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2月8日，金还在牙买加度假的时候，罗伯特.肯尼迪的助手、负责国内安全部门的J.沃尔特.耶格利（J. Walter Yeagley）向胡佛呈交了一份备忘录，把胡佛吓了一跳。备忘录表示国内安全部门希望针对斯坦利.利维森是某颠覆组织成员一事进行刑事起诉。这是一项非同寻常的建议，因为司法部长久以来一直以宪法为依据严格限制以“成员身份”为罪名提起诉讼。这种罪名曾经是《史密斯法案》的惯常目标。这项法案促成了四十年代晚期的一系列共产党人公审，并且让赫伯特.菲尔伯里克（“我过的是三面人生”）作为联邦调查局线人而名扬全国。自从1956年以来，《史密斯法案》起诉就几乎销声匿迹了。这一年，时任司法部长罗伯特.布劳内尔规定，假如没有证据表明目标人物正在按照“暴力革命的实际计划”采取行动，那么司法部就不会对此人提出起诉。根据1950年的麦卡伦法案，司法部通常只会针对那些明明是全国级别美共干部却没有注册的人们提出诉讼。尽管就算根据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描述利维森也依然不符合以上两条标准的任何一条，然而耶格利却认为他是一名危险的美共爪牙，就像胡佛在保密文件当中一再主张的那样，因此司法部应该做好放弃限制的准备。如果能够通过起诉和审判干掉利维森——哪怕不能让他直接进监狱——那么司法部承担一点政治压力也是很值得的。在他的备忘录中，耶格利要求胡佛出示一份“当前的起诉总结报告”。

在联邦调查局，尽管胡佛和迪洛克在1月差点就要与金正式宣战，耶格利的倡议仍然非常不受欢迎。因为他的做法意味着联邦调查局将不得不主动证明自己针对利维森的指控确有实据。当然联邦调查局也可以推卸掉举证责任，承认所有针对利维森的指控都仅仅来自蔡尔兹兄弟（Childs brothers），不过这样一来胡佛就不得不让这两位重要线人在法庭上接受交叉质询。这两种前景对于胡佛来说都没有多少吸引力。胡佛更喜欢从事政治情报工作而不是亲自执法，因为执法意味着严格限制与各种风险，而政治情报工作的活动余地则要大得多。胡佛迫切想要另找出路，于是命令纽约办事处的情报人员另外找寻几位可能指证利维森的线人。手忙脚乱的特工们地询问了手下最能爆料的十四位线人，却发现没有一人见过利维森的姓名或照片。他们只得告诉胡佛这都是无用功。怀揣着最后的希望，胡佛命令罗德岛的特工去询问一位路易.布登兹（Louis Budenz）。此人曾在四十年代与莫里斯.蔡尔兹一同在《工人日报》工作。他与菲尔布里克堪称是史密斯法案审判当中最出名的一对头号证人。然而就连他也不认识利维森。

于是胡佛再一次开启了间谍专用的逃生门：之所以没有次一级证据指证利维森，恰恰说明了利维森的工作极其机密，甚至就连一般的美共办事人员都不知道。2月12日，肯尼迪总统举办林肯生日接待会的当天，胡佛写信给耶格利，告诉他联邦调查局可能不会提供有关利维森的“起诉摘要”，因为这些信息来自“身份极为敏感的线人，此人不能接受审问或出庭作证”。这句话无疑是赤裸裸的诈唬，显然胡佛已经使出了压箱底的招数。耶格利可以选择退避，也可以直接抗议皇帝没穿衣服。面对J.埃德加.胡佛的熏天权势，耶格利选择了退避。针对利维森与金的调查依然属于政治情报的范畴，正合胡佛的心意。此后不久，联邦调查局关于取证工作徒劳无益的内部报告被束之高阁，上面标志着“禁止宣传”。

在白宫这边，肯尼迪夫妇的派对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然后总统就在楼上生活区的拥挤人群中看到了小萨米.戴维斯。肯尼迪大吃一惊——按照李.怀特一年后的说法，总统当时“绝对吓得毛发倒竖”。就个人层面而言，总统并不讨厌戴维斯。事实上他也曾经在弗兰克.辛纳屈以及彼得.劳福德的陪同下与戴维斯有过交往，但那是在加州而不是在白宫。作为美国最有名的跨种族夫妻当中的丈夫，戴维斯注定会吸引等在楼下的新闻摄影师军团的集中关注，正是这一点最让总统感到坐立不安。肯尼迪担心他和戴维斯夫妇的合影将会为政敌们提供抹黑他的致命素材。此外作为一名颇具天赋的新闻观察员，他还意识到到萨米.戴维斯在白宫的照片将会极大地吸引新闻界的兴趣，从而刺破皮埃尔.塞林格围绕招待会精心构建的媒体静默屏障。

肯尼迪将助理们挨个拽进白宫各处的小房间里，想要知道小萨米.戴维斯究竟是如何通过大门的。这一点其实都是路易斯.马丁的功劳。在招待会筹备阶段，戴维斯的名字从宾客名单当中消失了好几次，而马丁则会锲而不舍地将他的名字反复添加回去。不过包括马丁在内的全体助理面对总统的质问都采取了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态度，认为肯定是哪一步筛选程序不知道出了什么纰漏。最后总统终于压抑住了情绪，开始着手处理实际问题：如何不让戴维斯出现在照片上，同时还不能惹他生气或者吸引新闻界的兴趣。助理们暗中商量对策，肯尼迪则继续迎接宾客。助理们想出了一招，让肯尼迪夫人赶在摄影记者获准进入白宫之间把戴维斯拉到一旁进行私下谈话。但是肯尼迪夫人接到指示之后没多久，恐慌的消息就蔓延了开来：肯尼迪夫人认为这项计划十分可恶，要么冒犯了她本人，要么违背了白宫的待客之道，要么侮辱了戴维斯或者戴维斯夫人——助理们也不确定她到底为什么生气，反正第一夫人拒绝下楼帮忙。肯尼迪总统本人不得不跑回楼上抚慰妻子。

对于李.怀特、路易斯.马丁以及其他总统助理来说，总统因为戴维斯到场而骤然爆发的愤怒确实令人难以忘怀。不过除此之外当天晚上的活动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还算四平八稳。戴维斯的面容也确实没留下影像记录。此外这次招待会还收到了釜底抽薪的成效。尽管共和党也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各种林肯诞辰庆祝活动，但却没能拉拢最知名的黑人发言人前来助阵——白宫方面自然也意识到了招待会在党派争斗层面带来的间接收益。塞林格的新闻办公室将招待会仔细包装了一番，使其看起来只是肯尼迪总统随手办妥的一件小事。相比之下真正的大事则是他从民权委员会接收了一份林肯百年诞辰纪念报告。塞林格引导记者着重关注报告当中威胁性比较小的方面，比如市区学校的黑人学生人满为患。《纽约时代》发表了题为《民权斗争转移到北方》的文章，文中顺带提了一笔这场招待会，指出参与者包括“民权领袖与政府官员”。此外这篇文章略过了几乎所有与会宾客的姓名，仅仅提到了约翰逊副总统。对于路易斯.马丁来说，为了摧毁白宫的反黑人社会壁垒，难免要付出一定代价，这次的代价就是闪烁其词的宣传。尽管黑人社会讳莫如深，不过还是有人意识到了这次招待会的意义——比方说《新闻周刊》就认为这场非正式招待会堪称一座“里程碑”。话说回来，就算必须保密，马丁仍然自豪地认为自己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将整整一代黑人领袖放进了白宫的大门。事无巨细的会务安排严重消耗了他的精力，大约在金从牙买加回国的时候，他动身前往迈阿密疗养去了。

和金一起抵制肯尼迪派对的人很少，但都非常出名。比方说A.菲利普.兰道夫和克拉伦斯.米切尔都没买总统的面子，而且这两人也都比金更明确地表示她们之所以拒绝参加派对是为了抗议肯尼迪总统的胆怯与不作为。兰道夫对于当前局势忍无可忍，以至于几个月以来一直在与贝亚德.拉斯廷商量，重新发动他曾在1942年领导的华盛顿大进军。那一次他凭借诈唬手段促使罗斯福总统在军工部门实现了种族融合。协进会在华盛顿的首席说客米切尔也待在了家里，因为肯尼迪没有为他提供任何用来游说国会的材料。他对于肯尼迪的新边疆方针的评价远比他的老同僚罗伊.威尔金斯更低，以至坊间流传着他们两人长期不和的传闻。一连几个月来，米切尔一直在半遮半掩地警告肯尼迪政府，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未必就一定不会投靠共和党，因为国会里的共和党已经提出了反对种族隔离、反对就业歧视以及反对选民恐吓的法案——涵盖了1960年两党许下的全部承诺。

2月下旬，肯尼迪总统提出了一项投票权法案，借此对米切尔的警告做出了回应。他的决定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李.怀特等人不得不彻夜工作起草立法。这项急急忙忙送到国会面前的法案充其量引发了一片不冷不热的掌声。自由派共和党人认为他们自己的立法内容更加过硬。失望的民权领袖认为尽管这份法案很有价值，但依然只是思路狭隘受限的马后炮。甚至就连刚刚沐浴过林肯诞辰招待会的光芒的客人们都无法心口一致地热情赞美这次初步行动。个人的政治倾向与党内的南方势力相互拉锯，致使肯尼迪总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过去各方各面都因为他在民权领域没有做出实质性工作而批评他。如今他终于做了一点点实质工作，可是批评的声音反而更响了。

洛克菲勒州长也抓住了眼下的时机来攻击肯尼迪的民权记录。在纽约州北部举行的协进会集会上，他公布了克拉伦斯.米切尔的私下言论。并且尖锐地抨击了肯尼迪极力宣传的通过总统任命来促进种族进步的计划。他指出总统最关键的任命就是四名素来奉行种族隔离主义的南方法官。洛克菲勒是未来1964年大选的主要竞选人，他的攻击引发了肯尼迪总统下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唯一一次涉及民权的提问。总统称赞他手下的四名法官“卓有成效地履行了他们的就职宣誓”，并且认为自己任命的南方法官胜过艾森豪威尔任命的南方法官，然后就将话头转向了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提问。

第二天肯尼迪总统叫来了司法部的尼古拉斯.卡岑巴赫。“情况真的很糟糕吗？”他问道。这个问题将卡岑巴赫卡进了尴尬的死角。一方面卡岑巴赫很清楚地知道洛克菲勒的攻击实际上并未使出全力：南方最优秀的民权法官都是由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的，这些人正是司法部通过法律途径实现种族平等的唯一希望，而最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主义法官都是肯尼迪的人，并且在数量上不止四个。一方面卡岑巴赫是总统的下属，而总统此时很可能正在盯着《纽约时代》的头版，版面上一边印着他的“卓有成效”言论，另一边则是关于法官任命问题的难堪对比。总统现在真正想要的是一颗定心丸，想要确定危险的纳尔逊.洛克菲勒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愚弄他。卡岑巴赫支支吾吾地答道，肯尼迪的法官任命“并非彻底错误”。他勇敢地向总统吐露了一部分最坏的消息——例如密西西比州的法官考克斯“一直不怎么好”。总统近乎哀怨地评论道，“我们其他的任命都还算，嗯，嗯，相当不错是吧”，然后就等着卡岑巴赫搭腔。既然领导定了基调，卡岑巴赫也只得在残酷事实的表面涂抹了一层蜜糖：“我觉得关于这项任命我们没有什么需要不好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