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08：成得臣——大功自败 -- 桥上

《僖二十八年经》：

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p 0448）（05280002））（045）

楚人救卫。（（p 0448）（05280003））（045）

《僖二十八年传》：

公子买戍卫，楚人救卫，不克。公惧于晋，杀子丛以说焉。谓楚人曰：“不卒戍也。”（（p 0452）（05280201））（045）

我的粗译：

我们的卿公子买（子丛）前去协防卫国，楚人也前往援救卫国，但没救成。我们的主上害怕晋人追究我们，就杀掉了子丛以讨好晋人。同时对楚人则推诿说：“不卒戍也。（因为他没能完成协防任务，所以杀了他。）”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曰：

据《传》，公子买字子丛。不卒戍者，鲁向楚解释之辞，非事实。刺者，杀也。《晋语四》“刺怀公于高梁”，《周语上》“晋人杀怀公”，足见刺与杀同义。然《春秋》于外大夫曰杀，惟于鲁大夫曰刺，此及成十六年“刺公子偃”是也，故杜《注》云，“内杀大夫皆书刺”，《说文》云：“君杀大夫曰刺，刺，直伤也。”盖亦取《春秋》之义。

桥案：我猜测鲁僖公是利用了外部晋国的压力以除去公子买，够恶的。公子买应该是鲁僖公的异母弟，鲁僖公除去此人大概也有“畏其偪”的因素在其中吧。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楚”——“为郢”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遗址）。

“卫”——“楚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4.84，北纬35.54（今滑县-八里营乡-殿上村一带，冢上村北约两公里，僖二年——前658，封卫于楚丘。今卫王殿遗址，俗称卫王城）。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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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二十八年经》：

三月丙午，晋侯入曹，执曹伯。畀宋人。（（p 0448）（05280004））（045）

《僖二十八年传》：

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且曰献状。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报施也。魏犨、颠颉怒，曰：“劳之不图，报于何有？”蓺僖负羁氏。魏犨伤于胸。公欲杀之，而爱其材。使问，且视之。病，将杀之。魏犨束胸见使者，曰：“以君之灵，不有宁也！”距跃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杀颠颉以徇于师，立舟之侨以为戎右。（（p 0452）（05280301））（045）

我的粗译：

晋侯（晋文公）包围了曹国，攻击其城门，死了很多人也没攻破。曹人把那些死者都陈示在城上，晋侯很闹心。这时他恰巧听到手下舆人在嘀咕，说是要“舍于墓（住到墓地那里去）”，马上下令大军迁往曹人的墓地。曹人见大军迁去了他们的墓地，非常恐慌，马上把他们手上的晋人尸身装入棺材送了出来。

趁着曹人的恐慌，晋军继续向他们发动进攻，三月丙午那天（杨注：丙午，八日。），攻入了曹国。

晋人首先谴责了曹人虽然让三百人身居高位而乘轩，却居然没包括僖负羁，接着让他们自报家产献出赎罪。然后晋侯下令晋军不准进入僖负羁的宅邸，同时赦免了他的家族，以此报答他当年的恩惠。

魏犨和颠颉对此很不高兴，说：“劳之不图，报于何有？（我们的辛苦都没顾上理，还说什么报答？）”他俩放火烧了僖负羁的宅邸，放火时魏犨胸部受了伤。

他们的主上准备杀了他俩，但爱惜魏犨的才能，就派人去探望他，同时看看他伤得怎么样。如果他伤得厉害，就准备杀了他。魏犨将自己的胸部紧紧缠起来，然后出见他主上的使者。他对使者说：“以君之灵，不有宁也！（托主上的福，我已经好了。）”然后在使者面前，连着跳了三百个立定跳（跳远），再跳了三百个下蹲跳（跳高）。

于是晋侯（晋文公）赦免了他。杀掉颠颉以后在全军巡行示众，随后任命舟之侨以为戎右。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听舆人之谋，称“舍于墓””曰：

“谋”，金泽文库本、敦煌初唐写本残卷皆作“诵”，与孔《疏》所称或本合，今从孔《疏》作“谋”。“谋”下各本有“曰”字，惟金泽文库本及敦煌残卷无，与《通典兵》十五及《太平御览兵部》四十五所引合，是也，今从之删。说参王引之《述闻》。称，言也。舍于墓为所言内容，亦即所谋。舍去声。《周礼春官墓大夫》之职，“令国人族葬”，《周书大聚篇》亦云：“坟墓相连，民乃有亲。”古人多族葬，晋师拟宿营于曹人墓地，则曹人坟墓势必有被发掘者。此墓沈钦韩《补注》谓即《周礼春官墓大夫》之邦墓，所葬皆曹之国人，曹军之主力，故主力因恐发其祖墓而凶惧也。

杨伯峻先生注“曹人凶惧”曰：

《说文》，“凶，扰恐也”，则凶惧为同义词平列，犹今言恐惧也。曹人恐晋师掘其墓地，故恐惧也。战国-田单守即墨，激怒燕师尽掘垄墓以励敌忾，用意与此相反，而事则与此相类。

杨伯峻先生注“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曰：

数之云云，数其罪也。僖负羁事见二十三年《传》，乘轩者三百人，大夫以上乘轩车，又见闵二年《传注》。明郝敬《读左传日钞》卷三谓“曹蕞尔国，举群臣不能三百人，而况大夫？言三百者，极道其滥耳。”《晋世家》作“数之以其不用釐负羁而用美女乘轩者三百人也”，谓乘轩者为美女谓，恐史公驳文。《曹世家》赞云“余寻曹共公之不用僖负羁，乃乘轩者三百人”，仍用左传可证。《诗曹风候人》(“彼候人兮，何戈与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维鹈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维鹈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荟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娈兮，季女斯饥。”)谓“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彼其之子，不称其服”，《序》且云“刺近小人也。共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则《候人》之诗即为此而作。然《晋语四》载楚成王语已引《诗》“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句，岂此诗当时即已远播于楚国乎？或《晋语四》之楚成王引《诗》语，为后人所增饰乎？抑或《候人》之诗早已有之，《序》不可信乎？盖已不能明矣。

《晉語四》8：

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啟之心！”既饗，楚子問于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王曰：「雖然，不穀愿聞之。”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

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為！天之祚楚，誰能懼之？楚不可祚，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敏而有文，約而不諂，三材侍之，天祚之矣。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子玉曰：“然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禮也。”于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于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

杨伯峻先生注“且曰献状”曰：

献状，古有数解。唐-颜师古《匡谬正俗》谓“我之来，献骈胁容状耳”，此近儿戏语，惠栋《补注》、于鬯《香草校书》皆已指其误。《晋语四》云：“文公诛观状以伐郑。”惠栋因谓“献状，谓观状也。先责其用人之过，然后诛观状之罪，以示非恶报也”。此说较有据。杜《注》云“言其无德居位者多，故责其功状”，则与“且曰”两字文义不贯，沈钦韩《补注》已言其非。于鬯谓“使献与美女三百乘轩驰驱之状”云云，亦难置信。

《晉語四》19：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陴。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于臣也？”鄭人以詹予晉，晉人將烹之。詹曰：“臣愿獲盡辭而死，固所愿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于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為將軍。

杨伯峻先生注“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报施也”曰：

报馈盘飧置璧之惠。《韩非子十过篇》云：“又令人告釐负羁曰：‘军旅薄城，吾知子不违也，其表子之闾！寡人将以为令，令军勿敢犯。’曹人闻之，率其亲戚而保釐负羁之闾者七百余家。”

杨伯峻先生注“距跃三百，曲踊三百”曰：

示犹可用。距跃、曲踊，皆跳跃之名，顾炎武《补正》引邵宝说谓距跃为直跳，曲踊为横跳。刘文淇《疏证》谓直跳者，向上跳，今之跳高也；横跳者，向前跳，今之跳远也。或是。或以曲踊为倒行，恐非。三百，古人不以为数，因其受伤，未必能跳跃六百次也。若以三百为虚数，言其跳跃次数之多，亦未尝不可通。杜《注》：“百犹勱也。”三勱，孔《疏》谓“言每跳皆勉力为之”，于文义扞格难通，自不可信。王引之《述闻》谓“百、陌古字通，陌者，横越而前也”，则三百者，三次横越使者之意（，说亦迂曲）。桂馥《札朴》谓《广韵》“[走百，mò]，越”，则“三百”犹三下。洪亮吉《诂》又谓“三百或当作三尺，古人跳跃之法如此耳”。刘文淇《疏证》则谓“百”即“陌”，“江、淮间俗语谓一箭地，与以陌计步同。《梁书黄法[奭毛，qú]传》，距跃三丈，以丈计跃，犹云以陌计跃也”，则三百乃其跳跃远近之长度。诸说俱无确证（，恐亦难从）。

杨伯峻先生注“杀颠颉以徇于师”曰：

使将士遍知之。《商君书赏刑篇》云：“晋文公将欲明刑，以亲百姓，于是合诸侯大夫于侍千宫。颠颉后至，吏请其罪（“吏”字各本无，依《太平御览》六三六、六 四六增）。君曰：‘用事焉。’吏遂斩颠颉之脊以徇（“徇”，各本作“殉”，依《御览》六 四六改）。晋国之士稽焉皆惧，曰：‘颠颉之有宠也，断以徇（“徇”字依御览六三六引改），况于我乎？’”《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与此大同。皆与《传》异。

“曹”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53，北纬35.11（今城西北四里，汉城）。

“宋”推测位置为：东经115.59，北纬34.37（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