66* 这份伪造文件极大地引燃了后世教皇及其教会支持者对于自身权力的想象。他们认为这份文件是一部宣言，展示了一个基督教会统御一切社会的世界。很可以将这种想象视为高尚的愿景。

对于教皇过往的创造性再创作在尼古拉一世在位时期（858-867年）达到了顶峰。这位教皇在中欧地区新兴传教活动的控制权问题上与拜占庭方面发生了重大冲突以至于分裂，因此他向法兰克统治者们寻求援助。尼古拉不辞辛劳地收集了大量过往教皇对于罗马权威地位的主张，例如基拉西乌斯一世的言论。但是他也意识到了一套当时还没有引起怀疑的西方教会教法的存在，这套教法并非出自罗马的编纂，而是很可能出自法兰克教会的一系列地方性主教争议过程当中。这套教法的问世主要归功于一位名叫伊西多的人，此人的确切身份已经湮没在岁月之中了。他非常有才地将正宗的原始文献与全新的编造内容整合在了一起。这套教法强调了教皇否决或驳回任何地方教会决定的权力。对于教皇来说，这套假法令（pseudo-Isidore）用处很大：这套教法的最大吸引力在于暗示了教皇可以自行订制教法，并不需要顾及主教大会上的商议结果。而在四五世纪，主教大会才是重大规章与神学决策的真正来源。*67*

于是在800年之后，帝国与教皇这两块中世纪世界的主要基石通过回顾历史而巩固了它们对于未来的主张。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经常被人拿来与塑造了十四世纪的古典世界再发现相比，因此也被人称作加洛林文艺复兴。早在查理曼晚年非同一般的钱币问世之前，他所兴建的建筑已经体现了他的意图。查理曼将都城定在亚琛之后，修建了一座八边形私人教堂。这座教堂如今成为了日后兴建于中世纪的另一座大教堂的中心分支。三个世纪之前查士丁尼皇帝也曾经在拉韦纳修建过一座八边形的圣维塔尔教堂，而查理曼的这座教堂正是对前者的模仿。查理曼还专门从拉韦纳搞来了一批建筑构件用于装点这座私人教堂。在查理曼实际控制的一切地区，他和他的同盟者们都兴建了宏大的教堂。这些建筑象征了这一时期典型的创造性历史再加工特色，因为它们模仿了早期基督教历史上长方形教堂的制式但是又对其加以发展，比方说在长方形教堂西端兴建壮观的入口附属教堂以及塔楼。一方面是为了让教会荣光压倒接近教堂的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人们感到自己即将踏上通向教堂神圣内部的旅程。这也是基督教建筑史上首次采用引人注目的入口门面。

查理曼还中止了古典世界书面信息的大出血式流失。因为许多古代文本全靠孤本存世，文稿一旦散佚损失就无法挽回。他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手稿誊抄运动。他的抄写员从梅罗文加时期的早期试验品当中总结提炼了一种专门便于书写与阅读的字体。这种字体传遍了整个西欧，其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成为了当今印刷体字母的祖先。自从九世纪誊抄运动大爆发以来，所有流传至此时的经典文学作品与早期基督教文学作品都保存到了今天。这场信息大爆炸为此后根据基督教路线重塑并指导社会的尝试打下了基础。皇帝的策士们根据他们眼中的上帝诫命制定了许多套法律体系，用来规范社会行为。查理曼最喜欢的一本读物就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后来他为了推进教会与教众改革而推出了名为《万民诫谕》（Admonitio Generalis）的法典。他很乐意将自己与犹大国王约书亚相提并论，因为约书亚正是通过施行古老的律法书而蒙受了上帝的垂青。此外他的立法行为也使得他与最初的立法者摩西联系在了一起。

查理曼从一代人之前柯罗德干在梅兹教区推行的举措当中汲取了不少实践经验，借此在自己的地盘里推进了教会生活与崇拜活动改革的进行。位于洛尔施的皇家及帝国修道院——查理曼的兄弟是这里的第一任院长——甚至雄心勃勃地试图编订一套新历法来取代儒略历，尽管他们的努力没能像八个世纪之后格里高利十三世的历法改革那样取得世界性的影响。*71* 查理曼为这个气魄宏大的社会构建项目所选取的经办人员自然是教士，因为只有他们懂得读写。这个教士群体当中最杰出的一位是学者兼诗人阿尔昆，一位来自诺桑伯兰的英格兰人。此人在中年时才来到法兰克，不过来了之后就赢得了查理曼的尊敬乃至友谊。阿尔昆成为了查理曼革新工程的最主要建筑师之一。他带来了一系列学问知识，早在半个世纪之前的比得时期，这些学问就将英格兰变成了西方教会当中最不一般的地区，现在这些学问又回过头来壮大了这个新兴帝国。

不过查理曼手下的教士执行人员当中有一条显著规则，而阿尔昆对于这条规则而言却是个例外：他的教职最高只做到执事，而且从非正规角度来说他从来都不是修士，尽管后来他成为了修道院院长。除此之外，加洛林改革的主力军全都是修士，而且这些修士所隶属的修道团体全都遵从六世纪圣本笃在意大利率先推行的修道规程。在法兰克领土之上很久以来都不存在其他修道规程。为什么本笃的规程得以盛行呢？这一现象的主要动机源于一场惊天窃案。在法国腹地的卢瓦尔河谷，有一座弗罗莱修道院。比修道院落成时间晚很久的罗马风格配套教堂至今仍然如同丰碑一般矗立，纪念着当地的古代修道传统以及极其成功的朝圣活动。而朝圣活动的开展正是以这场盗窃案为基础。弗罗莱修道院的另一个名字圣伯诺修道院也是对于这场盗窃案的纪念。

在七世纪末期，弗罗莱修道院的修士们发动了一场通向意大利南部卡西诺山的远征，到达之后他们秘密地挖出了本笃遗体，以及他那位更加不见经传的姐妹兼宗教活动伙伴思嘉的遗体。这个神圣的盗墓小队带着他们的圣骨赃物胜利返回了卢瓦尔河谷。令卡西诺山上的意大利本笃会修士们颜面丧尽的是，直到今天法国本笃会修士依旧将这批遗骨安置在他们的大教堂地穴当中。本笃本人在这起诱拐活动期间从始至终没有反抗，因此盗墓者们就合情合理地认为圣徒对于他们的行为表示了肯定，并且将自己的强大赐福遍及了整个法兰克。法兰克土地对于这位圣徒遗骨的占据正是法兰克人以及仰慕法兰克基督教的其他民族选择本笃教规作为修道生活标准的主要原因。查理曼的儿子虔诚者路易在九世纪最初十年颁布敕令，要求自己领地内的所有修道院全部遵循《修院圣规》，彻底奠定了这一趋势。现在《修院圣规》即将成为整个拉丁语欧洲的修道标准。

查理曼鼓励本笃会修士对那些在他看来混乱堕落的旧式修道群体进行整顿。皇帝的这项政策反映了欧洲精英家族对于修道院所抱有的尊敬：自从丕平的时期算起，加洛林王朝就开始毫不留情地吞并贵族对于修道院的赞助，借以巩固自己的权力。皇帝与贵族竞相向本笃会修道院赠送地产，免得修士们为了财政问题而分心。*73* 他们为什么要进行如此大手笔的投资呢？尽管加洛林王朝上层以及他们推行的改革有很多难免刻薄批判之处，但是教士们的确颇有裨益地这些野蛮的政客与军阀感到自己有必要谦卑忏悔：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谦卑忏悔与强权政治是并行不悖却又针锋相对的两大主题。丕平就曾经下令将自己的遗体脸朝下埋在巴黎城外圣邓尼斯修道院的西门。后来查理曼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种自贬姿态的影响。他在修道院教堂边上大张旗鼓地修建了一座新式“西面塔堂”（westwork）。这是教堂建筑的一个独立部分，位于本堂以西，正好覆盖了他父亲的坟墓。他就这样将他父亲的自我贬抑变成了凯旋庆祝。

不过话又说回来，查理曼本人对于谦卑这个主题也有着深切的感受。他委托阿尔昆写了一本私人专用的祈祷书，用来监督自己。尽管他是个在家俗人，但是依旧每天坚持定时诵读赞美诗选段，尤其是专门用来表示悔罪的段落，还会针对自己的罪孽进行具体而详细的忏悔。阿尔昆在这本书的前言部分提醒皇帝记得旧约中的另一位君主，赞美诗的作者大卫，也是一位罪孽深重之人。*74* 我们很难得知这种私下里的谦卑态度与公开政治姿态之间如何分界。例如，尽管皇帝下令誊抄了大量手稿，但是其中却连一幅皇帝画像也没有——不过加洛林王朝为了不再将拜占庭皇帝当做罗马皇帝而劈头盖脸抖落出来的大量理由当中，有一条就是拜占庭人崇敬他们自己的画像，而这正是骄傲的致命征兆。*75* 同样，谦卑也可以成为执行政策的有效工具。假如皇帝受局势所迫不得不扭转自己的意图，教会语言当中关于悔过与宽恕的内容总能为他的政治转向提供现成的台阶，免得他下不来台。*76*

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君主的谦卑态度都始终是查理曼非凡统治所留下的宝贵遗产。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主题，因为教会也正在法兰克社会当中推行相同的思想，他们自然期望查理曼的臣民们能够效仿皇帝的榜样。当年来到中欧传教的凯尔特修士们带来了苦修赎罪，而九世纪则是这项原则得以扩散的关键时期。在八世纪，这些人以及他们的仰慕者彻底改变了基督教的原有观念，忏悔再也不像二次受洗那样仅仅是个人生活当中的一次性事件了，现在的忏悔必须在神父面前一遍又一遍地执行。忏悔的在家人如今可以为了经常性的实际罪孽而进行经常性的实际悔过：例如禁食禁欲，以及教会赎罪规章所规定的其他苦行。*77*

这套全新的赎罪苦行体系为加洛林军阀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此前他们所面对的都是些无伤大雅的一般性罪孽，但是现在的情况却大为不同，现在基督教一刻不停地坚持要他们面对深重而具体的战争罪孽。严禁基督徒参军的理念很早以前就消失了，但是在战场上杀人依旧被视为不可通融的罪行。赎罪苦行体系为经常性地应对这个问题提供了途径，但是该体系依旧令贵族们进退两难：这些人三天两头就要为了保全性命与攫取财富而上阵作战，还要通过令人瞠目的自我肉身折磨来支付这些行为的工价。曾有人指出，假如1066年诺曼贵族在黑斯廷斯之战前夕为了替他们的作战行为赎罪而根据当时的规矩完成了应尽的苦行，他们的体力很可能会遭到极大削弱，以至于根本无法征服英格兰。*78* 当然变通之道总是有的：修道院可以利用自己的祈祷来代表贵族与战士进行苦行。在中世纪早期社会当中，个人的概念比较弱，当时的人们认为上帝不关心实际苦行的完成者究竟是谁，只要完成了就行。因此《修院圣规》当中所要求的经常性集体祈祷对于贵族们来说就成了十分合算的投资；就他们看来，地狱就像入侵领土的敌军一样切近真实，而修道院的祈祷则能使他们逃离地狱的权柄。修道院就是他们用来抵挡魔鬼的军营，修士就是士兵，武器就是祈祷词。

教会所能提供的等级最高且最强力的祈祷文形式就是圣餐礼。在这场救赎演剧当中，一位教士会在圣餐台上将面包与酒化成耶稣的血肉，借此引领教众与主耶稣进行一番个人接触。从四世纪开始，西方教会将这项仪式称作弥撒，这个称谓源自拉丁语词汇missio的晚期形式missa，意为“派遣”。从罗马弥撒一直到二十世纪的礼拜辞当中，神父在遣散会众时总会不无神秘地来上一句“Ite missa est”，“弥撒礼成。”因此当在家人们寻求教士的祈祷时，他们尤其想获得弥撒的力量。这一点既改变了弥撒的特点，也改变了举行弥撒的修道院及其祈祷活动的特点。早期的修士很少能够成为教士，但是现在他们经常获得圣职任命，为的是增加修道群体当中的弥撒仪式次数。同样，弥撒仪式本身也开始发生转变。起初的弥撒是每周圣餐礼上的咏唱仪式，而圣餐礼则是早期教会生活的核心活动。现在的弥撒仪式一般来说则变成了通过发言进行的法事，也就是所谓的“小弥撒”（Low Mass），举行次数则是越频繁越好，期间往往只有一位助祭来代表全体教众。举行弥撒需要祭坛，因此在查理曼的修道院教堂里出现了大量侧祭坛。歌唱形式的大弥撒（High Mass）依旧是在主祭坛上为全体教众举行的压轴大戏，而众多小弥撒则可以借助侧祭坛与大弥撒同时举行。在东方教会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东方教会当中的圣餐礼至今依旧是通过歌唱形式来进行的，除去布道词以外的礼拜仪式其他各部分也都是唱出来的。因此当某人走进东正教或者传统天主教教堂时，总会立刻感到截然相反的视觉冲击效果。东正教教堂将祭坛安置在圣像屏（iconostasis）后面。而天主教教堂往往会为主祭坛搭配上众多侧祭坛，有时所有侧祭坛都安置在教堂主体建筑内部，有时则安置在各自的附属礼拜堂里。

同样在这个修道院发展时期，西方教会开始修改自己的拉丁语礼拜辞，从而使得弥撒能够专门提到死亡，以便在葬礼上或者葬礼之后加以应用。这样的仪式被人称作安魂弥撒（requiem），这个名称源自法事开始阶段吟唱或念诵的语句：“Requiem aeternam dona eis, Domine”，“赐予他们永恒安宁吧，哦主啊！”尽管东正教也有专门针对死亡的法事，但是这些法事绝对不是圣餐礼。在发展完备的拉丁语安魂弥撒当中存在着专门关注死亡的段落，黑色的弥撒法衣，暗色的蜡烛，以及穿越崎岖险途的感受。但在东正教礼拜仪式中却根本找不到类似内容。任何其他仪式都无法如此彻底地传达教会对于信众的权柄。几百年间，安魂弥撒当中添加了额外的文本。到了十二世纪，一套连续作品成为了基督教礼拜词当中的代表作品之一，赤裸裸地表现了人类对于死亡、审判与永劫的恐惧。这套作品名为《拯救我》（Libera me）与《末日经》（Dies irea）。甚至直到教会的世俗权力已经逝去之时，这两部作品依旧是西方作曲家的灵感来源，令他们创作了许多最为激动人心的音乐。那些喜爱朱塞佩.威尔第、加布里埃尔.福雷以及莫里斯.迪吕弗莱等人的安魂曲作品的听众们一定会清晰地记得以下唱段：

在那恐惧之日，哦我主啊，请拯救我脱离永恒之死，

届时天地都将震撼，

而你将以地狱之火来审判人世。

我周身惊惧颤抖，审判与神怒即将来临，

届时天地都将震撼，

那一天是神怒之日，灾祸之日，悲惨之日，无尽极苦之日，

届时你将以地狱之火来审判人世！

加洛林修道院不仅是对抗罪与死的机构，它们还可以有效地削减贵族家族领地继承人的数量。多余的儿子与女儿总会被送进修道院，因为成为修士或者修女是当时最光荣的生活方式。对于女性来说这种做法尤其珍贵。在中世纪早期，修道生活为才干不凡的贵族或者皇族女性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机遇，使得她们能够以修女院院长的身份过上不受管制的积极生活，行使原本无法获取的权力，并且避免婚姻的负担。在女修道院的私密空间里，在高质量图书馆的陪伴下，她们与她们手下的修女们——这些修女往往也是精英阶层出身——可以像任何修士一样获得良好教育。在她们所处的社会常规之内，她们对于教会生活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总体而言，她们的重要性完全可以与男性修道院院长或者主教相提并论。实际上，最主要修女院的女院长们也会像修道院院长与主教们一样佩戴象征教会权威的法冠（mitre）。

皇族女修道院院长的先驱实际上比加洛林王朝还早出现一个世纪，地点位于法兰克北部边境之外。她们也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武芬加斯（Wuffingas）部族的成员，这个部族日后在七世纪成为了东安格利亚王国的皇室。其中最早投身于此的人物之一是埃塞德丽达公主，她经历了两次皇族通婚，但依旧设法保住了童贞。后来她嫁给了诺森布里亚国王，这场婚姻维持了十二年，最终她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并且于673年返回故乡，建立了一座男女兼收的修道院。她选择了一座名叫伊利的岛屿。她的家族所统御的王国以北有一大片沼泽，形成了王国的北部边境，这片沼泽也为伊利岛提供了保护——或许她的修道院也是边防工事的一部分。总之她成为了第一任修道院院长。在她去世二十年之后，她的冢中遗体依旧存在感十足，引发了好几起奇迹，充分显示了死者的神圣地位。于是人们将她的遗体庄严地改葬在了一座圣祠之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朝圣人流登上她的静修小岛。如今在烈风呼啸的伊利岛崖壁顶端坐落着气势恢宏的罗马风格大教堂，教堂里的教长与教会成员们至今依旧对她崇敬有加。这些皇族公主们将基督教特质带入了各自所属的王朝，在这方面她们的重要性可谓不可估量。现在国王们已经臣服于教会，再也不能毫无保留地扮演崇拜对象的角色了，而在基督教之前的宗教当中他们正是这么做的。*80*

上文中描述的本笃修会所承担的任何角色——学术研究、张罗圣餐礼或者社会构建——在《修院圣规》当中都没有出现过，也没有得到一丁点提及。但是正是因为这些角色的存在，九世纪至十一世纪才成为了奉行《修院圣规》的修道院的黄金时期。假如没有修道院，欧洲文明的存续将会不可想象。在瑞士圣加伦修道院举世无双的图书馆里，保存着一份出自此地的九世纪手稿，内容是一座精美修道院的修建计划，这份计划是对于现存修道院的理想化重建。手稿里包含一张平面图，这张图将会成为接下来几百年间本笃会建筑的营造标准：教堂、餐厅、寝室以及会礼堂，中间则是回廊环绕的庭院，主体建筑周边还会零散分布着一些比较低矮的建筑与菜园，借以供应修道群体的需求。这种布局与早期修道建筑群大为不同，后者完全是一堆地窖与地面房屋的胡乱组合，此类建筑至今仍然存在于爱尔兰西部。这份计划彰显着秩序，恰似本笃圣规一般。此外这样的建筑布局也使得修道院里的礼拜仪式变得越发繁复堂皇。与此同时，修道院周围的世界则动荡不安，近乎神经质一般地寻求着任何能令人安心的寄托。这样的修道群体看上去的确很像上帝之城，天堂就应该是这番模样。本笃圣规代表了秩序与规律的愿景，这正是加洛林统治者们一心追求的目标。并不奇怪的是，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出家人（依据修道规则生活的教士与修士修女）与上帝的关系尤其密切，而俗世当中的在家人想要获得救赎则更困难。日后这种观念在俗家教士（不按照修道规则生活的教士）以及在家人当中都产生了反作用。

查理曼死于814年。他创建的帝国在他死后并没能作为单一政治体而继续存在多久。到了843年，他的家族将帝国疆土一分为三，建立了三个法兰克王国。登基之后的国王以及随后顶替他们的继位者们面临着越发严重的外敌入侵。维京人、马扎尔人、斯拉夫人以及穆斯林纷纷在东方与北方发兵进犯。在此期间，许多在皇帝们的鼓励之下建立于德国北部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基督教前哨据点挣扎着消失了，直到十一世纪才有人采取实际措施来重振这批据点。*82* 对于三个王国的继位统治者来说，外来威胁固然危害极大，但是贵族势力的卷土重来同样不容小觑。这些人以公国的形式瓜分了大量帝国疆土。日后法国的雏形西法兰克王国在十到十一世纪期间尤其招架不住此等侵蚀。987年在巴黎废黜了最后一任加洛林国王的卡佩国王尤其紧紧抓住梅罗文加王朝与加洛林王朝的皇家圣徒崇拜不肯松手。实际上，任何拥有或寻求权力的人都一直在试图吞并教会在主要修道院当中的权力，借以满足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

自然，修道院也急于寻找保护人，但是同时各位院长们也意识到自己手里掌握着大量的神权资源可供调遣。这其中最成功的就是那些意识到可以与罗马教皇结盟的院长们。正是法国中部的弗罗莱修道院开创了这方面的先例，弗罗莱修道院修士们抱负远大，绝不仅限于跑到意大利去偷坟掘墓；早在八世纪弗罗莱修道院就依仗自己对于本笃遗骨的实际控制换回了绕过所有法兰克教会主教直接与教皇打交道的特权。在九世纪期间，弗罗莱修道院一直在通过创造性的文献作伪来强化这件趁手的兵器。历届教皇的动作也不慢，用进一步的特权回报了修道院接下来的一系列神圣犯罪。在997年，弗罗莱修道院的政变取得了圆满成功，教皇承认其为法国第一修道院以及本笃遗骨的卫士。到了1059年，接下来的一任教皇又向意大利卡西诺山的修士们赋予了类似的特权，此时这些义愤填膺的修士坚持声称本笃的遗骨根本没有失窃。*83*

教皇恩赐的稳步增长反映了以下事实：在教皇与法兰克教会打交道的时候，并非只有一方得到好处。与一家繁盛的法兰克修道院达成排他的关系很有利于加强教皇在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地位与影响力。话说得客气一点，当时各位教皇的声誉并不算太高。罗马主教在这些年里过得相当不顺，不得不仰仗罗马城里各个世家大族的鼻息，一天到晚焦头烂额几乎从不得解脱。爱德华.吉本曾经痛快地发挥了一把乔治王时代干脆利索的反教士幽默感，他描述了当时最臭名昭著的一位教皇，约翰十二世。此人的母系先祖叫做马洛吉亚，名声相当不好。

“马洛吉亚的私生子，孙子与重孙子都曾经端坐于圣彼得的宝座上（此等世系着实罕见），这一脉当中的第二人于十九岁那年成为了拉丁语教会的领袖。他的少年与壮年时光可谓五彩纷呈，在一次罗马会议期间曾有人当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图大帝的面对他提出指控，而朝圣者的国度对于这些指控可以全部予以证实。由于约翰十二世弃绝了自己上一份职业的衣冠与体面，这位曾经的士兵或许不会因为他曾经痛饮的酒水，曾经泼洒的鲜血，曾经点燃的烈火，或者曾经放荡追逐的猎物而蒙受耻辱。他之所以公开买卖圣职或许只是因为处境窘迫；他向朱庇特与维纳斯乞灵的亵渎之举就算确有其事也一定只是开开玩笑而已。但是我们还是惊奇地读到，马洛吉亚的好孙子居然与好几位罗马城的贵妇们公开通奸，拉特兰宫沦落成了娼妓卖春的学堂，他强奸处女与寡妇的行径吓得女性朝圣者们不敢造访圣彼得的墓地，唯恐这等虔诚之举反而会使自己惨遭圣彼得继承人的侵犯。”*84*

正当教皇一蹶不振之际，西罗马帝国却逐渐恢复了过来。即便在国力虚弱之时，西罗马帝国也从未放弃帝国的理念。在十世纪期间，这个理念在旧日加洛林领地东部再次成为了政治现实，这次的帝国开创者是亨利一世以及他的继承人奥图一世（吉本笔下的奥图大帝，936-973年在位）。这个奥图王朝尽其所能地效仿了第一位西罗马帝国皇帝的成就，发起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新一轮创造性建筑、艺术与手稿绘图大发展。在972年，奥图二世取得了超越加洛林的政绩：他与君士坦丁堡皇室成功通婚，迎娶了一位狄奥法诺公主，这位女性对他们的儿子管教得相当成功，后来这孩子也当上了皇帝。狄奥法诺以无可挑剔的慷慨态度赞助了大量修道院，受惠修道院一直分布到了北方低地国家。她还尽力将东方教会的精华引入西方，具体成就包括将多座主要教堂敬献给希腊语教会的圣徒。但是这番努力终究有始无终。狄奥法诺的幼子奥图三世死于1002年，当时仅仅二十岁出头，正在与拜占庭协商进一步通婚事宜。*85*

西方教会的许多人都乐见此事不成。十一世纪雷根斯堡（位于今天德国境内）的一位史官不无满意地记录了当时某修女见到的异象，其中狄奥法诺因为自己的罪孽而羞愧地请求宽恕。此人还殷勤地进一步指出，她的罪孽是穿着起居奢华无度，败坏了西方教会的女性。在这番厌女症发作背后潜藏着东西方基督教信仰与实践的深刻差异。西罗马帝国得以继续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象征了两种文化已经开始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东西方之间的相互理解越来越少，因为双方的沟通时断时续而且往往情绪恶劣，这一点意味着神学观点方面的分歧很容易发酵恶化，查理曼将和子说加入尼西亚信经的作法尤其成为了麻烦之源。连续好几代教皇都十分顽固地抗拒着加洛林王朝对于和子说的坚持，这种做法表明他们很清楚这个问题在君士坦丁堡心中的份量。罗马是最后一批将和子说纳入礼拜辞的地区之一，一直拖到了十一世纪初期才在最后一任奥图王朝皇帝亨利二世的压力下做出让步。当时此人正在与拜占庭方面作对。

这件事象征着教皇与东方教会的关系陷入了低潮。*86* 1054年罗马与君士坦丁堡正式决裂。这件时人不以为意的事件不仅是双方关系新时代的标志。教皇对于自身在整个教会当中至高地位的主张一直越发正式化，此时则达到了最高点。一千年以前，彼得在帝国首都赴死之时，任谁也预料不到这一幕。在新的千年到来之后，整整三个世纪之内，一统天下的基督教王朝成为了塑造西方基督教的核心梦想，而且看上去差一点就成为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