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宗教改革的遗留问题在于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边界将西欧和中欧劈成了两半。因为天主教哈布斯堡势力跨越了欧洲南北。查理五世未能维持施马尔卡尔登战争取得的初期胜利，1555年哈布斯堡王朝和新教徒签订了《奥格斯堡和约》（Peace of Augsburg），这也是天主教君主首次勉强承认新教徒存在的合法性。从此神圣罗马帝国境内产生了一块块错落有致的管辖区，每一块区域之内的统治者都可以决定自己的地盘与臣民究竟要投靠宗教改革的哪一边：正所谓“统治者的宗教乃人民的宗教”（cuius regio, eius religio）。帝国领土边界的极端复杂程度缓和了这个解决方案的随意性，任何与统治者在宗教问题上意见相左的臣民只要搬迁到一两英里之外的地方就行了。但这里也有一个很大的限制。

1555年的解决方案反映了施马尔卡尔登战争的现实：绝大多数与天主教徒作战的新教徒都是路德宗，而教皇天主教和路德宗正是帝国境内唯二获准存在的宗教。奥格斯堡会议之后仅仅过了四年，皇家谱系传承的阴差阳错使得一位严肃的新君主登临九五，而此人并不信奉两者当中的任何一方。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在普法尔茨倡导了非路德宗且越发公开倾向归正宗的教会。虽然腓特烈的继任者人始终在路德宗和归正宗之间摇摆不定，其他德国王公们还是遵循了他的先例，背离了越发教条主义的路德宗，转向归正宗教会。这些教会都是原路德宗教会经由“二次宗教改革”重组而来的产物。

这些统治者们悲伤且困惑不解地发现，他们的路德宗臣民们对此并不感到高兴。1614年，不幸的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试图保护自己的归正宗布道人免受仇恨民意的冲击，结果在柏林传来了一声怒吼：“你们这些黑心肝的加尔文派！你们偷了我们的画，烧了我们的十字架，现在我们要让你们和你们的加尔文牧师们付出代价！”*67* 归正宗与路德宗教会成了对头，此时置身于极其多样的传统宗教活动当中的路德宗教会似乎已经成为了传统宗教的栖身之所，就像宗教改革动荡之前那样。路德宗弥撒（此时人们依然在使用这个称呼）的一部分照旧由身着法衣的神职人员以拉丁语进行，甚至还会按照传统方式将陈设饼高举起来。路德在民众的记忆当中已经成为了圣徒，将他的画像挂在客厅墙壁上就能够护佑住宅免于火灾。直到十九世纪，丹麦的归正宗考察团还会警惕地在农村教区发现许多人都热衷于几百年前流传下来的朝圣、圣井、节庆与圣徒代祷，而且在波罗的海地区丹麦并非特例。*68*在十六世纪末期的欧洲中部地区，归正宗团体已经成为了一支不能忽略的力量，但他们仍然在1555年奥格斯堡协议当中依然没有任何地位，因为奥格斯堡协议只承认那些严格奉行奥格斯堡信条的教派。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人们对于究竟采用哪一套奥格斯堡协议同样意见不一。除去1530年的最初版协议之外，梅兰希通还在1540年推出了一套“修订本”（Variata）协议。后者旨在迎合那些在圣餐礼问题上与路德意见不一致的人们的神学（这种做法很令路德恼火）。

在如此不稳定的局势之下，最终爆发了一场波及整个欧洲大陆的战争，擦枪走火的地点是百年以来一直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波希米亚王国。波西米亚人未曾动摇地保持着自己的胡斯派或者说“圣杯派”教会。 1618年，哈布斯堡越发强硬的一意孤行态度将波希米亚人挑拨得忍无可忍，他们开始模仿祖先的做法，在布拉格第二次将帝国代表抛出了窗外，借以表达自己对于哈布斯堡王朝的蔑视，虽然这一回窗户下面好巧不巧地堆积了一垛秸秆，因此受害人总算没有摔死。接下来波希米亚人在欧洲四处环视，试图寻找一位领军人物来捍卫自己的的独立性和圣杯派遗产：因为圣杯派是波希米亚所特有的运动，因此取代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的君主候选人必须从十六世纪宗教归正宗新教徒当中招募。在1619年取代天主教哈布斯堡王位争夺者当选为下一任波希米亚国王的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五世是一个富有理想和魅力的统治者，公开且坚定地与归正宗站在一起。随着波西米亚选民选择了腓特烈，激进的加尔文主义特兰西瓦尼亚王公加博尔.拜特伦也朝着上帝的敌人发动了攻击（并且获取了匈牙利王位），他集结了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的各路敌人并且接管了王朝在匈牙利的领地。奥斯曼帝国苏丹也在战局当中插了一脚，为特兰西瓦尼亚提供了支持。

哈布斯堡王朝迅速回应了针对王朝权力的重击，令人大出所料地轻松夺回了波希米亚。腓特烈的归正宗信仰很快使得他与波希米亚赞助人们之间产生了龃龉；他的归正宗传教士在布拉格大肆主张破坏圣像，令保守圣杯派大为光火。1620年哈布斯堡势力在白山战役当中击溃了敌军，也彻底决定了腓特烈的下场。哈布斯堡王朝皇帝斐迪南二世立即着手废止一百年以来的新教法律保障以及两百年年来圣杯派教会的官方地位，这也是自阿里乌斯派消失以来唯一一个在欧洲基督教世界彻底销声匿迹的教会。随后奥地利也发动了针对新教特权的持续攻击。以此为契机，奥地利在哈布斯堡王朝腹地几乎完全由新教垄断的地区成功插入了一支最招摇的反宗教改革天主教派系。考虑到在1619年波希米亚90%的人口都不是天主教徒，这一结果实在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腓特烈放弃了尚未坐稳的王座，踏上了终身流放的道路，而新教与天主教双方的欧洲列强都因为哈布斯堡的胜利而深感忧虑。1629年斐迪南颁布了《归还教产敕令》（Edict of Restitution），其中的强硬条款将老教会一度失去的地产又还给了他们，甚至早在《奥格斯堡和约》之前就失去的地产也不例外，此外还在帝国境内彻底取缔了归正宗基督教。这些条款不仅吓坏了新教徒，还使得更多心存戒惧之人拿起了武器。天主教法国和路德宗瑞典都介入了这场破坏惊人且久拖不决的战争，直到1648年，筋疲力尽的列强们才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三十年战争画上了句号。可悲的是，与1624年战争刚刚爆发时天主教与新教领土的各自范围相比，此时的双方势力边界大体上并没有什么变动。时至今日这些宗教分界仍然存在于欧洲社会当中。

到头来西方基督教不得不面对新的现实。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许多人都坚信在神圣罗马帝国肩负着上帝赋予的命运：对于许多心思严肃的王公来说，这一原则压倒了他们对于天主教皇帝斐迪南二世的疑虑。例如路德宗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正是因此才会在战争期间支持皇帝并反对其他新教势力。 1648年之后，中世纪西方基督教的基础体制再也没有了整体化、官僚化与集权化的可能，即便是波兰-立陶宛联邦这样的开放模式也站不住脚（当时联邦本身同样危机深重）。帝国体制倒是继续运行了下去，并且为德国人的生活提供了框架，但基督教统治者们不得不设想其他途径来理解自己为何以及如何统治的问题。他们充分见识了从宗教改革开始直到1648年期间的宗教战争，因此情愿为了信仰而发动圣战、尤其是针对其他基督徒发动圣战的统治者越来越少。十字军圣战根本不管用。

正当欧洲大陆刀兵四起之际，从1638年起，大西洋上的英伦群岛也经历了一场历时二十年的冲突。此时岛上共有爱尔兰、苏格兰以及英格兰三大王国，全都位于斯图尔特王朝的统治之下。这次冲突的主要事由依然是宗教。*69* 终生未婚的伊丽莎白女王于1603年去世，此后王室传承的阴差阳错就将爱尔兰与英格兰的王冠交到了缺乏耐心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手里。它们是归正宗世界的一部分吗？詹姆斯本人是一个虔诚的归正宗新教徒，相信上帝赋予了苏格兰教会指导自己行为的权利，因此一直尽其所能地与之周旋（并对其加以控制）。他一直倾向于贬低国教会，旨在取悦他的苏格兰神职人员，也许在这个阶段他确实真心反对这个他曾从来没有亲自体验过的教会机构；在1590年他曾经对克莱默的《公祷书》嗤之以鼻，“一堆邪恶的英语胡言，一心只想‘抬举’”（‘抬举’即天主教与路德宗当中的举扬圣体）。此外他也很可能在1598年的另一段讥讽当中发明了“圣公会”这个词。*70*

切身体验过了国教会之后，詹姆斯改变了心态：成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的他对于国教会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国教会于1563年颁布的信仰宣告《三十九条信纲》（Thirty-Nine Articles）使得教会在教义方面牢牢立足于归正宗阵营当中，但半个世纪之前主要由克莱默设计的礼拜词如此精美，足以使得归正宗基督教世界当中任何其他作品相形见绌。出于某些只有已故伊丽莎白女王才知道的理由，国教会不仅保留了主教（苏格兰也保留了某种形式的主教），还拥有运作如常的大教堂，并且配备了中世纪气派十足的崇拜活动排场：座堂牧师，司铎，领薪水的唱诗班与管风琴手，众多辅助人员，以及摆开架势使用《公祷书》的倾向。主教座堂的幸存也使得一批起初人数有限的英格兰神职人员与他们的平信徒同情者得到了出头的机会，这些人对于教会的态度与宗教改革相去甚远，他们的这种风格后来被人称作“高派教会”（High Church）。*19*

这些高派教会信徒并不完全鄙视讲道（事实上他们当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之一兰斯洛特.安德鲁斯就是一个著名的布道人），但他们着力主张在崇拜活动当中接触上帝的最得体方式应当是在静美的环境里进行公共礼拜并献上优美音乐。他们很注重圣礼的价值：实际上我们还可以用另一个标签来形容这些人，“圣事主义者”（sacramentalist）。对于圣礼的强调使得执行圣礼的神职人员的资质与特殊角色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所以圣事主义者的观点也比普通英国新教徒更接近神职人员。他们对于强调先定论的归正宗救赎体系也不甚尊敬。他们向追随者引用了荷兰学者雅各布斯.阿明尼乌的言论。这位阿明尼乌此时也正在挑战荷兰归正宗教会的先定论。在十七世纪最初十年，他们的敌人开始将他们称为“阿明尼乌派”（Arminians）。他们中的一些人首先在私下里嘀咕，随后又在公开场合放话声称宗教改革在许多方面令人遗憾。这可能意味着更激进的结论：宗教改革的大部分内容都应当得到扭转。

阿明尼乌派将所有反对他们的人都称为“清教徒”，包括主教和贵族在内。这个称呼的言外之意是这些人不忠于英格兰教会（实际上这里所谓的英格兰教会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存在于圣事主义者的想象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詹姆斯来说，阿明尼乌派远比苏格兰教会的牧师们更尊重君主。国王很欣赏这个团体的主要发言人，但他同时也明智地平衡着这些人与更传统的归正宗神职人员之间的力量对比。詹姆斯将自己当做国际归正宗基督教政治家之一，他生平最具政治家风范的举措之一就是说服了双方合作开展新一轮圣经翻译，即所谓“钦定本”。这一版圣经于1611年发行，至今依然是国王执政期间留下的最宝贵遗产。*72* 钦定本取材于自从九十年前的威廉.廷代尔以来众多译者的作品，甚至还借鉴了罗马天主教的杜埃版圣经（Douai version），因为与此前的新教英语相比，这个版本确有若干令人不得不服的高明之处。这部圣经对于全世界的英语文化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各种教会当中的保守派基督徒都喜欢用钦定本当中的语句来表达自己的信仰，尽管詹姆斯国王本人恐怕会很不认同他们所属教会的性质。*73*

詹姆斯的儿子查理一世于1625年继位。与乃父相比，此人实在不以明智审慎而见长，而且安德鲁斯（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位很有势力的主教）一直在小心地鼓励他的大胆妄为。查理本性专制，而且他对于反对派的反应不只是专制，同时还十分奸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新国王有一位灵魂伴侣名叫威廉.劳德，此人是一位忙碌勤勉心思缜密的圣事主义者，还曾经是牛津大学学者。国王与劳德如此心心相印，以至于他在1633年将其晋升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大主教的才干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他大力提拔自己在教会里的同情者，并且还将已故詹姆斯国王更加谨慎迂回的举措当做先例，日益将自己当成英伦三岛全境教会的总领导人。*74* 更有甚者，他真心相信教会当中任何与他意见相左的人都是所谓“清教徒”全盘阴谋的参与者，并且对这个臆想当中的阴谋网络做出了十分霸道的反制。此等行径使得众多英国新教徒大为愤懑，以至于“清教徒”一词也首次被人当成了荣誉徽章而非发自义愤的侮辱。 *75* 许多此类愤怒的教徒选择了乘船前往当时气息奄奄的的北美英国殖民地，而不是留在日益污秽的英国教会。这一趋势为未来的新教基督教全球发展造成了意义极其重大的结果。

此外，在查理任命的强硬爱尔兰巡检托马斯.温特沃斯的协助下，劳德大主教也对爱尔兰教会事务大加干涉，这样一来就激怒了爱尔兰的阿尔马大主教詹姆斯.乌舍尔。乌舍尔是个相当少见的人物。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爱尔兰家族，全家人都是坚定的新教徒。之所以说他少见是因为爱尔兰的官方新教教会始终没吸引大多数人远离天主教。今天我们往往有欠公允地只记得他对于上帝创世日期的计算：出于误入歧途的人文主义精确治史理念，他将这一日期确定为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前一夜。但他是一个造诣惊人的学者，一心只想捍卫新教教会的独立性。乌舍尔知道，正是资金欠缺与管理不善的宗教改革造成了爱尔兰教会的诸多弱点，正是英格兰对于这个国家的殖民干涉才使得爱尔兰教会陷入了永久性的危机状态。但尽管如此，他依然将其视为在爱尔兰施行真正宗教改革的潜在载体。他是国际归正宗基督教世界的有意识组成部分。不过我们也可以将面对劳德大主教谨慎捍卫自身地位的乌舍尔视为第一位构想跨国境联合教会的高阶教士，这样的教会由主教管理，各地分支共享同一套身份，但是并没有单一最高领袖到处指手画脚。乌舍尔其实是在展望一个遍及全世界的普世圣公宗（Anglican Communion），尽管他肯定不知道这个短语。*76*

这些都是后话，在此暂且不提。就目前而言，查理将三大王国的领导阶层得罪得如此之狠，以至于各地纷纷爆发叛乱。首先苏格兰于1638年发动叛乱，因为皇室以典型的高压手法试图不经协商就向苏格兰教会引入一套英语祈祷书；然后决心推翻英格兰统治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也在1641年抓住了新教内乱带来的起兵机会。最后是1642年的英格兰内战，交战双方分别是威斯敏斯特英国议会当中的多数派与国王的支持者。支持国王的人们认为，无论查理有多少错处，反对派们都是在与上帝的受膏者作对。由于查理支持了劳德及其友人制定的十分不得人心的教会政策，而且还曾经明目张胆地试图欺骗并出卖自己的对手，因此人们对于征讨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军队是否应当交付到查理手中这个问题产生了鲜明的分歧，这一点成为了英格兰内战的导火索。虽然也有一些天主教徒为查理作战，而且绝大多数爱尔兰天主教徒最终出于战术考虑与他结盟对抗威斯敏斯特议会，直到1660年之前的各地战争以及英格兰内战主要还是发生在新教徒之间。这些战争将会决定英国未来的宗教形态。*77*

在战争期间，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主教职位与公祷书一起遭到了废除。问题在于当下能否在英格兰设立严格的苏格兰长老会制度或者某种松散的教会政府系统。随着查理落败于议会军队之手，取得胜利的清教徒当中出现了一批激进分子，他们强迫国王接受审判并且在1649年将其斩首。加尔文主义的抵抗暴政理论终于推导出了最终的结论。处斩国王绝非私刑，而是惩罚国王的企图，因为国王奉新教上帝之名犯下了反对人民的罪行。在审判员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眼中，查理理应当之无愧地获得当年愤怒先知示每安在大卫王头上的恶名。大卫的生平虽然魅力四射，但同时也充斥着杀戮与篡权，示每开口之际他正处于人生当中的最低点：“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哪，去吧，去吧！”*78* 旧约圣经经常流露对国王们的批判观点，这个时刻就是其中之一，而英国清教徒们对此则感同身受：查理活该去死。他们创造了一个英语共和国，尽管日后的保皇派在共和国毁灭之后往往倾向于用“空位期”（Interregnum）——即两届国王统治的间期——这个颇具辱没意味的名字来称呼共和国。共和国的军队如此成功，以至于1650年之后的十年里他们在历史上首次将英伦诸岛团结成为了一个单一政治单位。击败苏格兰人之后，新政权并不倾向于在英格兰设立长老制。对于新政权来说，国教会只要充当全国新教教区联盟就行了，不必另外多事。

不过到头来，一开始获得胜利的清教徒还是失败了，并且被人排挤到了一边。因为他们就像可怜的劳德大主教那样一丝不苟（劳德因为自己的高派教会一丝不苟作风而在1645年遭到了处刑，尽管他在此前四年里一直是议会掌中的无助囚徒）。连续几届清教徒政权对于英格兰人来说都过于刻板，而且他们也找不到足够受欢迎的政治体制来替代君主制。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里的事实统治者奥利弗.克伦威尔（亨利八世时期名臣托马斯.克伦威尔的远房表亲）在神圣宗教改革的名义之下由军事指挥官转身成为了勉强上位的独裁者。他最终正式取缔了圣诞节，拆除了英格兰人在春季节日环绕起舞的花柱。对于英格兰人来说更糟的是，克伦威尔政权在一个特定方面反而不讲究起来：该政权本着不同程度的勉强态度容忍了许多被英格兰民众广泛视为不顾一切习俗常规的激进教派。这其中包括英国浸信会（English Baptists），他们也遵从信徒洗礼的原则，恰似上个世纪欧洲大陆上的再洗礼派一样。内战开始之前，浸信会成员的数量十分有限，但他们的人数在议会军当中以及内战过后的农村地区大为膨胀，致使大多数民众十分不满，因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基督教社会的存在基础就是全体社会成员在婴儿时期受洗。

最令人震惊的是那些专门攻讦抹黑体面社会人士的浮嚣派（Ranters）：这些人与十六世纪欧洲大陆的某些激进分子很相似，后者相信上帝通过高于圣经书页的“内在光明”赐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启示。不过浮嚣派同时也认同马丁.路德的核心圣经主张，即上帝平白赐予的恩典是救赎的唯一来源。而且他们还将这项主张推导到了十分极端的境地：已然获救的人们根本无需遵守任何人世法律或者敬神律法，甚至（假如真要称颂上帝的话）完全不必顾及良好举止。这就是唯信仰论（antinomian）得出的结论（希腊语当中的“律法”一词写作nomos，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唯信仰论”理解为“反律法论”）上帝赋予的唯信仰论自由有很多表达方式，例如狂喜状态下的亵渎言行，欢乐地点燃烟草吞云吐雾，还有街头裸奔。类似的故事难免得到添油加醋的传播，尤其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刚刚冒头的英国新闻行业急于吸引眼球。*79*此外还有一帮“教友派”（Friends），他们的敌人称他们为贵格会（Quakers）。他们与后期浮嚣派的关系十分紧密，尽管浮嚣派不太愿意承认。贵格派坚信自己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占据特殊地位并且拥有“内在光明”，因此他们毫无顾忌地扰乱公共崇拜活动，还拒绝向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士脱帽致敬，像这样蔑视社会常规的表现还有很多。

大部分英格兰人都为贵格会教徒遭受打击而鼓掌叫好——大部分英格兰人也不愿意遵照当前政权的要求在圣诞节早晨开门营业。克伦威尔那阴郁的权威阻压制了一切更显著的回潮，直到他于1658年去世为止。但是在越发混乱无序的两年之后，五月花柱，圣诞节和查理二世都被召唤了回来。*80* 查理二世恢复了国教会，恢复了主教体系与各种仪式，不还惜工本地翻新了大教堂。自从都铎王朝玛丽女王统治时期以来，大教堂首次拥有了新一批配合教会路线的殉道者。此前一度吃尽苦头的神职人员们重新主导教会之后对于清教主义大加攻伐。与战前相比，他们现在更明显地置身于遍及整个欧洲大陆的归正宗思潮之外。1662年的《教会决议》（Church Settlement）不仅推出了翻新版本的《公祷书》，还将许多内战之前可以在国家教会当中栖身的新教徒排除在了教会大门之外。现在他们被贴上了不信国教者（Dissenter）的标签，无论他们喜欢与否。

所以在二十年的内战当中，英格兰与爱尔兰教会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当时偶尔被人称作英国圣公会。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名词将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与圣公会一同兴起的是强大且无法压制的新教异见。*81* 圣公会的宗教观不仅一直与宗教改革保持着距离，也对罗马敬而远之，并且准备好了要承担这种模棱两可态度带来的后果。这种有意识的中间路线经过了一段时间才发展起来，1660年之后最早一批教会领导人往往牢记着曾经的苦难，并且着力强调他们的新教会为何拥有仅此一家的特别身份。至于那些对于这种观点感到遗憾，同时又哀叹与之互为镜像的极端“清教主义”的人们，很快就会被人蔑称为“宽容主义者”（Latitudinarians）。眼下还不是他们得势的时候。*82* 通过圣公会与异见者的共同作用，与苏格兰新教既相互呼应又互为对照，英语新教获得了别具一格的宗教形象，并且在世界各地再现了自己的特殊性。我们在十九章与二十章当中追寻英国的帝国冒险时还会进一步详述这方面的内容。

在追踪新教运势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忽略了宗教改革的另一半内容，即仍然忠于罗马的势力对其作出的回应。关于如何称呼他们这场运动的问题至今依旧多有争议：“反宗教改革”这个称呼长期以来一直流行，但是这个称谓仅仅体现了罗马方面对于新教宗教改革、尤其是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新教宗教改革的反应。“反宗教改革”一词也最早出现在帝国境内（德语为 Gegenreformation）。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位杰出的现代学者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称呼：“近代早期天主教运动”，但这个称呼似乎又有些失之宽泛且不够具体。*83*或许最好的措词应该是“天主教宗教改革”。这个称呼暗示了这一进程的内在活力，并且提醒我们记着，如果说路德是1500年宗教改革精神的继承者，那么教皇们也是一样。而且在1500年以来的两个世纪里，也正是历任教皇将基督教传遍了除澳大拉西亚之外的世界各大洲，而同一时期的新教几乎从未将眼光投向欧洲之外。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这场拉丁语西方教会的重大运势转变以及世界性基督教的形成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