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如今可供组织化宗教调用的新式交通与通讯资源不仅使得天主教受益，新教同样受益匪浅。而且新教在体制与敬拜方面也呈现出了类似的活力。便宜的印刷品对于以经书为基础的宗教来说自然十分重要。圣经的印制数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从1808年到1901年间，仅仅英国与海外圣经工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这一家新教英语印刷机构就生产了超过4600万本全本圣经，新约与节本圣经的数量则是这个数字的三倍。此外，印刷技术的进步也诱使新教徒逐步远离了对于神圣造像的长期猜疑。新教圣经当中出现了大量精美插图，发生在新近刚刚向西方开放的圣地耶路撒冷的场景尤其配图详细。此外所谓的“家庭圣经”（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来说就是钦定版）也成为了家业兴盛的象征。圣经推销员走家串户兜售“家庭圣经”，恰似二十世纪的百科全书推销员一样。这款圣经有着做工考究的仿皮革封面，小孩子们要先把手洗干净才能郑重其事地掀开质地光洁且色彩鲜明的书页，欣赏插图当中理想化的古代中东风光，徜徉于家谱、婚配与死亡的气派条目当中。其他一些图片则会特别引起新教徒的共鸣。当时最成功的圣经画师之一名叫威廉.霍尔曼.亨特，此人是一位英国“拉斐尔前派”艺术家，也是一位奋发有为的虔诚圣公会信徒，尽管有些不循常规。他在1853年创做了一幅打动人心的救主绘像，画面上的救主手提一盏灯火，为一座年久失修的门廊带来了温暖和光明。批评家们对于这幅《世界之光》嗤之以鼻，但1905年这幅画在大英帝国境内的巡回展示取得了极大成功，成为了足以与任何东正教或拉丁语基督教经典标识在世界范围内一争高下的竞争对手。*29*

就像天主教的情况一样，女权主义也成了新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重要特征。女权主义极少以宗教生活的形式得到表现。自从宗教改革解散修道生活以来，宗教生活这个概念对于新教徒来说就十分难以接受，虽说自从1845年起就有许多有主见的女性软硬兼施地迫使男性圣公会领导人允许她们成立了弘扬主教体系权威但同时又否认实际主教领导的修女院。*30* 至于在其他方面，有远见的新教女性们缺乏玛利亚崇拜为天主教女性提供的、在现有教会结构之内赢得一席之地的机会。由于不能用玛利亚来充当信息媒介，他们往往会穿上旧约先知的外衣，其中一些人也因此被现有的教会排斥了出去。

这些女先知当中最早且最有名的一位名叫乔安娜.索思科特。这位德文郡的士绅女性将沿袭自卫理会的热情转向了更为个人化的方面。1792年，她在中年时分见到了平生的第一次异象，这场异象导致了一场大规模世界末日运动。在她的有生之年里，运动的领导权都牢牢掌握在女性手中，尽管难免经常遭到心怀叵测的男性的操弄。这场运动有力地挑战了全由男性组成的教会领导层：运动珍藏了一盒乔安娜的预言，只有在二十四名圣公会主教同时在场的情况下才能将盒子打开。此前葡萄牙的法蒂玛圣母也采取过隐藏预言的作法，乔安娜可谓有样学样。时至今日，她的预言依然在英格兰贝德福德静待着重见天日的时机。*31* 克莱德赛德还有一对富有魅力的苏格兰姐妹伊莎贝拉和玛丽.坎贝尔，长期看来她们的经历有着更重大的意义。伊莎贝拉素有格外圣洁之名。在她早逝后，她的教区牧师为她出版了一本感情充沛的回忆录，将许多人都吸引到了她家里。在这种兴奋情绪当中，玛丽开始用一种谁也没听过的语言发表声明，还鼓励她的邻居也这样做。此外她还奇迹般地从重症晚期恢复了健康。在英格兰萨里的奥尔伯里，有一群颇具影响力的福音派友人经常在风景优美的乡间别墅里集会。这些来自苏格兰的“圣灵赠礼”报道令他们很感兴趣。他们当中有一位名声在外且性格外向的苏格兰教会教士爱德华.欧文。在坎贝尔姐妹事迹的启发之下，他决心踏上通向预言的灵修旅程。这场旅程的结果将会深切影响到世界各地的基督教教会。坎贝尔姐妹以及她们对欧文的影响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为现代五旬节运动带来了第一道曙光。*32*

更常见的女性活动沿袭了玛丽.阿斯特尔这样的早期英国新教女权主义者的逻辑。这些活动在那些未曾背负官方教会地位的负担而且更倾向教众集体决策的教会里面往往更容易开展。当时有一起特别引人关注的案例：伦敦有一家安息日浸信会（Seventh-day Baptists）教团，由于现有成员的去世以及在招募新成员方面的审慎态度，致使整个教团只剩下了七名没有教士的妇女。男性浸信会牧师与教团的男性托管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并且反复断言教团的领导职能依然被上帝交付在男性手中，最终他们终于在1831年正式审视了这场争端。他们援引了浸信会神学教团逻辑对于教会本质的看法，并且以19票对11票的结果认定（投票者都很清楚自己将要遭受怎样的嘲笑）女性完全有能力组建教会并且自主挑选领导教会的（男性）教士。*33* 1853年，纽约南巴特勒的一家公理教会将这套逻辑更加推进了一步，为一位安托瓦娜特.布朗（Antoinette Brown）进行了祝圣。在反文化的贵格会圈子以外，她是现代基督教当中第一位担任圣职的女性。

在后千禧年主义的乐观社会活动的影响下，福音派新教对于这场所谓的“第一波”女权主义特别友好。在异性之间不能面对面沟通的异域文化当中，纷纷投身海外宣教工作的新教女性成为了宝贵的资产。身居母国的妇女则参与了范围广泛的社会运动，旨在彻底改变社会行为。她们特别热衷于废除奴隶制以及向酗酒开战，因为这项由男性主导的恶习是家庭安宁与财务安全的大敌。男性如果对于某些公益领域表现出过多的兴趣往往会殃及自身，而女性在同样的方面则可以放手大干。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数以百万计被迫卖淫的贫困青年妇女的福利问题。英国福音派信徒约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是一位开明辉格党议员的女儿，她将自己对于奴隶制度的仇恨传遍了英国的大街小巷。她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次她在舒适的牛津自家住宅里面听到窗外传来女人的哭喊，“这个女人渴望天堂却被拖回了地狱 ——我的心如同针刺一般。我渴望从窗口一跃而下，与她一起逃往避难之所。”不过她并没有逃跑，而是转而着力开展了一场更加系统有效的运动，专门批判男性对于不得不出卖肉体的女性的漠然与羞辱。她所到之处人们无不惊恐万状，因为像她这样出身良好的已婚女士居然胆敢在公共场合就性病防治问题侃侃而谈。牛津高派教会教士亨利.利顿（Henry Liddon）司铎干脆将她称作“那位可怕的巴特勒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