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23：季行父——备豫不虞 -- 桥上

《成元年经》：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p 0781）（08010001））（070）

无冰。（（p 0781）（08010003））（070）

《成三年经》：

甲子，新宫災。三日哭。（（p 0811）（08030004））（070）

大雩。（（p 0811）（08030010））（070）

《成四年经》：

冬，城鄆(郓)。（（p 0817）（08040008））（070）

《成五年经》：

秋，大水。（（p 0821）（08050005））（070）

《成六年经》：

取鄟。（（p 0825）（08060003））（070）

《成六年传》：

取鄟，言易也。（（p 0827）（08060301））（070）

我的粗译：

在我们成公的元年（公元前五九〇年，周定王十七年），我们拿下了鄟国。《春秋经》上写“取鄟”，意思是没费什么劲。

一些补充：

上面第一条《春秋经》“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中的“公”是鲁成公，关于这位“公”，杨伯峻先生有注云：

名黑肱，宣公子。《公羊》成公十五年《传》谓“宣公死，成公幼”，以成公即位十四年后娶妻推之，此说可信。（《成公元年—十八年》（p 0781）（08000001））（070）。

在上面那几条《春秋经》中，“无冰”意味着气候异常，“新宫災”是天灾人祸，“大雩”意味着旱灾，“大水”则是水灾了。看来鲁国这五年是流年不利，这也是鲁成公上台头几年的背景。当然实际面对这些灾祸的是执政者季文子（季孙行父）。

另外，鄟国应该和鲁国处于同一气候区，则轻易被鲁国拿下也是有原因的。

杨伯峻先生注“元年春王正月”曰：

冬至在二月朔乙未，实建亥。此年有闰。

杨伯峻先生注“无冰”曰：

无《传》。《诗?豳风?七月》云：“二之日凿冰沖沖，三之日纳于凌阴。”“二之日”即夏正十二月，周正二月。昭四年《传》亦云：“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日在北陆”亦即周正二月。《礼记?月令》：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泽腹坚，命取冰”。季冬即周正二月。可见古代有在周正二月取冰、藏冰之礼。若天气暖和，水泽不冻，则不能行此礼，故史书“无冰”。此年实建亥，但冬至在二月朔日，与建子相差不远，寒暖无大异。余详桓十四年《经?注》。

杨伯峻先生注《桓十四年经》“无冰”曰：

无《传》。《春秋》书“无冰”者凡三次，此及襄二十八年不书月，成元年则书“二月”。以昭四年《传》“日在北陆而藏冰”证之，此及襄二十八年皆当是二月，盖“藏冰”为古二月之礼，至此气候仍暖，无冰可藏，故史官书之。（（p 0139）（02140002））（014）。

杨伯峻先生注“甲子”曰：

甲子，十二日。

杨伯峻先生注“新宫災”曰：

《公羊》、《谷梁》两传皆谓新宫为宣公庙，杜《注》从之。

杨伯峻先生注“三日哭”曰：

无《传》。《礼记?檀弓下》云：“有焚其先人之室，则三日哭；故曰，新宫火，亦三日哭。”

杨伯峻先生注“言易也”曰：

详宣九年《传?注》。

杨伯峻先生注《宣九年传》“秋，取根牟，言易也”曰：

襄十三年《经》“取邿”，《传》云：“凡书取，言易也。”成六年《经》“取鄟”，《传》亦云“言易也”。昭四年《经》“取鄫”，《传》云：“取鄫，言易也。莒乱，著丘公立而不抚鄫。鄫叛而来，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师徒曰取。”综合观之，凡取邑或取国，取之甚易，则言“取”。然有用师徒者，亦有不用师徒者。此取根牟，非如鄫之叛其国而来，则用师徒者也。（（p 0701）（07090201））（064）。

“鄆”（杨注：鄆音運（运），鲁有二鄆，东鄆已见文十二年《经?注》。此则西鄆，十六年《传》“公还，待于鄆”，即此西鄆。地近于齐，昭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九，以及定六、七、十年诸鄆，皆西鄆。在今山东省-郓城县东十六里。），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0，北纬35.6（西鄆，郓城县东）。

“鄟”（杨注：鄟，附属小国，在今山东-郯城县东北三十余里。《公羊传》以为“邾娄之邑”，《春秋经》取邑必系所属国，独书某者，皆国也。说本汪克宽《春秋胡传纂疏》。#鄟音專（专），《谷梁传》云“国也”，《公羊传》则云“邾娄之邑”。《铁云藏龟拾遗》二一七云“于專”，惜前后字漫漶。（《殷虚书契前编》五、九、二云“癸亥，卜，王贞：余从侯專？”）《小屯乙编》八一一云：“贞：乎乍圂于專，勿乍圂于專？”此二“專”不知即此“鄟”不。若然，自是殷商以来小国。《公羊》说之不可信，可参看齐召南《公羊注疏考证》。鄟所在地，顾栋高《大事表》以为在今山东-郯城县东北；毕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正》卷一则以为即昭二十六年之鄟陵，当在今山东-兖州一带。），推测位置为：东经118.51，北纬34.70（前城村北，有遗址）。

下面是成元年至成九年与鲁国相关的一些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成六年经》：

夏六月，邾子来朝。（（p 0825）（08060005））（070）

《成七年经》：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p 0831）（08070001））（070）

不郊，犹三望。（（p 0831）（08070004））（070）

《成十年经》：

夏四月，五卜郊，不从，乃不郊。（（p 0847）（08100002））（070）

《成十七年经》：

九月辛丑，用郊。（（p 0896）（08170006））（070）

《成七年经》：

夏五月，曹伯来朝。（（p 0831）（08070003））（070）

《成七年传》：

夏，曹宣公来朝。（（p 0833）（08070301））（070）

《成七年经》：

冬，大雩。（（p 0832）（08070009））（070）

我的粗译：

六年后，我们成公的七年（公元前五八四年，周简王二年，曹宣公十一年），夏天，曹宣公（曹伯）来了我们这里朝见。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七年春王正月”曰：

冬至在二月初七日丙寅，实建亥，且有闰月。

杨伯峻先生注“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曰：

鼷音奚，鼠类之最小者。?本草纲目-兽部?三李时珍《集解》引陈藏器云：“鼷鼠极细，卒不可见，食人及牛马皮肤成疮。”《春秋》载鼷鼠食郊牛者三次，此年及定十五年、哀元年。备郊祭之牛被鼷鼠所伤，乃改用它牛卜其吉凶。郊祭未卜日，谓之牛；卜得日，改曰牲；见僖三十一年并宣三年《经》《传》及《注》。

宣三年《经》《传》及《注》见前面《《左传》人物事略23附：仲杀恶视2/7》。

杨伯峻先生注“乃免牛”曰：

无《传》。免牛见僖三十一年《经?注》。

杨伯峻先生注“不郊，犹三望”曰：

无《传》。见僖三十一年《传?注》。

杨伯峻先生注“夏四月，五卜郊，不从，乃不郊”曰：

无《传》。参僖三十一年《经》、《传》。

杨伯峻先生注《僖三十一年经》“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云：

郊义详桓五年《传?注》。此卜郊，据《传》“礼不卜常祀”、“牲成而卜郊”之文，盖非卜其牲与日，乃卜宜郊与否；不然，则《传》文云云成为无的之矢。《礼记?曲礼上》云：“卜筮不过三。”《公羊传》云：“三卜，礼也；四卜，非礼也。”然考之卜辞，有一事十数卜者。周初或以三次为限。《金滕》“乃卜三龟”可证。然至《春秋》，卜郊有三、有四、甚至有五，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从”，此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成十年《经》夏四月“五卜郊不从”是也。然则四卜非礼，亦未必为春秋之实。免牲者，为郊所准备之牺牲，免而不杀也。《礼记?郊特牲》谓“牲用骍，尚赤也；用犊，贵诚也”。牲为赤毛之牛犊。《谷梁传》云：“免牲者，为之缁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左传》未言，礼或同此。《尚书?舜典》云：“望于山川”、“望秩于山川”，哀六年《传》云“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则望为山川之祭，毫无可疑。故《谷梁传》范宁《注》引郑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鲁之三望，郑玄（亦见《谷梁传》范宁《注》引）以为东海、泰山及淮水，乃据《尚书?禹贡》“海、岱及淮为徐州”，鲁在徐州，因为此言，盖是也。《公羊》以为祭泰山、河、海者，钟文蒸《谷梁补注》云：“公羊高-齐人，盖据齐法，齐地在岱阴，又东至于海，西至于河也。”然则《公羊》以齐之三望为鲁之三望，自不可信。杜《注》谓“三望，分野之星、国中山川”，然望祭仅山川，无天神，故知其误。其他望祭误说尚有，不具辩。《春秋》书“犹三望”者三次，此年、宣三及成七年是也。（（p 0484）（05310003））（035）。

杨伯峻先生注《僖三十一年传》“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非礼也。犹三望，亦非礼也。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细也。不郊，亦无望可也。”云：

免牲则不郊，不郊，牲无用矣。（无牲不可郊也。）非礼者，谓郊为鲁之常祀，只宜卜牛，卜日，不宜卜可郊与否；今卜郊而不从，乃不郊，非礼也。沈彤《小疏》曰：“常祀必以时祀，不更卜祀之吉凶。”郊，祭天之常祀。先卜牲，后卜日。卜牲者，卜用此牛之吉凶，如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是也。卜日者，《礼记?郊特牲》谓“郊之用辛”，证以成十七年《经》（《传》）“九月辛丑用郊”，可信。又据“启蛰而郊”《传》文，鲁郊宜在寅月，则当以丑月下辛卜寅月上辛。若不从，则又以于月之上旬卜。如此者数，此所以鲁郊亦有在寅月后者。杜《注》曰：“既得吉日，则牛改名曰牲。”孔《疏》曰：“此言免牲，是已得吉日，牲既成矣。成七年乃免牛，是未得吉日，牲未成也。”据杜《注》，怠谓怠于吉典，慢谓慢渎龟策。此释卜郊之非礼。细是细节，宣三年《传》云：“望，郊之属也。”细节与附属之节同意。此释犹三望之非礼。（（p 0486）（05310301））（035）。

杨伯峻先生注“九月辛丑”曰：

辛丑，十三日。

杨伯峻先生注“用郊”曰：

无《传》。参桓五年《传?注》。

杨伯峻先生注《桓五年传》“启蛰而郊”云：

启蛰犹今言惊蛰，宋-王应麟所谓“改启为惊，盖避景帝讳”。（至汉行《太初历》，）《淮南子?天文训》改惊蛰在雨水后，为夏正二月节气。古之惊蛰在雨水前，为夏正正月之中（节）气。郊礼，古今异说纷繁。今以《春秋》、《左传》解《左传》。郊为夏正正月祈谷之礼，襄公七年《传》“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可证。然《春秋》书郊者九，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俱在周正正月，即夏正十一月，盖正月卜牛，四月五月用之，《礼记?郊特牲》所谓“帝牛必在涤三月”者也。僖三十一年、成十年、襄十一年之卜郊则在周正四月，即夏正二月；定十五年之郊在夏正三月，哀元年之郊在夏正二月，其甚者成十七年书九月辛丑用郊，总之，卜郊及郊皆已过启蛰之节，诚如襄七年孟献子所云：“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今既耕而卜郊”，是下文所云“过则书”也。（（p 0106）（02050501））（014）。

杨伯峻先生注“夏，曹宣公来朝”曰：

《传》文于《经》文无所说明或补充，据孔《疏》，仅表示《经》文“曹伯”即“曹宣公”，即所谓“互见名号”。

杨伯峻先生注“冬，大雩”曰：

无《传》。此因旱而雩，见桓五年《传》并《注》。

杨伯峻先生注《桓五年传》“秋，大雩。书，不时也”云：

雩有二，一为龙见而雩，当夏正四月，预为百谷祈雨，此常雩。常雩不书。一为旱暵之雩，此不时之雩。《春秋》书雩者二十一，《左传》于此年云，“书，不时也”；于襄五年、八年、二十八年、昭三年、六年、十六年、二十四年，皆曰“旱也”；昭二十五年再雩，则曰“旱甚”；余年无《传》。首言不时而后皆言旱，互文见义，皆以旱而皆不时也。说本汪克宽《纂疏》。（（p 0106）（02050501））（014）。

杨伯峻先生注《桓五年传》“龙见而雩”云：

龙，苍龙，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之总称，其中有室女座、天秤座、天蝎座、人马座之星。见同现。龙见，非谓七宿尽出现，角、亢两宿（角宿有室女座之二星，亢宿有室女座之四星）于黄昏出现东方，即可谓之龙见，是时当夏正四月，孟夏建巳之月。金鹗《求古录礼说》必谓苍龙七宿尽见始谓龙见，因谓雩在午月，恐非。雩，祈雨之祭。（（p 0106）（02050501））（014）。

“邾”——“绎”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2，北纬35.31（邾国，邹城-纪王城，纪王村及其东周围，有遗址，近方形城，2530╳2500，南部凸出依山势。东周至汉。当于文十二年迁此）。

“曹”（杨注：曹，国名，姬姓，武王封其弟叔振铎于曹，都陶丘，故城当在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南七里。说见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二十四。鲁哀公八年，为宋所灭。《史记》有《曹世家》。曹本地名或国名，卜辞已见。如《殷虚书契?前编》二、五“在[（東東）/口]，贞”，《后编》上十五“猷伐[東東]，其????[栽-木]”。[（東東）/口]、[東東]皆曹字，《说文》作“[（東東）/日]”。但不知其地是否在陶丘。#曹都今山东省-定陶县，卫都楚丘，今河南省-滑县东六十余里。#杜《注》：“陶叔，司徒。”陶叔疑即曹叔振铎。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曹伯-夷薨”下云：“叔之封近定陶，故《左传》又谓之陶叔”，此说是也。（亦犹战国时魏之称梁，韩之称郑。）#杜《注》：“以伯爵居甸服。”然桓二年《传》言“晋，甸侯也”，此又以晋、曹相比，而谓曹在甸服，似两“甸”字义有不同。晋甸侯之甸已详桓二年《传?注》。《周礼?大行人》：“邦畿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以地望言之，曹在今山东-定陶县，距周初王畿较远，与《大行人》甸服合。），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53，北纬35.11（今城西北四里，汉城）。

《成八年经》：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p 0836）（08080007））（070）

《成八年传》：

秋，召桓公来赐公命。（（p 0839）（08080701））（070）

《成九年经》：

城中城。（（p 0842）（08090014））（070）

《成九年传》：

城中城，书，时也。（（p 0846）（08091301））（070）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成公的八年（公元前五八三年，周简王三年），秋天，周王室那里的卿士召桓公（召伯）来给我们的“公”颁赐新的“命”。

再下一年，我们的成公九年（公元前五八二年，周简王四年），我们加筑了中城的城墙，《春秋经》上写“城中城”，意思是这一行动合于节令。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曰：

“赐”，《公羊》、《谷梁》皆作“锡”。以庄元年、文元年《经》“锡命”推之，字或者本作“锡”。《礼记?曲礼》孔《疏》引亦作“来锡公命”。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鲁”——“中城”（杨注：鲁国-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后。周公辅佐周王朝，成王封其子于曲阜，定四年《传》“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是也。龚景瀚谓鲁都一为曲阜，一为奄城，古奄国都也。二城相距仅三里。曲阜在东而稍北，今山东-曲阜县北三里之古城村。奄城在西而稍南，即今曲阜县治。初都曲阜，炀公迁奄城；春秋时又迁曲阜，盖在僖公时。详《澹静斋文钞?鲁都考》。一九七七年曾于鲁都进行勘探发掘，测得鲁都城平面大致呈不规则横长方形，城东西最长处三点七公里，南北最宽处二点七公里，面积约十平方公里。周围有城壕，西北两面城壕利用古洙水河道。（城周长二十三点七里，面积三十九点五平方里，）今日曲阜县县城仅占鲁故城西南角之一小部分。故城城门十一座，东、西、北各三座门，南两座门。鲁宫殿在城中。在东北部城墙下与城内西北、西南部有鲁城以前之居民区，或即商奄遗址。#据《谷梁传》，中城即内城。若然，则此中城即鲁都曲阜之内城。杜《注》以此为鲁国城邑之名，云在“东海-厚丘（各本误作廩丘，今从金泽文库本、南宋小字本正）县西南”，即在今江苏-沭阳县境，为鲁边境所未达。杜《注》不可信。说详江永《考实》。定六年“城中城”与此同。#杜《注》：“少皞虚，曲阜也，在鲁城内。”），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桥案：这一节里有很多条没有相应《左传》对其进行解说的《春秋经》，我猜测，现存《春秋经》的绝大多数条目都是《左传》作者讲解时要用到的，《春秋经》中那些他们用不着的条目大多已经散佚了。而在涉及鲁国那些“公”的各章《左传》中，没有相应《左传》对其进行解说的《春秋经》比较集中，我想是因为《春秋经》记述的本来就主要是鲁国的事，而那些没有相应《左传》对其进行解说的《春秋经》应该是如上面解释的那样，提供了相应事件的背景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