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当时全亚洲最大的帝国是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尽管中国在十九世纪步履蹒跚，但并没有完全倒下。尽管英国、欧洲其他列强以及美国全都下定决心要榨干这块辽阔疆域的财富，但是中国始终维持着一线生气。基督教的到来以及与基督教信仰划等号的欧洲列强干涉促成了灾难性的起义，自从清王朝于1911年崩溃之后，中国的基督教教会花费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彻底撇清自己与丧权辱国的近代史之间的关系。起始于十八世纪末的中华帝国衰落为罗马天主教与新教都提供了全新的机会。前者可以重新整顿以往传教活动留下的残余教众，后者则可以开始自己对中国的第一次攻击。时至今日，中国官方的态度依然会将天主教与“基督教”——即新教——区别对待，因为这两种宗教进入中国历史的时代有所不同。自1842年起，由英国牵头，欧洲列强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得新教渗透中国成为了可能。勒基对于废奴运动的炫耀为英国塑造了一副慨然正派的面目，导致这批条约的战争却向世人呈现了英国的另一套嘴脸。与“完美善举”遥相辉映的是另一项彰显大英帝国选择性道德的政策，即通过向中国出口产自印度的鸦片来弥补贸易逆差。

鸦片贸易的规模发展得极其庞大，导致中国上下都陷入了毒品成瘾的危机。帝国当局拼命遏制这场危机，一方面禁止进口，同时还会在鸦片船只到岸后立刻销毁船上货物。英国为了捍卫鸦片贸易的利润于1839年发动战争，并以其技术优势保证了陆海两线作战的胜利。伴随着这个算不上德行无亏的结果，传教士们再次来到了中国。1842年的《南京条约》不仅迫使中国重新开放贸易，也扭转了帝国一个世纪以前禁止主张基督教信仰的政策。大量传教士都与鸦片贸易纠缠不清。他们抵达中国所乘坐的帆船甲板上总是堆满了一箱箱鸦片，传教活动所需的财政支持一般也由鸦片商人们经营的信贷网络来提供——至于从直接涉及鸦片贸易的公司（换句话说就是几乎所有在中国做买卖的西方企业）接受捐款就更不用说了。*80* 对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而言，传教士与针对中国人基本世界观的侵袭脱不开干系。军事失败与鸦片贸易所造成的社会苦难使普通中国人不仅敌视传教士，还厌恶本国政权。很多人都还记得，如今执政的满清王朝就像大肆蹂躏他们的英法等国一样是异族出身。

对于西方文化的愤怒与迷恋在当时都十分流行，这种自相矛盾的混合情绪为爆发于1850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提供了燃料。运动的第一个理论家兼领导者洪秀全曾四次参加科举落第，未能取得中国传统当中通向成功不可或缺的钥匙。在精神崩溃的状态下，他在一位年轻美国传教士的鼓励开始阅读基督教书籍。他很快就确信自己是上帝拣选的领袖，并且开始四处传讲自己见到的异象以及耶稣的救赎权柄。他的运动是一堆熊熊燃烧的混合物，其中掺合了反清复明思潮、传统的反贪腐热情以及源于基督教的一大堆理念，包括对于社会平等的追求——所有这以前都统一于洪秀全的上帝异象。*81*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世界各地，西方势力对于传统文化干涉的骤然升级导致了许多类似的思想融合范例，其中基督徒的末世理念成为了广受欢迎的煽动力量，通常都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在太平天国运动爆炸式大发展的十年中，南非的科萨人试图宰杀所有的牲畜，因为他们相信了一位年轻女孩农阿悟斯的预言。预言要求人们必须清洁自己的污秽，为前任科萨人领袖的回归做准备。据称此人现在正在指挥俄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英国作战，他的回归将会为他们带来崭新的富足生活。然而科萨人发现自己的谵妄敬拜只能得到饥饿与死亡作为犒劳；同样的奖励也在等待着太平天国运动。*82*

中国的辽阔领土放大了太平天国运动末世论的影响。太平军占领了中国中部大部分，并且造成了远甚于印度大起义的创伤。这场运动尽管名为“太平”，但其实却是世界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内战，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美国南北战争，与一个世纪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也不甘示弱。太平天国创建了一套完整的政府结构，拥有强大的军队，但是迅速集聚在手中的巨大权柄并未改善洪秀全脆弱的精神状态。他陷入了消极无为不问外事的境地，整天沉浸在约翰.班扬的新教经典《天路历程》的中文译本当中。他的新教徒表弟洪仁玕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居住多年。1859年到达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之后，他试图让太平天国运动摆脱对外国人的反感并创造一个更合理的组织，将中国传统考绩政府的优越之处与欧洲文化吸引他的地方结合起来，以太平天国新型调和主义信仰以及钦定本圣经的中文译本为基础，打造一个彻底现代化的中国。即使当1864年太平军的军事实力在洪秀全弥留之际土崩瓦解的时候，已经沦为清军战俘的洪仁玕依旧强硬地重申着对于自己表兄的骄傲以及这场持续十四年的运动所彰显的神意。遍及四方的叛乱余烬又持续了许多年，虽然顽强的省级乡勇军队在打击起义军的时候远比中央军更为得力，但是清帝国还是从此一蹶不振。即使在内战肆虐的时期，1858年至1860年的新一轮不平等条约依旧为帝国境内的传教活动提供了进一步的自由。*83*

不仅中国人会产生文化误解， 1842后开始工作的许多传教士也是如此。就像此前的天主教徒一样，仅仅是掌握汉语这样一项基本任务就足以令他们狼狈不堪，因为这门语言的复杂程度实在令人生畏。而且他们的反应往往是将自己的不足暴露在外。他们要么整天抱怨撒旦如何祸乱了中国文化，要么就没完没了地痛惜汉语缺陷甚多，无法表达含蓄抽象的概念，却不肯承认明明是自己汉语水平不过关。新教传教士比起天主教徒更加厌恶中国文化孕育的传统宗教，因为其中充满了仪式和偶像崇拜（就像教皇信徒一样糟糕）。中式佛教素食独身的教规尤其令新教传教士们回想起了天主教教会用来欺压信徒的虚假誓言。英勇的西方男性踏上了传教之旅，与非常真实的危险作战，因此西方世界当中的男性模板很能抚慰他们。他们放开肚量大啖肉食，并且心满意足地鄙视着女性化的素食主义。*84*

然而从一开始，就有一部分传教士试图从早期天主教的成功与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在这么广大的陌生文化圈里开展事工难免遇到问题，而他们则摸索出了自己的解答。有一位美国归正宗牧师约翰.打马字早早地来到了英国占领的西南沿海福建省厦门市。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事率先创建了完全成熟的中国新教教会，还兴建了全中国第一座新教教堂建筑——但是打马字的工作绝非若干个“第一”的累加。早在1848年他就决心让自己的教众群体彻底本地化，让外籍传教士退居二线：正当亨利.维恩不是很成功地在西非传播“三自”理念的时候，打马字已经不动声色地在厦门将同一套理念落到了实处。当地人对于外来者相对开放的态度也起到了作用：三百年前，厦门就曾经是欧洲人的入境口岸之一，到了 1847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厦门又成了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不久后，他的教众群体——这个群体是当地美国与英国长老会教众基础的聚合产物，这样合情合理的团结政策很好地强化了教众群体的力量——就按照经典的长老会方式选举出了中国长老。这些长老既要努力实现教会自养，又要发展新的会众。*85*

此后的英国人戴德生又以更加公开的形式重复了打马字的本土化战略。任何教会传教结构都不能控制他，直到他创建了专属他本人且不受制于任何其他教会的教会为止——在他年轻的时候，英格兰卫理宗就特别热衷于内部分裂，如今他又颇具创造性地重新演绎了这股分裂劲头。1865年，他与将自己带到中国但此时陷入重重挣扎的传道会组织断绝了关系，并且成立了自己的传道会，将总部设在中国，而且除了上帝的支持之外不求助于其他任何组织。泰勒宣称他的组织坚决反对鸦片贸易。他绝不会举债传教，也不会通过摊派方式来集资。他的传教士统一穿着中国服饰——包括妇女在内，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这还是个很麻烦的话题——还在烟台（芝罘）并排兴建了医院与学校，旨在为传教士家庭培养下一代。这些孩子将会在中国接受教育，而不是按照当时的惯常做法被送回欧洲。*86*

美好的理想在实践中往往难以维持。例如芝罘学校这样的机构自然需要与其他传教士社团没有什么不同的基础设施，到了后期尤其如此，因为这时候中国本土传道会的规模在全世界都已经数一数二了——而且特别奇怪的是，芝罘的学校直到1917年才开设汉语课程。*87* 戴德生在英国花了大量时间进行公关巡游，招揽了不少有志传教的人员，也吸收了不少资金。然而除了物质以外，豪言壮语也是很重要的。它的背后是戴德生的慷慨精神：例如当1900年义和团运动引爆了中国人的排外怒火，致使他的传教活动与其他组织一起遭受重大损失之后，他拒绝了欧洲传教组织向清政府勒索而来的赔偿金。他的传教士跟随着天主教徒的足迹步入了广阔的中国农村，而不像大多数新教传教活动那样坐守城市。他的组织的显著特点在于组织成员不能指望固定收入，而且这个组织一贯善于招收那些缺乏团队气质的个人。*88*

除了中国之外，另外两个王国也在十七世纪刻意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政策，现在也都被迫开放国境：这就是朝鲜和日本。两国关系一直十分紧张，因为日本曾经反复入侵朝鲜。然而即使考虑到历史因素，两国接受基督教的差异也极为显著。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舰队于1853年迫使日本开放国门，标志着一场日本社会革命的开始，这场革命最终导致了1868年的天皇复辟，独揽大权两个世纪之久的德川幕府就此告终。来到日本的美国人惊讶地发现，在日本群岛的偏僻角落里，某种形式的基督教挺过了针对一度繁荣的天主教教会的压制，排除万难幸存至今。然而，这场启示并没有也从未导致基督教在日本的再度复兴。尽管日本人满腔热情地在新教西方文化成果当中东挑西选，并且购买了大量日语圣经，但很少有人一步迈出去当真皈依基督教。圣经的普及隐藏着一个线索：在同一时期，塞缪尔.斯迈尔斯著名的成功学丛书日文版同样也销售了100万册，远远胜过其在英美两国的销量。对于日本人来说，所有这些书籍仅仅只是现代世界有用方面的速成教材而已，就好比日本官僚上班时都会穿着西方礼服。此外佛教素食主义也遭到了吃牛肉时尚的侵犯，因为牛肉似乎为西方人建设帝国起到了很大的益处。*89*

至于基督教在朝鲜的起源则是反宗教改革时期世界范围基督教扩张的一个特例，时间上来说相当晚，正赶上天主教浪潮在世界其他地区消退之际，以及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新教起飞之前十年。基督教在朝鲜的传播根源其实离朝鲜很近。天主教传教活动在帝国首都北京进展得并不顺利，而且并不享有完全的合法地位，但北京却出人意料地成为了朝鲜传教的基地。*90* 基督教在朝鲜经历了惨烈的迫害，其血腥程度自十七世纪日本与加拿大传教活动以来前所未见；正如同时期的法国革命者残害天主教徒一样，天主教徒在朝鲜也遭遇了来自政府的敌意。朝鲜君主庇护着本土萨满教，这种宗教与佛教多有相互影响，其指导哲学则源自很早之前从中国传来的儒家思想。到了十八世纪后期，朝鲜政府陷入了困境，一系列自然灾害与慢性弊政的组合似乎使其丧失了重整旗鼓的能力，朝鲜人口也呈现了下降趋势。朝鲜本土宗教还有能力保护这个内向的国家吗？这个问题困扰着很多朝鲜的改革派两班士大夫精英。这些人按照儒家的风格把自己看作了天命钦点匡扶国家的先驱。

有一位名叫李承薰的两班成员为国家权威面临的危机提供了新的答案：他在北京担任外交官的时候受洗成为了天主教徒，回国之后就开始传播自己的信仰。他遭遇了同胞的怒火（他的父亲也对他气愤难平），人们指控他背叛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祖先所应得的尊重。但他正是通过家庭关系以及与其他改革派之间的社会关系传播了自己的信仰。*91* 起初朝鲜政府把天主教视为“释宗支系”，仅仅采取了焚毁经书的遏制措施。“呜呼！”朝鲜政府的这声悲叹在日后的朝鲜新教徒听起来或许很中听。“神灵乃高远沉静无法之物，如何轻易成形？绘人像敬为神灵，以‘耶稣’尊之，实乃亵渎之至。”*92* 当局很快被迫采取了更激烈的行动。从李承薰在1784回国到1801年第一次大迫害为止，韩国天主教的传播超出了两班精英的起源地，获得了大约一万名追随者——这番成绩的取得仅仅依靠了一名中国籍常驻神父，此人于1795年来到朝鲜，并且在1801年殉教。这个局面为天主教教会的朝鲜分支奠定了独特的平信众开端。直到1833年，神父们都没能解决如何进入朝鲜这个艰巨问题。此时罗马将朝鲜传教工作交代到了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 Etrangeres de Paris）的手中，由于法国在东亚地区并没有很强的军事存在感，这一安排与几百年来一直威胁要吞没朝鲜的中国和日本形成了鲜明对比，可能有助于天主教基督教得到接受。

虽然扩展到更广泛人群当中的基督教仍然在试图将朝鲜从积贫积弱的处境当中解脱出来，但是朝鲜君主也还在继续推行着彻底毁灭外来宗教的政策。成千上万的朝鲜基督徒遭到处刑或者折磨，1866年至1871年是大迫害的最后阶段也是最糟糕的阶段。许多以大无畏精神直面苦难的朝鲜基督徒都接触过特伦特路线天主教的遗产，知道早期殉教者的故事以及他们弃绝人世的气质。但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有趣的是将目光投向当时天主教叙述的重点背后，看看这些基督徒活动家没有采取特伦特路线当中的哪些内容。他们对于终身独身并不热衷；就像在非洲一样，朝鲜的社会结构致使终生独身既难以得到接受又难以付诸实施。例如，在1839年至1840年朝鲜己亥年间有据可查的63名成年女性殉教者与自白者当中只有九名处女。*93* 鉴于朝鲜神职人员在1871年之前通常必须彻底隐蔽起来，大部分的布道负担就落在了天主教平信徒肩上。这种形式的天主教必然极少体验拉丁语弥撒。由平信徒主持的洗礼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接受，但是天主教会对此并不特别热衷。现在这种做法成了必不可少的通行惯例。有些平信徒洗礼人员还特别乐意为那些父母都是非基督徒且身患重病命不长久的婴儿施行洗礼：教会当局并不鼓励这种做法。

在很早的时候，朝鲜基督徒就表现出了对于自己的文化遗产的骄傲。这套遗产与独霸宫廷的进口中国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了尽可能广泛地传播自己的信息，他们倡导采用十五世纪朝鲜宫廷圈子发明的独特字母文字。他们用这套十分不同于汉字象形体系并且长期以来受到精英阶层鄙视的字母表开发了自己的文学。基督徒对于韩文的口语化应用为韩文在二十世纪朝鲜半岛的复兴吹响了前奏。当拖无可拖的朝鲜君主勉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放边境之后，（主要来自美国的）新教徒从天主教的先例当中吸取了教训，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就强调当地人的参与。1907年，全朝鲜长老会信徒联合组成了一个独立自治的单一全国长老会。就像在中国一样，基督教在朝鲜原本也可能与遭受西方列强羞辱且腐朽无能的西方化君主制联系起来，但在此之前朝鲜基督教已经确立了其本土特色。并不奇怪的是，自从1910年日军占领朝鲜之后的几十年里，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为维护朝鲜民族认同起到了重大作用。1945年朝鲜解放之前，他们的反抗为自己招致了新的迫害，朝鲜人并没有忘记这一点。基督教在朝鲜生活当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并且有力地反映了朝鲜民族的苦难与骄傲。相比之下，基督教信仰在占领国日本的表现却乏善可陈，根本没能渗透日本的文化。因此在朝鲜，基督教成为了抵抗殖民主义的象征，而不是殖民主义的帮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种意识塑造了朝鲜基督教的非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