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19：鲁息姑——吾将授之 -- 桥上

《隐三年传》：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p 0025）（01030101））（010、001）

《隐三年经》：

秋，武氏子来求赙。（（p 0024）（01030004））（001）

《隐三年传》：

武氏子来求赙，王未葬也。（（p 0028）（01030401））（001）

《隐六年传》：

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糴于宋、卫、齐、郑，礼也。（（p 0051）（01060601））（001）

《隐九年经》：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来聘。（（p 0063）（01090001））（001）

我的粗译：

两年后，我们隐公三年（公元前七二〇年，周平王五十一年，宋穆公九年，卫桓公十三年，齐僖公十一年，郑庄公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壬戌那天（杨注：壬戌，二十四日。），平王驾崩，但他们来我们这里报丧时给的日期是庚戌那天（杨注：十二日），所以《春秋经》上写的也是那天。

武家的儿子来求取助葬物品，而此时天王还没下葬。

到这年冬天，京师派人来通报他们遇到饥荒，我们“公”（鲁隐公）帮他们联系，向宋、卫、齐、郑四国买粮食，这是规矩。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赴以庚戌，故书之”曰：

赴，今作“讣”，告丧也。此谓周平王实以三月壬戌日死，而赴告却云庚戌日（十二日），故《春秋经》从讣告，亦书庚戌日。赴告何以将死日误提早十二日，杜《注》云“欲诸侯之速至，故远日以赴”，恐是臆测之辞。襄公二十八年《经》云：“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传》云：“癸巳，天王崩，未来赴，亦未书，礼也。王人来告丧，问崩日，以甲寅告，故书之，以徵过也。”与此可以互相发明。

杨伯峻先生注“秋，武氏子来求赙”曰：

《释文》：“赙音附。”武氏子意谓武氏之子，武氏乃周室之大夫，其人不来，而使其子来。其子犹为门子，无爵无官，故《经》书“武氏子”。说本孙诒让《周礼正义》。赙，助丧之财物。此乃周平王死，周室使人来求赙。杜《注》以为由于鲁不供奉王丧，致使王室来有求，《经》文直书以示不敬。而《公羊》以为“丧事无求，求赙非礼”，故书以讥之。《谷梁》则以为“周虽不求，鲁不可以不归；鲁虽不归，周不可求之”，故书以“交讥之”。考《周礼?宰夫》郑玄《注》云：“凡丧，始死，吊而含禭（送死者口中所含之珠玉及所著衣），葬而賵赠，其间加恩厚则有赙焉，《春秋》讥武氏子求赙。”推郑玄之意，则以为含禭賵赠是正礼，鲁已行之，赙以大量财币是加礼，鲁未如此，故使人求之，非礼。郑说可采。僖二十七年《传》云：“齐孝公卒，有齐怨，不废丧纪，礼也。”齐一再伐鲁，鲁于齐侯之丧，仍致吊赠，于周王之丧，似更宜然。杜《注》以为鲁不供奉王丧，不知何据。

杨伯峻先生注“九年春”曰：

去年十二月十一日乙巳冬至，建丑。

杨伯峻先生注“天王使南季来聘”曰：

无《传》。“天王”本作“天子”，今依《石经》、岳本、足利本、金泽文库本改。《公羊》、《谷梁》亦皆作“天王”。杜《注》：“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字也。”惠栋与孔广森等均以南季为文王子南季载之后，详《谷梁古义》与《公羊通义》。

桥案：鲁国和周王室关系特殊，来往也就比较密切，我估计《左传》作者采用此条《春秋经》也是为了和上面“秋，武氏子来求赙”那条《春秋经》对比吧。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卫”——“殷虚”——“朝歌”推测位置为：东经114.19，北纬35.61（淇县-摘星台周围，闵二年——前660，狄入卫）。

“齐”（杨注：齐，国名，姜姓，太公之后，国于营丘，在今山东省-临淄废县（今为临淄镇）稍北八里。临淄-齐城包括大城、小城二部分，总面积三十余平方公里（详《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僖公九年入春秋。春秋后，田氏夺其国，是为田齐。#马宗琏《补注》引《史记?田齐世家?正义》谓檀台在临淄东北一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郑”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京师”——“周”——“王城”——“周宗”——“郏”——“郏鄏”—— “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桥案：这里的“京师”可能还包括“成周”等周边城邑。

“成周”（杨注：成周，《尚书?洛诰?序》所谓“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者是也。其后迁殷之遗民于此。故城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约四十里，偃师县西约三十里。#杜《注》：“子朝之乱，其余党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狭小，故请城之。”），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8，北纬34.69（瀍河两岸）；东经112.62，北纬34.75（洛阳-孟津-平乐镇-金村与翟泉）。

桥：据徐昭峰先生（《东周王城：谁的王城？》）：“目前，考古发现与王城和成周有关的城址确定有三处。其一在涧河两岸原汉河南县城一带，发现有始建于春秋时期的城址一座；其二在瀍河两岸发现有始建于西周初年的城址一座；其三在汉魏洛阳故城原汉“雒阳”县一带，发现有始建于西周晚期的城址一座。”，第二和第三城址“存在一兴一废的关系，应是瀍河两岸的西周早中期成周城废弃后异地营建的新成周城，即敬王徙都之成周”。而杨伯峻先生上注引孔《疏》云“（狄泉），定元年城成周，乃遶之入城内”的成周，当为第三城址，始建于西周晚期，春秋大部分时间只是个小城，至定元年方扩建为新成周城。第二城址（老成周城）之废弃可能与周公家族的衰微有关。

下面是王城与成周三城址可能所在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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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二年经》：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p 0021）（01020008））（001）

《隐三年经》：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p 0024）（01030003））（001）

《隐三年传》：

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p 0026）（01030201））（001）

我的粗译：

这年夏天，君氏去世了，——就是“声子”。她的去世没向诸侯报丧，下葬后回来没在祖庙再哭一场，也没把她的牌位供奉到祖姑那里，所以《春秋经》上也就没用“薨”字。而且《春秋经》上既不称她为“夫人”，所以就没写她下葬的事，也没写上她所属的“姓”。不过为了我们的“公”（鲁隐公），《春秋经》上专门称她为“君氏”。

一些补充：

“声子”去世是在上年十有二月乙卯那天（杨注：乙卯，十五日。）。

杨伯峻先生注“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曰：

无《传》。夫人子氏，杜预（探?左传?意，）以为即桓公之母仲子，是也。隐五年《经》云“九月考仲子之宫”，盖此时三年之丧已毕，故为仲子之庙而落成之。《谷梁传》以子氏为隐公之妻，《公羊传》以子氏为隐公之母，皆不可信。诸侯之死曰薨，诸侯之夫人或母夫人死亦曰薨。《春秋》记鲁公或鲁夫人之死，除隐三年“君氏卒”及哀十二年“孟子卒”等特殊情况外，皆用“薨”字；记其他诸侯之死，则用“卒”字。

杨伯峻先生注“君氏卒”曰：

“君氏”，《公羊》、《谷梁》皆作“尹氏”，谓尹氏为天子之大夫。“尹”盖“君”之残误字，《公》、《谷》盖因字残而误。昭二十年《传》“棠君尚”，《释文》云“君或作‘尹’”；《荀子?大略篇》“尧学于君畴”，《汉书?古今人表》作“尹畴”，皆“君”“尹”形近而误之证。《春秋》除周王及鲁侯外，列国诸侯以及卿大夫，其卒，常例皆书其名，而此尹氏若果为周大夫，竟不书名，则不可解，以是可知《公》、《谷》之误。吴伟业《梅村文集》谓此尹氏即十一年《传》郑大夫尹氏；毛奇龄《春秋传》、《春秋条贯篇》亦主之，非《左传》义。

杨伯峻先生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曰：

声子虽是隐公之母，但非惠公之正夫人；隐公虽当时为鲁国之君，却自谓代桓摄位，有让位桓公之志；故去年十二月，桓公之母仲子死，以夫人之礼为之葬，《春秋》亦书云“夫人子氏薨”。而距此不过四、五月。势不能再以夫人之礼为声子治丧。所谓以夫人之礼治丧者，当其初死，讣告于同盟诸侯，一也；既葬返哭于祖庙，虞于殡（虞为葬后迎死者之魂，祭而安乐之之礼）——此从沈钦韩说——二也；卒哭（虞后三月，卒无时之哭——意谓以后哭死者有时），以死者之主祔（以后死者祔于祖庙曰祔）于祖姑，三也。若三礼皆备，则书曰“夫人某氏薨”，又书曰“葬我小君某氏”。声子之死，既未向同盟诸侯讣告；葬后，隐公又未反哭于寝（祖庙）；卒哭后，亦未祔于祖姑，三者皆不具备，则是不以夫人看待声子，故?经?书其死用“卒”字，而不用“薨”字。只云“某氏”，而不云“夫人某氏”，又不书其葬。

杨伯峻先生注此处（为公故，曰“君氏”）云：

声子姓子，依惯例，宜曰“子氏卒”。但隐公当时正为鲁君，声子是其生母，如此对待声子，或者有伤隐公之心。据襄二十六年《传》，当时习惯有“君夫人氏”之称，此不便明言“夫人”，故省“夫人”两字，改称之曰“君氏”，故曰“为公故，曰君氏”。国君曰君，君夫人曰小君，“君氏”者，犹言“小君氏”，“氏”亦犹“母氏”“舅氏”之义例。

关于“氏”，我在别处有详细些的讨论，如有兴趣可移步《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氏-上》、《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氏-中》以及《春秋左传注读后-补充与修正-氏-下》。

《隐五年经》：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p 0040）（01050004））（001）

《隐五年传》：

九月，考仲子之宫，将萬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p 0046）（01050701））（001）

我的粗译：

又过了两年，我们隐公五年（公元前七一八年，周桓王二年，宋殇公二年，卫宣公元年，齐僖公十三年，郑庄公二十六年），九月，为惠公夫人、桓公母亲仲子的庙落成举行祭礼，准备呈献萬舞，我们的“公”（鲁隐公）向众仲询问该采用多少羽数（多大规模），众仲告诉他：“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天子应该用八羽，诸侯应该用六羽，大夫应该用四羽，士应该用二羽。舞，是要控制八音从而表现八风的，所以从八开始往下减。）”。

我们的“公”采纳了他的主张，于是在我们的祭礼上首次进献六羽，首次采用六佾的规格。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九月，考仲子之宫”曰：

古时宗庙宫室或重要器物初成，必举行祭礼，或名曰考，此“考仲子之宫”及《诗?斯干?序》所云“宣王考室”是也。或名曰落，昭四年《传》“叔孙为孟钟，饗大夫以落之”是也。或名曰成，《礼记?檀弓》“晋-献文子成室”是也。或名曰衅，定四年《传》“祓社衅鼓”是也。考与衅对文则异。《礼记?杂记下》云：“成庙则衅之，路寝成则考之而不衅。”郑玄《注》云：“考之者，设盛食以落之尔。”但仲子之宫亦是宗庙，非生人居室，故知此考即衅。衅宗庙之礼详见《礼记?杂记下》。《春秋?经》例，周公之庙称大庙，群公之庙不称庙而称宫。故此仲子之宫，即仲子之庙。《左传》文例不如此，周公太庙亦或称宫，群公之宫亦或称庙。仲子，惠公夫人，桓公之母。隐公本代桓公执政，实奉桓公为君，故为桓公尊异其母，为别立一庙。

杨伯峻先生注“初献六羽”曰：

此与考仲子之宫虽相关，而是两事。考仲子之宫是为庙成而举行落成之祭，所祭为门、户、井、灶、中霤之神。考宫之礼不用乐舞，故知初献六羽与上句不相蒙。初献六羽者，仲子神主入庙，献六羽乐舞也。六羽即六佾。古代乐舞，以八人为一列，谓之一佾。舞时，文舞执翟，《诗?邶风?简兮》“右手秉翟”是也。翟是雉（野鸡）羽，树之于竿，执之而舞，故亦称为羽。古礼制，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鲁公为诸侯，但据《礼记?祭统》与《明堂位》，成王、康王命鲁公世世祭祀周公，特用天子之礼乐，因而相沿用八佾。而今独于祭仲子时，改用六佾，故云初献六羽。知他处仍用八佾者，昭二十五年《公羊传》述子家驹之言曰：“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久矣。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礼也。”《论语?八佾篇》亦谓“季氏八佾舞于庭”，必鲁不废八佾，季氏始得而亦用八佾。俞樾《湖楼笔谈》谓初献六羽为始供雁、鹑、鷃、雉、鸠、鸽等六禽，曲说不可从。

杨伯峻先生注“九月，考仲子之宫，将萬焉”曰：

萬，舞名，包括文舞与武舞。文舞执籥与翟，故亦名籥舞、羽舞，《诗?邶风?简兮》所谓“公庭萬舞，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者是也；武舞执干与戚，故亦名干舞，庄二十八年《传》，“为馆于其宫侧而振萬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者是也。萬舞亦用于宗庙之祭祀，《诗?商颂?那》“萬舞有奕”，用之于祀成汤也；《鲁颂?閟宫》“笾豆大房，萬舞洋洋”，用之于祀周公也；此则用之于祭祀仲子，盖考宫之后而后（？）拟用之。考宫，将萬为二事，详《经?注》。

杨伯峻先生注“公问羽数于众仲”曰：

羽数，执羽之人数。

杨伯峻先生注“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曰：

襄公十一年?传?“郑人赂晋以女乐二八”，“二八”即二佾。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八、六、四、二皆指佾数。佾，列也，每佾八人。所谓“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者也。故《白虎通?礼乐篇》云：“八佾者何谓也？佾，列也，以八人为行列。”《楚辞?招魂》“二八接舞”，王逸《注》云：“二八，二列也。”《国语》“女乐二八”，韦昭《注》亦云：“八人为佾，备八音也。”杜《注》谓“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二二四人”，误。俞樾《茶香室经说》谓“用八直是八人，用六直是六人，大夫四直是四人，士二直是二人”，尤为曲说，不可从。

杨伯峻先生注“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曰：

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不同材料所制乐器之音。《周礼?大师职?注》云：“金，钟镈也；石，磬也；土，埙也；革，鼓、鞉也；丝，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箫也。”八风，八方之风也。《吕氏春秋?有始览》：“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八风之名，亦见《淮南子?地形训》与《史记?律书》，大同小异。此谓舞所以随乐，乐则节以八音之器，而播八方之风者也。

杨伯峻先生注“故自八以下”曰：

此谓唯天子得用八佾，诸侯以下宜等而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