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在十六世纪初的欧洲，有一个人似乎为欧洲的兴奋与恐惧情绪提供了产生合理适度结果的可能性：此人就是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他的生平与成就结合了大量欧洲革新的主题。这位卓越的人文主义学者来自荷兰，现代虔信派的老家。他交游广泛，不只与王公和主教为伍，而且欧洲各地任何一位聪明、富裕或者富有吸引力的有教养人士只要像他一样对于思想理念怀抱热情就能成为他的朋友。整个欧洲都想把伊拉斯谟占为己有：西麦内斯曾经摆出徒劳的姿态想让他前来西班牙，饱学的人文主义克拉科夫主教皮奥特.托米基（Piotr Tomicki）邀请他造访波兰的努力同样枉然无功——因为伊拉斯谟有一个奇怪的迷信，永远不会越过莱茵河以东太远，虽然他经常愿意冒险穿越英吉利海峡。因为伊拉斯谟不肯移驾，于是欧洲各地的人们就像朝圣一样来到了他的面前。他构建了一个想象当中的沙龙，与上百名各界人士鸿雁往来，其中有些人他从来没有见过面，从而将整个欧洲收入了怀中。换句话说伊拉斯谟理应成为互联网工作者以及自由撰稿人的主保圣人。

有趣的是，我们经常习惯性地将他称为“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其实只要有温暖的炉火，丰盛的晚餐，有趣的来信以及慷慨的资助，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居住地。伊拉斯谟本人创造了这个误导性地名用法，此外他还为自己的名字增加了“德西德里乌斯”作为“伊拉斯谟”的希腊语代名词。这位人文主义大师极其注重构建自己的形象，为自己起名字仅仅是形象构建工作的一个方面：他完美地体现了人文主义者打造全新可能性的主题，因为他本人就是他利用想象力资源发明出来的产物。他需要做到这一点，因为当他顶着贺拉斯莫.格里聪这个名字出生在荷兰某个小城镇（鹿特丹或豪达）的时候，他不过是中世纪天主教欧洲的一个无名小卒，不过是一位神父的儿子。他的家庭将他送进了教会，使得他走上了惯常的打拼之路。在接受了振奋人心的现代虔信派教育之后，这个年轻人在他人说服之下进入了斯泰恩的奥古斯丁修道院，但他极不情愿这样做。他讨厌修道院的生活，而且后来他还爱上了一名叫做瑟法斯.罗杰斯的同院修士，致使生活更加苦不堪言。但后来他发现了一条出路：他在人文主义学术方面的激情和才华。*67*

远在斯泰恩南部的康布雷主教恰好需要一个秘书为自己代笔写信，赋予这些信件人文主义的时尚气息，使之配得上教会要员的身份。伊拉斯谟说服他的上级允许自己接受了这一岗位。他在这里干了很长一段时间，借此与斯泰恩一刀两断，并且确保了自己的进一步职业发展不会受到来自斯泰恩的严厉指责。伊拉斯谟再也没有回到过修道院（当他成为名人之后，罗马当局最终在1517年认可了这份单方面独立声明）。虽然他曾在1492年接受祝圣并成为了神父，但他从来没有在教堂或大学里谋求过传统意义上的高位，尽管凭借他的才干这种事完全是手到擒来。相反，他创造了一个新的职业类别：他成为了国际级别的文人，凭借著作收益和崇拜者的捐赠过活。他在一次霉运加身之后写出了印刷史上的第一部畅销书：有一次他前往英国的时候，海关官员没收了他行李当中的英镑。急等着用钱的伊拉斯谟编写了一部民间谚语大全，并配备了详细解说，标注出了这些谚语在经典作品与圣经当中的用法。这本名为《箴言录》（Adagia）的著作（出版于1500年）为不求甚解但又想提升逼格的读者们提供了成为有教养人文主义者的完美捷径。伊拉斯谟还对这本书的后续版本进行了内容扩充，使得这棵摇钱树越长越粗壮。

基本上在同一时期，伊拉斯谟的学术热情也改变了方向，为欧洲宗教的历史造成了重大后果：他将自己的关注重点从世俗文学转移开来，将自己的人文主义学术知识应用在了基督教文本研究方面。在某次访问英国时，他的朋友约翰.科莱特的圣经学识根底促使他鼓起勇气咬紧牙关开始学习希腊语这项专业技能；希腊语为他的写作生涯打开了通向鲜为人知的早期教会圣父著作的大门，使得他接触到了基督教智慧的最终来源即希腊语新约。他为一系列关键性早期基督教文献制作了点评版本，其中的核心是1516年版的希腊文新约，伴随着范围不断扩大的圣经文本评论。从1516年起，他与同时代最杰出且最具艺术敏感的出版商之一约安.福洛本建立了合作关系，使得这些原本内容就已经高超无比的版本进一步获得了不一般的影响力。

伊拉斯谟的新约圣经激励了许多未来的改革派，因为他不仅提供了希腊语原文，还并列提供了最新的拉丁语译文，从而给出了揣测晦涩原文的容易方式。这里的拉丁语译文旨在替代拉丁语通行本以及热罗尼莫围绕其创建的评注体系。伊拉斯谟极其钦佩热罗尼莫的勤奋与精力，但他的重译和评论依然是针对千年前热罗尼莫成就的全力猛攻。攻击热罗尼莫也就等于是攻击西方教会认为理所当然的圣经解读框架。伊拉斯谟重译活动当中最为招惹非议的做法就是对于特定福音书章节（特别是马太福音3.2）的重译，在这些章节的希腊语版本当中，施洗约翰在旷野里对着听众们哭号或者说“metanoeite”。热罗尼莫将这个词翻译为poenitentiam agite，即“苦赎”，于是中世纪教会就将施洗约翰的哭喊当做了圣经对于苦行圣礼神学的支持。伊拉斯谟则认为，施洗约翰告诉他的听众们要回归常识或忏悔，因此他将这个词翻译成了resipiscite。事实上在整本圣经当中的确很难找到任何直接提到炼狱的内容，自十三世纪以来东正教神学家已经向西方教会成员指出了这一点。

大部分此类内容归结在了一个单词上面。根据伊拉斯谟的观点，坏神学源于语法错误或者圣经误读。圣经当中常常会出现令人费解或上下文看似无关的内容，富有中世纪特色的理解途径就是按照奥利金首创的方式将其寓言化。圣经评论家们经常引用约翰福音6.63来为自己的寓言化解读辩护：“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比喻意义相当于灵魂，而字面意思只是肉体。伊拉斯谟也很喜欢这句话，但用这句话支持寓言化解读的做法令他火冒三丈。圣经读者的确应当随时注意文本当中的寓言，但他们应该谨慎从事并且不忘常识。这一原则在上帝之母玛利亚崇拜方面尤其显著。圣经评论家们一直有一股自然而然的冲动，试图通过使用寓言来扩充圣经当中相当逼仄的玛利亚数据库。将旧约文本牵扯到玛利亚身上的做法令伊拉斯谟痛惜不已。新教徒的圣经评论尤其将伊拉斯谟的观点落到了实处。为了将玛利亚、玛利亚崇拜以及玛利亚法力都降低到次级圣徒的水平，让她与圣子一起向圣父代祷，他们还充满感激之情地引用了伊拉斯谟关于圣经术语的其他再定义。*68* 新教徒更倾向于遵循伊拉斯谟对于寓言化圣经解读的谨慎态度，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很容易流于天主教式的滥用。

与大多数神学家相比，伊拉斯谟更为坦诚地面对了一个对于新教徒与天主教徒来说都很麻烦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圣经的寓言化解读，无论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喜欢与否。这就是玛利亚终生守贞的信念，一个人们普遍相信的理念。这条理念在圣经里得不到直接的支持，传统的论证则基于以西结书44.2的寓言式解读，其中谈到了必须关闭不可敞开只能由上帝进入的门户。接下来以赛亚的希伯来语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7.14）——遭到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强硬解读，从而进一步支持了这项论证。伊拉斯谟无法按照热罗尼莫的方式来解读这些文本。他的评注致使震惊的读者们写来了投诉信，而他则在回复当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们相信玛利亚终身守贞，尽管这一点不为圣典所详述。”

换句话说，伊拉斯谟承认这条古老的主张：人们之所以要相信某些重要事项是因为教会宣称其真实而不是因为圣经当中有明文记载。伊拉斯谟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宗教改革意义重大，而且所有号召基督教重返“来源”的人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圣经包含所有的神圣真理吗？还是说教会捍卫的独立于圣经的传统也包含一部分真理呢？这个经文与传统之间彼此较劲的问题成为了宗教改革辩论的一个重要领域，辩论的任何一方都没有直接的答案，不管他们如何主张。新教徒将会十分沮丧地发现，诸如新生儿普遍受洗之类的基本问题只能通过诉诸传统来解决，根本得不到圣经的明确背书。*69*

伊拉斯谟曾经撰写过一部名为《对话录》（Colloquies）大部头拉丁语会话练习册，旨在引导学生们掌握优雅的拉丁语口语。在这部作品当中，伊拉斯谟将轻喜剧与刺骨批评混搭在一起，描述了自己在英国造访沃尔辛海姆的圣母圣祠与坎特伯雷的托马斯.贝克特圣祠的经历。会话中的两位主角迈内德姆斯与奥吉格斯谈到了后者造访诺福克玛利亚崇拜中心的经历并且嗤之以鼻。这个中心由一座小修道院护卫，这座小修道院又是一个奥古斯丁律修会社区。于是两人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

奥：她在整个英格兰名气最大，在这个海岛上，但凡祈求福禄之人大多都会按照自己的财力每年向她进献一份小礼物，不遵此道的人在那里很少见。

迈：她住在哪里？

奥：英格兰的西北海岸附近，距离大海只有大约三英里。她所处的村镇除了旅游贸易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生计。那里有一座司铎学院，不过学院名头还加上了拉丁语的“律修”二字。这个教团（的成员）位于修士与司铎之间，算是俗人。

迈：你说得好像是海狸之类水陆两栖的动物。

奥：没错，还得算上鳄鱼。不过先不谈具体细节，我尽量给你说清楚。情况不利的时候他们就是司铎，情况有利的时候他们就是修士。

迈：你跟我猜了半天的谜语了。

奥：那我就举一个明确的例子吧。如果罗马教皇向所有的修士投掷出抨击的闪电，那么他们就是司铎而不是修士。然而如果教皇允许所有修士娶妻，那么他们就是修士了。

在谈论贝克特的圣祠时，尤西比乌斯对他的朋友提摩太这样说道：

将你我邻人迫切需求的维生之物大手大脚地交给那些只会滥用无度之辈，此等行径无异于抢劫。有些人不惜工本建造或装饰修道院或教堂，同时却不顾许多同为基督殿堂的穷人们忍饥挨饿、衣不蔽体且生计全无。在我看来就应该用死刑招待这路人物。我在英国的时候看到了圣徒托马斯的坟墓，上面满载着无数珍贵的珠宝，装饰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我宁愿拿这笔多余的财富赈济穷人，也不愿让它们落进早晚都会出手掠夺的官吏手中。我宁愿用树枝和鲜花装饰圣徒的坟墓，我想圣徒本人也一定会更加高兴的。*70*

仅仅过了一二十年后，欧洲各地的官员们就趁着各色宗教改革的东风纷纷向着圣所的财富伸出了掠夺之手，而伊拉斯谟在行文中夹带的私货则成为了他们的有力工具。伊拉斯谟的道德义愤掩盖了一条非常个人化的宗教路线。当他出版对照版新约的时候曾经在序言当中感人肺腑地写道，他希望看到农夫在田间地头吟诵圣经，织工在织机边上吟诵圣经，旅客在旅途当中吟诵圣经——甚至就连妇女都应该阅读经文。他对于教会改革的热情恰好与让.格尔森之类人物的教权主义立场形成了鲜明对照，后者也是亚略巴古的丢尼修的仰慕者。伊拉斯谟想要结束过度的教士特权，尤其是要扯掉教士们假装握特殊知识的画皮。他从不惮于抨击百无一用胸无点墨的神职人员以及云山雾罩故弄玄虚的职业神学家。但是普通信众的虔信行为必须按照伊拉斯谟的标准来重建。自从离开斯泰恩后，他一直在严格磨练自己控制情绪的能力。他的激情只能是抽象化的智力。

中世纪晚期虔敬活动有着很强的物质性与感触性，平信徒们一天到晚抓着圣物不放手。这这幅景象令伊拉斯谟极其反感。对于他来说这只是肉体的宗教而已，忽略了圣灵的内在作用，因为圣灵可以通过心灵与纯粹的情绪与信众接触：“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他将这份简朴风格留给了宗教改革期间重新构建崇拜活动的新教主义。伊拉斯谟一定会对《纳尼亚传奇》的作者C.S.刘易斯拍手叫好。这位言简意赅的的二十世纪圣公会成员兼牛津大学教员为自己撰写的宗教入门读物起了一个毫无花俏的名字：《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1504年伊拉斯谟本人也出版过一本去除繁芜粉刷一新的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信仰手册，《基督精兵之匕首》（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tiani）。匕首是一件多用途的工具，相当于属灵层面的现代瑞士军刀。这句话奠定了他的宗教观：基督教应当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纯化信仰。这个观点对于此前热衷于现代虔信派著作的读者们来说无疑很合胃口。外部仪式的重要远远赶不上发自内心沉思的静默崇敬之情。但伊拉斯谟同样不喜欢沉思迷狂的神秘主义，也从来没有踏上欣然通向犹太神秘论的人文主义道路，更没有痴迷于各种关于柏拉图思想的神奇古代变体。

伊拉斯谟后来从荷兰人文主义修道院院长鲁道夫.阿格里科拉那里借用了一条短语来形容他心目当中理智自律、基于圣经、不乏经典哲学家韵味、呼应人文主义风格的基督教：基督哲学（philosophia christi），或者说关于基督的习得智慧。*71* 伊拉斯谟对于教会的日常生活和公共礼仪非常不耐烦，因此他对于机构自然也没有多少深厚的感情。当然他对于礼拜仪式与教会都说了不少好话。有一次他甚至还为圣母弥撒撰写了一篇相当动人的礼拜词。但是读者们不应当过分看重伊拉斯谟的个别作品，因为他为了造势、赚钱或者卖人情而写过很多此类文章。作为有形机构的教会对于他来说最主要的意义就是担当他的主要现金来源之一。他在教会当中寻求各路金主的支援，借以进行他真正关注的写作与研究。*72* 相比之下，伊拉斯谟对于虔诚的王公贵族们更加感兴趣，因为他认为这些人能够弥补官方教会的失败。本着典型的人文主义乐观精神，他认为他可以通过辅佐各个主要政体的领袖来改善世界（只要他们花钱买他的书并且认真阅读），还可以让他们接受自己关于普及教育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张。他甚至可能说服他们放弃战争。伊拉斯谟一直打算建立一个理性且教育良好的泛欧洲社会，而战争则严重威胁到了他的大计。《箴言录》一书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一段特别言之有物的和平主义辩护词，其中有这样一句谚语：Dulce bellum inexpertis，“战争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的人们来说十分甜蜜。”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伊拉斯谟意识到诸如亨利八世和弗朗索瓦一世之类的王侯们根本无心寻求和平。他们那精巧复杂的普世和平谈判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但他依旧毫不动摇地相信王侯权柄的行善潜力。他曾经给自己的朋友，修道院院长、古董商人兼未来路德会传道人保罗.福斯写过一封信，借以充当1518版《基督精兵之匕首》的序言。伊拉斯谟在信中反问道：“一个城邦（civitas）如果不是一座大型修道院还能是什么呢？”*73* 这句话有着十分重要的含义。首先，它否认修道院拥有任何独特或有用的特点：如果城邦或者国民整体（即全社会）能够成为一座修道院，那么伊拉斯谟本人十分厌恶并且从中脱身的修道职业就再也不能耍威风了。其次，在伊拉斯谟的理想社会当中，全体成员都应当像古希腊城邦公民那样成为“civitas”的积极组成部分，所有人都有责任像遵守修道规章的修士那样洁身自好。第三，要由王公们确保他们如此行事。这条信息尤其吸引世俗统治者，也很符合中世纪后期王侯与世俗政府从教会人员手中夺取宗教与道德权柄的趋势。天主教和新教都发展了伊拉斯谟的这个人文主义主题。因此历史学家们也将十六十七世纪称为“礼仪改革”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各国政府开始规范公共道德并试图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组织全体社会成员——无论它们身处宗教改革裂隙的哪一边。这是伊拉斯谟著作导致的最持久后果之一，从这方面来说十六世纪的欧洲是他的欧洲。

然而伊拉斯谟的遗产远比此更为广阔。不仅只有学者们对他欣赏有加，而且。荷兰人为他出生在荷兰而感到骄傲，他们也没有忘记对于宽容态度的呼吁。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宗教裁判所一度曾经试图禁止他的所有著作，有些主流新教徒不支持的宗教极端分子则从他的各种著作当中找到了各种各样的灵感。有一个问题尤其令极端分子们感兴趣：尽管西方主流神学家全都一窝蜂地追捧希波的奥古斯丁，伊拉斯谟却不愿意凑这个热闹。他极其尊重人类的创造力与尊严，以至于绝对无法接受奥古斯丁的假设，即人类心灵自亚当夏娃堕落之日起就已经完全腐坏。甚至早在他将神学作为自己的主业之前，伊拉斯谟就在1489年左右着手起草一份名为《反蛮夷论》（Antibarbari）的著作，这本书最终在1520年出版。这部作品的众多目标之一是在经院哲学家面前捍卫人文主义学术工作，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普遍的根本目的：伊拉斯谟针对一套知识观提出了抗议。这套知识观将恩典揭示的真理视为唯一真理，并且彻底忽视了通过人类心智推理能力以及后天教育获得的知识。他表达了他对于神秘主义的不信任，比方说在故乡荷兰大行其道的现代虔信派，他还痛惜经常与神秘主义相伴相生的排斥受造世界的态度；他对于修道生活的反感也与这种感情有关。*74*

所以奥古斯丁的悲观主义很不对伊拉斯谟的胃口。相反他更喜欢早期教会的另一位神学巨头：与奥古斯丁相隔几百年之久且针锋相对的奥利金。奥利金的著作于1512年首次推出了学术质量上乘的拉丁语版本，但早在《基督精兵之匕首》当中伊拉斯谟就明显表示出了对于奥利金的尊敬。这份尊敬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奥利金对于人类所持有的鲜明观点（用行话来说就是他的人类学观点），这位亚历山德拉的学者根据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中使用的词句组织了自己的思想：人由三部分组成：灵，魂，身子。*75* 虽然保罗没有特别透彻地解释清楚精神和灵魂之间的区别，奥利金与伊拉斯谟还是从这番话当中得出了自己的推论。根据奥利金的说法，在人的三个组成部分当中，只有肉体遭到了彻底败坏，地位最高的精神依然完好无损。这样看来伊拉斯谟的神学如此强调圣灵也就不足为怪了。奥利金为人文主义者在奥古斯丁面前保持乐观主义提供了绝佳的基础。*76*

当然，本着一贯的自我保护本能，伊拉斯谟还是站在谴责奥利金思想——奥利金确实创作了大量柏拉图主义异端作品——的阵营里耍了好几趟花枪。此外他还小心掩盖了自己的足迹，以免遭受贝拉基主义（Pelagianism）罪名的攻击，当年奥古斯丁将这个术语树立成了基督教当中最强力的贬损标签之一。然而，当伊拉斯谟撰写自己对于保罗的罗马书的解释时——奥古斯丁正是根据这个圣经当中的关键段落构建了自己对于人类本性的惨淡看法——他经常诉诸于奥利金与热罗尼莫的分析，对于奥古斯丁的言论则鲜有涉及。此外，伊拉斯谟还热切地信奉和平主义，这一点是他的思想当中的重要基本元素之一，而奥古斯丁则站在相反立场上讨论过战争的合法性问题，后来阿奎那又进一步发展出了“义战”理论。伊拉斯谟偶尔也会大胆一把。他曾经给因戈尔施塔特的著名神学家约翰.埃克写过一封长信，在信中他字斟句酌地评论道：“一页奥利金能教给我的基督教哲学思想胜过十个奥古斯丁。”*77*

伊拉斯谟对于奥利金的谨慎追捧以及对于奥古斯丁的谨慎疏离是指向十六世纪初西方基督教潜在新方向的指针。主流新教和仍然忠于教皇的人们都排斥这个方向，但它的确启发了这个时期许多更富有冒险精神的头脑，拒绝被吸纳进入僵化神学门类的激进人士——毫无疑问这些人当中有许多都是通过伊拉斯谟的《匕首》才第一次遇到了奥利金这个陌生的名字。激进和平主义者们赞颂他的和平主义立场，而其他人则注意到若干处低调暗示，表明伊拉斯谟可能并不完全信服451年卡尔西顿会议关于上帝、基督、救赎和三位一体等问题总结而成的原则。伊拉斯谟理直气壮地（尽管在当时很不成功地）对于所谓的约翰加注（Johannine comma或者 Comma Johanneum）——即约翰一书5.7-8——嗤之以鼻，这是圣经当中唯一一处明确提及三位一体形式的地方。*78* 伊拉斯谟还注意到圣经文本当中很少用“神”这个词来形容基督，通常都将其留给圣父专用。在编辑四世纪神学家普瓦捷的希拉里的著作时，他敏锐地注意到了希拉里著作当中也有同样的现象，而且希拉里对于圣灵的神性地位也不置一词。此外人们也很难错过伊拉斯谟著作当中的一条独立思路：他为关于神性与神圣的思考赋予了饱含讽刺意味的微笑，此外他还在上帝的脸上也看到了嘲讽的笑意。这股讽刺意味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离开过西方神学。*79*

伊拉斯谟临终之前并不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取得了成功。他的泛欧洲人文主义项目似乎在1517年后的一段短暂时间里与他的名声一起达到了最高峰，马丁.路德的叛乱也正发生在这一年。1536年伊拉斯谟在访问巴塞尔期间去世，于是当地大教堂在门前树立了一座典雅的纯红色大理石碑来纪念他。在他临终之际，众多平常作威作福的采邑主教（prince-bishop）早已逃之夭夭，改革者们也早已将教堂里的圣礼器具与圣徒造像打砸一空，此等行径使得这位年迈学者忍不住痛心疾首。在他去世前十年左右，伊拉斯谟一直在闷闷不乐地到处转移自己的运作中心（他从来没有安家落户的打算），在西欧各地来回兜圈子，从鲁汶搬到了巴塞尔，最后又搬到了弗莱堡的一栋能够俯瞰城里大教堂的住宅。他采取了原则上反对路德的立场，从而表明自己不会放弃旧教会。但在风暴面前他仍然竭力试图明哲保身。伊拉斯谟的世界当中充满了精心措辞的信件，志向高远的教会改革，以及他在欧洲各地耐心结识的众多友人，每个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拉丁语。但是这样一个世界正在被他面前的风暴撕扯得七零八落。这样一来，新出现的鸿沟两边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把他当成混吃等死缺乏担当的懦夫，因为此时所有人都要选边，只有他置身事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人文主义者原本打算依靠完美平衡的西塞罗文句来改变世界，这个计划怎么就走火入魔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