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1517年西方教会分裂之后，新教徒可能也羡慕过西班牙人征服大西洋的壮举，但他们手头的麻烦太多，实在没工夫跟随行乞修士与耶稣会士前往海外传教。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存在而忙着与天主教徒作战，忙着建立自己心目中的真正新教，还忙着在彼此之间大打口水仗。等到十七世纪他们当真建立了海外殖民地之后，主要用这些殖民地来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的信仰门类在英语北美殖民地尤其多种多样。与新教国家的殖民冲动相比，新教教会的传教冲劲却落后很远，直到十八世纪才冒出头来。十六世纪的新教北美殖民尝试全都以失败而告终。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牢记着一开始在日后将会成为弗吉尼亚的土地上不幸夭折的第一个英国北美定居点，并一直为了这次失败而哀恸不已。但他们往往会忘记，实际上率先与西班牙和葡萄牙进行海外殖民竞争的国家其实是法国。

1555年，法国在今天的巴西里约热内卢修建了一座要塞，显然是打算接管伊比利亚南美的广大地盘。五年后，正当法国人即将根据自己与哈布斯堡家族在卡托-康布雷齐签订的和平条约撤出南美大陆之际，他们再次贸然在今天的佛罗里达州尝试了类似的要塞项目。这座要塞又坚持了五年，最终西班牙人拔除了要塞并且屠杀了其中的驻军。在这两个案例当中都有新教徒的参与，虽然他们的作用在事后遭到了胡格诺派历史学家的夸大。这些史学家们刻意突出了新教徒在事件当中经受的苦难，从而进一步为胡格诺派在国内遭受的苦难张目。那些觉得自己的地位在故乡不甚稳固的新教徒们难免会参与新世界的冒险。但是自从十六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法国王权日益脆弱的境地终结了法国在这方面的任何进一步举措。直到1598年亨利四世平息国内争端之后，法国人才能再度有所作为。虽然法国胡格诺派也参与了1604年第一个成功的北美定居点的建设（该定居点位于新西班牙以北并且保持着足够安全的距离），路易十三和他的大臣们很快就消除了他们的影响。成为未来魁北克省与加拿大的存在基础的新法兰西与天主教母国相比在宗教层面上更加单一。这一点恰恰与三年之后蹒跚起步的英国殖民地形成了鲜明对比。*1*

就像法国一样，英国也曾长期在大西洋水域捕鱼并且造访了北美海岸。南欧人觉得这些海岸并不诱人，特别是因为海岸线越向北气候就越冷。而北欧人的兴趣则更加浓厚。英格兰人在大西洋上有爱尔兰岛这片更容易到达的新世界。这座岛屿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他们对于北美的注意力：在这里他们可以培植真正的宗教，还可以从当地人手里窃取土地——他们对于爱尔兰人的看法很类似于西班牙人对于美洲土著的看法。无论是在爱尔兰还是在北美，最早的英格兰人活动肯定都采取了新教宣传口径，将英国殖民者当做对抗各种敌基督势力的斗士，无论对手是天主教徒还是受命于魔鬼的非基督教信仰。但他们信仰的新教相当政治化。历史原本可能走向另一条引人入胜的道路，这其中涉及一位摩洛哥的穆斯林统治者艾哈迈德.曼苏尔。1596年，盎格鲁-摩洛哥联军成功地突袭了西班牙南部港口加的斯，随后曼苏尔就在1603年向伊丽莎白女王提出了结盟的邀请。他建议双方联手攻击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并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曼苏尔恐怕也有自己的盘算：由于当地气候炎热，摩洛哥人或许会比英国人更适合在这里定居。虽然这个计划无疾而终，但却与其他众多事例一起提醒着我们，新教徒可能更讨厌崇拜偶像的西班牙天主教徒而不是弃绝偶像的穆斯林。此外这起事件也难免使得我们对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另一种可能历史走向浮想联翩。*2*

英国人的第一次横跨大西洋殖民尝试就像法国人的努力一样失败，但英国具有足够稳定的国内政局与政治意愿来再次进行尝试。在损失了大量生命与资金之后，未曾借助伊斯兰势力的英国人终于在1607年建立了一座风雨飘摇但却一脉不绝的殖民地；为了纪念当时刚刚去世的童贞女王伊利莎白，这座殖民地借用了起先另一块失败定居点的名字，从此被人称作弗吉尼亚。弗吉尼亚的定居者们捎带上了一位随行牧师，并且很快开始为了教区事工进行公共集资。因此这是一个认同母国教会集团的官方教会，（尽管这个教会日后的发展路线更倾向于詹姆斯一世的低调新教教会，而远离了威廉.劳德所推进的圣事主义。甚至在1649年克莱默遭受处斩之后，殖民地依然热切地忠实于克莱默的《公祷书》与主教祝圣的神职人员，这一点使得殖民地与克伦威尔政权之间的关系极其紧张——弗吉尼亚是十七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全世界唯二两个依然将英国国教奉为官方教会的地方，另一处是加勒比海域的巴巴多斯群岛殖民地。*3* 然而1660年之后，弗吉尼亚州殖民者在理论层面上对于主教体系的爱戴并没有殷切到不管不顾的程度。他们对于在自己身边建立主教职位的建议并没有给予多少支持，更不用说任何形式的英式教会法庭系统了。他们的教区负责人不是神职人员，而是平信徒身份且富有权柄的“教区委员”（vestry）。

弗吉尼亚的英国国教就这样牢牢地把握在了士绅阶层手中，这些士绅们喜欢以体面而富有启发性但同时又不过火的方式来运用《公祷书》。与英国陆续在更靠北地区建立的其他殖民地相比，弗吉尼亚更容易让人想起阶层分明的老英格兰乡村。这些北方殖民地认为早期斯图尔特王朝治下的英格兰教会缺陷太重，不配称为真正的上帝教会。当这些定居者寻找更纯粹社区的合适创建地点的时候，北美往往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有些人迁徙到了新教荷兰联合行省，自从伊丽莎白统治中期开始许多心存不满的英格兰信徒就踏上了这条路。然而不管当地的归正宗教会氛围多么虔敬，荷兰的空余土地面积总归十分逼仄，而且荷兰人也太多了。爱尔兰提供了更好的可能性，但是到了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查理一世对于可能犯上作乱的定居者十分不放心。1632年查理一世委任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思担任爱尔兰巡检，坐镇都柏林统领当地政府。为了迎合圣意，咄咄逼人的巡检甚至向爱尔兰的罗马天主教徒作出了重大让步，意在让他们与新教定居者相互牵制。全盘考虑下来，最好的选择就成了北美的新土地。

虔诚的冒险者们走向了弗吉尼亚北部的森林与深入海口，这里很快就被他们命名为新英格兰。这片北方地区的第一个殖民地是后来成为马萨诸塞州一部分的普利茅斯，始建于1620年。建设此地的分离主义者们毫不讳言完全脱离腐败的英格兰宗教的愿望。自十九世纪以来，他们就被人赋予了“新移民前辈”（Pilgrim Fathers）的称号。他们最初曾经集体迁往荷兰，但现在又在寻找限制更少的地方，从而建立一个“旨在为我们改良秩序并维护信仰纯洁的公民政体”。*4* 尽管日后在美国建国神话当中享有盛誉，但是当时的普利茅斯依然一穷二白，因为没有多少人希望加入新移民。早在劳德集团在英格兰掌权之前，这些勇敢的人们就不辞艰险地来到了北美。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普利茅斯的定居者们在宗教活动当中表现出了强烈的虔诚，但是普利茅斯在建立以来的最初九年里一位教士都没有，换句话说圣餐礼在他们的敬拜活动中并不享有优先地位。

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的教徒们有着不同的冲动：查理一世政权的阿明尼乌派创新促使许多并无分离主义倾向的士绅、神职人员和普通百姓甘冒风险越过大西洋。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北美的英格兰人比北非还少，因为当时的北非存在着成千上万的英裔奴隶、穆斯林皈依者、商人与冒险家。这个情况很快就改变了。在三十年代期间，也许多达两万名英格兰人移居到了新大陆——超过了当时诺里奇的总人口，而诺里奇又是早期斯图尔特英格兰地区仅此于伦敦的最大城市。*5* 有些殖民者在清教徒显贵们的资助下来到了南方的加勒比海岛屿，因为他们的赞助人认为这些岛屿可以成为骚扰西班牙殖民地的有用据点，就像弗朗西斯.德雷克以及其他伊丽莎白时代杰出新教私掠船船长当年所做的一样。但是大部分人还是选择向北进发，他们跟随早期分离主义者来到新英格兰，并且在1630年接管了此前多切斯特著名清教牧师约翰.怀特在当地创办的萎靡不振的殖民项目，成立了马萨诸塞这个新殖民地。*6* 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公司的新英格兰领导层与弗吉尼亚以及加勒比海的殖民组织相比社会地位要底下一些——以教士与下层士绅为主。这一点体现了他们在海外重建英格兰的决心。从一开始他们就是一个“联邦”（Commonwealth），执政权力掌握在在敬虔的成年男性投资者和殖民者手中。

投资者们选举的第一任总督约翰.温斯罗普原本是一名在故乡没什么地位的英格兰东部士绅，就像他的清教徒同代人奥利弗.克伦威尔一样。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财政危机与家庭危机没能打倒他。温斯罗普的家族有着世界主义新教信仰的传统，向上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四十年代。为了推进上帝的意旨，他参加了议会选举，但是未能胜选。于是他将自己的才干转向了领导他人方面。此前他仅仅担任过太平绅士与下层皇家官员一类的小角色，现在他则要投身于一项更宏大的事业。*7* 他的同事当中包括若干名训练有素的牧师，这些人要么遭到劳德教会的排斥，要么根本不打算为劳德服务。早在1636年他们就在马萨诸塞创立了一所培育神职人员的大学学院。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将这所新学院（即将根据早期金主之一的名字命名为哈佛大学）安置在了一个名为剑桥的小镇——在上个世纪的英国，剑桥与牛津相比是更为坚定的改革中心。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还为剑桥镇提供了一座印刷厂，该厂印刷的第三本书籍就是英格兰教区教堂早已十分熟悉的日内瓦风格韵文诗篇。他们忽略了英语崇拜的其他组成部分，即克莱默的《公祷书》，因为劳德派对于这套文本的仪式化改编已经对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玷污。

移民的宣传口径源自清教徒于宗教改革的主题，自从十六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这些主题就一直在英格兰的布道坛上回荡。当然，立约的理念——早在茨温利和布凌格的苏黎世就得到了首次主张——在这套说辞当中十分突出。1603年，一位英格兰东部的首要清教教士理查.罗杰（Richard Rogers）出版了一本极具影响力的书，名为《七论基督教》（Seven Treatises）。等到马萨诸塞的冒险开始的时候，这本书已经印制了八个版本。书中的诸多亮点之一是对于二十年之前一起事件的描述。当时罗杰与韦瑟斯菲尔德的埃塞克斯教区当中意欲与尘世诱惑相分离的教众们作出了庄严的协议——或者说双方立约了。他们的盟约一直延续至今。这份盟约是一个强有力的意象，落户于新英格兰的社区也打算仿照先例为了未来而立约。*8* 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与上帝以及彼此立约。当他们在空间局促臭气熏天的大西洋航船船舱里或者积雪深厚的新英格兰严冬当中翻阅圣经并思索其内容的时候，“立约”前后的其他词汇同样令他们精神振奋。他们发现自己就像以色列之子那样步入了荒野，但这里的荒野还能比劳德领导下的英格兰教会更糟糕吗？或许他们其实是重新进入了宛如伊甸园的花园，就像故乡的社区曾经做过的那样，而他们的责任则是照管这座花园，为这里带来秩序与和平。所以他们将自己的新定居点命名为波士顿、戴德姆、伊普斯维奇与布伦特里。这些上帝在英格兰修建的花园已经荒芜，遭到了查理一世的宗教的污染。现在他们要在新世界重建这些花园。

虽然与弗吉尼亚的意图相比，新英格兰定居者们为自己建设的联邦远不如前者那样近似老英格兰，但我们在此还是要再次强调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分离主义者，而是清教徒。他们想要建立一个更真实的官方教会，这样的教会在某种程度上往往就像罗杰的韦瑟斯菲尔德一样，难免拖泥带水地具有一些选民教会的特色。新英格兰的冒险远不仅仅是荒野或者花园的问题：这场冒险（套用定居者们即将从南安普敦启程之前温斯罗普的发言）将要建立一座“造在山上的城”。这句选自马太福音5.14的引言已经成为了美国自我认同的名言，但温斯洛普并没有打算未新殖民地赋予特殊的命运。他的本来意思是，像所有其他虔诚事业一样，以及根据马太福音的上下文，马萨诸塞必将大行于世，成为天下效法的表率。在眼下这样一个英格兰新教教会正深陷混乱的危机时刻，那些离开南安普敦的人们想必也意识到了，许多英国人乃至远在特兰西瓦尼亚的人们都正在注视着他们。*9*

因此马萨诸塞所采取的教会形式是一个悖论。首先这是一个归正宗教会，就像英格兰那样有着无所不包的教区系统，但同时又由自我拣选的上帝信徒组成的地方大会来进行管理——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教会政府。这种教会被人称作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教会早期的牧师之一约翰.科顿最早普及了这个源自拉丁语的词汇。早期哈佛学院的建立意味着马萨诸塞从来不会缺少为教区服务的牧师，这项优势在北美各个殖民地当中可谓独一无二，因此在这里建立单一主导教会格外容易。这些教士们在一个众多教区组成的联合体当中进行事工，教区里的平信徒都信奉经书的宗教（Religion of the Book）。这里可能是当时全世界识字率最高的社会。就像世界范围内改革派基督教大家庭当中的任何虔诚群体一样，他们也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必须实现百年宗教改革的希望；在这个世纪以及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一直与英格兰本土志同道合的会众团体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也很清楚自己所肩负的国际遗产。*10*

严格来说这并不是政教合一体制，但教会政府的确与世俗政府并行运作，就像日内瓦一样。选民们主管着联邦的大小事务，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仍是少数，尤其是当下一代没有经历过移民与新生活的兴奋感的孩子们出生并长大之后。总之温斯罗普和他的同伴们也很清楚，在挤满横渡大西洋移民船只的乘客当中，并非所有人都有着纯洁的心灵或者寻求上帝的决心，有些乘客逃离英格兰的理由恐怕并不单纯是反对劳德的圣事主义神学，而是更加污浊晦暗。决不能允许这些人污染净化之后的教会，也不能允许他们打入政府。1631年，殖民地大会的投票权仅限教会成员所有。但所有人依然必须前往居住地的教区教堂（在新英格兰地区人们干脆将其称为 “集会所”（meeting house）），马萨诸塞州政府还试图阻止人们在集会所的一定距离之外安家落户，意在使得他们能够受到适当监督。

在1649年之后的空位期，英格兰政府看上去令人愉快地越发接近了马萨诸塞州的政府模式，许多新英格兰人也再次横渡大西洋返回故国为新政权撑腰助阵。然而查理二世在1660年的回归使得大西洋两岸的教会建设努力都遭遇了毁灭性的威胁，回国的人流也骤然枯竭。*11* 殖民地领导层对于如何保持政体内部的微妙平衡多有争论，最终以人们所喜爱的盟约概念作为基础发展出了一套巧妙的妥协。1662年，当所有会众团体都在这个问题上投票之后，他们同意建立“半途信约”（Half-Way Covenant）。有些人可以仅仅凭借受洗而继续成为教会成员，但如果想要获得完全的教会成员身份——即在圣餐台领受圣体的资格——就必须提供悔过的证据。

这样一来。敬虔氛围，马萨诸塞州殖民地大会的广泛投票权范围以及官方教会都得到了保全。新英格兰的公理主义面临着许多挑战：围绕“半途信约”的论战对于神职人员的权威非常具有破坏性，因为相互竞争的神职人员会争相游说会众团体来反对自己的对手。十七世纪八十年代英国皇室开始出手干预殖民地事务，向殖民地委派官方任命的总督。这些人造成了进一步的不安，因为他们对于公理主义事工很没有同情心，甚至还撕破脸皮在波士顿正中间兴建了一座圣公会教堂（更糟的是，在1714年这座教堂购置了一座管风琴，像这样公然安装教皇主义发动机的行径在新英格兰地区尚属首次）。*12* 但是不管怎么说，公理会当局依然以独立自主不受外部干涉的名义从立法机构获取支持。直到十八世纪“大觉醒”释放出来的破坏性宗教热情对其构成挑战之前，公理会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马萨诸塞联邦成立的缘由是针对查理一世国王教会的有意识抗议，不过联邦自身很快也遭遇了宗教异见的考验。早在1635年，就有一位思想独立、名叫安妮.哈钦森的波士顿女子吓坏了当时的领导层。她针对由圣约神学建立的整个清教徒虔诚框架提出了挑战。她是一位唯信仰论——这种新教神经官能症总是频繁发作——的鼓吹者，批评强迫选民不断证明自己愈发圣洁的清教神学。更糟的是，她通过自行举行敬拜集会来主张自己的权威，并声称圣灵向自己赐予了特殊启示。马萨诸塞州的教士们在她的神授权力究竟来自上帝还是魔鬼的问题上分裂成了两派，各种个人冲突也掺杂在了争议当中。*13* 经过两年多的紧张对峙，哈钦森遭到了放逐。于是她南下加入了名为罗德岛的沿海零散社区。这片社区的建立者是一位铁杆分离主义牧师罗杰.威廉姆斯，他本人也因为宗教观点而于1636年逃离了马萨诸塞以免遭到逮捕。这里很快成为了一座避风港，充斥着数量惊人的各种异见分子，在信仰问题上一丝不苟的波士顿人将这里视作“新英格兰的茅厕”。随着威廉姆斯竭力在此等乱象当中创建秩序，任何关于单一上帝教会的设想很快就消失了。于是威廉姆斯完全接受了宗教宽容原则，他所设想的自由愿景当中甚至包括了犹太人和土耳其人（罗德岛当时恐怕并没有土耳其人，但这种修辞依然做出了惊人的姿态）。依然是加尔文主义者的威廉姆斯认为所有非选民都会下地狱，但是他并没有责任为这些人的今生找麻烦。1647年，他的罗得岛城镇宣布，“所有人都应当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每个人都应当尊奉自己的神。”*14*

马萨诸塞对此仍旧不敢苟同。1651年当地领导人下令鞭打了举办私人崇拜活动的浸信会成员，而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15* 贵格派在1657年到达了这里并且决定传播关于自由与内在光明的狂喜知识，显然存心想要殉教。他们鼓励妇女讲道的做法也难免勾起关于安妮.哈钦森的苦涩回忆。教友派故意脱离世俗生活的举动在这里引起了更甚于英格兰的恐惧情绪；毕竟，联邦的历史还不到二十五年，在社会层面与宗教层面都受到契约的约束。贵格派信徒遭到了公开鞭打，他们的耳朵也会被切掉。在1659年到1661年之间，四名贵格派信徒因为非法进行传教活动而遭受了绞刑——其中还有一位名叫玛丽.戴尔的妇女，她故意从流放当中返回马萨诸塞，只为坦然赴死。这四个人的处刑在新英格兰和英国本土引起了强烈的抗议，查理二世下令停止处决贵格派的行为，尽管他的政府对于贵格派始终不以为然并且监禁了不少教徒。曾经令清教徒避之唯恐不及的的皇家政权现在居然出手克制清教徒迫害他人的热情，此情此景实在颇具讽刺意味。这些处刑使得许多新英格兰人都开始考虑，即便是在宗教方面最令人讨厌的家伙是不是就理应遭到这样的对待。而另一方面，罗德岛则针锋相对地尊重贵格派教徒的和平主义立场并且免除了他们服兵役的义务。甚至在1676年殖民者与土著人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怕危机当中，这一前所未有的让步依旧幸存了下来。与此同时罗德岛还允许贵格派教徒在殖民地政府内部享有发言权，包括涉及战争事务的决定。*16*

罗杰.威廉姆斯是少数几个想到在北美土著人口当中传播基督教的早期殖民者，他不厌其烦地学习并分析了土著语言，并且为他们撰写了一本基督教指南。不过后来他在这方面也懈怠了，直到日后出了一位新英格兰教士约翰.艾略特才重新拾起这方面的工作。早期英国新教徒忽视了在土著人口当中传播福音，这一点与西班牙人或者法国人的做法恰好相反。前者在中南美、后者在新法兰西北部针对土著人的传教与英国人相比又有些操之过急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一反差归结于早期英国殖民地忙于求存自顾不暇的处境，或者殖民社会与土著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文化隔阂。伊丽莎白时代负责宣传殖民地建设的笔杆子们——其中的主要人物包括天文学家托马斯.哈里奥特与航海家小理查德.哈克卢特——的确强调过向北美原住民传播基督教的重要性。*17* 这样看来殖民者的迟迟不作为不仅更加令人意外，而且还削弱了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公司徽章上铭文所传达的高尚信息：这段铭文以北美土著的口吻说出了保罗传教愿景当中的语句（使徒行传16.9）：“请你过来帮助我们”。

对于这个现象的解释或许未必是惰性或者直来直去的种族主义，而是神学立场。因为伊比利亚殖民者在前两个方面也有着相当程度的表现。对于自然法的考量通过始终困扰着西班牙人的良心，但是改革派神学家对此却少有顾忌。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执行特定的命令来寻求这些命令所体现的上帝旨意——其中有一条命令就是上帝对亚当的明确吩咐：“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条命令也是对于伊甸园的呼应。清教徒的圣约神学可能抑制了关于传教的想法：圣约神学的信徒们或许会觉得当地人应当首先自发地表现出对于基督教的兴趣并努力模仿殖民者邻居的基督教信仰，借此证明自己也是上帝选民的一部分，而殖民者不应当施加任何人为的努力。对于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的向往同样也影响了罗杰.威廉姆斯与约翰.科顿，因为他们两个都相信奥利弗.克伦威尔基于圣经的信念，即世界末日的来临必然以犹太人集体皈依基督教为前奏。因此从逻辑上讲，如果犹太人的皈依是上帝计划的初始阶段，那么其他新异邦人的皈依自然应当是这个计划的后续阶段。*18*就像南美土著一样，北美土著也因为来自欧洲的传染病而大量死亡。对于有些评论家来说，这意味着上帝在创造土著人肉体的时候出于玄妙难解的原因有意使其逊色于欧洲人的肉体。此外土著人刚刚接触欧式农耕活动时表现出来的懒散作风也难免使人联想到该隐，一位失败的农夫，史上第一位杀人犯。*19*

艾略特借助自己的慷慨想象克服了这些神学或者心理障碍。他从1646年开始工作，到1663年他发行了北美第一本圣经，使用得是现已灭绝的北美土著阿冈昆语系当中的一种方言。此外他还用当地主要语言编纂了一本教义问答。他的大力工作使得成千上万名印第安人皈依了基督教。他将这些皈依者组织起来，安置在英格兰人经营的地区附近，让他们居住在“祈祷村”（prayer town）里面，由土著人自己管理，但同时又尽可能地模仿了英式生活模式。像艾略特这样具备开放精神的定居者可谓少之又少。随着殖民地的数量与征服领土的野心在本世纪愈发膨胀，这些皈依人员定居点总体上遭到了战争和殖民者背叛的破坏：北美土著人将要在新教基督徒手中遭受旷日持久的摧残与折磨，这个悲惨的故事此时才刚刚开始。英国圣公会在1701年组织了一个名叫福音传播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的传教士团体，但这个团体一开始的主要意图是团结官方教会当中的北美白人定居者（和他们的奴隶），尽管早期教会参与者听到了大量面向土著人传教的宣传。*20*

奴隶制为英语基督教传教活动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并为其留下了巨大的污点。随着南部殖民地与加勒比海的英属岛屿发展了种植园经济，特别是烟草和砂糖经济（棉花出现得很晚），他们与百余年来伊比利亚殖民地一直推行的进口非洲奴隶制度深深地搅和在了一起。弗吉尼亚的第一条奴隶记录可以追溯到1619年。*21* 讽刺的是，正当大西洋两岸的英国人在十七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前所未有之势大谈特谈自由和选择权、尤其是宗教自由与选择权的时候，成千上万毫无自由可言的黑奴正在被运往英国殖民地。无论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基督教似乎并没能使他们的良心遭受一丁点谴责。弗吉尼亚当地议会在1667年的一项法案当中明确指出：“受洗与否不能改变受洗者奴役或自由的处境”，这只是对于葡萄牙人奴隶贸易政策的重申，并且效仿了英国习惯法对于农奴制的明文规定（这些规定至今依然存在）。*22* 这种立场与十七世纪在非洲南部好望角进行殖民冒险的改革派新教荷兰颇为不同——根据荷兰人的政策，奴隶受洗之后不能再次出售，因此荷兰人一直小心地将受洗奴隶的人数控制在最低水平。*23*

双重标准似乎愈发根深蒂固了。宽容和自由的伟大拥护者约翰.洛克在《政府论》当中响亮地面向英国同胞们宣称，“奴隶制是一种可恶而悲惨的人类状态……以致难以想象，一个英国人——更不用说一个绅士——竟会替它辩护”。但是洛克本人（作为英属北美第一批世袭贵族之一）恰恰正是这么做的。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左右，就在撰写《政府论》的同时，他协助一大片名为卡罗来纳的南方英国新殖民地起草并修订了宪法。一言以蔽之：黑人不是人。*24* 从十七世纪末期开始，黑奴人口数量开始飙升。在十八世纪最初十年，南卡罗来纳的黑人数量超过了白人；在弗吉尼亚，1680年的黑人人口大约是白人人口的不到10％，而到了1740年已经逼近了白人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一。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南卡罗来纳的一位圣公会牧师弗朗西斯.李.乔（Francis Le Jau）推行了一项大胆的礼拜仪式创新。他在洗礼仪式当中添加了一项要求，要求接受洗礼的黑奴重复一句宣誓：“你在有生之年不会以任何方式利用神圣洗礼来摆脱你欠你主人的责任与顺从”。这项措施反映了神职人员在普通信众主导的教会当中所面临的困境：当奴隶主十分抵触奴隶皈依基督教的时候，是听任奴隶的灵魂沦落地狱呢，还是接受教会所在社会的规范呢？*25*

早在十七世纪中叶，弗吉尼亚南部和新英格兰北部就创造了两套形成鲜明对照的英语殖民地形式。双方都坚定奉行着各自不同的官方教会模式，就像在欧洲一样，虽然罗德岛仍然是新英格兰统治阶层的肉中刺，并且集中体现了新英格兰对于其他新教教众团体的官方限制的逐步放松。在这两个区域之间出现了各种“中间殖民地”。一开始它们并非全都是英属殖民地：瑞典路德宗教徒定居在特拉华河，新教荷兰人则在哈得逊河口占据了一座条件优越的天然良港并将其命名为新荷兰，这里迅速成为了北美海岸沿线欧洲海运的焦点。一支英国舰队在1664年的英荷战争期间吞掉了这个诱人的战利品，而位于曼哈顿半岛的新荷兰首都新阿姆斯特丹也就成为了日后的纽约。荷兰人曾于1673年暂时夺回过这处要地，但很快又失守了。

瑞典人和荷兰人的目的依然是重现欧洲本土的国家教会，但甚至早在1664年之前，荷兰北部的宗教大同主义已经在新阿姆斯特丹得到了复制，无论荷兰归正宗教会喜欢与否。务实的荷兰殖民者容忍了一个富裕的犹太社区的存在，因为殖民地的产权所有者荷兰西印度公司当中存在着数量不少的犹太裔股东。英国统治对于任何荷兰改革派垄断宗教领域的想法构成了致命一击。纽约率先经历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定居者多样性——各路定居者在十八世纪如同洪水一般涌入了纽约，在这里还想复制拘于门户之见的老欧洲认信教会无异于犯傻。与一开始的北部与南部英属殖民地相比，这块荷兰定居地更能于是未来北美地区宗教多元化的范式。*26*

英国与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在十七世纪中期都遭遇了危机，但是进一步宗教实验与危机的相互作用方式对于双方而言则不尽相同。1632年，与查理一世交好的罗马天主教贵族教友在弗吉尼亚北部一个被称为切萨皮克的地区赞助了一块殖民地，并根据查理的天主教妻子汉丽塔.玛利亚的名字将这里命名为马里兰。事实上保皇党在英国内战当中的失败意味着天主教徒在马里兰并没有发挥主导作用。天主教徒感到自己早已经十分脆弱的地位正在受到威胁，为了争取信仰天主教的自由，他们在1649年抓住了局部实力上升的短暂机会走出了一招令新教竞争对手们始料未及的好棋。天主教徒作出了重大让步，保证完全容忍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根据他们的规定，任何使用十七世纪英国常见宗教侮辱来攻击别人的人都要遭受罚款和鞭刑。他们还精心编制了一张禁语清单：“异端，分裂份子，拜偶像者，清教徒，独立派，长老会会士，教皇派教士，耶稣会会士，耶稣会教皇派，路德宗，加尔文主义者，再洗礼派，布朗派，唯信仰论者，巴诺主义者，圆颅党，分离份子。”*27* 这种做法为掩饰伴随宗教改革的恶意做出了非凡的努力，通过一条截然不同的途径接近了罗德岛的普遍容忍立场。不过马里兰的愿景也还有局限性，因为这里仍然不容忍反三位一体论者，他们的财产要遭到没收，本人则要遭受死刑。后来圣公会又在十七世纪九十年代控制了这块殖民地并且竭力限制罗马天主教徒的权利——虽然“光荣革命”被人视为英国历史上公开宗教宽容的一块发展里程碑，但是这一事件在大西洋彼岸却造成了颇具讽刺意味的后果。然而尽管整个殖民地沿海地区的宗教多样性都遭到了稳步蚕食，但是马里兰的先例并不会遭到遗忘。

一位贵格会成员为处境窘迫的贵格会带来了新的机会。此人名叫威廉.佩恩，他很有兴趣为自己的教友创办一个避难所。他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的儿子，与信奉天主教且心系海洋的未来王位继承人詹姆斯二世关系亲密。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在1682年得到了皇家许可状，这份文件将一块被人称为宾夕法尼亚、位于马里兰和新英格兰之间的的殖民地交给了他。他随即制定了一套天马行空的计划，比天主教马里兰精英还要更进一大步。他放弃了在宗教领域使用强制手段，向殖民地当中所有一神教信徒授予了宗教活动自由和参政权利。他还试图与土著人保持友好关系。不久宾夕法尼亚就变成了一锅花色丰富的宗教大杂烩，其中不仅有英国新教徒，但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教徒，路德宗教徒，还有从中欧地区逃离罗马天主教迫害的欧洲大陆激进改革派的后裔。在最后一批人当中当中，来自瑞士的老派阿米什教会直到今天依然竭力保持着十八世纪早期刚刚抵达北美时的集体生活方式。*28*

佩恩原本打算根据教友派的理想来经营自己的殖民地社区，但是如此多样化的宗教环境严重破坏了他的愿景。迫于英国政府的压力，宾夕法尼亚甚至在1705年剥夺了天主教徒、犹太人和无信者的公民权。*29* 不久宾夕法尼亚与土著人的良好关系也遭到了严重损害。然而不管怎么说，宾夕法尼亚还是在教友派当中养成了针对奴隶制的刻骨仇恨，这方面的发展对于全体基督徒的未来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此外宾夕法尼亚还树立了另一个显著的范例：在几乎所有其他殖民地当中，都有一家教会没完没了地主张自己的官方地位，哪怕自身其实是少数派，但是在宾夕法尼亚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团体能够自动获取排他的地位。这是第一个演变出了现代美国典型宗教模式的殖民地：众多教派共存共生，其中任何一个都做不到一家独大，每个教派都是新教这块大蛋糕的一小片，并且共同组成了一个规模更大的新教教会。自从查理二世复辟之后，英国国教在南部殖民地的地位的确有所加强（甚至就连此时已经相当国际化的纽约也未能免俗）。最终北美成立了十三个殖民地，而国教会在其中的六个里面都成了官方教会。然而，考虑到如此众多的殖民地都起源于针对国教会的宗教抗议，英国国教永远无法在北美完全复制自己在英国本土的全套特权。

如果官方教会当初更有效地建立了自己的政府框架，或许能够更好地抵御日益增长的宗教多元化。但是除了马萨诸塞之外，基本上所有殖民地在成型阶段的最初一百年都面临着神职人员短缺的局面。与受过专业训练的教士相比，地方宗教事务的平信徒领袖一般不倾向于针对真正基督教的表现形式采取独尊一家的观点。在这一点上，许多殖民活动的推动者都抱有十分有力的顾虑：宗教压迫不利于吸引定居者，因此从经济角度来说对于挣扎起步的殖民大业有损无益。宗教改革前后的欧洲已经见识了宗教宽容，现在宗教自由也开始发展起来。宽容是处于强势的一方勉强做出的让步，自由则是所有宗教团体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竞争。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看到了不少先例：首先是十六世纪二十年代瑞士格劳宾登的实用主义举措，然后是匈牙利人与特兰瓦尼西亚人的多尔达声明，不久之后又有了波兰-立陶宛共同组成的华沙联邦。随着老欧洲越发僵化并且逐渐背离这些十六世纪的理想，一场全新的欧洲事业接受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