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刘立中涟水故事 -- 夏至欧锦

这是意想不到的，在村中也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

那是母亲过世后的第三年，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回老家给母亲立碑。石碑是从南京运回来的，很快就立在母亲的坟前，同时栽了松柏。在返程前，大家心里感到空荡荡的，偌大一个家院，眼前一根草也没留下，什么都没有了。大哥想带点纪念物走，问及家里曾有过铜鞋拔，也不知踪影了，我们一阵唏嘘叹息。这时，住在我家屋基上的三表弟媳跑来说：大姑奶奶有一口坛子，你们要不要去看看？我跟三姐点点头，便跟她去。

那是一口甏，挺大，放在靠近屋檐的梁头上。取下来一看，甏里尽是纸张，计有地契、税单、当票、国债卷、枪支证明、捕盗申报、户照、课本以及1922年县农校毕业证书等等，内容十分丰富。

一甏纸张，一叠叠发了黄的宣纸对我来说是家庭秘史。就地契、户照等资料而言，家史溯源到高祖玉书公、玉森公兄弟买卖土地，曾祖西川公、京川公兄弟分家、划清地界，皆有案可查。不过，从地契来看，从咸丰十年、光绪元年到民国年间，土地买卖都是在兄弟、家族中间进行，没有将土地卖给外姓的记录。这是为什么呢？那时可能有一种观念、一种规定，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将祖业卖给外姓人家。这使我想起我家被刘耕川叔侄常年讹买他的土地，每次几分几厘卖给你，让你年年供养着他们。现在想来，除了其他因素外，跟土地只能在族内买卖的传承可能有关系。

过去，我对家里拥有多少土地一直弄不明白，一看土地税照旧明白了，1943年我家有土地32亩。这对1946年土改每人可分4亩7分地来说，我家多出的土地是极有限的。从护照、地契上还反映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那就是在我们那里没有工业、缺少商业的穷乡僻壤的地方，穷富往往以拥有土地多少为标志的。但是土地与人口是成正比的，一个家庭的人口多了，特别是兄弟多了，人均拥有土地也相对少了。我对照族谱后发现，凡在土改时定为地主、富农、富裕中农的人家，基本上是两三代皆单传，凡被评为中农、下中农的人家，一般都是两三代人中，时有兄弟，凡被划成贫农、赤贫农的人家，百分之百是两三代人中代代都是兄弟两三人甚至四五人。当然，贫富的形成还有其他原因，诸如或善于经营与不善于经营，或懒或赌，或贫病交加，或健壮勤劳，等等。但在我族中，人口、土地与贫富的关系从五代人的发展来看，是十分清楚的。

我家高祖兄弟二人，曾祖兄弟二人，祖父与父亲都是单传，因此拥有土地相对比较多，而高祖的另一支三代单传到我叔叔，他家即成地主，我曾祖的另一支生下三个儿子，到了我堂叔一辈，他们三家都成中农。这种情况如果在不与工商业联姻的偏僻的农村，人口（男性）、土地与阶级（阶层）成分的情况可以说一般都是如此。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令我惊奇的是我家曾有一支枪，1925年我父亲有持枪证明，七九马枪一支，子弹若干，由乡长俞凤藻、区长金东华签证。我父亲买枪无疑是护家只用，那时，洪会可能已经过时，家里的大刀已经起不到防御盗贼的作用了（那柄大刀我儿时玩过）。当时民间已有军事组织，从户照上看是：庄董刘海亭，庄佐贾小楼，排长蔡郁哉。另一处写明刘海亭为族长。

家庭经济方面，有当票一张，捕盗申报一件，购物单一件，信生社交会费通知一件，1925年发行的兑换券，等等。这些文件很能反映我家过去的方方面面，比如信生社是一种民间的互助组织，1937年11月，我父亲接到它的通知：“社委会决议限期还贷三十三元。”这说明那时我家已借贷。在“选奉”单上，详细记录了在淮阴乾协绸布庄购买各种绸布的品种尺寸与价钱，这好像是为我母亲出嫁而购置的嫁衣。由父亲交给外祖父176元银元，亦记录在案，可能是礼钱。这一类的人文资料，现在恐怕是很难见到了。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母亲保存下来的一甏珍贵资料，其意义不仅是让我解读家史，同时，也对涟水社会撩开冰山一角。

那么，母亲为什么要把那些纸头塞进一口大甏里呢？我想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敬字惜纸。我们那里有敬字惜纸的传统，对字很恭敬，对纸一片也不能乱丢乱扔。我在开蒙读书时，教士墙角的竹楼上就贴着这个口号。

母亲这一举动如果在“文革”动乱期间被人发现的话，是有坐牢与批斗的危险。那时的村里，据说“革命”搞的如火如荼，帮派之间斗得死去活来，连各家的祖坟都刨了，对被称为“变天账”的地契是绝对不会客气的。但是，看来革命总难彻底，对如此大量的地契竟无人发现，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哪！

感谢母亲，为我们保存了如此丰富而珍贵的历史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