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就像在亚洲一样，蒙古人一开始对于罗斯也造成了灾难性的冲击。 1240年，他们在欧洲中东部地区发动了为期一年的作战，这也是这支烧杀无数的打草谷大军向西挺进的极限。作战期间他们洗劫了基辅。他们对匈牙利的袭击据估计杀死了当时匈牙利总人口的10%至15%，抹去了基辅罗斯以及跨多瑙河匈牙利平原上的社区和贸易网络。这些链接原本可能会继续先前的蓬勃发展，将拉丁语教会与东正教教会的界限向东推向中欧地区。如今这场刀兵之灾彻底掐灭了这种可能性。*20* 虽然基辅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已经消失了，名义上的及辅助角仍然是所有罗斯地区基督徒的东正教大主教，尽管他现在往往要远离基辅辗转栖身于当地各处。现在鞑靼人的势力支配了东欧，并且要求获准存在下去的政治实体进献贡品。这支游牧大军的侧翼最初由成吉思汗的儿子率领，占据罗斯的这部分人马后来被俄罗斯历史学家称为金帐汗国，但更准确的描述应当是钦察汗国。*21*

钦察汗国的可汗们一开始保持着自己的万物有灵论信仰，但他们的人马当中包括许多突厥人，因此他们也就跟随其他蒙古领袖的先例皈依了伊斯兰教。然而尽管鞑靼人一开始凶猛无比，但是他们对于基督教倒是比较宽容，允许在伏尔加河流域新成立的都城（他们先后建立了两座都城，并且都称为撒莱）设立主教职位。突厥人只有两项要求：教会要按时进贡，还要让神职人员为可汗祈祷——对于突厥人来说，祷文与贡品具有同样的价值。总体而言，他们对于基督教臣民的干涉远远没有其他地区的穆斯林那样深入，尤其没有遏制基督徒崇拜圣像。*22*主张顺从鞑靼统治的罗斯地区基督徒领袖眼前就有拜占庭皇帝作为榜样：君士坦丁堡迫切需要缔结盟友借以抵挡奥斯曼势力的步步紧逼，此外教皇和拉丁语基督教统治者与蒙古人结盟的兴趣也使得君士坦丁堡忧心忡忡，因此拜占庭皇帝很快就开始竭力与新兴强权拉关系。一系列帕拉罗古斯皇帝的非婚生女儿乘船远嫁给了钦察可汗。撒莱的主教大多说希腊语，而且基辅大主教的任职体系似乎有意让罗斯出生的教士人选与希腊语教会外来者轮流上台。但此时的皇帝当真只是个山高皇帝远的角色，而且自从1204年惨遭拉丁语教会重创之后他的实际权力从未真正恢复。罗斯的主教们究竟能不能找到另一家基督教强权势力并寻求更有效的支持呢？

罗斯各地的城市生活都吃尽了苦头。蒙古人的猛攻将一座座社区夷为平地，逃得性命的难民们离开了沦为废墟的城镇，四散逃进了安全的森林，这场灾难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理解能力。这是东正教信徒默想痛苦的又一原因，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鲍里斯和格列布那样声称自己清白无辜。许多人推测这场劫难一定是上帝对于他们的罪孽的惩罚，因此他们求助于祈祷，既为自己祈祷，也为死者祈祷。他们很自然地将修士当成了祈祷的专家。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新殖民的土地上至少兴建了一百座修道院，其中的修士领袖主要来自贵族家族，因为这些家族在边疆社会是天然的领导者。*23* 但是随着修道生活重要性的稳步增长，一座位于极北之地的重要基督教历史名城挺过了侵袭八方的破坏并保持了独立，这就是诺夫哥罗德。

诺夫哥罗德不能忽视新的政治格局，于是也向鞑靼人进贡。但是这座城市还是毫发无损地渡过了十三世纪四十年代，因为鞑靼人出于各种考虑决定放弃向北进军。于是这座城市就依赖贸易，尤其是其对于毛皮行业的控制而繁荣发展起来，并建立了自己的北方帝国，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到乌拉尔山脉。在十二世纪，这座城市拒绝了基辅统治者的管辖，然后创建了一个由富商家族组成的共和国，主教在这个国家的话语权比一般的王公更大，一般老百姓可能也会觉得他们能够通过公众集会评论国家政策从而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国事。由于政治责任的广泛分摊，诺夫哥罗德的市民们远比该地区的其他任何地方更加重视扫盲。今天的人们在当地发现了大量可以追溯到四世纪的桦树皮手稿，证明了这座城市的高水平识字率。这个了不起的城市组织在罗斯地区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城市与人称汉萨同盟的日耳曼城镇商人联合会交往密切。这个组织也以同样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他们的名义主宰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皇帝的实际权威正在日渐远离此地。诺夫哥罗德对于自己的共和国地位十分骄傲，以至于在十五世纪该城市甚至仿照远方大贵族共和国威尼斯的设计范式铸造了一批自己的货币。*24*

诺夫哥罗德以及相邻商贸中心普斯科夫就像汉萨同盟一样有着远比东方以及南方其他定居点更加强烈的世界主义色彩。城市里的教堂宛如森林一般茂密——至1500年已经落成了83座，基本与同时期的伦敦相当——教堂内外装饰着大量艺术品与纪念碑，甚至就连日耳曼与塞尔维亚的工匠们都不远万里来此开工。这种与西部和南部的接触致使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在十四世纪对于批评教会领导层世俗化的宗教异见运动持有特别显著的开放态度。当时的罗斯对于这种现象还不太了解，但类似的运动在西方教会已经开始冒头了。*25* 于是诺夫哥罗德为北欧的东正教未来提供了一种可能模式，与日后俄国历史的专制背景截然不同。诺夫哥罗德是第一个从保加利亚的特尔诺沃借用“第三罗马”这个头衔的城市，这个响亮头衔的前程十分远大，但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头衔注定要转手易主。*26*

诺夫哥罗德最终没能塑造俄罗斯的命运。说到底这要归功于一个名为莫斯科的中等规模定居点的统治者。莫斯科位于诺夫哥罗德东南数百公里，此前在罗斯的地方事务当中一直不甚引人注目。后来到了十三世纪，野心勃勃的莫斯科统治者开始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远离鞑靼人利害关系或者干涉能力的地理位置优势。他们着力与钦察汗王拉近关系，定期前往拜访，并留下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在十五世纪期间他们向汗王进贡并且在教会的礼拜仪式当中专门为汗王保留了一段祷文。同样，当莫斯科在十四世纪后期开始自行铸币的时候，许多铸币上都有祈祷汗王长命百岁的阿拉伯语铭文。*27* 不出所料的是，莫斯科大公建立的许多政治机构时都仿照了蒙古社会的先例，但他们也公开张扬自己对于君士坦丁堡教会传统的尊崇。到了十四世纪，随着他们的领土范围和影响力不断扩大，鞑靼人允许他们使用大公头衔，欧洲各地的统治者也逐渐听说了这个名叫莫斯科公国的遥远国家。诺夫哥罗德很快就很不舒服地感到了来自莫斯科公国的竞争。而莫斯科公国也要与各个临近公国不断对抗，此外还要应对西方立陶宛大公们不断增长的势力，双方的关系越发紧张。*28*

在波罗的海地区以及向东直到乌拉尔的各路势力当中，一位莫斯科公国的十四世纪后期东中欧局势观察员将会指出立陶宛最有可能成为该地区最强大的力量。立陶宛的大公们是全欧洲最后一批主要拒绝在三大一神教之间作出抉择的统治者，他们自豪地保持祖先流传下来的万物有灵信仰。这些大公都是活力十足的军阀，他们抓住了蒙古人入侵的机会，将当地的各种残破社区当成猎物，并在十三世纪后期到十四世纪期间扩大了自己的权力范围，统治了东欧平原和山脉，并且从波罗的海最终推进到了黑海。就像钦察可汗一样，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对于基督徒也很宽容。就像此前应对信奉万物有灵论或者伊斯兰教的可汗一样，罗斯贵族们（boyar）也很乐意接受他们的统治。

立陶宛大公们急着要将广大领地内的众多传统尽可能地统一起来。在讲拉丁语的精英阶层面前，他摆出了“dux magnus Litvanorum Russiaeque dominus et haeres naturali s”的架子——“立陶宛大公兼罗斯主宰与天然继承人”。然而他的官僚们则讲一口“罗塞尼亚”形式的斯拉夫语，反映了他们对于东正教教会礼拜辞的熟悉，他的家人信奉东正教，而且他的许多贵族以及大多数臣民都是东正教徒。*29*于是不久后当地东正教也就很自然地将注意力转向了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将曾经辉煌一时但如今只剩断壁残垣的基辅抛在了身后，此时大主教几乎根本不会造访这里。1363年基辅也落入了立陶宛手中。然而，从十三世纪后期开始，大主教就将在莫斯科或同样位于莫斯科公国境内的弗拉底米尔当做了自己的本部所在地。于是莫斯科也就产生了将这项安排固定下来的野心。在整个十四世纪期间，莫斯科公国和立陶宛之间举行了一场比赛，比赛的目的就是争夺罗斯地区基督教关键人物——换句话说就是争夺“罗斯天然继承人”的地位。普世牧首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十分乐意地担任了裁判，因为这个角色有效地振作了他们的脆弱地位。回想988年，拜占庭对于基辅的弗拉基米尔的皈依还是一幅爱答不理的架势，与如今的态度相去甚远。这个连横合纵的世纪所产生的后果在俄罗斯东正教历史上产生了最重大的影响。

在立陶宛和莫斯科公国的比赛当中，拜占庭的裁判们必须小心权衡：一方面立陶宛的力量的确日益强大，另一方面立陶宛统治者是一个非基督徒，而莫斯科公国则恣意张扬着自己的东正教信仰。因此在宣传层面上后者更有优势，他们也充分利用了这项优势。1326年，基辅以及罗斯全境大主教彼得在搬到莫斯科居住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对于这位大主教的崇拜也迅速成长起来，信众们称他为“行奇迹者”，他随即被封为圣徒。彼得生前曾经在距离莫斯科更远的竞争对手特维尔公国那里遭受过十分恶劣的待遇，之后才被热情迎接到了莫斯科，对于莫斯科来说事情的经过可谓有利无害，莫斯科公国的史官们也在他们为彼得撰写的圣徒传记当中着力记述了这件喜事。*30* 1346年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部分倒塌，莫斯科公国的西蒙大公迅速向君士坦丁堡送去了修复基金，借以在东正教世界展示自己的国际地位。此外来自大公属地的捐款也流向了圣山。*31* 1371年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大公为自己的一个儿子选择了988年基辅的弗拉基米尔皈依受洗时使用的教名， 1389年这个男孩在成为了第一位名为巴西尔或者瓦西里的大公。

相比之下，立陶宛大公的表现实在是跟自己过不去。在十四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他在维尔纽斯处决了三名立陶宛基督徒，因为他们在基督教禁食期间拒绝吃肉。愤怒之余的君士坦丁堡将三名死者包装成了崇拜活动的焦点，因为他们显然是当代的殉教者，其殉教方式与罗马帝国初期的事例非常相似。普世牧首获取了他们的遗体并供奉在了圣索菲亚大教堂里面。维尔纽斯的殉教者一直被后人所铭记，到了十五世纪初他们已经成为了君士坦丁堡和莫斯科公国在基督教层面达成团结一致的标志。1411年，约翰三世帕拉罗古斯皇帝迎娶了瓦西里二世的一位女儿，他借此机会向莫斯科大主教佛提乌斯送去了一件华美的礼拜仪式法衣（sakkos）。这件法衣至今仍然保存完好，上面绣着立陶宛殉教者的图像，与皇帝以及大公并列一处。*32* 当时这款设计象征着莫斯科公国与立陶宛之间冲突的最终结果。

不过立陶宛和莫斯科公国的较量过程还将长期持续并充满变数。1352年，对于三位殉教者引发的怒火依旧记忆犹新的普世牧首拒绝了立陶宛大公奥格德的大主教人选提名，选择了一位与莫斯科大公家族关系紧密的莫斯科人。接下来立陶宛的盟友热那亚共和国（这是维持君士坦丁堡脆弱繁荣的一支重要力量）对拜占庭皇施加了外交压力，为立陶宛大公换回了一个安慰奖，专门祝圣了一位权限仅限于立陶宛境内的大主教。这是一个有争议的举动，没能持续多长时间。但在几年之内人们看清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位于莫斯科的大主教对于罗斯的西部领土没有任何个人兴趣：这一点致使君士坦丁堡作出了不同的任命，为加利西亚地区任命了一位单独的大主教，此地原本是基辅罗斯的一个省，后来在1349年遭到了波兰王国的吞并。从1375年至1378年期间，基辅甚至出现了两个对立的大主教，两人都是由普世牧首委任的，分别是为了照顾莫斯科和立陶宛的面子。可以说这件事为拉丁语西方教会当中即将爆发的教皇分裂提供了奇怪的临时性先例。*33* 基辅罗斯西部地区的东正教稳步发展出了一套有别于莫斯科公国的特色，以至于应该专门将其称为罗塞尼亚教会。

这场比赛当中的决定性因素来自西方。胸怀国际外交格局的立陶宛大公自然不会仅仅考虑东正教世界，还要注意拉丁语基督教，而莫斯科公国则远不必如此操心。在立陶宛边境的稳步扩张进程中，拉丁语基督教条顿骑士团一直令立陶宛如芒在背，因为他们不断地兴兵讨伐不信上帝的大公，并在这个过程中占据了波罗的海沿岸许多富有吸引力的领土和城镇。到了十四世纪后半期，立陶宛统治者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投靠某种基督教形式所能够带来的战略优势，但他们应该选择谁家的基督教呢？立陶宛大公雅盖沃一度倾向东正教，毕竟东正教能使他与大多数臣民团结一致。早在十四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就软磨硬泡地娶回了一位北方主要东正教统治者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的女儿。但选择这条路线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丝毫无助于减轻立陶宛与条顿骑士团的对抗，因为条顿骑士团认为东正教基督徒是罗马教宗的敌人，比起立陶宛异教徒好不到哪里去。而且话又说回来，雅盖沃大公也不想看到东正教贵族在他的领土内获得太大的权力。

对于立陶宛来说，更有指望的做法是与波兰结盟。波兰人也是条顿骑士团的受害者，但他们同时还是毫不妥协的天主教徒。因此，他们就像条顿骑士团一样可以很轻松地接触到罗马教会的中央机构，与他们结盟很可能抵消条顿骑士团的权势。他们也有王朝法统的问题：他们的统治者不仅仅是女性，而且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与雅盖沃结盟能够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因为当时中西欧地区有好几位不招人待见的皇家求婚者正在蠢蠢欲动。因此波兰贵族没有与十一岁的雅德维加女王多作磋商就同意了她与雅盖沃的婚事（当时雅盖沃已经快将近四十岁了）。1386年他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并接受了弗拉迪斯拉夫.雅盖沃这个天主教教名，之后波兰贵族就推举他成为了波兰国王。这个联盟完全是通过雅盖沃皇室的个人联系结成的，皇室后人既是波兰国王又是立陶宛大公，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了十六世纪末期。尽管如此，联盟还是将波兰王朝推向了天主教那边，尽管天主教徒在大立陶宛公国是少数群体。

对于东正教和罗斯的未来而言，这件事是一个重大转折点。甚至对于他们自己的罗塞尼亚东正教臣民来说，立陶宛大公对于自己是罗斯天然继承人的主张现在看起来也不太有说服力，至于其他东方东正教徒就更不服气了。这样一来通向这个角色的道路就开放在了莫斯科公国面前。现在大主教的驻扎地点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了莫斯科。实际上雅盖沃当初提名的基辅大主教西普里安就一直驻扎在莫斯科。他的任期一直持续到1406年，尽管中间遭到过打断。他是东正教传统的有力捍卫者，鼓励修道社区的发展，为修道社区内部的静修派运动进行了祝福，还将《登天之梯》之类的修道规范亲自翻译成了俄语。*34* 立陶宛选择推进罗马的意图，对于佛罗伦萨会议将东西方基督徒重新联合在教皇手下的尝试也抱有乐见其成的热情态度。相比之下，西普里安在莫斯科的接班人则反对一切此类活动，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同时也要反对君士坦丁堡的皇帝。

1436年接受大主教任命的伊西多上任不久就在1438年至1439年离开莫斯科参加了佛罗伦萨会议。会议期间他忠诚地接受了约翰八世帕拉罗古斯皇帝敲定的东西方教会联合方案。当他于1441年回到莫斯科之后，瓦西里二世大公立即宣布将他废黜并投入监牢。他成为了最后一任由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任命且驻扎在莫斯科的大主教。*35* 七年后，瓦西里大公召开了一场教会会议并选举了另一位大主教，完全没有请示君士坦丁堡。就在瓦西里二世于十五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在教会内部主张自己权威的时候，他的铸币也开始承载一个新的头衔，“罗斯全境主宰”或者“俄罗斯全部领土主宰”。他的父亲瓦西里一世（1389年至1425年在位）发行的铸币曾使用过“罗斯全境大公”这个头衔，显然是对于基辅与罗斯全境大主教的模仿。现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全新头衔压倒了大主教的称号，有些人或许还会觉得这个头衔颇有帝国气象。半个世纪之后，莫斯科大公们又鼓足勇气在其他统治者可能会看到的文件当中使用了这个称号。当时瓦西里在自己的领地里还有许多其他冲突需要处理，其中有一场冲突导致他被一个亲戚刺瞎了双眼。但是当新头衔出现在铸币上的时候，莫斯科公国已经以保卫东正教为名义与古老的君士坦丁堡势力分道扬镳了。这一点似乎并不是巧合。*36* 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仅仅坐实了双方的分裂而已。

在这场十四十五世纪政治斗争背后，一支既强调自己的拜占庭根源又具备独特地方特色的东正教正在逐渐凝聚成形。罗斯几乎没有任何学习或学术中心，无法自行解答基督教主张提出的难题。不过这里拥有从拜占庭基督教崇拜活动当中引进的复杂规范与惯例，拥有普通民众在艰辛求生之余试图接近上帝的渴望，拥有能够孑然一身自由徜徉于属灵遗产宝库当中的人类想象力。在地中海的阳光下成型并且扎根于醒目的希腊罗马文化残余之间的基督教在气质上不可避免地与俄罗斯基督教大相径庭。这里的人们毫无理由对古典文化产生兴趣，现在这个版本的东正教则成为了这些人的信仰基础。这些人在寒冷冬季的漫长黑暗当中苦撑苦熬，接着陡然而至的春天就会将东北欧地区的平原与大森林注满生机。一望无垠的森林向遥远的北方蔓延，一直延伸到北极圈附近的穷山恶水为止。这里的社区微小而脆弱，而且相距遥远。因此孤独成为了日常生活体验的一部分，远远超过对于一般人类而言的正常水平。俄罗斯基督教从引进的东正教当中吸收了许多在这种环境之下似乎很有价值的特色。

东正教的礼拜辞与音乐都表现了东正教对于集体生活的强调，这个特点对于中世纪俄罗斯社会很有吸引力，因为这里的人本来就需要合作求生。个人主义在这里不是美德，除非是圣愚所彰显的欢天喜地反文化式个人主义。圣愚之所以能够存在完全是因为他知道，在这个受到强劲规则约束的社会当中有几个特定方面应当遭到颠覆与嘲弄，而颠覆与嘲弄都是为了对这些方面加以重申。俄罗斯东正教并不注重关于信仰奥秘的新观点或原创理念，而是讲究深化传统，充实现有礼拜辞，以及通过冥想增强洞察力。改革意味着根据以前的标准整顿教会生活。当然这也这是西方拉丁语传统的一贯说辞。但是在西方，复古辞藻的主要用途是掩饰稳步推进的激进创新举措。自十四世纪接受静修派以来，东正教基本上就终止了这种做法。

激进的结构性调整措施在莫斯科公国教会并不受欢迎。这方面的标志之一是教会故意重塑了一场前往东方的传教活动，这场活动的发起者是修士兼教士彼尔姆的斯蒂芬。他笃信世界将会在受造之后的第七个千年结束后迎来末日——这个期限与他自己的时代贴得极近——在这一信念的激励下，斯蒂芬认为自己有责任前往莫斯科公国东部边境以外的土地传播基督教信息，一路前行直到能看见乌拉尔山脉为止。 1376年，斯蒂芬来到彼尔姆地区的科米人当中传教，并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使得大主教将他封为了当地主教（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他的传教活动致使莫斯科公国大公取代诺夫哥罗德成为了该地区的霸主）。就像此前的美多迪乌斯与西里尔兄弟一样，斯蒂芬也为他的皈依者们创建了一套字母表，并为他们翻译了圣经和礼拜词文本。但时代已经改变了。尽管斯蒂芬得到了后人的崇敬怀念，莫斯科当局最终还是决定批准另一套教会语言有损无益。当这一地区在十五世纪后期更加牢固地受到大公的政治控制之后，教会斯拉夫语就取代了当地方言在当地教会生活中的作用，斯蒂芬的字母表也逐渐淡出了教会生活。*37*

十四世纪罗斯教会属灵生活的主宰人物不是大主教或者大公，而是一位修士名叫拉杜尼斯的谢尔盖。拉杜尼斯是莫斯科郊外一个小镇。蒙古人入侵后人们到处寻找避难所并且在偏远的森林地区修建修道院，谢尔盖也趁势创建了一座圣三一修道院（Lavra），修道院所在地距离拉杜尼斯有几个小时的步行路程，这里后来根据他的名字而得名，叫做谢尔盖耶夫-帕萨德。就像埃及沙漠中的安东尼那样，谢尔盖也成为了一个隐士，虽然他是形势所迫：他的兄弟无法忍受孤独，因而放弃了他们共同开创的修道生活前往了莫斯科。谢尔盖很满意自己的孤寂处境，但他发现自己也像当年埃及的安东尼那样，将许多希望模仿这种生活方式的其他人吸引到了自己开辟的林中空地当中。最后他只得就任修道院院长，并采用了君士坦丁堡史杜迪特修道院的规章。与基辅地区组织松散的修道基础相比，这套规章代表了更加严格且制度化的修道生活。圣三一修道院是 “沙漠”模式修道生活在俄罗斯复兴的灵感来源。

尽管如此，谢尔盖对于隐修士生活的偏好并没有遭到遗忘。这份偏好鼓励其他人仿效他一开始作出的榜样，以至于隐修士在俄罗斯教会当中比起在西方教会当中更常见。他们的生活方式一般不受修道规则的保护与制约：修道院的有序修道纪律成为了两个极端之一，徘徊在另一个极端的则是与游方圣人，后者代表了一套与教会等级几乎不发生接触的属灵存在。这些特立独行的人物拥有自己的神授权力，就像基督教教会早期的先知那样，这套神授权力将权威授予了他们自己，而机构化的俄罗斯教会对待这些人也抱有与早期教会类似的怀疑态度。然而这些游方圣人往往是穷人与教会之间最亲密的联系，更不用说社会各个阶层的女性了。这些人当中的二十世纪典型代表格里高利.拉斯普京甚至迷住了俄国皇后并且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东正教过程发展出了许多令人惊讶的身份认同，普通百姓通过它们以对自己而言合乎情理的方式重新诠释着自己的信仰和崇拜，但他们的作法却与主教以及修道院院长眼中的灵修秩序以及礼拜词正确性渐行渐远。随着谢尔盖激发的修道运动不断发展分化，这一趋势在十五世纪已经显露端倪。*38*

谢尔盖生平所彰显的模式——从个人隐修士到大型修道院院长的过渡——在罗斯各地不断重复。几个世纪以来，定居点稳步扩大到了北部和东部的偏远地区。在这样一个永久性的边疆社会，这个模式有着很强的实用性。隐士在偏僻之所建造小屋并使得该地区成为圣地，后来其他人纷纷加入并根据史杜迪特规章的某种变体创建修道院。反过来，对于此类集体生活以及相应规章感到不舒服的修士也有可能动身离开，前往更加偏远的地区成为隐修士，从而开启新一轮循环。*39* 修道生活就这样传播了开来——莫斯科公国大公对于罗斯东部和北部的垄断性政治控制也随之扩张。谢尔盖的圣三一修道院（后来也被人称为谢尔盖耶夫-帕萨德修道院）由于与大公结盟而获得了巨量的财富，也成为了环绕莫斯科的众多修道院之一。万一有外敌来犯或者发生内乱，这些修道院还可以起到堡垒的作用。

十四十五世纪还设置了莫斯科公国与罗斯地区的艺术范式并决定了俄罗斯未来的艺术发展走向。尤其要指出的事实是这一时期的艺术基本上全都是教会艺术。艺术家们将拜占庭教会艺术当做榜样，对于重见天日的前基督教时期希腊罗马艺术则几乎没有兴趣，而正是后者导致了同一时期拉丁语西方文艺复兴的文化变革。原创性并不为人重视，衡量天才的标准是表现传统所必需的流畅笔触与道德狂热。十六世纪有一位去世已久的修士安德烈.鲁布廖夫（约1360-1430），此人成为了壁画和圣像绘制风格的最重要拥护者——1551年，教会立法机构“一百圣职团大会”将他的作品确定为了俄国宗教艺术的标杆。考虑到如此斩钉截铁的官方认可态度，十分不幸地是尽管据称出自鲁布廖夫之手的作品如今在莫斯科与弗拉底米尔多有存世，但是能够确定出自他手的只有一件。不过这件作品相当特殊。这是一幅以三位一体为题材的圣像，今天陈列于莫斯科的特列季亚科夫画廊，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件珍宝都保存在与之同名的谢尔盖耶夫-帕萨德圣三一修道院，其重要性仅次于同样保存在此地的圣谢尔盖遗骸。为了折射三位一体的主题，鲁布廖夫根据基督教传统绘制了途经幔利并在橡树树荫下得到亚伯拉罕族长盛情款待的三位神秘天使访客，圣三一修道院的修士们可以在这幅圣像面前沉思这座修道院向三位一体奥秘的致敬。1988年，为了庆祝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皈依基督教一千周年，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将鲁布廖夫封为了圣徒。这一举措宣告了宗教艺术在东正教属灵生活当中的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