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1945年的欧洲大陆沦为了一片废墟，有历史记载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造成了剧烈的阵痛。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人们，或者为了寻觅家园，或者试图逃避报复。也有人为了遵从战胜国之间的权力交易所划定的新政治边界而不得不在遍地疮痍当中孤苦伶仃地跋涉穿越。巴尔干地区和东欧平原上的次生战争仍在肆虐。人们开始惊骇地逐渐意识到（虽然在接下来几十年里这种意识都难以得到公开表达）千百万条人命并非殒灭于战火之中，而是被冷血地赶进屠宰场，无声无息随随便便地沦为了战时死难者。这些死难者大部分是犹太人，但也包括罗姆人、同性恋、共济会会员、耶和华见证人以及其他各种不符合纳粹要求的人们。一个硕大的问号盘旋在过去三个世纪由英法两国及其卫星国建立的全球帝国的头顶上。英法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气派与颜面已经被日本的征服践踏殆尽，法国更是遭到了德国的占领。殖民地人民再次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参加这场肇始自欧洲的战争对他们有什么好处。美利坚合众国成为了唯一一个街道与农田都保持完好且国库尚未空虚的强权国家。于是美国就发起了一项有史以来最具想象力且最慷慨的国际交易，尽管同时也抱有与共产主义东方阵营争夺救世主角色的心思。马歇尔计划为欧洲复苏提供的金融支持无疑将欧洲人民从新一轮沮丧情绪、虚无主义或者跟随煽动家的意愿当中拯救了出来。这些情绪与思潮早已在两次大战间期造成了有目共睹的毒害。*74*

这个时刻足以媲美十四世纪亚洲的东方基督教在瘟疫、蒙古人入侵以及伊斯兰教势力扩张三方面因素打击下的毁灭结局。自从那次大变动之后，基督教活动与决策的中心就转移到了欧洲。如今，虽然由于悠久历史的惯性，基督教的权力中心依然位于伊斯坦布尔、莫斯科和罗马，但是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东正教的力量已然跌落到了历史最弱水平，而且以新教和天主教为表现形式的西方基督教在美洲、非洲和亚洲远比在欧洲更加蒸蒸日上。千真万确的是，随着欧洲痛苦地将自己一步步拖离历史最低点，噩梦醒来心力交瘁的欧洲人急迫地寻求正常与体面的生活，前往教堂的信众人数也因此持续高涨了十几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教堂要比以往更满。圣公会神学和文学创作从未如此令人印象深刻或者说兼容并包，国教会福音派也从边缘位置回归了主流。这其中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南方浸信会信徒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起到了很大作用。此人年纪虽轻却心思缜密，领导了好几场公共传教活动。罗马天主教也正在英国国民生活当中稳步成为争夺信众接受的竞争者——换句话说天主教正在逐渐洗去移民和爱尔兰人的特色并且向中产阶级靠拢。在新近宣布成立的爱尔兰共和国，天主教在国民生活当中从来没有如此广受欢迎或者来者不拒，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情有什么不对——那种事不妨留到未来再操心。*75*

庇护十二世主持着一个继续在世界各地大力扩张的天主教教会。他尽其所能地认识到了欧洲将要通过战后重建而彻底改变。他全心支持基督教民主政党的建立，全面参与了饱经磨练的民主政治——如今在现在隔绝苏联卫星国的“铁幕”西侧，除去依旧维持着专制独裁统治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外，民主政治几乎已经成为了不容置疑的圭臬。但庇护十二世本人的保守派本能反映了欧洲从历史当中寻求慰藉的普遍渴望。 1950年，他动用教皇无过错特权定义了童贞玛利亚肉身升天的教义，这一招同时激怒了新教徒、东正教徒以及各路东方教会，而且许多天主教神学家也对此感到不满意，因为他们担心这条教义得不到圣经或早期教会传统的支持。就像庇护十世当年发动的现代主义运动一样，如今的庇护十二世也发动了一场声势越发浩大的运动，斗争对象则是那些在他看来不认同天主教真理的人。在他最后的岁月里，疲弱的教皇沦为了一个越来越可怜的人物，因为他试图更加狂热地成为一名普世教师，在一切问题上指手画脚：仅仅担任基督的代理人已经不够了，他还要担当《大英百科全书》当中所有条目的代理人。庇护十二世一直有意识地想与当代世界进行对话，可惜往往说不到一起去。比方说在1958年临终之前，他将圣方济各的同事圣嘉勒册封成为了电视行业的主保圣人。因为临终前她曾经在异象当中看到了隔壁教堂举办的圣诞弥撒并借此参与其中。换句话说这项奇迹就相当于中世纪的户外广播。*76*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天主教活动与全球新教的蔓延与分化平行推进，但是双方很少接触。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新教的发展走向了两个互不相同且越来越没有瓜葛的新方向：一方面是针对信仰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主义自觉探索，另一方面则是一干新成立的教会，其中许多都自认为是五旬节派，这些教会的会众都喜欢以福音派的风格表达外向的旺盛精力。其实这两种新教冲动有着英语福音派的共同根源，说到底将这两者视为两极并不妥当。但二十世纪的大多数人好像都这么看。在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谱系宽广的福音派新教信仰，其中一大部分越来越为自己贴上了“保守派”的标签，借以应对自由派。

年以后的自由派新教既没有走上保守派的圣洁运动/凯西克会议风格道路，也没有走上新教教会扩散的路线，而是另辟蹊径。自由派新教似乎越发主宰了大部分老式新教教会——路德宗、归正宗、圣公会与卫理会——相比之下浸信会的抵触情绪似乎要更强一些。比起以十九世纪德国为据点的老派自由主义新教，这种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更为广泛的现象。这一派人马当中可能包括施莱尔马赫这样强大的评论家和卡尔.巴特这样的老牌德国神学家。巴特解读圣经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批判性圣经学术不断进步的产物，尽管他的结论专门强调了经文当中针对基督徒献身精神的排他主张。自由派们对于传教活动投入了大量热情，但这里的传教越发包含了追求正义与世界平等的主题，以此作为对基督教信息的必要反思——北美地区通常将其称为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

在二十世纪，自由主义新教踏上了重新整合全球基督教的冒险之旅。它为了打破教会界限以及愈合宗教改革所引起的各种过错而费尽了心力。自由派新教徒对于高派教会圣公会的天主教气质以及北欧路德宗的类似运动都抱有开放态度，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为整个基督教教会重振纯正的公教会理念，正如约翰.加尔文曾经在日内瓦设想过的愿景一样。因此人们就从早期教会的第一批会议当中借来了一个词用于形容这个项目，也就是“合一”（Ecumenical）。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千百年来一直将这个词安在自己头上。*77* 最终，这场基督信仰合一运动远远超越了新教起源。但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局面依旧悬而未决。此时合一运动通过一个新兴组织得到了体制化的表达。这个组织就是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基督信仰合一运动一开始是十九世纪新教传教活动的衍生分支。印度传教失败之谜是这场运动的主要诱因：在这片看上去传教前景最广阔的土地上，基督教信仰在现实中却最不容易得到接受。二十世纪前半期基督信仰合一运动的主要组织者约瑟夫.H.奥尔德姆就是这方面经验的产物。他出生在印度，在传教途中来到拉合尔并遇到了前任孟加拉英国总督的女儿，两人后来结为连理。他的宗教经验很好地阐释了自由主义新教的发展轨迹。具有无组织福音派背景的年轻约瑟夫在著名布道家D.L.慕迪最后一次英语传教期间接触到了美国复兴主义并且正式皈依，令他那位虔诚的父亲大为满意。后来他还曾经在爱丁堡的苏格兰自由教会教众群体（Free Church of Scotland）当中工作过一段时间，但他的基督教立场逐步远离了充斥着圣洁狂热的世界或者前千禧年主义。他着力发扬了自己的官方教会背景，但是采用的方式却很有创意：他保留了福音派对于宗派界限漠不关心的态度。像许多逐渐远离早期福音派立场的新教徒一样，他开始不仅将传教活动视作为个别团体效力的事工，而是服务整个社会的事工。传教士必须致力于通过有效的（西方）医药、严格的（西方）教育以及西方风格的社会进步来消除种族歧视和殖民剥削，这才是传播福音的正确方式。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伦敦传道会向太平洋地区派出的第一批福音使节想必能够认同许多奥尔德姆的关切重点。*78*

除了他在组织与细节方面的非凡能力，奥尔德姆还十分擅长与教会领袖以及那些在他看来注定要成为教会领袖的人们搞好关系——其中就包括潘霍华与乔治.贝尔。他在伦敦雅典娜神庙俱乐部尤其如鱼得水，这座伦敦上流俱乐部世界的大本营充满了因为教养与才干而非显赫血统而卓尔不群的英国人——主教们在俱乐部大门进进出出，这里就相当于奥尔德姆的梵蒂冈。他是德国神学著作的贪婪读者，并且与许多北欧重要神学家保持着联系——巴特以及与巴特颇有私交的自由派新教论敌艾米尔.布鲁内尔都是他的朋友——他毕生都致力于说服尽可能多的教会共同合作。*79* 他作为行政人员所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是1910年的爱丁堡宣教大会，这是到当时为止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此类活动。欧洲和美洲之外的教会（不只是新教教会）首次收到了邀请，虽然也确实未能避免局限性：客人名单当中一个非洲人也没有。在所有的会议议题当中，印度传教依旧是当务之急。

重要的是，奥尔德姆以及其他会议主办者意识到了圣公会的特殊困难以及特有潜力。圣公会是一家主教教会，十分重视自身的主教结构，而且教会本身就包含着着新教和天主教身份的战斗，集中体现着宗教改革在西方教会当中造成的巨大鸿沟。高教会圣公会信徒珍视天主教遗产，经常怀疑本教会乃至其他教会当中的新教徒。奥尔德姆说服他们参加了爱丁堡会议。这次会议为他们提供了看到其他新教教会工作价值的机会。他们也可以将自己与东正教和天主教教士之间的长期联系拿出来献宝——自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有一批盎格鲁-天主教徒一直在尝试与东正教和天主教重新统一——这方面的联系开辟了将合一运动推广到新教之外的可能性，尽管目前还只是草创阶段。*80* 最重要的是，与会人员从这次成功且激动人心的大会返回世界各地之后都获得了同样的认识：各派教会再也不可能彼此隔绝地传播团结与爱的信息了。这一洞见不仅适用于印度，也适用于欧洲。他们向“所有基督教土地”发出了一条信息：未来十年是“人类历史上的转折点”——这话说得倒是不错，但是接下来的具体情节展开却与他们的乐观预期不太一致。*81* 第一次世界大战再一次狠狠敲打了欧洲基督教，提醒人们要心存谦卑。

另外两位主教将会议的消息转换成了更持久的对话。其中一位来自美国治下的菲律宾，另一位则来自瑞典。查尔斯.布伦特是当时美统菲律宾的一位传教士主教：他提出了一系列讨论与会议，着重考察 “信仰与秩序”的问题——也就是说教会相信什么以及教会如何构建自身。这将有助于在新环境里澄清教会的任务，但同时也有潜力帮助人们对于启蒙运动的意义——无论是积极意义还是消极意义——采取一致的反应，从而促进对于基督教的自我理解，而且这样的结论还可能揭示在基督教内部愈合古老创伤的新途径。瑞典路德宗大主教纳特汉.瑟德布洛姆则专注于教会在这个错位且焦虑的时代里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为现代社会当中的基督徒摸索出一套可信的行为指南。斯德哥尔摩成为了1925年第一次“生活与行动”（Life and Work）会议的举办地：不知疲倦的奥尔德姆又碰上了另一项艰巨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几位东正教代表出席了会议，而且人数还不断增加，尽管他们对于教会构成的理解与新教徒乃至圣公会信徒有着天壤之别。*82* 这两场运动最终在1948年合二为一，成为了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该组织在瑞士置办了颇具气势的总部建筑与中央秘书处，似乎存心要打造一个基督教的联合国——联合国成立于此前的1945年，旨在取代已然名声扫地的国际联盟。的确，有一项在某种程度上直到最近几年都没多少人记得的事实：1948年联合国宣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也是合一主义自由派新教教士与平信徒紧密联系的产物，而这份联系同样可以追溯到爱丁堡传教大会。

同时圣公会也正在维护着自己位于合一运动讨论中心的位置，尽管具体手段导致了诸多弊病。1920年，圣公会主教们召开了兰贝斯会议，并且留下了所谓“恐怕是各届兰贝斯会议当中最令人难忘的言论”。*84* 主教们似乎由于战争创伤造成的震撼而撰写了一份调门夸张、很不像圣公会风格的文件。官方教会声明很少具备先知预言的性质，这份文件就是罕见的反例之一。这份文件向全体基督徒提出了恳切的诉求，让他们去寻求一个“真正当得起大公二字并且忠于一切真理的教会，将一切宣告自己信仰的基督徒全都纳入自己门下。他们的万众一心以及对于信仰与秩序的珍重从过去一直流传到了今天，这份遗产理应归属教会教会所有。”*85* 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对于这段话的各种回应。许多英格兰自由教会信徒对于这份文件都很热情，但是在二十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他们并没能取得多少进展，因为圣公会对于他们这段序曲的反应始终混乱不堪。圣公会内部一直存在着致命的分裂，一边是盎格鲁-天主教徒，另一边是福音派，双方在圣公会主旨的问题上总不能达成一致。两不相帮的中间派圣公会信徒则一直因为双方的无益姿态而恼火不已。

圣公会与东正教的交涉同样难以取得进展。双方倒是都不缺乏善意。许多因为革命与战争的创伤而离乡背井的俄罗斯以及塞尔维亚神职人员和学生已经在英国这个战时盟国找到了幸福的庇护所。此时君士坦丁堡牧首之位正在空悬之中，不过牧首集团的代表们还是热心地见证了1920年兰贝斯会议的讨论，随后不久君士坦丁堡也做出了戏剧性的声明，呼吁所有基督徒放下教义分歧进行合作（尽管代表们对于访问期间观察到的大多数国教会其他特点并不太感冒）。鉴于苏俄方面的困难状况，圣公会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了君士坦丁堡而不是莫斯科，但是牧首集团此刻也正因为奥斯曼土耳其的崩溃和小亚细亚地区基督教的破坏而焦头烂额。精明的外交官大主教兰德尔.戴维森意识到，正如圣公会-东正教关系在过去三个世纪的纠结历史一再表明的那样，东正教的主要考量因素就是在危机期间抓住任何可用的援助。*86*

君士坦丁堡牧首的空缺之位此时有两位竞争者，两人都热情地放出话来，愿意承认圣公会教士序列的有效性，而教皇则曾经在1896年的《使徒谕令》（Apostolicae Curae）当中全面否定过这一点。竞选成功的麦勒丢最终乘坐一艘法国而非英国炮舰于1922年驶入君士坦丁堡，不过他上任伊始就发布声明表示自己认可圣公会教士序列。这一姿态当时看上去很像双方重新团结的重要一步，但是一切很快就被东正教内斗的泥潭淹没了。麦勒丢激怒了大部分东正教世界，不仅因为他与圣公会异端厮混，还因为他试图让东正教世界改用同为异端的天主教教皇的有害发明，也就是格里高利历。一年以后土耳其人设计了麦勒丢的下台，而英国并未出手干预。能够在君士坦丁堡这座历史名城当中保留牧首职位就已经很令当时的英国人感到满意了。*87*

在合一运动的发源地印度，基督信仰合一运动的确取得过一次巨大的成功。在印度，圣公会试图以共同的主教体制为基础，实现与当地教会的机构统一。一位颇有政治家风范的高教会教士、孟买主教埃德温.帕尔默（Edwin Palmer）赢得了印度南部非主教教会领袖的信心。他提出要兴建一个两全其美的教会，这个教会具有源自使徒的主教传承、但同时又要允许教会全体人员通过长老会或者教会会议以及地方会众群体等形式进行严肃决策，还要承认卫理会、公理会以及长老会等教会的各种事工活动的有效性。*88* 接下来的具体计划——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自觉地——呼应了詹姆斯六世早在十七世纪的苏格兰不折不挠地构建起来的、具有广泛基础的主教制度。教条主义的英格兰盎格鲁-天主教徒讨厌这个计划，针对这项计划的抗议将他们的大量注意力从身边肆虐的二战转移了开来。1933年，帕尔默主教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公开信，以言简意赅的实用主义风格为自己进行了辩护。面对着在佛兰德斯战壕里学会现实主义的一代人，帕尔默选用了一个足以打动人心的意象：

在印度南部有一些不起眼的人们正在做出终结教派分裂的首次尝试。他们就像主动请缨爬出战壕冲向敌阵的士兵。他们知道自己可能会死，也知道假如无人跟随自己的尝试必然失败。换句话说，一个联合起来的教会也可能在联合之后出问题……那位为了拯救世人而死却遭到世人抛弃的人是谁呢？那位希望一个整体组织来完成祂的救赎大业的人又是谁呢？ *89*

最终在1955年，国教会同意与八年前正式成立的南印度主教教会实现完全共融（full communion）。谈判进行得非常艰苦。日后与南印度主教教会颇为类似的北印度联合教会也向国教会方面提出过相同请求，但却没有获得同意。因此假如北印度联合教会祝圣的牧师想在圣公会地盘里工作依然要面临程序上的困难。彼此对立的圣公会支派全都不愿放弃对于各自圣公会身份的理解。因此除了上述计划之外，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教会联合方案能够成功地迂回绕过它们的这份抵触情绪。*90* 在基督教世界里，认为历史分歧有可能克服的教派主要是自由派传统新教教会，因为它们的权威早已根植在了集体决策体制当中；此外还有长老会与卫理会以及更加注重牺牲的公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