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八：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上） -- 孤星

叶飞上将有两个母亲，生母是菲律宾人，养母是福建人，都活到了解放后。

叶飞出生在菲律宾吕宋岛，父亲是福建南安一个贫苦农民，新婚几个月后到菲律宾做苦工，后来做小买卖，在当地又结了一次婚，所以叶飞有两个母亲。

叶飞生母有文化，英语很好，往来的信件都用流畅的英文，还教叶飞学了一年英语。叶飞小时候活泼好动，调皮捣蛋，生母特别疼爱他。他五岁离开生母回国，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开始还有书信往来，投身革命后便逐渐音信断绝。

1930年7月，叶飞在厦门被捕。家中得讯后，在海外设法营救，他二哥专门从菲律宾赶回厦门探望。家里每月寄一些钱回来，二哥每星期探视一次，给他和两个难友解决了大问题。二哥还带来了他的菲律宾出生证，根据菲律宾法律，凡在菲律宾出生的就自动取得菲律宾国籍。厦门当时有菲律宾领馆，可以要求引渡。他父母曾准备通过领馆交涉引渡，但此时叶飞已判决，刑期不长，他担心引渡到菲律宾后可能更麻烦，就劝家里不要交涉引渡的事了。最终他在狱中熬了一年半。

解放后，叶飞上将得知远在菲律宾的父亲已于抗战期间病故，生母依然经营米店但身体已不如前，患有高血压，家计重担由他没有出嫁的大妹主持。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妹突然来信，告知家中负债无法偿还，要宣布破产，但弟妹还在读书，担心病弱的母亲受刺激，走投无路，希望他能借钱支持。

接到大妹的来信，叶飞十分为难。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省长、福州军区司令员这样的高官，却没有钱可以寄过去，这是在海外的人所不能理解的。考虑了几天，他给大妹回了一封信，告诉她无法寄钱，希望她带母亲和弟妹一起回国，由他负担养家责任，并供养弟妹在国内上学。后来他没有收到大妹的回音，不知道这一难关是如何渡过的。他生母1965年病故。

1919年，叶飞的父亲带着他和他二哥回到福建南安，回家不久就被土匪绑票，被赎回来之后就匆匆出国，以后再也没敢回来。从此，叶飞弟兄两个就由父亲的原配抚养。这个母亲一直没有生育，把叶飞哥俩视同己出。以后叶飞投身革命，开始做地下工作，后来转战南北，就断了音信。

1949年，叶飞率部解放福建，母亲没有主意，十分惊慌，并不知道解放军首长是自己的儿子。1949年9月，10兵团进军泉州，叶飞才把母亲接来。母子相见，惊喜交集。以后老人家到福州与叶飞同住，总算享了几年福，1963年病故。

与叶飞一样，张震也有两个母亲，一个生母，一个养母。

上海解放后，虽然军事斗争的任务依然很重，但毕竟生活安定一些。张震先在上海安家，后来又搬到南京住。工作之余，他十分想念自己的母亲（养母吴命媛）。前文提到，抗战期间，他请假匆匆回家探望母亲后，多年来杳无音讯，生死不明。他曾写过几封家信，打听母亲的情况，因地点变动，均无回音。每想起少小离家，从军远行，戎马疆场，而不能照顾母亲，尤其在母亲最困难的时候，作为儿子却不能在她身旁，他感到抱憾终身。

但作为一名军人，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一生在人民军队里度过，努力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战，自认其中就包括了自己的母亲，这是张震唯一可以感到慰藉的。

无论是在战争岁月，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时常梦见母亲。新中国成立后，张震给时任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写信，请他帮忙寻找自己的母亲。不久传来消息，他母亲在一个破碉堡中被找到，已沦为乞丐，而且精神有些失常。按照黄克诚要求，张震家乡派人将她送到武汉，托付给华中局书记邓子恢。邓子恢派人给她买好去南京的船票，并亲自打电话通知了张震。

得到消息后，张震彻夜未眠。1949年12月22日，天刚亮，他就赶到南京下关码头。等啊等，终于等来了母亲坐的那艘船。母亲由他的一位表兄陪同，手里提着印花被，好像他小时盖过的那一床（作为信物吧）。他不禁泪如雨下，感到悲喜交加。离别10余载，母子终于团圆。但母亲憔悴苍老，神情呆滞，他都不大敢认了。

张震跳上甲板，紧紧拉着母亲的手。母亲没多大反应，只是说：“你的话好懂呀。”他忙说：“我是你的儿子!” 母亲双眼一亮，终于认出了自己的儿子。几十年过去了，张震仍清晰记着这个场景。

张震把母亲背下船。回家之后，他爱人马龄松拿出自己的衣服给婆婆换上，换下来的衣服已破得没法再洗。他与母亲交谈得知：

1933年8月，父亲病故之后，家里境况更加困难。1938年张震回家探亲之后，与童养媳解除婚约，家中只剩母亲一人孤苦伶仃，亲友接济也难以为继，先是靠变卖家中用具为生，最后连父亲去世时准备留给儿子作纪念的一把篾刀也被债主拿走。母亲不得不离开一贫如洗的家，住在破碉堡中，过着流浪乞讨的生活。

张震与母亲团聚后，想留她一起住在南京。但母亲不习惯城市生活，只住了半年多，就闹着要回家，有时病情发作，到处乱跑。当时，解放军正筹划解放台湾、准备进攻舟山和再战金门，军队建设的任务也十分繁重。马龄松要上班，除节假日外，也没有更多时间陪伴老人。他担心母亲跑出去被汽车撞伤，只好同意她回家。

张震将母亲一直送到船上，由两位表兄接回家。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粮食紧张，张震和马龄松定期将节省下来的粮票寄给母亲。想到母亲年事已高，1960年春节，张震带全家回平江老家看望。母亲看到孙子、孙女都长大了，非常高兴，紧紧拉着孩子们的手，问长问短，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分别时，母子之间难舍难分，张震又特意把母亲接到长沙住了两三天，为她购置了棉衣、棉被、暖水瓶等衣物，并留了一笔生活费。1961年11月，78岁的母亲因病离开了人世。闻讯后，张震失声痛哭，彻夜未眠。

在张震接养母吴命媛到南京以后不久，他又收到家乡来信，说来南京的是其养母，他还有一个母亲，即生母余朵莲，仍生活在长寿镇上。得此音讯，他颇感突然，不信其真。他过电影般一幕幕地回忆儿时的生活情景，觉得养母始终对他十分疼爱，关怀备至，只有亲生骨肉才能如此。

后来，家乡人不断来信叙说实情，旧时的邻居也来信证明。一天，张震忽想起自己4岁时有人对他讲“你不是你娘生的”，他把这话告诉养母后她痛打自己的情景。抱着弄清情况的想法，张震给家乡政府去信，最终确认了这一事实。生母也给他来信，诉说40年来生离之痛，并表达而今年过八旬，烛近风前，“但愿一睹容颜，则九泉无恨”的心情。当年的介绍人也写信证明了出继情形。

张震起初确实不大相信。因为他对养母的感情太深了，每一念及，总是眼泪夺眶而出。但是，既然大家证明了，就不管是养母还是生母，都是母亲辈的人了，他都有责任照顾好她们的晚年。

但张震也担心养母难以接受，不愿意因此伤她的心。所以在回乡探望时，他背着养母，利用晚上与妻子去看望了生母一次。生母由她的长孙照顾，晚年四世同堂，99岁高龄时因病逝世。

在血雨腥风的岁月里，有多少革命军人的家属或死于敌人的屠刀，或死于饥寒交困，没能亲身体察到新社会的美好生活。张震的两位母亲，在人生的道路上，都饱经了旧中国的苦难与艰险，但毕竟活到了新中国，看到了儿子、儿媳和孙辈，感受到亲情的温暖。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是幸福的母亲。

1987年秋天，即将卸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务委员、国防部长的张爱萍上将特意到三线转了一圈，跟大家道别。他还顺道视察了云南前线，并回到了阔别58年的家乡四川达县。1929年离家时，他是一位19岁的热血青年。回乡时，他已经被岁月打造成一位77岁的迟暮老人。

航天部几个厂所设在达县和达县附近，张爱萍几乎每年都要到四川三线检查工作，但几过家门而不入。他不愿惊动地方，也担心有不自觉的本家借他耀武扬威，败坏了共产党在老百姓中的威信。

回乡后，张爱萍站在母亲坟前，任凭雨水浇淋，老泪纵横。他当晚写道：“惚见依门依闾望，犹闻唤儿声。”他看见母亲依着门栏翘首期盼着儿子的归来。

起初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时，张爱萍正处于事业的无奈和爱情的失意之中。七七事变之后，毛泽东在一天晚上找他谈话，安排他担任江浙省委军委书记，负责组织沪杭宁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并明确指示，上海沦陷后要发动并组织上海的工人阶级在郊区进行游击作战。”

张爱萍按原定计划在沪杭三角洲地区组建扩充游击军时，在武汉的中央代表团来指示了，要他立即撤出上海。什么原因没有讲。张爱萍感到，太可惜了！

南京沦陷后，到处是散兵游勇，到处是国民党败退时遗弃的枪支和随手可捡的军用物资。老百姓虽恐慌，但也有勇敢的、被激怒的。日本人只占了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周边地区一片空白。人数不多的一些民众自发武装和土匪游击队开始出现，反抗的、打劫的，无政府状态出现了。

张爱萍怦然心动，通过曾山向武汉的中央代表团报告，建议吸取上海失守后仓皇撤退的教训，就地组织武装。等了十来天，中央代表团指示到了，要他立即撤回武汉述职。中央代表团当时赋予党的各级组织的任务只是协助国民政府，组织党员和同情分子撤往大后方，并没想组织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斗争。

中央代表团的思路，还是要依靠、依托国民党抗日，这显然与毛泽东的思路不一样。当然，在敌军力量强大的沪杭宁地区（即使是郊区）搞武装斗争，很难坚持下来，但起码在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能拉起一支队伍，像冀东大暴动那样，暴动失败之后也能撤出几千人的队伍。

张爱萍撤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之后，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二是接待抗日青年。后来，他被派到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那里，担任政训协理员。经过多次战场实地考察和深入思考，他开始制订浙江敌后抗战的战略计划，准备一旦浙东为敌占领，就与同志们留在金华地区开展游击作战。

这又踩上红线了。中共长江局（王明担任书记的长江局这时已经成立）的密件到了，要求他立即撤出黄部，迅速回武汉述职。

使张爱萍感到委屈的远不只这些。之前，周恩来派他在武汉一个抗日干部培训班授课，他一来二去与一个叫孙力（张爱萍还给她改名叫孙莉）的女孩相互产生好感。老铁李克农告诉他，孙力可能是托派分子，不能再来往了。他俩的事，延安都知道了，毛泽东在一次开会时还点了他的名，“听说张爱萍被一个托派拉下水了！”

事后组织查实这是诬告。一个同志的妹妹，原想介绍给张爱萍，张爱萍没有理睬。后来，她知道了张爱萍与孙力的关系，想拆散他俩，就编出了这个故事。这是事后李克农告诉他的。但时光不再倒流。一对有情人去了不同地方，从此天各一方。再见面时，几年之后的事了。

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张爱萍的三弟张灿明（建国后曾任最高检副检察长等职）从家乡来了。他一晃离家已快10年了。他上来就问三弟，母亲怎样了。三弟哽咽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原来母亲已经去世了。他号啕大哭。这些年来，他几次从死亡边上走过来，再怎么难，都没有掉过眼泪。但听到母亲去世时，他实在忍不住了，所有积淤在胸中的郁愤都宣泄出来了。

张灿明回忆：“母亲在弥留之际，几次呼喊二哥的名字，说你二哥回来了，到了村口。为了能让她平静下来，只得装着出去看看，这样反复几次，她才咽气。”兄弟俩晚年，张灿明有一次闲聊时无意间讲起这段往事，张爱萍摆摆手，转过头去，意思是不要再提了吧。

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小时候常听他说，他父亲不喜欢他，喜欢他的哥哥，而母亲喜欢他，他也特别爱他的母亲。每每提及，他总会流露出伤感。尤其是他到了暮年，回忆孩童时代的生活就更多了，他像是对孩子们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你们的奶奶死得很早……”就说不下去。

张爱萍的母亲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他找人按他大姐的模样画了张像，挂在床头，或许是想弥补一下吧，他要多陪陪母亲。

“难全忠孝多少恨，此生堪可慰娘亲。”作为儿子，张爱萍有遗憾，双亲故去，都没能在床前伺候。但他的一生，足以使他的父母为他骄傲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即使生出个好男儿来，那也都是为国家养的。