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进行了关于邪恶的布道之后，金又在同一天急忙赶去了伯明翰。夏特沃斯在阿拉巴马州基督教人权运动组织的首席助理，尼尔森.“火球”史密斯牧师（Nelson "Fireball' Smith）邀请他来到自己的教堂里布道。市政改革公投获得通过之后的伯明翰在这一周的周二举行了市长选举。按照怀亚特.沃克原本制定的C计划，游行示威活动原本要在市长选举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6日举行。但是伯明翰当地黑人的反对已经迫使这场示威推迟到了3月14日。 之所以要推迟示威，理由是在选举后需要一两个星期的时间为接下来的全面斗争做准备，此外还要看看公投是否在伯明翰产生了更为有利的政治气候。经过妥协之后的3月14日距离沃克所谓的复活节前“黄金购物季”正好间隔一个月。假如在购物季发动经济抵制，并且与不断升级的游行示威搭配在一起，必将最大程度地提升在伯明翰打破种族隔离的胜算。

不过3月5日的市长选举并没有产生优势显著的候选人。公牛康纳与竞争对手艾伯特.鲍特韦尔（Albert Boutwell）将会在4月2日再次举行选举。伯明翰政坛只得在接下来的四个星期里继续维持不上不下的局面。于是在金-夏特沃斯联盟内部又有人再次提出了推迟运动的主张。无论黑白的全体伯明翰市民都敏锐地意识到他们面临着一项重大决定：是否要就此终结公牛康纳把持伯明翰的时代。康纳不仅是民权运动的死对头，也是伯明翰商会的眼中钉。因此受压迫群体这一次与精英阶层站在了一起。黑人、工会、白人报纸、市政改革派、例如西德尼.斯迈尔这样极其看重公共形象的商人——这些乍一看不搭界的人们心照不宣地组成了反康纳联盟，每一个群体都不由自主地摆出了自己最好的一面，唯恐被盟友们看笑话。在反康纳联盟看来，1963年春天突然变成了在伯明翰发动种族示威的最糟糕时刻。A.G.加斯顿极力反对这场运动。浸信会教士联盟主席J.L．威尔牧师（J. L. Ware）差点就打破了针对金的计划的公共沉默。他在浸信会教士联盟内部提出一项决议，希望联盟警告金远离伯明翰，这项决议差点就得到了通过。黑人领袖的私人意见非常强烈，以至于就连夏特沃斯——他历来认为两位市长候选人只能算是半斤八两，还认为鲍特韦尔不过是个“知道要脸的康纳”——一时间都不敢逆潮流而动。毕竟他现在已经逃离了伯明翰，搬到了辛辛那提居住，在伯明翰当地黑人面前说起话来未免底气不足。

反对推迟计划的人很少，詹姆斯.劳森是其中说话最有分量的一位。自从1月在多尔切斯特度假别墅里开过会之后，他就经常从自己位于孟菲斯的教会来到伯明翰打探虚实，还为夏特沃斯的阿拉巴马州基督教人权运动举办了若干场非暴力研讨会。劳森的人物就是为了C计划操练人马。此前在纳什维尔等地旷日持久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当中他一直承担着这项任务。他将集会地点选在教堂地下室与私人住宅里面，由怀亚特.沃克负责引见。他在集会上招募新人，说服他们投向非暴力原则，并且教导他们如何从事。他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寻找愿意在伯明翰监狱忍受十天监禁的志愿者。刚刚加入研讨会的志愿者全都意气风发，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经受住研讨会安排的实践检验。经过这一关的志愿者们则会签署劳森设计好的非暴力承诺卡。到3月为止，沃克的“监狱文件”当中已经收录了二百张卡片。劳森反对延期，理由是这二百人的意愿和士气才是真正应该指导运动决策的关键，不能让伯明翰政坛的一时风头来干涉运动决策。

沃克也听到有人引用他之前关于复活节销售旺季极端重要的说法来主张推迟运动。现在他们不得不等到4月2日的决定性市长选举之后再动手，而且在选举结束到复活节之间的时间并不足以组织一场成功的运动。此外伯明翰黑人到时候肯定已经将钱全都花光，直到圣诞购物季之前都将会无法组织有效的抵制。综合考虑起来，也许他们应该将运动推迟到1963年底。这些林林总总的评论充分证明了劳森的观点：所有这些反对意见虽然全都声称是从实用角度出发，但其实无非是恐惧心态的外在流露，而恐惧永远都是遏制大型抗议运动的消极因素。要想推迟一场大型抗议运动，永远都不会缺乏足够好的理由。但是伯明翰的严峻现实却将所有这些消极因素集中在了一起，以至于很可能致使这场运动失去当地黑人领袖的支持，对此金实在无法等闲视之。劳森认为长时间的拖延对士气极为不利。一旦入狱志愿者的队伍因为长期拖延而自行解体，要想把这批人再次聚拢起来必定难上加难。金很认同这个观点。此外他还意识到，支持推迟运动的主张当中也混杂着针对夏特沃斯本人的责难。伯明翰的布道人们正在恣意倾泻他们对于夏特沃斯的反感，骂他是一名不在其位的专权独夫。就连金的身边人也未能免俗。比方说有一位约翰.波特（John Porter），此人是金在德克斯特教会工作时期的助理牧师，也是金的徒弟，金最近刚刚亲自出面为他在伯明翰安排了一座布道坛。但是他却并不支持C计划，还认为夏特沃斯是一位精神状态不甚稳定的独裁者。

发动运动的冲动与推迟运动的压力相互顶牛，以至于裹挟其中的每一位运动组织者也全都脚步踉跄进退不定。3月9日星期六，联邦调查局监听到了一通杰克.奥德尔和斯坦利.利维森之间充满密语的电话交谈。利维森询问“无名城市当中”的运动是否仍然如期进行。奥德尔回答说是的。然而就在第二天，金亲口告诉利维森，他已决定“将那件事推迟到市长选举之后，因为公牛康纳也要参选。我们觉得如果在那之前采取行动，他很可能利用我们的运动为自己造势拉票。”金还向利维森坦承，还有另一项因素也让他倾向于推迟运动：他认为伯明翰的白人将会“尽一切可能去破坏领导大会的形象。”他特别提到了来自《伯明翰新闻》的攻击，这家报纸指责金雇佣奥尔德这样的美共颠覆份子为自己工作。

监听到这段对话意味着联邦调查局首次意识到金正在预谋一场新运动，于是立刻在调查局内部发布通知，要求尽快查明“金来到伯明翰的目的”。在这一周周日的以便以谢教会，金在布道当中借鉴了弗农.约翰斯在“死后的隔离”布道词当中讲过的乞丐拉萨路与富人达维斯的寓言。第二天他并没有依据惯例前往伯明翰参加弥撒大会，不过夏特沃斯从辛辛那提飞到了伯明翰主持局面。尽管第二轮市长选举即将举行，尽管金也希望暂且按兵不动，但是夏特沃斯依然心心念念地想要立刻发起运动。这天晚上的弥撒大会笼罩着跃跃欲试与逡巡不前相互交织的氛围。“这里再也不会有人管我们叫黑鬼了，”一名发言人信誓旦旦地宣称。不过他立刻又找补了一句：“就算还有人管我们叫黑鬼，后面也得加上‘先生’两个字。”夏特沃斯告诉会众们，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将会保护他们挺过即将到来的危局，不过他并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因为现场有好几名公牛康纳的密探。第二天，怀亚特.沃克和伯明翰领导人继续就推迟运动是否明智进行辩论，直到周五夏特沃斯才终于同意推迟运动。这个决定与他的人设完全背道而驰。此前他满口承诺，气势逼人，大包大揽地宣称自己能够控制伯明翰的全体黑人牧师，现在他写给金和沃克的信件却充满了大段大段语焉不详的空话，以此来掩饰他做出让步的事实，无论做出让步的原因是顶不住同僚施压还是意识到了局面确实很不利。

此时的金也逐渐意识到了自己这次要做一件多么大的大事：他必须改变伯明翰，否则伯明翰的过去就将会是他的未来，换句话说他的民权斗争之路将会走到尽头。前方的挑战重大而又艰巨，但是金的明面实力却似乎达不到赢得挑战的最低限度，此外还遭受了一连串的厄运以及多于平时的内部纷争。民权阵营内部各个派系的律师们正在因为C计划将会带来的官司而争执不休。一位心怀不满的前任领导大会工作人员——此人未经许可就擅自使用了领导大会的差旅经费并且在遭到申斥之后主动辞职——公开指责金为了个人利益而“将自己出卖给了洛克菲勒州长”。简而言之，金目前诸事不顺，各种纰漏逼得他紧张万分，以至于花费了3月的最后两周对计划进行补救：如果伯明翰运动一败涂地，他将会呼吁外地志愿者涌入伯明翰帮助他填补监狱。金觉得自己万分需要这样一套应急预案，因此不惜远赴华盛顿向值得信赖的朋友们求助，让他们秘密招募一批骨干志愿者暗中待命。沃克在神学院的老朋友沃特.方特罗伊（Walter Fauntroy）接受了这项任务，并且很快就在首都积蓄了一支人数日渐增多的储备军。这份功劳让他在金的心里留下了踏实可靠的印象。

3月27日，金从华盛顿飞回亚特兰大的家中，恰好赶上柯瑞塔临盆。他赶紧将妻子送去医院，迎接他们第四个孩子柏妮丝.艾伯丁的出生——也就是在奥尔巴尼怀上的那个孩子。他在亚特兰大停留了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和妻子孩子一同摆姿势，让《黑玉》杂志的记者拍照。然后他在3月29日返回了伯明翰，又在31日飞往纽约参加了一场秘密集会。这次密会一部分是哈里.贝拉方特的主义，还有一部分是利维森的主意。这两人都注意到金习惯于习惯在危机期间来到北方拉拢支持者。他们认为更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提前将C计划私下告知这些支持者。这样金会显得更有城府，而支持者也会更加觉得自己参与了一场大戏，因此更有可能回应金的求助。留在伯明翰的怀亚特.沃克很看不起这个计划，认为这是为了取悦名人举办的“捋毛大会”，无非是“一点噱头而已”。但金却丝毫不敢怠慢。他与夏特沃斯、阿博纳西、利维森和克拉伦斯.琼斯一起挤进了贝拉方特的公寓，房间里早已人头攒动了。到场宾客包括安东尼.奎因和弗雷德里克.马奇这两位演员，威廉与洛特.孔斯特勒夫妇，洛克菲勒州长的媒体负责人休.莫罗，《纽约邮报》的詹姆斯.韦克斯勒，以及其他七十多名记者、高官、朋友和陌生人——所有人都宣誓要保密。当晚金在演讲时表现还算正常，但是在夏特沃斯情绪激动地描述伯明翰的各种危机时，金的头部却轻微抽搐起来。贝拉方特认为这是紧张造成的痉挛。他以前还从没看到金流露出紧张的身体表征。

黎明即将来临，除了阿博纳西以外的所有人都已经回家了，这时金终于开始放松了起来。朱莉.贝拉方特拿出了她私藏的夏薇雪莉酒。自从她让金初次品尝了雪利酒之后，金一直开玩笑说他很喜欢这款最有格调的纽约客尤其青睐的睡前饮料。只要他来到贝拉方特家里过夜，朱莉总会拿出这瓶酒来款待他。每次喝完酒之后金都会在商标上画一道横线来标注剩余酒水的多少，下次再来的时候他则会煞有介事地检查一下酒水平面没有低于上次的划线。那天晚上，金一边细细品酒一边取笑他的战友。“我必须确定这次进监狱的人们全都不打鼾，”他一本正经地说道，视线在阿博纳西身上转来转去。

阿博纳西强烈抗议，表示自己从来不打鼾。

金乐得睁大了双眼，“快别瞎扯了，跟你一起坐牢简直就是受刑，”他说道。“白人的折磨手段全都赶不上你。只要他们别让我和你的鼾声呆在一间囚牢里，他们想让我承认什么我都乐意。”

金和阿博纳西开怀大笑，手舞足蹈，直到困意来袭为止，就像当年在蒙哥马利的时候那样。之后两人飞到亚特兰大，金原本想要观看最近实现种族融合的大都会歌剧院巡演，结果却得知戏票早就被抢购一空了。4月2日周二，他带着柯瑞塔和宝宝离开医院回到家里，当天下午他就前往了伯明翰。这一天伯明翰全城的心思都扑在了当天的选举选票计数上，因此金的到来丝毫没有引起关注。他投宿进入了加斯顿汽车旅馆，找到了等在那里的怀亚特.沃克。沃克手拿写字夹板，身边带着全套清单——入狱志愿者名单、电话志愿者名单单、交通委员会名单、食品发放明细表，邮件室列表，还有市中心午餐柜台位置的布局图——他在街道地图上标出了前往各处午餐柜台的最佳路线。沃克确切知道一位老人走到麦克罗力参加静坐抗议所需要的平均时间比一位青年长多少。然而所有这些堆积成山的清单与计算数据比起一座美国城市的核心身份似乎都渺小得可怜。说到底，C计划并不是什么社会科学准则的产物，并非基于政治风险评估，也与任何形式的理性思考无关，而是朝向冰水池的纵身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