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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说的理想主义，包含两类：一是民族独立的理想主义；一是人人平等的民主主义。

真正的理想主义，我认为是马克思、毛主席这类”民主主义“理想者。所以，”民族国家“的概念要从法国大革命说起，而不是从”光荣革命“说起。

我的观察是，一般只强调“民族类”的从政者，在打下江山之后一般都会异化成实际统治者，“两段论”也就顺理成章。在打江山阶段，民族理想者对”民族“与”民主“的理解和运用，更倾向于工具性，而非目标性。因为，他们争的本质，可以套用胡服的一句话：国民党专制的，不行，共产党”专制“的，行！引申出来就是，这方土地的子民，我当赵家人统治才是民族独立，否则，什么小日本，国民党，都不算民族独立。

这也是为什么毛主席极端反感胡服建国后的那套治国理论的根源。

这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幻灭的悲剧。所以，陈明忠的困惑，根本就不是个事儿。所以他能很快找到精神安慰：今日之中国，已经坐二望一，他那”民族“的理想，不已经实现了么？

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即使把今天充满民族意识的中国人送回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时期，或者1937年的抗战时期，大多数人的选择不会与当时的老百姓有多大区别，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谁当皇帝不是当，如果换个皇帝生活更舒坦，管他是日本人，还是俄国人，或是共产党，只要不是那个王八蛋的国民党就行。

我们因而可以看到河南民众可以跟日本人一起驱赶”国军“，且丝毫不以为耻。更加吊诡的是，后来者，无论是政治的TG，还是民众，都不约而同的三缄其口，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和宽容。

所以，我特反感神圣化、绝对化抗战的做法，我说（花园口决堤与军队的价值链接出处）：如果一支军队对外英勇，对内却枉顾民命，视民命如草芥，其军队如何让人尊重，乃至尊敬?如此一支军队，不过是将对外作战的英勇与血性同样地加之于自己的同胞，那么他对外作战的意义又何在？保其全境又有何用，不过是换了一支所谓地自己人的武装力量来草芥民命，那和外来武装力量草芥民命又有何区别？说的更加俗点，就是自己人强奸自己人是可以的，就是不可以别人强奸。同为强奸，又何来内外之别！……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语来概述的话，军队存在的终极价值在于民本主义：以民为本，以民命为本。离开了民本谈主义，离开了民本谈战争，离开了民本谈军队，一切，只能是空谈而无任何地意义，并且，只会带来祸国祸民的结果：如果下一场战争再一次降临神州大地，花园口决堤式的悲剧绝对不是绝后的；长沙大火会再一次光临神州的某一个城市，或许北京，或许南京……或许还是长沙；民众或许还会 “助纣为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